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會出個毛澤東？

郭羅基

按：德國第二電視台正在製作一部人物傳記片《毛澤東》，德國筆會主席團成員史明先生應邀為顧問兼編導。本文是根據與史明先生的談話內容以及錄像採訪整理、擴充而成。

怎樣認識毛澤東，可能是幾個世紀的課題。

《東方紅》的歌詞中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當時的中國，人民苦難深重，盼望“大救星”。人們沒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為“大災星”。認識毛澤東就是要從根本上研究為什麼“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我們不妨作一種設想，假如毛澤東和尼克松互換一下位置，毛澤東到美國當總統，尼克松到中國當“偉大領袖”，結果會怎樣呢？在美國當總統的毛澤東，免不了也會像尼克松一樣，黯然下台。而在中國當“偉大領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麼水門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門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個毛澤東。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毛澤東，並不完全決定於他個人的因素。如果僅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釋歷史人物，並不能說明為什麼“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只能出在中國；中國必然出毛澤東。

毛澤東的同時代人以及他身後的兩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兩者都很難平靜地談論毛澤東。一邊是毛澤東熱，一邊是非毛運動。有些人把一切功勞歸於毛澤東，有些人把一切罪錯歸於毛澤東，褒貶兩極同樣都是誇大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將來，毛澤東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進入了歷史，在那個時候，也許毛澤東才能得到恰當的評價。但就在現在，無論是他的受益者還是受害者，無論是頌揚他的功勞還是譴責他的罪錯，都有必要講出自己所認可的毛澤東。這些對毛澤東的評價，同樣也將為後人所評價。已有的關於毛澤東的着作和影視不計其數，它們的價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國人比中國人的態度客觀，由你們製作的《毛澤東》人物傳記片，能夠成為傳之久遠的文獻。

認識毛澤東主要是根據千百萬人的親身體驗和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不是探尋“不為人所知的故事”。編寫“不為人所知的故事”所從何來？既然不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實上，“不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別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實實地題為“不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賣點。故標榜“不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滿足人們獵奇的愛好，無非是追求商業價值而已。

一、毛澤東在中國扮演了什麼角色？

如今，我們還生活在毛澤東的巨大的陰影之中，需要在現實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極影響。

清算他身後的直接的有害遺產，與評定他的一生，兩者雖然相關，並不完全等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需要全面的、系統的分析。

毛澤東自己坦率地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種說法倒是很形象。認識毛澤東就從這裡開始。

毛澤東自稱為“馬克思加秦始皇”是進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宮殿裡的說法，當年住在井岡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窯洞裡就不會這樣說了，應當說是“馬克思加陳勝、吳廣”。他不是說嘛：“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就是陳勝、吳廣的馬克思主義。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歸結為“造反有理”。因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馬克思主義就沒有剩下什麼了。馬克思是近代被壓迫階級的代表，陳勝、吳廣是古代被壓迫階級的代表，雖然時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總還有某些共同點，勉強可以結合。秦始皇是壓迫階級的代表，與被壓迫階級的代表馬克思怎麼能結合？準確地說，“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為什麼不說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馬克思”？因為在二十世紀，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卻需要馬克思的外衣。

所以，歷史上有兩個毛澤東：前一個毛澤東，在發動革命奪取政權的時期是“馬克思加陳勝、吳廣”；後一個毛澤東，在革命成功運用政權的時期是“披上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後一個毛澤東，認為他從來就是專制魔王。這不符合事實，前一個宣揚“造反有理”的毛澤東是反對專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個毛澤東，又認為他是革命元勛，無論他後來有多少罪錯，總是功大於過等等。在他的身後，遺害猶在，如何體認功大於過？總之，僅僅用一把尺子來衡量毛澤東難以周延。毛澤東矛盾的一生，前後扮演了兩個的不同的角色，一個反對另一個，一個否定另一個。

中國領導人談論對毛澤東的評價，總是說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這是一種不科學的評價方法。有人又提出兩個三七開：奪取政權時期是七分功三分過，運用政權時期是三分功七分過。除了不準確的量化比例以外，對前後毛澤東作出不同的評價，還是符合實際的。

認識毛澤東現象，必須把它放在歷史的框架中來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關毛澤東的種種問題是經過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放在一個平面上來考察，還要進行縱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澤東與群眾運動的關係問題。掌控群眾運動是他的拿手好戲，群眾路線被稱作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作用和意義是不同的。對於前一個毛澤東來說，群眾運動是發動下層對抗上層的運動，是發動被壓迫者對抗壓迫者的運動；對於後一個毛澤東來說，群眾運動--是從權力中心發出指令運動群眾，結果就成了整人運動。兩個毛澤東的兩種作為，從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變成自上而下的運動群眾。基本關係顛倒了，運動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前一個毛澤東的群眾運動強調三個要點：第一，一切從群眾的利益出發。以滿足群眾的切身利益來吸引人們跟着共產黨走；第二，一切為了群眾，僅僅是主觀上為了群眾還不行；所以第三，要強調一切對群眾負責，必須注重客觀效果，好心辦了壞事也不行。後一個毛澤東的運動群眾，與此相反：第一，不是從群眾的利益出發，而是從政治的需要出發；第二，不是為了群眾，而是為了上級。每次運動都下達指標，以完成上級的指標為任務；第三，最終當然也不會對群眾負責，運用政權運動群眾，每次都傷害了群眾，而且沒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舉一例。你還提到“洗腦”。西方人叫“洗腦”，毛澤東、共產黨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腦是否成功，不是取決於洗腦者，而是在於被洗腦者是否接受；出於自願，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願。在奪取政權時期，為了團結奮鬥，總是從工作對象的切身利益出發，進行思想啟蒙，提高階級覺悟。最突出的是對國民黨的俘虜兵的教育。往往在戰場上就地召開訴苦大會，訴階級苦，訴當兵苦。國民黨的兵都出身於窮苦人家，是被抓壯丁抓來的，在軍隊裡又受長官的打罵。經過訴苦，認識到為何受苦？為誰當兵？馬上掉轉槍口去打國民黨，甚至制服都沒有換，只是摘掉了帽徽。打過長江以後，在新解放區沒有搞過參軍運動，兵源都是來自俘虜兵。把槍交給原來的敵人，多麼危險，戰爭史上從未有過。而且，當國民黨的兵常常打敗仗，當共產黨的兵就不斷打勝仗。你說，是不是神奇的“洗腦”？運用政權的“洗腦”，即改造思想、統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產黨自以為壟斷了真理，強行思想灌輸，鉗制輿論。所謂“統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強制。內心實在不服怎麼辦？只能虛假表態，陽奉陰違。所以運用政權的力量統一思想，實際上是強迫的說謊機制。

為什麼會出現兩個毛澤東？因為毛澤東的身上體現了兩條歷史線索的相交。一條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條是中國的傳統在近代的演變，在這兩條歷史線索的相交點上，同一個人，在奪取政權和運用政權的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就扮演了兩個不同的角色。

二、馬克思主義分裂為兩種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怎樣來到中國遇上了秦始皇？馬克思主義在傳播中發生了問題。 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紀的西歐。他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反映了十九世紀的時代精神，它包含兩個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傳遍了全世界。在人類歷史上，除了宗教，還沒有一種理性的思潮產生過如此廣泛的影響。

十九世紀，即使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一個需要革命的時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歐洲都發生了革命。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時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論，指導革命的運動。但革命不是目的，馬克思的終極關懷是人的自由和人類解放，為此目的而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類解放的途徑，提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並不是馬克思的創造，自古以來人們就嚮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國，馬克思的貢獻是在於以唯物主義歷史觀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論證。在馬克思主義中，革命精神是短暫的時代的烙印，而基於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人道精神，才是長遠的超越時代的人類理性。

二十世紀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分裂，分裂為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第二國際強調人道和民主，第三國際強調革命和專政；第三國際批評第二國際是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第二國際批評第三國際是極權主義、獨斷主義。組織上的分裂，同時發生思想上的分裂。馬克思主義也分裂了。一種碩大的思想體系在它的繼承人那裡發生分裂，在歷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學說，在後來分裂為孟子學派和荀子學派。黑格爾的學說在他身後分裂為老年黑格爾學派和青年黑格爾學派。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分裂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人道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會發生分裂？

馬克思主義的分裂，與其他思想體系的分裂一樣，都是同一思想體系內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馬克思的學說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沒有達到有機的統一。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朝着不同的方向傳播，與不同的歷史條件相結合，分裂成為事實。

馬克思主義從俄國開始向着不發達國家傳播，繼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馬克思主義在發達國家的傳播，繼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還是在列寧之前由普列哈諾夫提出的，後來為第三國際所堅持。人道的馬克思主義則為第二國際所堅持。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不人道，人道的馬克思主義不革命。兩者雖然各自片面地繼承了馬克思主義，但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為對現代社會來說，革命越來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馬克思主義不革命，正好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他們所主張的“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曾經被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為“修正主義”，如今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是鮮明的現實。西歐、北歐和北美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比起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的因素更多，社會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們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比“共產主義國家”更接近共產主義。當代世界所盛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就是人道的馬克思主義的流變。

對於發達國家來說，革命漸漸成為過去；對於不發達國家來說，革命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馬克思主義適應了不發達國家的需要，凸顯出革命的精神，成為這些國家發動革命、奪取政權的武器。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還不是原版，而是經俄國人轉手的，通常叫做“馬克思列寧主義”（簡稱“馬列主義”）。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列寧主義，兩者並不完全相同。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藝，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所以，將毛澤東的“馬克思的外衣”揭開來一看，裡面藏着斯大林，“馬克思加秦始皇”實際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馬克思主義分裂以後又發生變形。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兩個主要之點上違反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只能在資本主義的母體內孕育、脫胎，成熟的資本主義，才能誕生社會主義。落後國家的人民在被壓迫、受奴役走投無路的境況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這些國家都沒有經過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傳入之後卻立即發動革命、進入社會主義，而且，越是落後進入社會主義的步伐越快。落後的俄國取得政權之後不過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會主義了；中國比俄國更落後，毛澤東取得政權之後不到七年就進入社會主義了；到了最後一個柬埔寨，雖然比其他國家還要落後，波爾布特取得政權之後的第二天就進入社會主義了。二十世紀的革命馬克思主義這一分支，以為憑藉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資本主義階段實行社會主義，而且把它說成“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這是不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缺乏相應的政治、文化條件的主觀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就是不以客觀的必然性為依據人為地製造出來的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當然是出於空想，但它與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又不同；空想社會主義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觀社會主義則是運用政權的力量，來強制推行一套空想，於是產生了災難。搞了幾十年的主觀社會主義，最終不是崩潰就是變質，回過頭來還要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被證偽了，原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更顯示出它的真理性。

馬克思還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在先進國家聯合的條件下，才能實行。在十九世紀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人們還很難相信為了邊界糾紛連年打仗的歐洲國家會實行聯合。現在馬克思的預言越來越清晰了，歐洲國家已聯合成為歐盟，在歐盟之內社會主義因素正在不斷增長。俄國人以“社會主義在一國首先勝利論”取代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先進國家同時勝利論”，又認為這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實際上是斯大林強加給列寧的。列寧本人認為，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政權在先，但進入社會主義可能是德國在先，因為德國比俄國先進。社會主義在一國首先勝利，以後又一國接一國勝利，雖然一度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並沒有出現國家的聯合，相反，發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以至兵戎相見。中國又發展了“社會主義在一國首先勝利”，變成“社會主義在一市首先勝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大會，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我們的偉大首都北京首先進入社會主義了。“社會主義在一國首先勝利”、“社會主義在一市首先勝利”統統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不人道，它的消極作用與歷史的發展成正比。戈爾巴喬夫企圖將蘇聯轉向人道的馬克思主義，為時已經太晚。

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觀社會主義終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機。歷史證明，馬克思確實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因為有人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就能製造一種社會主義，也不因為有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就能阻止社會主義，這一切都是不依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

三、毛澤東將現代的革命接續中國的傳統

再說另一條歷史線索──中國的傳統。自從秦始皇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王朝後，兩千多年以來就是王朝專制和農民起義交替的歷史。在王朝專制的壓迫下，被壓迫的農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從陳勝、吳廣反對秦始皇開始，中國的農民起義轟轟烈烈、連綿不斷，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起義農民推翻了專制王朝後，又建立起新的專制王朝，或者為建立新的專制王朝創造條件。所以，中國的傳統就是農民起義的傳統和王朝專制的傳統，以及兩者之間的轉換。

歷史一輪又一論地循環。到了近代，傳統的農民起義也在尋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借鑑西方的基督教，沒有成功。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借鑑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成功了。

五四運動時，各種西方的思潮湧入中國，五花八門的主義，什麼都有。先進的中國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理論武器，決不是偶然的，因為馬克思主義適應了中國社會變革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國，主要是從事工人運動，在上海還發生過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但都不成氣候。毛澤東比其他共產黨領導人高明的地方在於，他看準了中國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他認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就因為沒有發動農民。現代的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因而他專注於農民運動。是他克服了現代的革命與中國的傳統的脫節。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蔣介石翻臉屠殺共產黨人。共產黨舉行南昌起義，進行反抗。稍後，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這是與南昌起義不同的典型的農民起義。“秋收起義”的規模比南昌起義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岡山，站穩了腳跟。南昌起義失敗後的殘部，也來投奔毛澤東。到後來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都無法待了，遷往江西。從此中國共產黨潛心在農村紮根幾十年，才走向勝利。毛澤東最得意的一個口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實際上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分支與中國的農民革命相結合。

現代的革命畢竟與傳統的農民起義不同。五四時代，人們已經認識到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馬克思主義傳入以後，人們又嚮往社會主義。某些共產黨領導人提出，等待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另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又提出，將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兩步並作一步走。這就是歷史上發生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兩者使共產黨遭受慘重的損失，其實背後都是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徹底清算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在落後國家進行人民革命與實行社會主義的銜接問題。

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舊式的民主主義革命已經過時，故應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新就新在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革命勝利後，只能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不能立即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向着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前途，新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準備。新民主主義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他認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既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後來毛澤東明確地提出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允許資本主義有廣大的發展，以彌補中國經濟落後的缺陷。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毛澤東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既然落後國家的革命是難以避免的，革命勝利後又不能立即進入社會主義，如何從前者過渡到後者？從社會性質來說，只能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又必須去領導。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卻不是消滅資本主義，相反，還要發展資本主義。這些，都是馬克思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從來都是說無產階級要埋葬資本主義，毛澤東的理論卻說無產階級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還要發展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理論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補充。可是，後來他拋棄了自己的理論。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以馬克思主義改造了傳統的農民起義，有如下幾個主要的不同點：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會理想，最低綱領是新民主主義，最高綱領是共產主義。傳統的農民起義的政治訴求不過是改朝換代，從來沒有追求一個新社會。新民主主義是具體的，而共產主義則是虛無縹緲的。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中國的農民也不甚了了。後來出現了“窩窩頭共產主義”，連赫魯曉夫的“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傳統的農民起義從來沒有觸動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國提出的“天朝田畝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嘗試，但流於空想，從未實行。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切實進行了土地改革，將地主所有的土地無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

第三，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古代還沒有工人階級。毛澤東和共產黨雖然以農民為革命的主力軍，還是承認近代的工人階級是先進階級，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建立工農聯盟。由於中國產業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長期盤踞在農村，工人階級的領導也只具有理論意義而已。

第四，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建立革命階級廣泛的統一戰線。這就與傳統的農民起義單打獨鬥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據地。這一點完全不同於農民起義的流寇主義。也不同於俄國的中心城市起義，而是經長期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雖然只是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初級真理，以此指導中國的農民革命，使得傳統的農民起義別開生面，在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問：有人認為，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主要是號召群眾報仇雪恨，於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樣分析這種看法？）

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既繼承了農民起義，又改造了農民起義。傳統的農民起義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改造了農民起義，革命的任務是推翻階級統治，具體來說，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為了推翻統治階級，就需要喚起被統治階級。中國的農民把革命叫做“翻身運動”。追求被壓迫階級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體的人報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為是難以避免的。法國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國革命嚴重得多。革命群眾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學家”，把偉大的化學家拉瓦錫也送上了斷頭台。最後，連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都丟了性命。

說到報仇雪恨，要問仇恨從何而來？有人認為，仇恨是共產黨製造出來的。這不符合事實。第一，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是幾千年歷史積累下來的。首先是掌權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無權者以暴力血腥進行反抗，你來我往，仇恨越來越加深。在沒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製造出仇恨來；如果能製造仇恨，等於製造一部產生仇恨的歷史。第二，因果關係不可顛倒。國民黨以暴力血腥來對付共產黨是因，共產黨以暴力血腥反抗國民黨是果。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並沒有立即進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事變，共產黨才被迫拿起槍。第三，近代中國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產黨發明的，而是從孫中山開始的。辛亥革命後，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沒有一次不實行暴力血腥。在這一點上，不能僅僅責備毛澤東和共產黨，應當反省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社會變革的道路。但毛澤東和共產黨應當受責備的是：掌握政權之後的鎮壓反革命。鎮壓反革命不能說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國民黨留下的幾十萬特務還在進行破壞搗亂。一九五零年，上海的楊樹浦發電廠被炸毀，頓時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國民黨的官僚和軍官並沒有觸犯現行法律，只因為歷史上有罪惡，也遭到鎮壓。這就是狹隘的報復行為，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解放全人類的胸懷。

四、奪取了政權的陳勝、吳廣向秦始皇轉化

毛澤東和共產黨雖然改造了傳統的農民起義，但沒有觸動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轉而繼承另一種傳統──王朝專制的傳統。毛澤東治國的思想資源，不是來自馬克思主義，而是來自帝王之術。他自稱《資治通鑑》讀了十七遍，讀過的二十四史寫滿了批註。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九四九年以後幾乎沒有讀過馬克思的書。

因為政權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奪取的，於是視政權為己有。稍為有一點變化，不過以“黨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傳位皇太子”。“黨”是擴大了的“家”，還是以天下為私。《共產黨宣言》是反對“天然首長”的。所謂“天然首長”就是不經選舉、毋需授權、無法監督的官僚。掌了權的中國共產黨，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長”。所以現代的農民革命，最終沒有擺脫傳統的農民起義的輪迴，歷史又走了回頭路。從奪取政權來說，革命成功了；從實現理想來說，革命失敗了。

取得政權以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開始走向反面，而陳勝、吳廣又轉化為秦始皇了。兩條歷史線索出現了新的結合。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後、還在尋找革命的敵人。毛澤東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被奉為創造性的理論。“文化大革命”就是繼續革命的實踐，按林彪的說法“革革過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對象。一場吞噬革命者的極端的革命，導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本來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趨於極端，走向反面，連革命精神也沒有了。馬克思主義徒具軀殼，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失敗了，亡秦的勝利果實落在劉邦手中。劉邦所建立的漢朝，歷史上公認“漢承秦制”。農民起義只為奪取秦始皇的權力，並不改變秦始皇的制度。毛澤東是成功了的陳勝、吳廣，權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轉化為秦始皇。因為奪取政權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進行的，運用政權，仍然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所以，毛澤東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掩蓋下，從陳勝、吳廣轉化為秦始皇。這種轉化經歷了一個過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轉化開始了。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拋棄了新民主主義。劉少奇等人堅持他自己過去的理論，主張“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卻被他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所說的過渡時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還說：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結果，只過了三年，過渡時期結束，進入社會主義了。按他自己定的時間表也太“左”了。過了兩年，又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內容無非是吃大鍋飯、平均分配的農業社會主義。一九四八年，毛澤東的《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批評了“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一九六○年，出版毛選四卷時，把這些話都刪去了，回過頭去揀起了被自己批評過的思想。更為嚴重的是，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手段，這就類似於秦始皇造萬里長城了，凡是他認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趕入天堂。毛澤東所推行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是陳勝、吳廣式的小農空想，推行社會主義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專制高壓。在這一點上，順利地從前者轉化為後者。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帶來了禍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魯東的時候早就說過，厭惡現代工業，熱衷公平分配，只能“陷於勞動的奴隸狀況”，“飢餓就要成為一種常規”。說得一點不錯，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餓死的人數以千萬計。強制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中國人民災難的起點。鄧小平只承認一九五七年以後“越來越左”，這是為了維護他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極力保住一個原點。由強制過渡產生的種種問題，毛澤東一再用強力來弭平，於是他就越來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為地消滅資產階級，消滅了資產階級還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上是為封建主義招魂。中國的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像樣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復辟過去沒有的東西；如果發生復辟，只能復辟封建主義。所謂“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其實是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恐懼。一九五六年的中國還處在前工業化社會，在生產落後的條件下，消滅資產階級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為地消滅資產階級是站在比資本主義更落後的歷史階段上，從背後攻擊資產階級。在一脈相承的鄧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鄧小平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義專制化。鄧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視知識，打擊知識分子，製造輿論一律，實行變相的焚書坑儒。毛澤東強行向社會主義過渡，實在太快了，人們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適應，就會有種種議論，知識分子的議論尤其多。彭真批評這些議論，有一個說法：身子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腦袋還留在外面。腦袋沒有想進社會主義，身子怎麼會進去的？還不是被生拉硬扯拖進去的。為了壓制懷疑這種生拉硬扯的社會主義的議論，毛澤東在“經濟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完成之後，又發動“政治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以往公布的數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萬人；最近解密的檔案顯示，大有出入，實際是三百十七萬人，誤差476%.從此，善意批評和不同意見都噤聲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自稱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識了。之後，又說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讓先進向落後看齊，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術。

第四，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極端革命的口號下轉向反革命。毛澤東從一九五三年開始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民主革命時期，推行錯誤路線的共產黨領導人，總是被趕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權成為秦始皇的毛澤東，沒有人能把他趕下台，也沒有人能糾正他的錯誤。而他自己則是製造一個更大的錯誤來掩蓋已經發生的錯誤。一九五五年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滿情緒。一九五七年他就來一個反右派運動。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造成大損失、大饑荒，遭到以彭德懷為首的共產黨上層人士的反對。一九五九年他就來一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他為了防止在他死後紛紛翻案，消除“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就來一個“文化大革命”運動，以打倒一切來掩蓋一切。結果，為了維護他自己的絕對正確，不惜毀了共產黨。他認為，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奪取政權，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領導革命，後一件事又將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繼承人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動軍隊鎮壓人民，最後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向反革命的轉化。

第五，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實行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取得政權以後，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局限性就暴露無遺了。無產階級專政被以革命的名義歪曲為暴政。按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如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說，民主共和國就是無產階級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沒有這種現成的政治形式，無產階級馬上要建立，而且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可見事情是多麼緊迫。所以恩格斯又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毛澤東的說法與此完全相反，他說：“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而且，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從階級社會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國家”。毛澤東卻一再加強國家機器，不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完全背道而馳。秦始皇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創始人。毛澤東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將地方的權力集中於中央，中央的權力集中於共產黨，共產黨的權力集中於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來，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都不要了，只要全國人民“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步驟”。所以毛澤東最後回歸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權。

（問：毛澤東不僅利用群眾運動來整人，而且也利用群眾運動來反對他自己建立的體制，還要七八年來一次。這是為什麼？利用群眾運動反對體制，出現天下大亂。毛澤東認為只有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怎樣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後產生的這種治亂循環？）

毛澤東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後形成的體制是不滿意的，他還嫌這個體制不大得心應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幹部是“死官僚”、“國民黨作風”。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問題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義體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為他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威，人們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結果是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解決問題的正確做法是：取消至高無上的權威，實行民主。首先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根本上是讓人民來制約權力。由人民進行選舉，憑選票上台，人們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會向上看了。

毛澤東的做法卻是：在維護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的前提下，來改變官僚主義體制。他陷入了無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濫用自己的威望，號召群眾，發動群眾，衝擊權力機構。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運動是初次嘗試。一九五七年，又發動群眾幫助黨整風，反對主觀主義、命令主義、官僚主義。在“大鳴大放”中，有人認為，對“小和尚”提意見不過癮，還要對“大和尚”提點意見（儲安平）。這就觸犯了毛澤東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動搖了他所設置的前提。於是，官僚主義不反了，轉為反右派。毛澤東說：這是“陽謀”。此乃掩飾之詞，好像他自有神機妙算。從此吸取了教訓，“文化大革命”首先訂下天條，誰反對“大和尚”就是現行反革命，對“小和尚”砸爛狗頭都沒有關係。利用群眾運動衝擊權力機構，出現了無政府主義；他又重振權力機構，壓制群眾運動。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結果，新生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官僚主義一點也沒有減少，反而更加嚴重。毛澤東交替使用兩手：或者利用群眾運動衝擊權力機構，或者利用權力機構壓制群眾運動；七八年來一次反覆。目的是使自己成為高踞於兩者之上的絕對權威。

毛澤東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幾代領導人還是同樣的思路。雖然他們已經沒有毛澤東那樣的領袖魅力，總是一再強調加強中央的權威，來消除官僚主義體制所產生的貪污腐敗，就是不實行民主。結果是：貪污腐敗越來越嚴重，中央的權威越來越式微。

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之後，必然是暴力統治運用政權。孫中山所說的“還政於民”，他本人和他的後繼者都做不到，毛澤東和共產黨當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中，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說：“我們這個政權是死了兩千萬人才得來的，你們要？拿腦袋來換！”他說得很明白，暴力奪權和暴力掌權具有相關性。暴力革命需要權威，暴力革命的權威首先是軍事強人，奪取政權以後同時又成為政治強人。毛澤東和共產黨建立了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暴力體系，這種暴力體系的強大，不僅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為基礎的統治機器。辛亥革命以後，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強暴力體系。毛澤東和共產黨所建立的空前強大的暴力體系，並不僅僅決定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是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運動造成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還可以有別樣的選擇。我們的鄰居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選擇改良的道路，重在改變制度。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後就沒有別的選擇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奪取權力，至於制度，雖然名目上花樣翻新，總是換湯不換藥。為什麼“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必須反思中國近代化、現代化的道路。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扮演秦始皇，還因為兩千多年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歷史傳統沒有死亡。五四運動是以激烈的反傳統的姿態出現的，中國共產黨是五四運動反傳統的產物，但終究又落入傳統的窠臼。因為簡單地否定傳統並不能改變傳統。改變傳統的根本問題是轉換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舊制度。而轉換制度又必須相應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們往往譴責“文化大革命”毀滅了傳統文化，殊不知毀滅傳統文化的手段也是來自傳統文化。什麼抄家、酷刑、燒書、滅佛、毀洋教，哪一樣不是古已有之？至於“萬壽無疆”、“三忠於四無限”等等更是中國才有的劣質文化。中國的大地具有滋生專制腐敗的土壤。當年國民黨統治大陸，共產黨局處一隅。共產黨是生氣勃勃的，國民黨則專制腐敗。國民黨敗退台灣，絕處逢生，逐漸轉變為民主政黨。現在輪到統治大陸的共產黨專制腐敗了。中國之所以出現毛澤東現象、共產黨現象、“文化大革命”現象，值得進行全民的反思。中國人應當共同努力，徹底改造這一片滋生專制腐敗的黃土地。

中國人要向德國人學習。德國人是善於反思的民族。德國為什麼出納粹？德國人進行了全民的反思。與納粹無關的人，甚至當年反納粹的人，都勇於向受害國和受害者進行道歉。既然把納粹看作全民族的恥辱，因而納粹也就成為全民族抵制和反對的對象。

2006年4月於哈佛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