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倒下的他

在我的好朋友中,他是唯一的自殺者,他雖然是個堂堂男子,名字卻有點女性色彩,謝邦瓊,湖南長沙人,死於1954年,享年26歲。

1952年,我和他同時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三通信團二營四連當報務員,在部隊,這屬於機要工作,也就是不是“等閒之輩”可以從事的工作。二營是無線電營,四連是報話連,整個連隊的戰士全都是報務員。當某個地區需要給執行任務的部隊配備電台的時候,就派幾個報務員帶上電台去保障部隊的通訊聯絡。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報務員這個工作與年齡有很大關係,特別是學習這門技術和年齡的關係更大,一般20歲以上的人學起來就十分困難,因為那26個英文字母和10個阿拉伯數字構成的莫爾斯基電碼全靠記憶,年歲小,思想單純,記憶力很好,年紀大了思想複雜難免走神,很難記下那滴滴達達的電碼聲。我是1950年11月進入通信學校的,那時我16歲,而我們這個連隊基本上都是這所學校畢業的“娃娃兵”,謝邦瓊卻是個例外。

最大的例外是他並非通信學校畢業,而是從國民黨軍隊起義過來的舊軍人。年齡比我們大4、5歲,天生一頭捲髮為他增添了些許風采。他個子不高,但在籃球場上表現出的機智靈活,使若干高個子對手失去了“空中優勢”。在以連為單位的體育競賽中, 屢次為我們這個連隊贏得榮譽,全連戰友都對他存有好感。那年代剛剛時興在連隊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我又被推選為主席,組織文體活動正是本主席的任務之一,當全團籃球比賽的冠軍獎旗,由隊長謝邦瓊領回懸掛在俱樂部牆上時,我差點向他舉手敬禮。

第三通信團原駐巴縣廣陽壩,後來遷到了江津縣城內,我們這個團還有一個女兵排,也都是些20歲以下的年輕女孩,全都是我們一個學校畢業的同學。可能因為謝邦瓊已經到了談戀愛的“迫切期”,也可能他在籃球場上叱咤風雲的陽剛之氣令女孩怦然心動。總之,他和女兵排一個姓洪的女孩好上了,而且閃電般地進入“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熱戀階段。當年部隊有一個當眾宣布的政策,依稀記得的是凡4年以上的團級幹部、6年以上的營級幹部和8年以上的連級幹部可以批准結婚。而謝邦瓊雖然也屬於幹部序列,但僅僅是正排級(我是副排級),根本上不了檔次,不過也並沒有明令禁止幹部談戀愛,只強調不能影響工作(戰士不許談戀愛,女戰士除外),謝、洪之戀也並未受到什麼干擾。只不過半年以後,因工作需要,這位姓洪的女孩調到了重慶西南軍區集中台去了。

1953年春,在準備解放大小涼山時,我們連奉命派八部電台即16名報務員前往支援,我和謝邦瓊都成為幸運兒,因為我們一直企盼着有這種實戰的機會,好去接受考驗,去為人民立功。

一行人先到重慶,住在軍區招待所,因為我們有許多同學都在復興關下的西南軍區集中台工作,那裡距招待所不遠,仨仨倆倆的去找老同學聚一聚是人之常情,跑得最勤的當然是謝邦瓊,顯而易見,他的心上人在那裡。可惜我們在重慶只呆了兩天,就在離開重慶的前夜,謝邦瓊在接近午夜時才返回招待所,我看他一臉沮喪,悄悄問他：“怎麼啦?”他說：：“小洪哭得很傷心。”“為啥子?”謝邦瓊說：“有人要給她介紹對象,她覺得壓力很大……”

兩天后我們登上開往成都的火車。

我們在成都北較場軍區通信處領了收發報機等器材,然後乘汽車去到樂山,在樂山聽了軍分區司令員有關涼山形勢的報告後,第二天,一艘小木船把我們載到犍為縣。在那裡找了幾個民工為我們背收發報機和我們簡陋的背包,接着便開始了輕輕鬆鬆的步行。我已回憶不起走了多少天,只記得目的地是當年的涼山首府雷波縣城,只記得我多數時間都和謝邦瓊一路交談,終於在旅途推心置腹地交談中,使我倆成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

印象最深的是他不幸的童年,原來他無父無母,從小在長沙市的一家孤兒院裡長大,他說他小時候經常做夢撿錢,可一覺醒來仍然是兩手空空,後來甚至在夢裡要求自己把撿到的錢攥得緊緊的,可醒來還是兩手空空一無所有。聯想到我錦衣玉食的童年生活,我的內心對他童年的辛酸充滿了同情。他15歲時，被國民黨軍隊的一位營長要去當勤務兵,不外乎端茶送水掃地抹桌子挎上菜籃子跟隨營長太太去菜場買買菜。不久,太太見他聰明伶俐,在了解了他不幸的身世之後動了惻隱之心,還每天督促他讀書寫字,有時還輔導他一番,他的進步也的確很大。這位太太好幾次故意在床下桌邊放下一些鈔票,看謝邦瓊會不會撿去,他在掃地抹桌子中只要撿到都會從他童年做過多次的“美夢”中驚醒,如數交還給營長太太,他的誠實自然地進一步贏得了營長夫婦的信任。

這位營長恰好是通信營長,三年後,也就是謝邦瓊18歲時,被營長推薦去學了無線電通信,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當報務員。1948年他隨部隊起義加入了解放軍,時年20歲。五十年代初期的部隊的凜然正氣對謝邦瓊是充滿正義魅力地召喚,他衷心地熱愛着朝氣蓬勃的新社會,他童年的苦難經歷,更讓他相信共產黨會把他帶到一個勿須在夢裡撿錢的天堂。

電台工作像許多技術工作一樣,實踐經驗非常重要,而他是我們16個人中,唯一真正收發過若乾電報的角色,理所當然地成為大家仰慕的對象。到達雷波縣城後,這8部電台也沒有立即配備到第一線,我們輪班在涼山指揮部電台上實習,時間也很充裕。我們16個人在謝邦瓊的鼓動下,竟組織了一個籃球隊,取名為“進軍”,大夥還湊錢做了運動服,儼然一副所向披靡的樣子。這時恰逢雷波縣召開運動會,我們這支籃球隊在謝邦瓊的率領下簡直是戰無不勝。只要謝邦瓊投球命中,觀眾席中掌聲雷動,一片叫好聲。當時的雷波縣城只有一條正街和幾條小巷,居民最多萬把人,他也算是個家喻戶曉的球星。雖然那年頭沒有什麼追星族之類的新新人群,但投給他的驚羨目光,使我們幾個經常在一起的小伙子也感到周身舒暢。

後來前線形勢有了變化,我們八部電台分別奔赴涼山周邊的各地駐軍的前沿陣地,我到了住在上田壩的公安十七團一營二連,謝邦瓊雖然也在同一個團相距卻一百多里,況且在緊張激烈的戰鬥環境裡,我們沒有再聯繫過。

1954年,我獨自一人從涼山調回江津的原單位,隨即到轉業大隊學習。20歲的我,絲毫沒有深思過這次調動的深層次意義。現已年近古稀的我,如果用最簡單的詞語來表達這次調動的意義,那便是“打入另冊”,也就是成為了“等閒之輩”,甚至可以說為若干年後當右派份子甚至勞教勞改奠定了基礎。

大概是1955年,當時我已轉業到南充縣民政科工作,有一次縣委書記作報告,正式向全體幹部宣讀了一份中共中央五人小組(或者叫十人小組,記憶有些模糊)的文件,這份文件終於從政策高度明確了我的“另冊”身份。如其中規定有直系親屬被殺的即血親份子不能入黨,不能在要害部門工作的規定,因為我就是血親份子,所以立即用轉業這個詞彙代替清洗這個詞彙,讓我脫下軍裝遠離要害部門,從此我認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振振有詞不過是文字遊戲。

我相信就是在這種政策背景下,謝邦瓊在我調離要害部門的電台不久,他也調離了,我離開涼山的時候有一位空着手的幹部一路談笑“隨同”,而他離開涼山的時候卻派了兩名保衛幹部帶着手槍態度十分嚴肅地近乎“押解”,這個氣氛對聰明的謝邦瓊意味着什麼,對自尊心極強的謝邦瓊又意味着什麼, 這些不祥之兆他肯定不會置若罔聞；比我年長五、六歲的他也肯定知道，作為在國民黨軍隊裡的要害部門裡的工作人員,等待着他的將不會是陽光大道。還有那困擾着他的初戀……他的矛盾,他的痛苦,將是可想而知的事。

在沒有公路的年代,我們進出涼山都得步行,記得要經過屏山縣城、新市鎮、黃琅、汶水而後雷波,其中黃琅這個小鎮的秀美簡直令人嘆為觀止。別看他在群山包圍之中,卻頗有江南水鄉的風貌,亭台樓榭,小橋流水,把這個小鎮打扮得典雅無比。不知造物主是不是故意把它藏匿在這蠻荒之地,以免那些文人雅士熙來攘往舞文弄墨打擾了它的寧靜與安詳。距黃琅鎮約兩公里,更有一個名叫馬湖的大型湖泊,當地人稱為海子,估計比杭州西湖大一倍,湖中有小山,山上有小廟,進出涼山都必須乘小木船從湖中游過。我是湖北人,謝邦瓊是湖南人,沒有比湖南湖北人更熟悉湖依戀湖響往湖了,我們都是在湖邊長大的孩子,1953年我和謝邦瓊一同坐船進涼山時,我倆的興奮快樂還歷歷在目,這個孤兒對着美麗的山水竟然發出豪言壯語：“等革命成功了,我要到這兒來養老!”

當謝邦瓊和兩位“保衛人員”到達黃琅的時候,他們一同住進一家旅店,在旅店裡,謝邦瓊趁“保衛人員”一時疏忽,偷用那支“保衛” 着他的勃朗寧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勇敢地扣動了扳機……。

我沒有褻瀆勇敢這個詞彙,我年輕的時候也曾簡單地認為自殺是一種怯弱的表現,現在我不這樣簡單地看人類的這一異常行為,我認為它同時也是一種勇敢的表現,我佩服他能用果斷的方式,了斷他在未來的苟活中將要領教的那種生不如死的感覺。

更何況這裡有美麗的山水,壯觀的湖泊。雖然革命遠未成功,雖然你還未老,你就長眠在你自己選定的墓地吧!

我永生永世地咀咒將無數善良青年置於死地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