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口述:我怎么当上造反派头儿

口述人：王建民（男，西南民族学院教师，专业：藏语言文学。1937年出生，1966年文革发生时29岁）

采访整理：冯利（女，西南民族学院子弟）

采访时间：2016年4月

采访地点：成都·西南民族大学校园

冯利：文革期间，全中国的每座城市、每个乡镇、每个单位、每座工厂、每所学校，甚至每一条街道，都有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绝大多数是造反性质，派别之间的斗争表现在激进与温和、拥护对象和斗争对象的分歧上。所以，参与文革的亿万群众，无论自觉自愿者，被裹挟者，随大流从众者，基本都站在革命的造反阵营，保守者和逍遥者只是极少数人。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文革结束后，受迫害者、保守者、逍遥者纷纷站出来说话，鲜有造反群众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亿万造反群众集体哑了口，缄默不言，避而不谈。短短时间，这个数以亿万计的庞大群体就只剩专有名词不见真人。因此，王建民老师对于自己造反派经历的讲述具有一定价值。这虽然是一个小老百姓的个体故事，却具有普遍性。从中可了解普通百姓何以投入这场疯狂革命，与个体自身的遭遇、处境、周边人际矛盾有着极大关系。同时也反应一个事实：文革始于国家领导人政治矛盾的爆发，却引发了全体中国人个人恩怨矛盾的大爆发。国与民，公与私，交织陷在矛盾漩涡中。王老师的故事印证了一句话：文革始于文革前。高层如此，底层亦然。

    作为一所普通大学的普通教师，王老师所回忆的文革场景，是中国大多数大学知识分子群体文革生态的一个镜头，为人们了解大学校园文革提供了一份口述素材。

   为什么要去翻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一句话，可借以回答：对于不愿直面历史伤疤的人来说，遗忘也未必是坏事，“都会过去的，何必追究呢？”只是，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王建民口述：文革时期，我当过一年的造反派，是西南民族学院群众组织“民院八·二六”的创始人之一和头儿。我批判院领导P某某，批判四川领导李井泉，批判国家领导刘少奇。第一个批判和第二个批判是我的主动选择，是我非常明确的、旗帜鲜明的选择。第三个批判是我的被动选择，是完全不明就里、稀里糊涂被社会上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大潮裹挟进去的从众选择。我的选择与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个人遭遇有直接关联。

文革前的遭遇

我是1954年中学毕业到西南民族学院读书的，很年轻，才17岁。我进民院学习半年后，与我同期的一百多人被分班，分成藏文班和彝文班，为这两个民族地区培养民族语文教师和翻译人才，学制为两年。我被分配到藏文班，当时个人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学生没有专业选择权，完全由学校决定，个人只知道服从组织决定。我那时很活跃，担任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在班上办板报等，学习也认真，是个求上进的积极青年，党支部准备发展我入党。我的积极表现受到院领导P某某的赞赏，1957年学习即将结束时我得到通知，我和其他几个年轻人被院领导选中，保送到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继续深造，目的是为西南民族学院培养师资。离校赴北京前，P领导接见我们几个，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说我们是学校从几百年轻人中选拔出的优秀人才，将来回校担任教学工作，对我们寄予厚望。

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读本科，继续学藏语，学拉萨藏语。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期间我对藏族和西藏地区的情况有了系统了解，得知那里的民众非常贫穷，工作十分艰难，是祖国最艰苦的边疆。那时候报纸上常常宣传好男儿志在四方，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的老师也总是说西藏是一个急需人才、任有志青年耕耘开垦的处女地。我是一个激情青年，满脑袋积极进步的思想，我心想自己是学藏语的，西藏才是我最应该去的地方，那里最需要人才，而成都人才济济，不缺我一个。成都又是一个安逸享乐的地方，党培养我费了这么大力气，我学好后，一定要到最需要人的艰苦地方去磨练自己，再艰苦的工作我都不怕，我一定要为党苦干实干，去建设边疆。于是我在毕业前夕向学校递交申请，坚决要求去西藏工作，不回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我做了一系列准备，还买了绑腿、风镜等装备。我那时二十来岁，天真无比。岂料1961年我毕业时学校没有批准我的申请，要求我回西南民院报到，我不知道中央民院和西南民院是怎么沟通的，总之我的愿望没有实现而是回到了成都。

我一回到西南民院开始工作生涯的第一天，厄运就开始了，我后来才知道我无意间得罪了P领导。我在北京的举动早有人向P领导汇报，我是他亲自挑选的人，当时学校师资严重缺乏，他很不满意我自己要求毕业去向，不识他的抬举，伤害了他的赏识，从此被他打入冷宫。我们回到学校，他召见了其他几个人，唯独不叫我去，所有人都分配了工作，却不给我安排工作。把我一个人安排在教学楼的角落里住下，成天无所事事，心里非常烦躁，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P领导很不满意我，好好培养你，你还想跑到别处，你不是想去最艰苦的地方吗？那就安排你去受苦吧。我们回到民院的前一年（1960年），中央要求安排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下放到农村基层工作生活，学校已经开始执行，第一批人员下放去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的农村。毕业后我一天都没有在学校工作，直接就把我下放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农村，与当地老百姓同劳动，先后辗转了几个公社，几年不准我回学校。

我辗转劳动的地方山越来越高，农民越来越贫困，最后住到三千多米的高寒山区，杂七杂八的什么农活都干过，没有蔬菜和肉吃，粮食又不够，每天饿着肚子劳动，有时候出去劳动要爬几个小时的山路。当时和我在一起的十多个民院人大多饿得浮肿，肿得肚脐眼只有针孔这么大。没有吃的就吃黄豆，在地里劳动完了就捡些黄豆回来扔在火盆里烧，用手从火堆里刨出来，用嘴去吹，吹得一脸都是灰，能吃到几颗黄豆都是幸运，日子过得好艰难。民院图书馆的一个年轻女职工在那里肿得害重病没有及时拉回成都，送回成都时已经死了，她也是受迫害下放在那里的。好多人饿得倒在地上，起都起不来。绝大多数人都有归期，陆陆续续返回学校了，我却是全程参加，一直呆在山里劳动，是最后一批返回成都的。幸好我身材又瘦又小，消耗不大，人又年轻，别人都饿得起不来了，我就跑到山上的树林里去找吃的，摘野果吃，吃了很多野枣。让我到山上去背柴，我就爬到树上去掏乌鸦窝，找乌鸦蛋吃。在山林里，看见能吃的就往嘴里塞，就这样熬过了那几年。民院先后下放了三批人员，其中有不少人是P领导看不顺眼者，被下放到艰苦地方受煎熬。

回到成都不久，我又去参加“四清”运动。到四川会理县参加“四清”运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会理的农村也是非常贫困，但我已经见惯不惊了。不过，我在那里一直有个疑惑：会理到处青山绿水的，气候又不冷，土地肥沃，风调雨顺，庄稼长得这么好，为啥还这么穷？穷到啥程度呢？我目睹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就让谁穿。

我从北京毕业回来后就一直在农村下放劳动，既没有思想上的深造，也没有书读，没有资讯，每天面朝大山，满眼看见的只有贫穷，成天想的就是怎么填饱肚子，与现代社会几乎绝缘，所以我参加“四清”运动，只会劳动，不会做“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根本就是滥竽充数。

被迫困在农村大山里的几年闭塞生活，可以说是人生的一段下坡路，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乏，更可怕的是思想和文化修养上的贫乏，人的大脑都变傻了，愚钝了。文革前的这段经历，让我深深感觉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年轻时的一个毕业要求无意间得罪了权贵的赏识，成为独断专行的官僚当权者的迫害对象。后来我在民院同事那里了解到我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冤案和专权霸道的事情，让我更生反感，这就是我文革时旗帜鲜明反对院领导P某某的缘由。

文革初期的经历

  1966年“四清”运动结束回校后，让我当拉萨班的班主任，这是我自1961年毕业回校后的第一份学校工作。殊不知，几乎就在同时，北京就开始爆发文革。成都的文革大批判浪潮稍微滞后，民院又因为信息闭塞，动荡来得比其他大专院校要晚一些，因为这个时间差，我还当了一、两个月的班主任。民院学生起来造反，大字报立即就贴满学校，刚开始我还在到处看别人的大字报，突然就看到别人给我写的大字报，说我和李家瑞、朱顺云是“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荒唐可笑的是，这两个人当时和我并不认识，谁是谁我都弄不清楚。我还被拖进被斗争的人群里在民院游街，那天几乎有一百多、二百人被拉去游街，当时民院的教职工一共才四百多人，稀里哗啦接近一半人那天成了落水狗。很快，群众造反派组织开始抓人，只要一听说谁有问题就抓进劳改队，在学校监督劳动。一天早上我听见高音喇叭里在点牛鬼蛇神的名字，听着听着怎么叫到我的名字了。我问监管劳动的学生说：“我又不是当官的，只是一个班主任，为什么要拉我来劳动？”那个造反派学生回答说:“你连自己啥子罪都不知道嗦？你是牛鬼蛇神罪，你当班主任，班主任就是当权派！”我那年才29岁，我当班主任就是管理学生，肯定批评得罪过一些学生，我管理的拉萨藏族班，学生的交往接触是比较封闭的，和学校的当权派们几乎没有直接接触，最直接面对的“当权者”就是班主任，那时，学生权力巨大，他们说你有问题，你就倒霉。

   在学校劳改队劳动了几天，大概是1966年的7、8月，就叫我和另外四个牛鬼蛇神到成都郊外的民院农场劳动改造，由学生押着走路去。我们是院里第一批送到农场监管劳动的被打倒者。10月以后大部分被打倒的中层干部陆陆续续也被赶到农场“劳改队”。我在农场时有一段时间，中午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地方躲着休息，农场附近学校的一群女中学生看见我，对着我喊：“打倒牛鬼蛇神！”我回辩道：“我到底是牛是鬼是蛇吗还是神？”她们说：“你这个牛鬼蛇神还嘴硬！” 手里拿着大棒追着我打，连续几天来追打我。那时不仅大学生权力大，中学生也猖狂，根本惹不起，只好躲开。

    1967年，学校像全国一样发生了“一月夺取”，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激化，监管我们的学生不愿意在郊区农场和一帮牛鬼蛇神呆在一起，急于回学校参加运动，居然撇下我们走了。我们在派性斗争激烈之时被人遗弃，无人管制我们就意味着我们得到了人身自由，过了不久，我们陆陆续续擅自跑回了城里。我那时是单身汉，无牵无挂，每天早出晚归，在校内外到处看大字报，了解成都的运动动向。全国上下闹得天翻地覆，高音喇叭的声音天天在耳边响，身处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很少有人躲在家里享清闲。

当时成都地区有几大著名的群众造反组织，四川大学的“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是其中之一，关于该组织的政委有许多传闻，一会儿听说这个政委江海云个子矮小，只有一米三高，被人取了个数学味的外号：根号2；一会又听说这是个男的，强奸妇女，坏得很；一会儿又说她是个小女生。一天，我看见一个通知说“八·二六”要在四川大学大操场举行大会，我就跑去看热闹，想看看这个“根号2”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会场上人山人海，政委江海云上台讲话，果然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女生，果然是个矮矮小小的小个子。但她气场很大，一头短发，一身典型的红卫兵装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声音响亮，口才极好，不念稿子说得头头是道，很有煽动力。她那天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打倒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炮轰西南局，打倒旧的官僚体制。我非常认同她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亲历了李井泉统治下的四川大饥饿。1961年我在农村亲眼目睹了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被弄得满目疮痍、四处饿殍。我一直以为是天灾，文革初看了大字报的揭发才知道是人祸，是人为的灾难。川西平原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在那几年根本就没有过水涝灾害的记录，却粮食大减产，农村大量饿死人，城里人也普遍饿饭，根本原因就是李井泉的极左盲目瞎指挥。一方面，他独断专行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农业常识，在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硬性规定必须大搞“一个样 ”，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不管土质区别、水田旱地差异，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拉绳插秧搞密植。在他的指挥下，四川的干部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想当然设计出的“新方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另一方面，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井泉为了捞取个人政绩向中央邀功,完全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两头一挤压造成四川的粮食大大减少，搞得四川老百姓怨声载道。可恶的是，据大字报揭发，他却没有与民共苦，自己过得脑满肥肠的。最可恨的是，他曾经突然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粮票作废，一夜之间使千家万户勒紧裤腰带几年苦苦积攒下的粮票化为乌有。当时粮票可以在黑市上交易，粮票就是粮食，就是钱，这等于使城市老百姓所有的积蓄化为乌有，这在全国绝无仅有。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是一肚子气。江海云在台上喊：“打倒李井泉！”台下呼声震天，我也振臂高呼，被感染，更是发自内心。江海云的讲话引起我的共鸣。联想到自己在民院的遭遇，联想到P姓领导在民院搞独裁，不讲民主，独断专行，确实认识到从刘少奇到李井泉到P领导，我们国家存在着一个从上到下的官僚体系，有当权派变质了，变修了，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当天参加大会的人除了川大的师生外，还有成都其他大专院校、各中学的学生及教职工。川大学生对我们外校人表示热情欢迎，动员我们参加他们的阵营。从那天起，只要知道他们有大型活动如游行等，我就赶去参加，在那里认识了很多观点相同的红卫兵小将。由于我身材瘦小，长得年轻，和年轻人谈得拢，很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不久“川大八·二六”的人让我到民院附近的第十五中学、十六中学去看看那里的情况。那些红卫兵小将对我好得很，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吃饭，我就感觉到有人情味，我在民院一直是被歧视者或牛鬼蛇神，不是把我下放到农村就是弄到农场劳动，结识“川大八·二六”后，我在校外活动到处受欢迎，受尊重，我感觉很好，但我并没有参加“八·二六”组织。

“民院八·二六”的成立

1967年夏，成都地区武斗激化升级之前，民院有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一个是“红旗战斗团”，一个是“井野民纵”（全称为“井冈山野战军民院纵队”）。这两个群众组织我都不参加。前者学生居多，打人太凶，搞暴力，搞武斗，“红旗战斗团”的学生把我当牛鬼蛇神对待，让我接受监督劳动，我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呢？“井野民纵” 我更不参加，尽管他们大多数都是学校的教职员工，比较温和斯文，但这个组织是保P姓领导的，我根本不想介入。

我在看大字报期间遇到民院一些熟人，大家不免在一起议论民院的时局，我才晓得民院有一部分人和我一样，长期不满P领导，也反对“红旗战斗团”，而且大都受过“红旗战斗团”的气或者被“红旗战斗团”视为打倒对象。民院在文革之初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普通职工很有影响，民院第一个被打倒的是一位副院长，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把抄家物品办了一个展览，大家看了他家的财富以后几乎人人震惊，我感觉比我在解放前知道的地主还有钱，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么多昂贵奢侈品，当时和我一起住在三宿舍的单身汉职工，个个家徒四壁，除了公家配置的几件家具外一无所有，这个展览极具贫富对比的震撼力，引发、激化了普通教职工的义愤，大家议论纷纷。运动刚开始都是学生在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观望态度，这个展览让民院人亲眼见到官僚体系里滋生了修正主义分子，国家的确出了状况，所以在当时大家都不怀疑这场运动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逐渐认识到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的革命，岂能不参加？！因此，即便是在本校运动中被边缘化、不赞同主流群众组织的老师，也不想置身在这场运动之外，甚至一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在造反派忙于派性武斗而放松管制之际，也不甘寂寞而参与社会的运动洪流。

民院一位老师有熟人在骡马市街的一个单位，全称我记不清楚，我们简称为“城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个大分支的总部设在那里，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城建分团”，民院一些老师常常去那里相聚议论时局，我们帮那些工人写大字报，他们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聚会地方。

武斗开始后，民院气氛空前紧张，“红旗战斗团”控制学校，凡是没有参加该组织的人都过得战战兢兢的。我那时候天天早出晚归，去“城建”或四川大学，根本不在民院露面。一天，记不清是什么原因，通知我搬家，搬到同一栋楼三层的一个房间。刚搬完家的第一天晚上，一群人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头的是“红旗战斗团”的负责人之一、藏族学生小平措，带了六七个学生，全是彪形大汉，进房间后就到处查看，小平措质问我这段时间跑哪儿去了？为啥不请假？我回答说：“现在党委都没人了，我向哪个请假啊？”他一听脸一沉，厉声喝道：“你要向我们请假！”我沉默不回答。就在这时，学生在床底下发现一堆毛泽东石膏塑像打烂后的碎块，这个房间原来是一个数学老师住的，我刚搬进去，我咋晓得是咋个打烂藏在床下的。他们一口咬定是我打烂的，说我是反革命，越说越凶，我那个床有四个挂蚊帐的床柱，小平措一拳头狠狠地向我砸过来，我闪到窗台边想跳楼，我这一闪，他一拳砸在床柱上，当即就把胳膊粗的床柱打断，打得手上鲜血长流，痛得他破口大骂。几个学生冲过来揪住我不让我跳楼，另外几个学生把小平措扶到卫生所去。领头的走后，剩下的学生可能怕逼出人命（因为我要跳楼），也可能觉得打老师不好，他们没有继续打我，呵斥了几句就走了，我刻不容缓赶紧逃出民院，跑到骡马市街“城建”长住不归。上帝保佑我，小平措那一拳如果打到我身上，我就惨了，最起码骨头都要断几根。他的这一拳某种意义上打出了“民院八·二六”的成立。

我跑到“城建”讲了我的遭遇，他们当即表示：你就住在我们这里，这儿莫得危险，谁还敢跑到我们这儿来打人。你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给你宿舍住，给你一间办公室，笔墨纸张我们全部保证。过了几天，那个院子还安置了机枪，专门有人持枪守卫。我在那里住下后，民院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也搬去住了。当时有两个具体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个是安全问题，民院让我们这样的人没有安全感，“城建”给我们提供了安全庇护所，尤其是全成都市都在枪林弹雨之下，这里的工人造反派重兵把守，无人敢打，住在里面非常安全。另一个涉及生存的切身问题就是工资，民院的解放军支左办公室托人带话说在校外的革命群众可以在校外领工资，只要把名单交到支左办公室签字后，支左办公室把名单交到财务科，财务科就指示在居住地附近的银行领取，据说这是中央的指示。这样一来，跑到“城建”来住的民院人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民院一位杨姓老师首先提出成立一个组织，大家纷纷赞同。关于组织名称，我们住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地盘里，管吃管喝，管我们的安全，但考虑到我们是大学知识分子，不属于工人阶级，我们选择了观点相同的四川大学“川大八·二六”阵营，成为该组织的分支“民院八·二六”。成立了组织，需要有人牵头，我是成立“民院八·二六”的积极响应者，但并未想到当头，我是其中最年轻的，腿脚勤快，叫我四处跑跑腿、抄写大字报可以，叫我当头不行，没有这个能力。但大家认为我和“川大八·二六”的人熟悉，和民院周边中学的“八·二六”组织也熟悉，便于外界联系。大家说服我说：对于我们民院老师自己内部也就是起个联络人的作用而已，其他事情共同商议决定，大家一起做。这样，我就当上了“民院八·二六”的头，名称是“组长”，全程参与了“民院八·二六”所有的活动。

我们反对“红旗战斗团”的暴力，也反对“井野民纵”的保潘态度，所以才成立的这个组织，但我们既没有斗争过潘领导和其他任何人，也没有给他写过多少大字报。因为我们自身有很多人文革初期或多或少都受过批判，其中几人在后来的“清理阶级斗争队伍”运动中被视为阶级敌人而关押。

“民院八·二六”从成立到结束也就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1967—1968年）。那是繁忙的一年，我们天天忙个不停，就是忙于写大字报。我们写的大字报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配合“川大八·二六”的统一部署，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写批判刘少奇、李井泉以及省、市委的大字报，张贴在民院校园附近的街道，署名“民院八·二六”，以显示存在感，壮大“八·二六”的声势。另一方面的内容是针对民院“红旗战斗团”的反驳文章。“民院八·二六”有一部分人住在骡马市，还有一部分人依然住在校园内没有离开，暗中与我们保持联系，观察民院的动静，民院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送消息出来，主要是看校内的大字报，把大字报的要点抄送给我们，我们便有针对性地写反驳文章，所以我们这个组织虽然设在校外，但消息却非常灵通。“民院八·二六”的成员基本是本校年龄偏大的老师，住得又分散，几乎没有大学生，民院老师起草好文章后（有的是住在校内的老师写的，把手稿交给我们），我就送到“十六中八·二六”那里，由中学生抄写成大字报，到浆洗街、洗面桥等街道张贴，所以有的大字报是“民院八·二六”和“十六中八·二六”共同署名。有一段时间民院周围的大字报全是我们写的，为了避免民院“红旗战斗团”的人，那些中学生常常是半夜三更出去张贴大字报。由于站在同一阵营，大学老师和中学生关系紧密，中学生成为我们的有力帮手。

1968年5月，民院的解放军支左办公室通知我和民院其他组织的头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学习，要求我们以国家大局为重，摒弃前嫌，实现联合，结束互斗，这是中央为结束武斗混乱局势采取的措施。民院一共去了三个人，各代表一方，在北京达成了民院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协议。在京期间，“红旗战斗团”的头梁某某见着我就说：你们“民院八·二六”根本不是群众组织，不仅保牛鬼蛇神，还是牛鬼蛇神的窝窝。我们从北京返回成都后，住在校外几个组织的师生搬回了学校。7月1号，学校成立“大联合委员会”，开始筹建成立革命委员会事宜，接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民院，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民院文革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群众组织的存在结束了，疯狂的大字报时代也结束了。我是“大联合委员会”的成员，并没有进入革委会，而是由一位出身好、根正苗红的职工代表“民院八·二六”成为革委会成员。

冯利：你在文革的遭遇有点戏剧性，先是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班主任，居然被扣上“三家村”的大帽子被打倒，甚至被押到农场监督劳动。后来又到处凑革命运动的热闹，成为群众组织的发起人，给各级当权派写大字报，你好像很是扬眉吐气了一番？

王建民：与我在文革最初的遭遇相比，尤其是与我文革前一直的遭遇相比，我在川大听江海云讲话后那段时间我在成都各处串联参与，真的感觉文化大革命把我解放了，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做人的尊严，感觉到自己很有用处了，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特别是和那些大学生、中学生、工人相接触，知道我是一个年轻的大学老师，参与到他们的阵营，受到极大的欢迎和尊敬。“民院八·二六”成立以后又给了我安全感和集体归属感，第一次感到当家作主，“指点江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的是扬眉吐气。这种尊严感和安全感，是民院其他群众组织不会给我的，更是以前的民院领导不会给我的。

我参加文革运动，是被动因素和主动因素交织的结果。从被动上说，如果“红旗战斗团”没有把我打成牛鬼蛇神，弄去监督劳动，我不会想要造反；如果“红旗战斗团”的学生不打我，我或许不会逃出民院投身运动。从主动因素上说，是我文革前的遭遇，使我对学校原领导极端不满意，我觉得他搞独裁，我仅仅是因为要求到最艰苦地方去，违背了他送我去北京学习的初衷，没有依照他的安排行事，他就把我当成犯人一样迫害。我对“西南王”李井泉也不满意，认为他祸害了四川老百姓，我自己亲身经历也亲眼目睹过那种饥饿的惨状。文革号召造当权派的反，正中我的下怀，但我不是无缘无故地造反，我们学校有几位校级领导，我只反对其中一位，我是有理由、有针对性地造反，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革期间和学校很多“牛鬼蛇神”都是朋友，走得很近。

冯利：任何一场历史运动都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文革也不例外，甚至几十年过去之后，现在的争论更尖锐，作为过来人，你怎么看待它？

王建民：对于我个人来说，文革短暂的一年乱世之间，我的地位发生了大逆转，有人格，有尊严，有愉快，甚至可以说是我一生唯一一个最扬眉吐气的时间段。如果没有文革，我的苦难比有文革还要深重，可能永无出头之日。但是我并不支持文革，它对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弄到整个国家一片混乱，丧失了人性，丧失了生产，损失了教育，损失了我们努力成就的时间和年轻一代的青春，损失了好多人的生命。我住在骡马市街时听说把一个师长打死了，两派群众互打，成都军区的一个师长带着军队来劝架，结果乱枪之下不晓得哪派开的枪把师长打死了，我当时听到这件事心里很难受，感觉像无法无天的无序乱世。“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大家把“斗”字挂在嘴上，不是弄枪弄棒的就是口诛笔伐，斗来斗去就是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弄得国家民不聊生。这场运动没有什么正面积极的历史意义，基本上都是破坏性的负面意义，对国家、对老百姓的心理造成巨大创伤，而且严重伤害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团结力，破坏了中国人传统价值观中的优良部分，不值得肯定，不值得提倡。

冯利：大多数人对文革中的造反派持否定态度，你当过短暂的造反派，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建明：不能把造反派一概论之，造反派是有区别的，有激进型和温和型。我是知识分子中的温和型造反派，是有事实、有理由、有针对性的造当权派的反。我为什么参加文革？是有原因的。我在文革中间做出的选择是我文革前和文革初的遭遇让我做出的这个选择，并不是听信别人的忽悠在那里瞎呼乱喊。还有，当时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运动，哪个敢不参加？尤其像我这样的热血青年，肯定会起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很多人像我一样，在造反的同时，反对暴力，反对无限上纲，反对无中生有。像我这样的造反派或者说革命群众，在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否则全国大学校园里的文革为什么在学生离校以后依然搞得轰轰烈烈，但普遍性的暴力行为明显减弱？

造反派的类型不仅和个人秉性相关，也和年龄相关。在我们学校，激进、暴力的造反派多数为年轻学生，知识分子是少数。但就是这些少数的知识分子却做事极端，或对党和领袖有着无理性的愚忠，或借忠于党和领袖的名号实现个人出风头的目的，或以积极迎合的态度保全自己，或完全相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当时大反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思潮下，以阶级性取代人性，视自己的同事为敌人，下狠手，做了很多失却人性的坏事。

不管怎么说，无论哪种类型的造反派，无论出于正义或非正义的目的，只要是造反，就是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不值得提倡。一个社会不能轻易提倡造反，社会复杂，泥沙俱在，坏人很容易借机大行其道。

我对造反这种行为持否定态度，我之所以认为对造反派要细别区分，是因为文革期间参加造反的群众数目庞大，如果没有众人拾柴添草，革命烈火何以燃烧得如此旺盛？但其中并非人人都是有暴力倾向、作恶多端的坏人。现在已经把“造反派”这个词标签化了。

冯利：现在国际国内有一种观点说文革实际上只有三年时间（1966—1969），你怎么看？

王建民：这怎么可能？！根本不是这样的，文革就是十年。文革期间民院迫害人最黑暗的时候不是文革最初三年，而是武斗结束后的革委会掌权时期，全国进行“清理阶级斗争队伍”运动，那时候的学校气氛才紧张，天天都不知道谁会倒霉，我因为年纪轻不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是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政治历史简单而清白，所以不是运动清理的对象。但我在一旁天天目睹一大群老师、老领导、老熟人被关押，没有人身自由，受苦受难，挨打受辱，一点人权和尊严都没有，但凡有一点善心的人对此都会有无形的沉重感。对于我们这些广大平凡的一般知识分子来说，每天唯一的工作内容就是政治学习，哪个正常社会是这样的？

1970年，50%左右的民院教职工被下放到简阳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时间长达一年半。当时不少人还情绪高涨地接受锻炼，我的感受那是折磨，不是锻炼。我们在那里被军事化，按照军队建制被分成班、排、连，接受军宣队的管制，在烈日炎炎下接受军训操练。我当时的感觉是人被禁锢了，思想受禁锢，身体也受禁锢，身体和思想都受禁锢，白天劳动，非常繁重，不干活不行，晚上政治学习，“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改造自己，连看电影都是政治学习，要求必须去。文革时认为过去拍的电影差不多都是“毒草”，有政治问题，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几部革命战争片反反复复地播放，有一部电影我看过好几遍，对白都背得溜熟，我就没去，在宿舍看报纸，结果在会上被不点名地批评了好几次，说有人就是不遵守组织纪律，喊看电影，他就请假，吊儿郎当，这种人不思过，不反悔，没有前途。你看，连不看电影的自由都没有。

早上五点钟就起床集合，不少老师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劳动强度大，不能随便请假，带病都要坚持劳动，节假日都不能擅自离开。有一位女老师家中有事，儿子从成都赶到农场送信，前去请假，军宣队就是不允许，女老师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独自抽泣。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很多，管制得非常严格，美其名曰“劳动锻炼”，实际上跟劳改差不多。最可恨的是劳动强度这么大，还经常搞深夜紧急集合、急行军，要求听到哨声三分钟内穿好衣服、按照部队标准捆好被盖卷背在身上出门夜行军，大家迷迷糊糊的，觉都睡不好。我看见那些年纪大的老师受这种体力折磨非常吃力，很同情他们。有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师在田坎上夜行军跑步时掉到粪坑里了，被戏称为“名副其实的臭知识分子”，想起来都造孽，活活受折腾。我们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完全是被迫的。一切都是政治挂帅，强迫知识分子集中劳动，接受军事化管理，不让知识分子务自己的正业，这不是革文化的命是什么？

另外，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文革期间发生过数次举国上下欢欣鼓舞的大游行，比如“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等等，每一次都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来没有欢呼过文革结束，大家心里都明白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现实当中，无论思想上、政治上还是组织上，一切“左”倾狂热依然，莫得根本性的改变。直到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时，全国悲戚一片，国家依然还处在“左”倾政治的高压之下，才有“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抗议和镇压。唯有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全国人民大游行，人人发自内心地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欢呼，老百姓第一次明确意识到文革终于结束了。此后国家的一系列走向才开始显示了与文革不同、对文革的否定和清算。从这些角度来看，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文革实实在在有长达十年的时间。从西南民族学院的情况看，高校文革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有十一年，因为我们1977年全年的重点都是政治学习，几乎天天都在搞大批判，延续着文革的批判之风，只不过批判对象换成了“四人帮”而已。直到1978年，大学工作的重心才真正回归教学和科研，这在《西南民族学院院史》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文革中进驻民院来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管制知识分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1977年12月才全部撤离学校的。

（王建民老师于2018年4月18日逝世。一代人渐行渐远，逐渐凋零，文革口述史资料的记录整理愈显迫切。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真正离世，不是他的逝世，而是他的名字不再被人提及。因为这份口述，王老师为后世留下一场历史大运动的亲历者见证，他的名字会嵌在此篇文字中长久存世。）

王建民 （1937--2018）

17岁进入大学的王建民，对未来充满憧憬

八二六证章 （1966）

八二六小报 (1967)

八二六文选 （1968）

八二六小学部证章（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