关于姚文元

摘自中华网

姚文元是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号称“无产阶级理论家”、“金棍子”。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有人还封姚文元为当时中国两大棍子之一,即所谓南姚(文元)北戚(本禹)。言犹在耳,北戚随即落马,南姚北上,“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宣传口”,并跻身四人帮,与江青等组成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反革命帮派。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飞黄腾达的人物,于1976年从云端里栽了下来,说起姚文元被捕之后的情况,须将镜头首先对准1976年10月6日那一天……
（一）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钟,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紧急通知》送到了姚文元的办公桌上,通知写道: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签字)
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看到通知后有些犹豫,觉得此事有些出格:一是自己不是政治局常委,过去除曾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列席过这样的会议之外,从来都没有像这样正式通知他去参加过。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这样的会议,有点儿太突然了;另一个出格是开会的地点,过去开这样的会议,大都在紫光阁、颐年堂、勤政殿这几个警卫森严的地方,而这次仅有四个人参加的常委会,却选在这么大的一个怀仁堂,其中究竟有何原因?
为了稳妥,他决定先找一下张春桥,将情况弄清楚。他来到了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9号楼的住处,知道张同样也接到了一份会议通知。
姚文元怀疑这次会议是一场“鸿门宴”。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当场指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现在你不是常委,可10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
回到宽街家中的姚文元匆忙吃过晚饭,看看手表,差不多到了开会的时间了,他立起身,命秘书调车,自己则穿上外衣,拿起公文包,急忙走出家门,由于走得太急,连帽子也忘记戴了。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时,汽车已经开出了院子。
汽车驶入中南海西门,开到怀仁堂大门口。
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1888年的仪鸾殿,经历过1900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1967年2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斥骂江青、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
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当他跨进怀仁堂院子时,他的秘书和警卫员被工作人员“请”到了别的房间去休息,他则一个人沿着走廊走向怀仁堂。刚走到走廊中段,有两个警卫走过来对他说:请姚文元同志先到东廊大休息室去休息。对此,姚文元并没有多想,因为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今天开的常委会,他只是列席,让他先到东廊大休息室去休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便随着两个警卫员走进了东廊大休息室。
一进大休息室,见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带着几个警卫在那里。对此,姚文元也没有在意。他对武健华点了点头,刚要走向一个沙发坐下休息,却被叫住了。对方开口说道:姚文元,你听着,我代华总理向你宣读一份中央决定。姚文元一听这个话,没有坐下,而是愣在了那里。他张着嘴,惊讶地望着。武健华向他宣读了中央关于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后,姚文元没有反抗,也没有争辩,他好像很镇定、从容,只说了两个字:“走吧。”就随着几名卫士出了门。他被预先准备好的轿车带到了中南海一处地下室,关在单独的一个房间里。

姚文元当时为什么表现得很镇定?因为对于这一天的到来,他似乎有些预感。就在到怀仁堂之前,在家里吃晚饭时,他对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悲痛。”他女儿听后,吓坏了。他见女儿惊呆了,急忙解释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也不例外。总之,姚文元对自己政治生命的结束,一定是有过考虑的。
（二）
姚文元被捕以后,先是关在中南海一处地下室里。过了一段时间,根据中央决定,四人帮和同时被抓的毛泽东侄子、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全部被移交给公安部辖下的秦城监狱。自然,他也就被移押到离北京西北郊大约70公里左右的秦城监狱。
姚文元刚刚被捕时,按中央的规定,他是不能与外界接触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姚文元除了能见到看守、审讯人员外,见不到任何人,他不免感到孤独,睡眠也不好。后来,中央批准他家属来探望了,金英便多次来狱中看望姚文元。
姚文元与金英是经过长期恋爱后结婚的,二人感情很好。金英到监狱看到姚文元后,痛哭流涕,姚文元也唏嘘不已,二人相互拉着手对视,良久无语。姚文元打听了3个女儿的学习情况,打听了自己母亲的身体情况,最后又关照金英自己多保重身体,金英给他带来了一些衣物、生活日用品和书籍。金英多次探望姚文元后,他的情绪稳定多了,他在秦城监狱里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睡觉也安稳多了。
四人帮在秦城监狱里,生活待遇是很好的。据曾经担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的汪文风(后任中纪委委员)向记者介绍:按当时中央有关部门规定,给四人帮的生活待遇是很高的。中办规定,给姚文元等人定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人民币,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是相当高的了,约为当时中央机关干部在机关食堂所需伙食费的两倍。每餐供给的是二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或梨,或桃,或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面馒头,任其挑选,管饱。为了保证姚文元吃好,秦城监狱的干部、中央负责审讯他们的干部,经常从隔离房外的观望孔观察其吃饭。姚文元吃饭还是很讲究的。他很注意卫生,饭量也不小。这使监管人员很放心。
关押姚文元的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建于1958年,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
姚文元在秦城监狱里住的监房相对来说算是很宽敞的。房间内部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监狱方面还给他预备了一个电视间,他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看电视。他刚入狱时,45岁,按规定,他是应该参加一些劳动的。但由于四人帮这一批人情况特殊,加上与姚文元同时入狱的张春桥、江青等都身体不太好,因此,秦城监狱方面没有给姚文元他们规定硬性的劳动任务。每天,他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散步,活动活动身体。由于吃得好,睡得香,加上活动量不大,姚文元在狱中反而比刚进来时胖了许多,气色也很好。
姚文元穿过的衣物,大件的,统一交给洗衣房洗,小件的,由他自己动手洗。除了监狱方面供给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外,他妻子还给他带来一些生活用品,因此,他在这些方面,没有发过愁。
（三）
姚文元历来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从他在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卢湾区委宣传部当干事时就形成了,此后一直坚持不断。被捕以后,他的日记被查获,这对查清这个昔日“舆论总管”的罪行,是非常有利的。姚文元自己也清楚,当他的日记被审讯人员掌握之后,许多问题是推脱不掉的,他也滑不过去了。因此,姚文元被捕以后,很愿意交待自己的问题。这一点,他与死顶硬抗的张春桥不同。
姚文元交待问题,是很细的。他交待问题时,几乎把他与张春桥的各次接触,全都谈了出来。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许多问题都往张春桥身上推。谁都知道,张春桥是姚文元的“恩师”。
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宣传干事,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无巧不成书。区团委的集体宿舍在上海香山路2号,而张春桥的家在香山路9号,相距不过几十米!
受父亲姚蓬子影响,姚文元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一箭之遥,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姚文元便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为当年张春桥也混迹于上海四马路(现为福州路),对于姚蓬子的劣迹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辫子”可捏在他的手心里,况且姚文元也“左”得可爱,这样的人,任凭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于是,张、姚之间很早就有来往。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由于作家书屋出过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有过许多来往,5月底,被公安部六局作为“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分子”逮捕,押往北京审查。
姚文元呢,因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虽尚未交给出版社,但也受到牵连,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际,张春桥帮助了姚文元。姚文元仗着自己“精熟”胡风思想,来了个“反戈一击”,批起胡风来了。张春桥以《解放日报》为之撑腰,从1955年5月7日起,短短10天之内,连发姚文元4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风英雄”。这可以说是张姚第一回合作。
张姚的第二回合作,是在1957年夏天。当张春桥从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得悉要“反击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于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
当时天天在注意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非常赞赏,嘱令《人民日报》于6月14日在头版转载,还配发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于是,《录以备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年纪比张春桥小14岁,由张春桥扶植起来的“新秀”姚文元,反而比他更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原来,1957年2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毛泽东在此前的1956年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此后,毛泽东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毛泽东后,他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青年作家王蒙、青年文艺理论家李希凡,也谈到了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毛泽东在谈到这三个人时,对姚文元的评价最高。毛泽东是从要防止片面性谈起的,他说:“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且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二月六日《文汇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器重。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姚文元也被确定为出席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艺界代表团成员之一,并于1957年3月到北京,3月10日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毛泽东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表团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姚文元,表扬了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王蒙、李希凡之上,这使姚文元心花怒放。
毛泽东两次夸奖姚文元,使他对毛泽东感恩莫名,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背景——父亲姚蓬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那个讲成分的年代,像他这样的人,是很难受到重用的,而自己竟然受到毛泽东的两次表扬,他从心里感激毛泽东。同时,他也洋洋自得起来,有了腾云驾雾之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喝了多少墨水了。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他俨然以马克思主义青年作家、文艺评论家、理论家自居,对任何事的发言,唱的调子都很高,连巴金、施蛰存这样的老人也看不上眼了。他在那个时候虽然只是《萌芽》杂志编辑部的诗歌编辑,但因已经是柯庆施、张春桥的红人,他的主要工作是奉柯庆施、张春桥之命,写“重头”文章,在上海主要报刊上发表。当时的上海市委大楼,姚文元经常进进出出,如履平地。姚文元当年的同事们回忆道:“姚文元1957年的时候,得意极了,每天都夹着皮包去市委,一般的领导是不能过问他的事情的,平时,他见人也不说话,头昂着,眼睛总是看着天,没有几个人他能够看得上的。”
这也难怪,一个受到毛泽东两次夸奖的人,哪能与那些凡夫俗子相同呢!总要有一点派头吧。
从此,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为张的得力打手——犹如当年的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往往由他动口,姚文元动笔。点子,张春桥出;文章,姚文元写。

1958年7月1日,当《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议,柯庆施点名,姚文元调入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姚文元更加起劲地挥舞棍子,批冯雪峰,攻丁玲,轰巴金,斥艾青……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张春桥呢,乐得让姚文元冲锋陷阵,出头露面,他充当幕后导演。正因为这样,姚文元的文章连篇累牍,而张春桥只有那两册杂文集而已。
《解放》半月刊停刊后,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是,他又关照《解放日报》领导人,不要让姚文元陷于编务,文艺部可由副主任李家健具体负责,姚文元要“超脱”,以便能抽出时间多写点文章。
这样,姚文元不断地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被看成“有来头”的文章——来自柯庆施,来自张春桥。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在报纸上,姚文元出面,比我们方便。”
（四）
姚文元在狱中,还是很关心国家时事政治的。每天的报纸,他都仔细地看。他特别爱看头版头条报道国家重大事件的消息。晚上,他最爱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几乎每天都看,从不间断。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国家决定取消一些副食品的供应制度,如取消肉票、蛋票,等等。对此,姚文元看不惯了。他从报纸上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得知这些消息后,关心起国家经济和群众生活来了。每天他都表现出忧心如焚的样子,他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向上反映。怎么反映呢?他思前想后,决定不写信,也不专门讲,而是等到提审他时,向审讯人员讲他的意见,请他们向上转达。
80年代初的一天,中央专案组的人又一次提审姚文元。提审人员问完一切该问的问题后,对姚文元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在往常,姚文元总是回答:没有了。审讯就结束了,他就可以回去休息了。这次他却说:有几句话要说。他清了清嗓子,定了定神,慢条斯理地说:我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供应了。这样不妥。请你们代我向党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那种情况啊!
对姚文元的这番话,提审人员心里感到好笑。但按规定,对他们这类犯人的任何意见,都是要逐级向上反映的。所以,提审人员告诉姚文元,对他的这些话,保证向上级转达。姚文元“嗯,嗯”了几声,表示没有说的了,就回去休息了。
但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家随着生产的发展,产品数量迅速增加,不但敞开供应了肉蛋等物品,后来连粮票也取消了。这是令思想上一贯极“左”的姚文元所始料不及的。
（五）
1980年,中央决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案犯进行重新审查,姚文元自然也是重新审查的对象之一。
在重新审查姚文元一案时,他显得与审讯人员很配合。他头脑清楚,记忆力很强,对过去提审他时所交待的情节、事件乃至他当时交待的用语,都记得十分清楚。因此,重新审查他时,他所交待的,与他以前交待的,没有什么出入。姚文元的案子,也就很顺利地移交给检察院了。
11月20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次在北京正义路7号公安部礼堂正式开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10名被告人第一次被传到法庭上,接受对他们的公开审判。
那一天,姚文元没有戴帽子。他已经谢了顶的头,给人的印象十分突出。但他气色很好,人也显得很精神,也比入狱前胖多了。他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他心爱的也是他常用的钢笔,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对姚文元一案,是经过多次开庭审理的。在此期间,经过了宣读起诉书、审讯具体问题、法庭辩论等几个阶段。审讯时,姚文元有问必答,但话很短,只是表示承认起诉书上所列事实,但他仍然十分注意措辞,尽量把自己的罪行说得轻一些。例如,当法官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在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待,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的话?”姚文元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
仔细分析起来,姚文元的这个回答,是很讲究措辞的。他把“诬陷”邓小平,说成是“攻击”邓小平,把“罪行”说成是“错”了。可见,姚文元在决定他命运的时刻,仍然希望为自己开脱一点罪行。

为了查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先后33次开庭,对10名主犯进行了45人次法庭调查,查清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诉讼法规定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特别法庭在查证证据上做了大量工作,对各种证据873件进行了认真、反复的审查。在庭审调查中,特别法庭先后向被告人出示和宣读了档案、信件、日记、笔记、讲话记录和录音等经过鉴定、验证的原始书证和物证共651件次。通知被害人和证人到庭陈述和提供证言共49人,做到了凡是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这样,尽管有的被告人矢口否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有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有的被告人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罪责,但由于法庭使用了大量的证据,揭露了案情的真相,证实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有的被告人在证据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原来不承认的罪行。当然,通过法庭调查,对原来所指控的被告人的某些罪行,由于证据不足,或证据不能证明构成犯罪,法庭就予以否定。这表明特别法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认定被告人的每项罪行,都是很慎重、很严肃的。
经过2个多月的审理,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18分,在公安部礼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受到了历史的公正判决。特别法庭宣布: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义的判决》。
（六）
判决后,姚文元继续在秦城监狱中服刑。他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读书、读报、写作、吃饭、散步、睡觉……
打破姚文元平静生活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他在监狱中办了一件家务事。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生于1906年。1924年,他在上海四马路——文化街,当编辑、写诗,结识了中共上海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地下党员潘汉年(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和领导者。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1927年,由潘汉年作为介绍人,姚蓬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2日,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被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特科联络员,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1933年12月,姚蓬子在天津担任河北省交通员时,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他在狱中叛变,成为叛徒,并在1934年5月14日《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从此,他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兼搞出版,成为一个资本家。
解放后,由于他有一笔家产,算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1956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姚蓬子曾经将他的这笔家产交付公私合营,他只领取定息。这笔定息的数量是很可观的。但姚蓬子为了表现进步,从1958年到1966年,他从没有领过这笔定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不再发定息——笔者注)。他只靠他在高校里当代课教师,每月领取150多元的工资生活。1969年2月,姚蓬子病故。他去世前说过这样的话:把自己过去公私合营后应得的定息,全部上交给国家。当时姚蓬子只是口头上说了上述一句话,也没有办任何上交国家的手续,当时也没有什么部门来办这种手续。
结束了“文革”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法制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姚蓬子生前这笔定息,是可以由妻子周修文、儿子姚文元和女儿姚文华三个人继承的。姚文元从没有想到过要继承这笔遗产的问题,但是他的母亲周修文、妹妹姚文华,却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继承这笔遗产的问题。这样,继承姚蓬子生前未领定息这笔遗产的问题,自然也提到了姚文元的面前。有关人员到秦城监狱征求姚文元的意见。姚文元经过仔细考虑后,谈了三点意见:
一、“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的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姚文元讲了这三点意见后,上海司法部门按继承法规定,把姚蓬子遗产中归姚文元继承的那部分,交给了其妻子金英。这使在监狱里的姚文元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而姚文元在处理这件家务事时,也算是公平合理。他的母亲、妹妹对姚文元的表态很满意。这不光是因为她们二人都得到了应该得到的遗产,更重要的是听到姚文元讲了他长期未能对母亲尽赡养义务的话,心里很感动。

确实,姚文元从50年代起,一直到1976年被捕止,听了张春桥的话:要想在政治上有前途,就必须和你父亲划清界限。所以,他那时连回家去看望姚蓬子的时候都极少,对其父亲、母亲基本不管不理,当然也就谈不上尽赡养义务了。姚文元在继承遗产时说了“长期未尽赡养义务”的话,也算是他还有人情味的表现吧。
（七）
1996年10月5日,姚文元刑满出狱。当时,他已经65岁了。在家人陪同下,提着行李前去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火车抵达上海,他下车看到妻子金英时,含泪长叹:“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十年一梦,姚文元出狱时,妻女早已不在北京居住了,而是搬回了上海,住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二楼。那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出嫁,金英和二女儿、三女儿一起生活,三女儿还在上中学。金英本人也已经调回上海,组织上给她安排了一个工作单位。但是她并不上班,而是长期请病假在家。金英和两个女儿的生活并不宽裕。自从姚文元继承了姚蓬子的一部分遗产后,经济上才算是好了一些。
姚文元出狱后,提出到上海定居。他是想回到他发迹的上海。那里的气候,他比较适应,也可以与家人团聚。姚文元的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
他的人生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上海。以后又先后在川沙、青浦、浙江省湖州市凤凰别墅8号隐居,过上了恬淡安静的生活,并开始了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画画和读书、写作的生活。
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其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后搁笔,共42万字,从1956年写到1976年10月,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20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3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500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知,中央对此有过指示: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他每月有4000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到了2002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在出版回忆录被禁后,2002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他用了近8个月的时间,写了5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这其中曝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文化大革命”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年月,是必须深刻反思的祸国殃民事件。当岁月已经迈过“文革”40周年的祭日之际,姚文元,作为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已被当今许多年轻人感到陌生时,病重由浙江湖州回上海居住,家属雇专人照料。是日,看护见姚文元入睡,便外出上街购物,回到家,见姚文元还沉静地睡着,数小时后见他依然未醒,细察后才发现早已没有心跳呼吸。他究竟死于何时何分,谁都说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