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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劳改往事:难友情深(七)
送交者: 董胜今 2016年10月17日06:12:21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死亡如歌

       

        朱老弟仍然沉睡着,鼾声如歌,鼾声如诉。


        被疲惫征服了的方明己倒在一张空病床上睡去,此刻只有我和朱老弟单独在一起,我坐在他身边,握他热烘烘的手,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我的好兄弟
,你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生活给了你那么多苦难,你终于挺了过来,活到了60岁,不容易呀,真正是不容易呀!”


        我的朱老弟真正是不容易,从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到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容易吗?从一个任人侮辱的劳教右派到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所谓官员又容易吗?
从一个一贫如洗的放牛娃到一个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难道又是容易的吗?


       鼾声正渐渐低微,此时正是凌晨4时左右,我知道死神正一步步向我的朱老弟逼进,便去到值班室,叫醒了在那儿打盹的值班医生,
那睡眼惺松的医生来到朱老弟的床前,看了看床头上的仪表,用挂在胸前的听诊器听了听朱老弟的心音,又用手电筒照着看了看朱老弟的眼球,
然后用科学地冷峻调门对着我说:“正常的。”我却用感情的激愤在心里暗暗骂道:“去你的正常的,正常地活着或者正常地死亡难道是一回事吗?
”回答我的仅仅是医生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我继续握着朱老弟逐渐冷却的手, 用我的心对着他说:“我的好兄弟,你安心地去吧,你至爱的兄长此刻正陪伴着你,并且他心甘情愿地永远陪伴着你,
在天堂他愿和你一起引吭高歌,在地狱,他愿和你一起在油锅里熬煎呀,我的至亲至爱的好兄弟哇……”直到他渐渐冷却。


      
当他彻底冷却,我知道他已失去了生命,人世间再也不会有一个朱老弟出现,我再也耐不住的满腹悲怆终于爆发,“呜呜呜”的哭出声来,哭声惊醒了邻床的方明,
她站在我身边也嘤嘤地哭着,眼看着我紧紧搂抱着朱老弟的尸体,在他的额头上亲吻着,她应该知道,我和朱老弟已经和好如初了。


      人世间难道有比死亡更伟大的导师吗?

 

                                                      昔日美人,今日老太

      

        我过去不知道医院里有人专门干料理死人的行道, 这些人的行包里装的全是装殓死人用的寿衣寿鞋,据这些有经验的人说,
刚死的人趁还未完全僵硬的时候,换寿衣穿寿鞋还比较方便,时间一久,尸体彻底僵硬想为死者换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了。我只能“趁尸体还未彻底僵硬之前”,
接受他敲来的竹杠,按他索要的高价付了钱。心如刀绞地眼看着朱老弟赤身裸体的任由他熟谙的技术摆弄着。根据我国国情,我知道能到医院来获取这笔可观利润的农村人口
,他们在医院里多多少少有点“背景”。


      此刻的时间大约是凌晨6时左右,我估计不久朱老弟的家人就会赶到,有些话我想对方明谈一谈,
因为她毕竟是朱老弟最贴心的人。我想这位不过二十多岁的农村姑娘,她还有半辈子的人生道路要走,况且她为朱老弟付出的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贞操和青春,
朱老弟就这样匆匆地走了,谁去管她的春去秋来?


      我走近方明小声对她说:“小方,人活百年终有一死,我们也不必过份伤心。我知道你和我老弟的深情厚谊,也对得起他……”因为他俩毕竟不是合法夫妻,
而朱老弟这些年挣得的几十万元钱,方明多多少少都有一份功劳,但是按法律规定她却什么也得不到,这似乎有点不公平,
更何况她来自贫寒的农村。因此我接着说:“一会儿你师母就要来了,她知道我和你老师非同寻常的关系,有些话你不好开口我可以说,不论是经济上的要求还是其他要求,
我都可以用我的名义向她提出来。”方明红肿着双眼,一边流泪一边说:“他人都走了,这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在朱老师身上已经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我已经很知足了”。这样一席话,使我对方明的人品更增长了几分敬重,它使我想到“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样一句古话。紧接着,方明向我叙述了那封“左手信”的事情。她边哭边说,老朱当时是要向周总理反映社会的实际情况,但是他想到自己人微言轻,信件不会引起重视,而你是已经有了一些作品的作家了,信的分量肯定会重些,可能会引起重视----“
我心里更加理解我的朱老弟了。好天真的老弟啊,我算什么,你没有看见彭老总吗?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但你已经表现了你的对人民命运的赤诚。这封信虽然没有用你的名字,但在上帝面前你毫无愧色。我也感谢你对我的敬重。我的好兄弟。


        我到财务室交了费,让他们将朱老弟的遗体装进一个附有冷冻功能的玻璃棺材里,又租下医院附设的灵堂,以每只30
元的高价买下别无分号的花圈若干个摆放在灵堂里。总之,朱老弟给我上的最后一课就是在生活实践中感受“钱财如粪土”的方方面面。


       真正使我触目惊心的事是我看到朱老弟的老伴的那一刹,昔日那风姿绰约的周美人,如今她头上是一堆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满脸绉纹,
微微佝偻的背替代了往日的婷婷玉立,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如果说青春靓丽是上帝对美女的恩赐,那疾病和苍老则是自然规律对美女的摧残,她的确老了,
老得我不得不称她为周老太。


       周老太看见我竟扑在我身上大声号啕起来:“老张哇!
呜……你看我们老朱哇……呜……他劳累了一辈子呀……还是这样一个下场呀……呜……呜……”我扶她在灵堂门外的一张长条凳上坐下,同时以好言相劝:“老周,
这次我老弟的走对我也是个教育,虽然我也十分伤心,但是一想到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和他一样地死去,反而觉得平静了许多。”朱老弟去世的当晚,
我曾想到死亡是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恩赐,不管是锦衣玉食的楚楚衣冠,还是蓬头垢面的潦倒囚徒,唯有死亡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进而我想到历史上那些暴君佞臣,
活着时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善良百姓奈何他不得,到头来还是伟大无私的死神为倍受凌辱的无辜草民报了血海深仇,真恨不得高呼一声死亡万岁。


       待周老太稍稍平静,我对她说:“一般高血压病都有些前期征兆,你们为什么不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周老太说:“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他吗?
他一直认为他从小参加体力劳动,身体棒,事实上他也很难生病,没想到一发病就走了,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周老太一边说一边揩拭着眼角的泪水,我看她情绪有点缓和
,便小心翼翼地向她提起方明的事,我问她对方明的印象如何?她说:“我家老朱成天在外边跑,这里开会那里采访,他年纪也不小了,身边没有个人我也不放心,
再说我老成这副样子,他带出去拜得客吗?更何况我也是疾病缠身,连我都要人照顾哪还管得了他。”她停顿了片刻接着说:“后来他找到方明,我看这乡下女孩还比较老实
,她也是真心待我家老朱,也就承认了这件事。”又说:“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我也不瞒你说,我年轻时不懂事,受骗上当,也犯过些错误,
我们老朱重话都没说过我一句,我这辈子亏欠着他的呀……”说着她又掉下泪来,我也趁势对她说:“难得你这样通情达理,我看方明这孩子的确不错,只是老朱这一走,
方明的事就只有拜托你了。”周老太说:“老朱一走,好多事我也看淡了,什么钱财,什么地位都是身外之物,人要讲良心,今后方明出嫁,
工作我都会对她负责到底。”我说:“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


        这时从灵堂里走出一个泪人儿,看她的样子年龄大约40左右,气色中多少有一点昔日周美人的风采,我估计她就是朱老弟的大女儿,她一见到她的妈妈,
双脚一跪就扑进妈妈的怀抱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地号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的妈妈呀……”


        在场的人,除了她的母亲和我,再没有人知道朱老弟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而这一声只配亲生父亲才能享用的发自肺腑的号啕,
不知底细的女儿献给了我的朱老弟,也开启了我心灵中的狭隘之门,它证明了我的老弟有着一副多么宽阔的胸襟,使我对他更添了一份敬爱。


        过了一会儿,周老太才唤着女儿说:“莉儿,这就是你爸经常叨念的张伯伯,是他给你爸送的终,快给你伯伯磕磕头。”女儿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便真的跪在我的膝下磕起头来,我赶紧扶她起来坐在我和她妈妈中间。女儿告诉我说,她从小就听爸爸告诉她,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说你俩相依为命亲如手足,
逮着一只蚊子都要一人吃一支腿……一席话让我追忆起我和朱老弟一起度过的坎坷岁月,想起他为我挑担子的挥汗如雨,想起中秋之夜的两个月饼,
怎不令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后事种种

       

        我从没有料理丧事的经验, 更不知道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政策法规,这次我才知道,凡死人只能就地焚烧,
不准运走。而周老太却坚持要将朱老弟的遗体运回老家,这绝对不是我这孤陋寡闻的糟老头力所能及的事。周老太说她有办法,原来她有一个侄女在成都某个部门工作,
并且是具备某种头衔的领导,中国人通过亲身感受早已体会到,我国的许多政策法规,官员门在制定它们时,似乎己经在这些政策法规里装配了某种神秘的仪器,因此,
一旦这些政策法规妨碍它的制定者的行为时,或者简要地说只要政策法规通过神秘仪器识别了来者是一名官员时,该法规政策便会朝有利于该官员的方向自动“倾斜”(
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词汇,近年来十分流行)。例如周老太的侄女是一位有头衔的官员,死人不准运到外地的政策法规在她面前“倾斜”了一下,
救护车载着大块冰砖保护着的遗体,经数百公里之遥去到了朱老弟的户口所在地。


       据我估计, 像朱老弟这类在当地从政多年且最后成为地方上一家主流报社的一把手之类的角色,其丧礼的规格肯定是盛况空前的,必定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
,其中必有真诚的悼念也会有虚假的应酬,有哀伤的啼哭也有鳄鱼的泪滴,而这种气氛决不是我这类凡夫俗子适于涉足的“生态环境”,加上我那读小学的儿子无人伺候,
在求得亲属们的谅解后便没有随周老太、方明和朱莉等一行人同车扶灵前往。


      我知道不少朱老弟的生前友好,便一一以电话向他们报丧,据事后得知,当年曾在一起劳教的几位“改正右派”(这是一个高度规范化的词汇,
因为对右派不存在平反,只因为扩大化而给予改正),如北京的“成功人士”,遂宁市委党校的一位资深教师,四川师范大学的一位老诗人,他们都曾拍去唁电致哀,
我也曾拍有一封唁电,内容如下:

 

          “他是我至亲至爱的兄弟,我们共同经历了生命历程中的“转型期”,在绝境中我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同生共死,值得我永远怀念。

            他懂得宽容,珍惜友谊,因而也是我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

                                     
                                                                     
他的不称职的兄长

                                                                                                                         
张谋敬挽


      这是我生平唯一发过的唁电,为了对朱老弟表示我的至爱。今后我也不会再发任何一封唁电,特顺便在此向一切准备死在我前面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附  记(1)

 

  几个月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我被“枪毙”的前前后后》的文章,其中有个段落谈到我平反后,曾专程从南充去到达县,看望一位名叫黄成良的劳改朋友,
他特地为我备了一桌家常宴席,唤回满堂儿孙,让他们认识一下与老爷子同甘共苦十余年的张老辈子,那时我刚刚脱下劳改服,手头拮据,没有照相机,
只能和他一起去到街上,找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谁知我刚刚返回南充,迎接我的竟是一份加急电报,这封由黄成良的儿子拍来的电报对我说,
他父亲已于我离去的当天患脑溢血去世,因为我刚刚上班,为朋友的事反复请假,实在难以启齿,未能前往吊唁,使我留下愧对成良兄及其家属的终身遗憾。


 这次朱老弟的突然去世,和成良兄的去世似乎有若干相同之处,同样是老友重逢,同样是合影留念,又同样是几小时后,
还同样是脑溢血。“莫非我身上附有什么妖气之类的不祥物质,通过摄影之类的媒介传递到老友们的身上,使他们蒙受不幸?”以无神论自诩的我,
甚至对自己坚守的信仰也产生了动摇。


  1997年有一位更老的朋友来到我家,进门的头一句话便是:“你还认识我吗?”用这种沧海桑田的口气说话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叫赵国璧,我和他分别己整整40
年。


  1953年,我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通信团,这位赵国璧在团部俱乐部担任体育干事,篮球打得之好,可以说无以伦比。我是连队文娱骨干,
少不了和他这位“文娱上司”多有接触。他说话的口音里,多多少少带有些湖北话味道,原来他曾于1947年就读于武汉大学,
我父亲的学生时代也曾在那里度过。当年我正在武汉大学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里读初中,武汉大学的许多教授职工的孩子是我的同学,有些甚至和我同班,
这些同学便常常带我到珞珈山去玩耍,夏天到东湖去游泳。耳濡目染之中,对那些倜傥潇洒的大学生还有那么点崇拜,我和赵国璧又常在一起打桥牌,综合以上因素,
我俩就比较友好,虽然他几乎比我年长十岁。


  1954年我与他同时转业,他安排在重庆市的一个商业部门,偶尔出差到南充,我当然得尽尽地主之谊。1957年反右前夕,
我在编南充市文联主办的《百花》杂志上的诗稿,他用赵戈壁的笔名在某期上发表了两首。当时胡风的所谓万言书在文艺界“激起千层浪”,他来信叫我寄给他看看,
我寄了一本给他。按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标准,只凭这一件事,寄“万言书”这一件事,就足够产生两个右派份子了,而且丝毫不涉嫌夸大其词。


  后来他被送往沙坪农场劳动教养,离了婚。再后来和我一样判刑劳改,他在石棉矿服刑,刑满后和当地一位老太婆“夕阳红”了。


  他来看我,我当然仍得尽尽地主之谊,约了几位昔日战友今日老态龙钟相聚于某中低档饭馆咀嚼了一番。有好事者要求合影留念,这位赵国璧一定要和我单独合影一张,
我使出全身撒谎解数加以婉拒,甚至众战友都认为我不近人情,他们哪里知道我心中有“鬼”,特别我悄声问了问赵国璧:“你血压高不高?
”他说:“有点偏高。”我就更加不敢和他合影了。但我又不好意思说黄成良和朱老弟的前车之鉴,也不好意思说我担心自己身上附有妖气之类的无稽之谈,
因为这种说法使我很近似于众矢之的的恐怖份子,虽然我这种糟老头子,即便身上捆满原子弹也不像一个恐怖份子。


  因为我实在不忍心再失去朋友,我这些历尽艰辛的朋友,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一本历史教科书,更重要的是,这种教科书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

 

                                                       附  记(2)

 

  由于经济等原因我家里没有订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偶尔得空便到收发室去检点小便宜,看看别人订的但尚未取走的报纸,前不久有两则新闻引起我的注意,
一则是法国公布了他们国家现在仍然健在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人数,
因为自然规律的原因其存活者肯定寥若晨星。另一则新闻说加拿大立法规定给每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每月配发两粒“伟哥”,
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则新闻的感慨如何,反正我认为这些国家的立法者的人道精神无微不至,具有坦荡荡的君子之风。


 这两则新闻给我产生了一些联想,我想我们国家的组织人事部门肯定能精确统计出我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的老战士还有多少,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还有多少(
可分别列出“中央军”和八路军),但不知有个什么部门能否统计出1957年的右派份子现在活着的有多少?
我敢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和部门去干这无聊的事。假若我们国家有一位什么能发言的代表,敢于提出一个给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每人每月发一颗“伟哥”(
比加拿大少一半)的提案或者建议,这位先生如果不立即被送进精神病院,只能算他祖宗有德,原因非常简单,简单到一目了然的四个字,那就是战无不胜的“国情不同”,
我愿意为这四个字献上一个吻,只是希望它别嫌我的口臭。


        有一本名叫《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书,还很有点名气,在这个书名的启发之下,我想到了最后一个右派份子的鹦鹉学舌,
我原以为最可能获得这项“殊荣”的便是年轻健壮的朱老弟,没想到他竟猝然早逝,使我颇感失落。不管是谁,终将有一个人去充当这个蛮有意思的角色,那时,
万一有一位想进精神病院的电视记者去采访他,他将会说出一些什么子孙们不懂的言词,那倒是我无法预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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