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義和團在山西之亂看中國二十世紀的命運

歐陽小戎

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紀時，首先需要對這個逝去的百年獻上沉痛哀思，這個世紀帶給中國從未經歷過的新情感、新希望和新的灼痛。舊傳統在某種意義上被徹底地毀滅，而又在另一種意義上改頭換面得以保全。

1900年，新世紀向中國翻開首頁，中國回應以動盪和災難。即將影響中國的幾股巨大力量，我們已經有幸在19世紀領略其大多數。既有自中國內部產生的新舊訴求，亦有不由中國人左右的純粹外來力量。扼要而言，外來力量有兩股，一股將中國視為一個巨大市場，對持這種觀念的人們來說，一個遵守現代秩序的中國，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另一股是對中國存有侵吞之心者，尤以俄國和日本，既有此實力，又有此野心。中國內部的訴求亦有二，一是舊秩序想要自保的苦苦掙扎；二是受新思想鼓舞，想要推動中國融入世界新秩序，不懈尋求變革的力量。這些力量糾葛在一起，難以切割，變幻莫測的局勢刺激着它們反覆消長，相互間敵友關係瞬息萬變。

二十世紀的第一年，一股新力量出現並加入千頭萬緒的糾葛，深深地改變着中國的命運：群眾性暴民運動。

法國大革命讓人類首次目睹了這股力量所蘊含的巨大破壞力，人類積累數千年的良知性經驗，在某個口號下迅速崩坍。當新世紀的篇章翻開，垂死的中華帝國撈上了這根稻草，試圖為自己兩千多年的陽壽作最後蹬腿一搏。它並沒有挽救這老大帝國的壽終正寢的結局，卻為後世的政治野心家們，開了手段之先河。

要敘述義和團運動的起落，遠非一篇文稿所能盡，進入全景之前，我們先將目光投向山西，追隨歷史腳步，看看群眾性運動如何給這個省份乃至整個中國帶來深重災難。

山西物皋豐厚，這裡黃土覆蓋，雖不適合建房，卻肥沃利於耕作。自北中國通商口岸開放以來，因為東、西方向兩條不同軌距的官道需要在山西換軌，使這裡成為一個商貿集散地。通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山西行商們將沿海貿易和中國西部內陸連接起來；更有遠見的票號商人們，將分號開到全國各地。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教授在此地發現了儲量豐富的優質無煙煤碳，給這個省份繼續帶來財富。儘管旱災不斷來襲，這裡普通人的生活仍普遍要比相鄰的直隸、河南、陝甘富足和睦。

外國傳教士在70年代正式來到山西，在此後的20餘年間，通過傳教士們的書信和日記，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省份人民的淳樸與友善。“遺憾的是，大量富饒的土地被用來種植鴉片。這是中國政府要解決的最大問題之一，它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幸福。”他們在山西建立醫院、學校和戒煙館。儘管在中華內地會戴德生牧師努力下，英國政府禁止向中國出口鴉片，但吸食鴉片的惡習仍從士紳階層向平民階層蔓延。

在臨省發生的各種排外事件，並未波及山西，基督教在山西的傳播很順利，這一方面得益於教會在屢次旱災中的積極賑災表現，和免費醫院的大量創立；另一方面，也與這個省份的督撫以下官僚，長期對外國人相對友善的態度有關。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在其它省份發生的排外事件，和當地官場的態度直接相關。山西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傳統農民和教民之間，並無惡性不睦事件的記載。

然而這一切隨着毓賢和義和團的到來而化作烏有。

義和拳起源複雜，一言難盡，起初帶有某種叛亂和排外傾向。晚清民團之風大興，義和拳遂自稱民團，獲得了某種半合法存在的身份。做法壇道場、賣平安符等宗教儀式，原本是自白蓮教以來，一種屢試不爽的資金募集方式。在義和拳初起時，各地官府對他們態度不一，有的將其當作叛亂組織進行清剿，有的睜隻眼閉隻眼不惹事為上，也有暗中扶助者。1899年，以心狠手辣和排外着稱毓賢升任山東巡撫，他迅速賦予義和拳民團的合法地位，官稱“義和團”，祭出“興清滅洋”的旗號。

關於義和團的興起我們暫時略過，後文再續，一個危險的叛亂團伙贏得清廷贊助，其中原委錯綜複雜。獲得清廷支持贊助的義和團在山東大舉排外，打殺教民洋人、破壞鐵路、電杆和電報線纜，很快引來列強抗議。作為犧牲品，毓賢被擼掉了巡撫職位，這是清廷的慣用伎倆，不久，他又象先前類似被免職的人一樣，出任山西巡撫。

毓賢於1900年4月19日就任山西巡撫，他將義和團的一群頭目們從山東帶來。這群“革命幹部”被山西老百姓稱為“外地人”，他們有一套讓今天的讀者非常熟悉的“工作”方法，先在各地開壇練拳，毓賢規定：所有的商販、工匠、學徒、僕役必須加入義和團練拳。

義和團以“思想工作”為先，到處散布關于洋人的謠言，那些謠言在各地如出一轍，出自某種固定套路：說洋鬼子專門誘拐和騙要小兒，吃小兒心肝（育嬰堂）；牆上畫着紅塗料的房子不能進，洋鬼子在裡頭作了歹，進去就會害病甚至喪命（醫院）；騙走童男童女施咒，以供洋鬼子和鬼婆子們淫樂（學校）。諸如此類的謠言不勝枚舉，洋鬼子玻璃瓶里裝着人血，箱子裡藏着骷髏頭，敲骨吸髓。他們把旱災說成是老天爺對洋鬼子的怨怒，把生病說成是教民鄰居驅使洋鬼作祟……

在清朝的最後二十年，朝廷和官府對農民的控制能力快速下降，鄉紳階層成為地方政治的實際主宰。傳教士帶了新的知識、免費醫療和教育，他們親民、毫無盛氣凌人架子、不辭辛勞為農民子女們服務的作風，則較鄉紳階層更容易贏得農民們信賴。在1898年中華內地會的一份記錄中，山西省正式受洗的新教徒有1300多人。到了1900年，這個數字已接近2萬，再加上數目更大的慕道友、傳教士們的私人中國朋友、戒煙館和醫院裡的病人，親朋圈子，對傳教士持有好感和信賴的人難以計數。鄉紳階層日益感受到傳教士對自己權威的威脅，長此以往，自己在農村和市井中的影響將被傳教士取代。因此當毓賢和義和團到來之後，鄉紳階層迅速與之結成同盟。

我們相信這個階層內的大部分人只不過是隨波逐流，即便在最危難的時刻，鄉紳階層中也不乏存善明理之輩。在一些記載中，我們看到有不少鄉紳利用自己在農民和市民中的威信，試圖從暴戾的官府和團民手中保護傳教士和教民。忻州的一位學識淵博的讀書人，冒着被扣上“二毛子”罪名的風險，花錢請乞丐為七名受害後無人敢於接近的傳教士收屍，並用中國儀式，公然在墳前焚香祭祀，痛哭流涕地念誦自己所作的祭文。

但無論如何，鄉紳階層的加入給了官府和團民極大支持，他們不僅擁有強大的動員能力，還掌握着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來對抗基督教傳播的話語體系。比起義和團誇張的謠言，他們的解釋似乎更加教人“信服”：鐵路、採礦和洋房破壞了“風水”；教唆人不敬祖宗家長，使父子、夫婦綱常敗壞，最後必然導致禮義廉恥全面崩塌，社會陷入黑暗與混亂。

“思想”和“組織”工作準備就緒，5月中旬，義和團試探性地發起攻擊。洪洞縣一位姓蘇的小康教民成為有記載的首位受害者：義和團包圍了他的家，將他打成重傷，搶走了細軟財物，將粗笨不能帶走之物分給圍觀的人們，其餘則砸為齏粉。此景不由得讓人聯想起各類歷史和文藝作品中“打土豪”的畫面來。此後，似乎是同一伙人，在各縣流竄作案，沒有朝廷明目張胆地撐腰，光靠着巡撫包庇，暴行雖然步步升級，但仍只敢搶劫打殺富裕教民，不敢直接針對洋人。

6月21日，北京朝廷收到一份關於天津和大沽會戰的“捷報”：擊沉兩艘洋人軍艦！慈禧大喜過望，一口氣對14國宣戰。

四天後，上諭在山西全省範圍內張貼：“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剪彼凶焰，張我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抑或尚義捐資，幫助餉項，朝廷破格懋賞，獎勵忠勛。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競作漢奸，朕即刻嚴誅，絕無寬待。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

這份上諭又讓人情不自禁想起那些舉國因一篇社論而起舞的年代。

6月27日，太原華美學校已經放暑假，剩下十一名外地或者無親無故的女孩。醫院的病人們告訴醫生上諭的消息，醫生出去看了一趟，因為上面沒有蓋官印，並沒有引起外國人的警覺。當天黃昏，幾名滿族官宦子弟少年首先向外國人發難，用石塊攻擊外國人。

又是一出熟悉景象，與機關大院的高乾子弟們，首先掀起紅潮何其相似？

滿洲的“高乾子弟”們點燃了暴戾情緒，不久，“燒！殺！”之聲響起，團民衝進醫院並放火。所有人——外國人和醫院的中國員工、教師和十一名女學生——躲在偏僻的屋子裡。團民們光顧着趁火搶劫，竟顧不上來搜捕，使他們得以躲到半夜。諷刺的是，有一些打劫心切的團民，被自己放的火燒死了。

第一位受難的外國人是女教師庫姆斯小姐，到了後半夜，躲藏起來的人們決定先逃離這個是非之地，再商議下一步對策。庫姆斯小姐本已逃走，當她發現兩位女學生傅瓊和艾桃不見了之後，又回頭來找。這兩位女孩剛剛放足，行動不便，三人迅速被團民追上，石塊象下雨一樣飛來，女孩摔倒在地，庫姆斯小姐把兩位女孩撲在身下保護她們。三人很快被圍上來的團民拖走，庫姆斯小姐被扔進火堆，她三次試圖爬出來，又三次被扔回去，最後她跪在火堆中禱告而亡。兩位女學生直到一年後才找到下落，有一人遭性侵凌辱，兩人都被出賣，一位被賣給老光棍當媳婦，另一位被賣給一個吸大煙的婦人當丫頭，幾乎每天都被辱罵、體罰、毆打。

逃出醫院的洋人和中國人並沒有逃過劫難，不久，毓賢把全城的洋人都集中到巡撫衙門，全部殺害。中國人能逃的逃了，沒逃走的被團民殺害。十一名女學生最後都還活着，她們大多被賣，有的被賣了幾次。

在太原的慘案僅僅是一個小小縮影，因為涉及四十六名洋人而受到關注，留下不少他們如何受害的資料。隨後動亂在山西全省蔓延，使157名外國人喪生，中國人的死亡人數則無法估計。

人性光芒並未在動亂中完全泯滅，善良的中國農民們曾經試圖保護教民和外國人。當太原醫院被燒毀的風聲傳到壽陽，一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的老農，請8名外國人（包括3婦1孺）和4名在醫院工作的中國人，隨他逃到偏僻的北梁山鄉下老家，躲藏起來。這12人被藏在兩口窯洞內。但兩天後義和團在鄰村鬧了起來，外國人決定離開以免牽連無辜。他們想到太原去和其他外國人匯合，結果羊入虎口，步太原外國人的後塵被殺害在巡撫衙門。而那戶試圖幫助他們的農民家庭也很快蒙難，義和團殺來，燒毀了他們家的一切，並殺害了6位來不及逃走的老弱。這個20人的家庭後來又有7人遇害，其中有一位到城裡打探消息的青年被認出。他被捆起四肢，活活吊死在房梁上，一直緊咬牙關，至死不肯招供家人的藏身之處。

更嚴重的事件發生在山西北部，有一些因經商而富裕起來的村子，武裝起來抵抗官軍和義和團，試圖保護信教的鄉鄰和外國人。這些村子蓋有堅實的房屋，亦多有屯糧，規模一般在一千人以上。他們中有一些在被攻陷後慘遭群體性滅絕的屠殺。官軍對付他們的手段幾乎如出一轍，開出條件讓他們交出教民，宣稱會保護這些教民們。如有外國人則派軍隊護送他們到北京去。然後趁着村民們放鬆警惕，攻入村莊，搗為齏粉。只有少數不相信這套鬼話的村莊堅持到了最後。

山西南部因為靠近湖北，在一些鄉紳和農民們幫助下，組織教民們向漢口逃難。湖廣總督張之洞參與了“東南互保”，因此只要逃到湖北便是安全的。但時局動盪，敵我難分，逃難的中外難民們一路慘遭兵、匪搶劫，被殺害或者病歿在逃難路上的外國人們留下了名字，中國人則無法估計。

亂事很快擴散到了洋人和教民之外。教民們的家屬、親朋，以及同情教民的人。再加上徇私報復和趁火打劫的兇殺，災難已經遠遠擴散到了“二毛子”們之外。

接下來的事，八國聯軍攻來，毓賢率大隊官軍和義和團進京“勤王”，使局面稍微得到了一點緩和。隨着北京被攻占，老佛爺化妝成民婦“西狩”，被岑春煊搭救。這位岑春煊是個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因受戊戌變法牽連而流亡海外，原本準備趁亂廢掉甚至除掉慈禧，扶光緒歸位。事到臨頭卻又站到了老佛爺一邊。立功的岑春煊舊賬一筆勾銷，接替毓賢出任山西巡撫。

不久，德、法兩軍攻占進入山西的娘子關等五個哨所（其中有四個守軍不戰而逃），岑春煊連忙致電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請他作為教會代表入晉談判。因為山西省內的洋人都被毓賢殺光了，想找談判代表都找不着。李提摩太並不專注於在農民中活動，他和中國官場普遍交好。在中華內地會醫生愛德華茲幫助下，入晉後他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157名外國人在山西死亡，另有381名中國新教徒遇害。我們不能過分譴責李提摩太，他的調查報告都是有名有姓，查有實證的人，因此涉及中國人時人數很少。幾個新教團體表示：願意放棄一切可能放棄的賠償。因此李提摩太與岑春煊搭成一項賠償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在拳亂中被毀的五個新教團體的資產，包括教產、醫院、學校、私人財產，悉數放棄賠償。

不追查殺人兇手。

山西省賠償白銀50萬兩，全款用於建立一個促進本省民智的新式學堂。（即後來山西大學，最早的五所國立大學之一。）

任何人非經李提摩太本人查實，不得索賠。

為此，山西士紳們想送一頂萬民傘給李提摩太的助手——賠償協定的主要制定人，中華內地會傳教士愛德華茲。愛德華茲認為50萬兩的賠款是合適的，雖然亂事之後滿目瘡痍，不忍心再讓山西人民承受負擔，但先前每年用於求雨的費用都比這高。愛德華茲謝絕了萬民傘，建議士紳和官員們捐資重建在拳亂中被毀的醫院。岑春煊當場帶頭捐款，當晚便收穫2000多兩的捐獻。

李提摩太因此獲賜一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非王室外國人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世襲三代。而愛德華茲則謝絕了一切榮譽，重回山西農民中行醫。

在天主教的調查報告中稱，共有超過8000天主教徒死於拳亂，他們房屋被燒毀，財產被搶劫一空，婦孺被變賣。羅馬天主教會要求每位死難者按1000吊銅錢賠償，索賠總額1000萬兩白銀，用於撫恤死難者家庭。並要求山西當局撥劃產業，作為被毀教產的賠償。但最後的協議中，每位死難者僅獲得賠償46吊銅錢。

李提摩太的賠償協議等於將拳亂中死難的華人新教徒和與之有牽連的人們，全部出賣。儘管他掛名山西大學堂總理，按規定留駐太原十年，調查受難者及賠償事宜。但他很快因年高而不得不放棄久駐山西，善後索賠和調查從此不了了之。

據中華內地會戴德生牧師的估計，山西內地會在拳亂期間有15000-20000人遇害。雖然我們無力查實，出於對戴德生在中國服務四十年之德望的服膺，筆者願意相信戴師所言。再加上另外四個新教團體，那麼估計這場動亂中有5-10萬人失去生命和財產，並非誇大之詞。如果再加上被無辜扣上“二毛子”帽子的人，土匪燒殺中遇難者，以及動亂之後接踵而來的貧困和饑荒的話，這一數字顯然過於保守。

義和拳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難用言語描述。只需一個虛無的口號，便可以掩蓋一切罪惡，泯滅人性中一切美好，且無需付出任何代價。它為中國二十世紀的命運蒙上了深重的陰霾，災難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