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去世80周年。《短史记》栏目将陆续推出专题，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1925年，鲁迅辛辣嘲讽胡适“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让人作呕

1、胡适主张学校是教学机关，不应该卷入政治漩涡尤其是党派斗争漩涡中去，鲁迅骂他出卖灵魂，令人作呕

鲁迅年长胡适10岁。二人之友谊，始于1918年（共同为《新青年》撰稿），终于1925年（因“女师大风潮”而生嫌隙）。胡适日记中，记载了不少这段时期二人交往的具体情形，如“与启明（周作人）、豫才（鲁迅）谈翻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演讲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①鲁迅出版《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曾誉之为“一部开山的创作”；鲁迅对胡适的《西游记》、《水浒传》研究，提供过不少帮助，也称赞过胡适的某些文章“警辟之至，大快人心！”②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教育部长章士钊。胡适也受波及，第一次被鲁迅极辛辣地不点名嘲讽（之前也有过讥刺，但程度甚轻），说他“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③嘲讽的原因如下：女师大风潮蔓延到北大，北大评议会部分人士认为教育部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乃是教育界罪人，在投票程序并不合法的情况下（如主持人违规参与投票以打破六票对六票的均势，临时宣布评议会无表决权之议案、强行付诸表决等），投票宣布北大独立，与教育部脱离关系。胡适等17名北大教授则于事后发表公开信，呼吁学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胡适的这些言论，引发了鲁迅极大的不满。④

2、女师大学潮中，学生一方粗暴剥夺校长资格，查封校长办公室；鲁迅指责校长杨荫榆对学生“率警殴打，断绝饮食”，并非事实

20年代高校“学生自治会”权势过大，与女师大风潮有极大关系。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曾经感慨：五四运动后，北京高校的学生已然失控，“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⑤蒋梦麟自己也曾因未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而被他们封锁学校，关在了校长室里。

1924年，杨荫榆接掌女师大，正值该校“学生自治会”势力最为鼎盛之时。杨留美归来，对国内高校情形颇为隔膜，孜孜以整顿纪律为先。先是开除了三名迟到两个多月的学生，后又反对学生介入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之政争，遂遭“学生自治会”条列九条“罪状”，宣布剥夺其校长资格，查封校长办公室，将其驱逐。杨只好在外租房办公，向教育部求助。⑥虽然鲁迅在文章中痛责杨荫榆对学生“率警殴打，断绝饮食”，但据李四光亲眼所见，倒是巡警们都被卸了武装，被女学生们看守着，“吓得像狗样的听差不断的向杨先生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而试图返回校长室办公的杨荫榆，“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⑦至于学生后来被强行驱离，已是杨荫榆辞职之后的事情了。

3、鲁迅主动斩断了与胡适的友谊；但胡适没有就鲁迅的嘲讽做出反击，仍对鲁迅多有褒赞之词

女师大风潮，孰是孰非，实不难定论。至于胡适因主张“学校为教学的机关”，应“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而被鲁迅嘲讽为出卖灵魂、“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催人呕吐”，则标志着鲁迅主动斩断了与胡适的昔日友谊。自此之后，鲁迅再无一信致胡适；言及胡适，也总是语带讥讽。如1924年1月5日，鲁迅尚称赞胡适的一篇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至女师大风潮后，则一再讥讽“作序只能推胡适之”，自己“并非博士般角色，何敢开头？”。1927年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劝他不要去北京，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⑧顾的话自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却也显示鲁迅对胡适的攻击力度之大，已是文化界公认的事实了。对这些攻击，胡适似尚不以为意，1926年还曾致信鲁迅，想要劝他与陈源停止论战，重归于好。当然，此信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积极回应。1929年，胡适又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

许广平与鲁迅合影。许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的领头人物。风潮有国共两党介入，许也在风潮期间加入了国民党（曾征询鲁迅的意见）。胡适主张学校远离政潮、远离党派斗争，恰有意无意击中了鲁迅的敏感之处

1933年，鲁迅又骂胡适是颠倒黑白、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

1、宋庆龄等人成立带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民权保障同盟”，胡适被推选为北平分会负责人

1933年，鲁迅第二次痛骂胡适（之前也一直有嘲讽，但还算不上痛骂）。这一次，鲁迅非常直接地点了胡适的名。先是骂胡适乃是为虎作伥却又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⑨后又嘲笑胡适颠倒黑白——“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⑩

这场痛骂，牵涉到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会的成立，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捕，有很大关系。1931年底，宋庆龄曾遵照共产国际指示，向蒋介石传达了苏联欲“以蒋经国换牛兰”的提议，遭到拒绝；稍后，苏联动用“佐尔格小组”营救牛兰夫妇，宋庆龄又向佐尔格提议“派100名优秀共产党员前往南京，在那里进行武装”，由宋亲自率领，把牛兰夫妇从监狱里救出来。但苏方认为宋的这个计划，是因邓演达被害而在“极其冲动和愤怒的情况下提出的，她并没有完成它的迫切意愿”，故没有响应。1931年1月，共产国际出资，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在上海出版了刊物《中国论坛》，“致力于……掀起释放鲁埃格及其妻子（即牛兰夫妇）的运动”。1932年7月，宋庆龄又发起成立“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主要成员有蔡元培、杨杏佛、史沫特莱等。（11）8月，牛兰被国民政府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死刑，随后被赦，改判无期。宋庆龄领导的营救活动也改头换面，在美共党员伊罗生的帮助和指导下，于该年12月另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12）盟内一般地下党员，对组织背景，多隐约有所察觉。如胡愈之（曾任同盟执行委员）晚年讲到：“这实际是第三国际下面的‘济难会’。……民权保障同盟实际上是它的分会，这是我个人理解。”（13）至于被推选为北平分会负责人的胡适，则要经历一番风波，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2、胡适不认同宋庆龄“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反对民权保障同盟把法律问题统统弄成政治问题

1933年1月30日，北平分会正式成立。31日，胡适等三人出奇不意前往北平军人反省院，实地考察政治犯之待遇。政治犯们向胡适等诉说了脚上带锁、饭食营养不足、可读书不能看报、没有暖气等问题。为防止犯人因恐惧而隐瞒情况，胡适特意用英语与被关押的苏联塔斯社驻北平记者刘质文（地下党人）进行了长谈。孰料2月4日，胡适却接到史沫特莱自上海寄来的一份匿名材料，“其文甚长，凡五页，详述反省院中种种惨酷的死刑拷打，列举私刑种目甚多”， 与胡适实地考察之所见，差距极大。该函还附有宋庆龄的签名英文信，命令北平分会立即根据该匿名材料，向当局抗议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14）

胡适相信自己的调查，比匿名信所言要更接近事实。故建议上海总社调查匿名信的来源和可信度。稍后，胡适发现北平居然有人冒充自己，向报社投送所谓来自“河北第一监狱政治犯”的匿名信——投信人自称住在胡适家中，匿名信是胡适吩咐他交给报社的——遂认定前一封来自上海的匿名信也同属伪造，且感觉“此间有人专做这种事”（胡适比照后认为两信笔迹相同）。鉴于宋庆龄已在多家媒体上公布了所谓来自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匿名信，2月5日，胡适致函《燕京新闻》编辑部，如实讲述了自己在反省院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匿名信的怀疑态度。至2月22日，胡适显然已经嗅出了民权保障同盟背后的政治色彩，故在接受《字林西报》采访时，非常直白地批评了同盟的宗旨：“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政治嫌疑犯必须同其他罪犯一样，按照法律处理。”（15）略言之，胡适反对把法律问题统统弄成政治问题。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开会决议开除胡适。鲁迅投了赞成票，并于稍后在多篇文章中，对胡适点名嘲讽、痛骂。

1933年，鲁迅与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右起）合影。伊、宋、史均有共产国际背景。胡适被开除后，蔡元培曾对胡感慨：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

鲁迅去世，胡适评价：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

1933年，鲁迅还曾痛骂过“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1936年又嘲笑“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16）对这些言论，胡适没有回应。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骂“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在回信中却说：“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诬，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17）

1956年，胡适致函雷震：“你们在台北若找得到《鲁迅书简》，可以看看鲁迅给胡风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鲁迅若不死，也会斫头的！”1959年，胡适又对吴相湘感慨：“鲁迅……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1935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18）这种惋惜之情背后，自有诸多难以言说的物是人非，局外人或许难以理解。惟今人回顾鲁迅一生之“骂史”，重新验证是非，仍是必须。

1954年2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行政院院长”陈诚(右)亲自到机场欢送

注释

①胡适日记，1922年3月10日；1922年8月11日。②鲁迅，《致胡适》，1922年8月21日。③鲁迅，《答KS君》，1925年8月28日刊发于《莽原》周刊第19期。④胡适等，《致北大同事公函》，1925年8月21日。⑤蒋梦麟，《蒋梦麟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P137。⑥可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 校长篇》之“杨荫榆”一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⑦李四光，《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原载于1925年8月22日 《现代评论》第二卷第37期。⑧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⑨鲁迅，《王道诗话》，1933年3月5日。该文底稿系瞿秋白所作，经与鲁迅商议、修改后，以鲁迅的笔名送《申报·自由谈》发表。⑩鲁迅，《“光明所到……”》，1927年3月15日。（11）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P346-348。（12）邵雍，《伊罗生、〈中国论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收录于《中国思想·中国学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胡愈之：《关于民权保障同盟》，《胡愈之文集（第6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P39。（14）（15）本两小段引用之胡适往来书信，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 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P520-544。（16）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1933年3月22日；鲁迅致曹靖华，1936年1月5日。（17）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18）胡适致雷震，1956年4月1日；胡适致吴相湘，1959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