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涛毛泽东与西路军之败

西路军问题就是最近被反复炒作的一个问题。 连张国焘自己的回忆中都明确说明西路军失败第一责任人是他自己， 第二责任人是陈昌浩， 而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非要编造出毛泽东该为西路军失败负责。 明明西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是一方面军中央红局的铁流后卫董振堂， 别有用心的人确非要说毛泽东陷害红四方面军。 明明是西路军不配合中央宁夏战役的部署，想到河西自创局面，靠近苏联影响下的新疆，接受苏联援助，建避开内地强大的敌人，这是国焘路线的最后一步棋。（毛泽东对当时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向来无好感， 而从战略角度看苏联当时需要蒋介石为他们抵挡日本， 对共产党一直不真心支持，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的第二年， 以毛泽东的眼光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在中央不得不认可的情况下，他们又没有善用中央赋予的自主权和临机处置权（这与长期习惯于绝对服从张国焘指挥的传统有关），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行事，只是简单照搬中央根据时局变化作出的指示，酿成大败后即以此怪罪中央。

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当时说要回去跟中央算帐，却没有脸这样做，走投无路后才回到延安，向中央检讨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自己的责任。

直到毛去世后的80年代，成为党国元老的李先念、徐向前才敢于出面翻案，认为责任在于中央的指挥。作为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元帅，原来在回忆和文章中一直承认西路军是按照张国焘的意图和命令渡河开往河西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的指挥脱离实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而作为西路军的一名军政委，李先念则承认他对于中央当时的指示并不完全了解，是看了当年没有看过的西路军与中央之间的往还电报后，才认为西路军是受中央指挥的，因而要中央承担责任。

事实上，当时的往来电报写的很清楚，本来中央是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路线的，因为这脱离了中国的主体地区，实质上是退却和逃跑，不符合迫在眉睫的抗日斗争的需要，而且也分散了红军已被严重削弱了的力量。

但西路军既然已被张国焘调过了河，而且在中央征求意见时，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并打通西进新疆的路线，中央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在他们受到马家军骑兵的袭击而难以立足的时候，中央也给了他们自主选择行动方向的机会和权利，只是批评了他们提出的不切实际、损害红军整体战略利益的行动条件和增援要求；在苏联方面为争取蒋介石联苏抗日，反对他们靠近新疆，以避免造成苏联支持红军反蒋的态势时，中央才反对他们西进；

西安事变后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对他们提出过原地不动或向东策应陕北和张、杨三位一体部署的战略要求，这是十分正常的，况且中央并不了解他们在河西的实际处境（他们自己也未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他们如有定见，而不是一时想西进，一时想东返，在自顾不暇之时完全可以按实际情况作出决定，中央哪会不让他们自我求生呢？何况中央并没有捆住西路军的手脚，在他们远离中央、面临生死攸关的自我决断之际，谁又能捆得住他们求生的手脚呢？ 缺乏自主判断能力，盲目地唯命是从，这正是军阀主义的国焘路线统治部队的后果。

所以张自己回忆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陈昌浩指挥的失误，如果他也过了河就不会失败。国焘同志本人既没有推卸他作为这支部队的长期领导人对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也没有否认长征途中试图武力胁迫中央的电报，还算得上“好汉做事好汉当”。在张国焘的部队里，不听话的后果很严重。徐向前能够受到重用，就是因为他还算比较听话；即使在大草地上毛劝他跟中央走，他也不敢违背张主席的意旨。

尽管徐在军事上吃过几次盲目听从张主席指挥的亏，但他还是绝对服从张的；即使张主席杀了他的夫人，他也不动摇。而许继慎、旷继勋、曾中生这些不那么听话、敢坚持自己意见的优秀将领，先后因被诬陷而遭到张国焘处决。

毛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没有这样对待过军队将领。 毛的将领从来就有相机行事的权利，临机处置，无须请示，也就是古人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然，彭德怀打不了百团大战，粟裕打不了苏中七战七捷，林彪在辽沈战役前也不可能跟毛磨那么久的嘴皮子。毛的指挥考虑的是全局，在各个战区就需要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中央的指示，必要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抗命不遵，毛自己早年在江西就是这样做的。胜仗打得大的将领都是深谙此道的，林彪在东北、粟裕在华东，就是敢于机断专行的；毛不仅没有怪罪他们，反而是赞誉有加，要求各战区指挥员仿照办理。

如果也象西路军那样对待中央指示，他们的命运早就跟西路军一样了，哪里还会有新中国呢？ 西路军将领李特、黄超在撤到迪化后被处死，是以托派罪名执行的，不应是毛所为，毛从未使用过这个罪名。王明倒是喜欢使用这个苏式罪名，他一直与张不对付，视其为党内对头之一。张之逃离延安，正是因为受了他以此二者被处死一事的恐吓（那意思是：他们是托派，又是你的亲信，你跟托派难道没有关系吗？），可见王明对此事是很清楚的，张当时就指责他杀了他们。而且，王明当时也是用这个罪名指控陈独秀（独秀曾与中国托派联合组成大革命失败后的托陈取消派），使毛想请独秀回党的努力不得不中止。

现在有人把西路军失败说成是毛的阴谋，这本身才是真正的阴谋：诽谤毛，制造解放军的信仰危机，实现美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国军队“非毛化”的阴谋。

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人，第一是张国焘，第二是陈昌浩和徐向前，第三是共产国际，第四才是中央。最早为西路军问题翻案的朱玉，对当年电报的引用完全是断章取义，为何不引全西路军致中央电呢？看看双方电文就可清楚是非。他无视事实的还在于，苏联根本无意给予红军实质的援助，不想因此开罪蒋介石，他们当时正寄希望于蒋抗日，防止日本威胁苏联，这也是他们反对西安事变的原因。以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不现实的国际援助上， 而张国涛确早早地把幻想寄托在苏联援助，私自调动自己的军队过河， 这是西路军失败的第一步。 如今国防大学的教授这样做学问的话，我们的国防危矣！

香椿树注：

西路军将士前方浴血奋战， 他们并没有参与张国焘的分裂逃跑， 并且， 他们应当也不清楚电报来自中央到底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 所以徐向前李先念非要说西路军是执行中央路线， 为西路军牺牲的将士们争取名誉也未尝不可。 可是，靠颠倒是非， 向毛泽东泼脏水的办法为自己开脱就是可耻行为。 说什么毛泽东排挤消灭四方面军， 可是西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董振堂是标准的中央红军铁流后卫， 不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

宁都起义投奔苏区：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冯部黄河以南的残余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25师73旅旅长。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26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和红军相互拼杀两败俱伤。第三次“围剿”失败后，26路军移到被红色区域包围的宁都县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26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家乡，但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和重兵阻拦。董振堂在困守宁都的几个月中，面对红军的宣传和革命活动，他看到了中国希望之光。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1.7万名官兵在赵博生、董振堂的指挥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投奔苏区，并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1932年5月升任第五军团总指挥。从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董振堂率部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几乎所有战斗。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中的“铁流后卫”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董振堂任总指挥的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1936年6月，红五军团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得到“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接下来再看看张国焘自己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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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下）

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言论 

 　　1936年8月间，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建议：“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通谓会议“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山，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455页）

 　　“蒋介石侦知了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员、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能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456页）

 　　“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1936年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457页）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我们则……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458页）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463页）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面来，……。”（463页）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464页）

 　　“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等会商今后工作，……。”（465页）

 　　“……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465页）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这种情形，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况，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474页）

 　　“在***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474页）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475页）

 　　“西路军的失败，对***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着我，打得我无法抬头，……。”（492页）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地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探讨西路军事件，但***等不予理会。”（493页）

 　　“***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词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辨：（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架祸于人，……。”（493页）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重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494页）

［由此可见， 张国焘承认西进计划是他自己的私货， 而不是中央或者毛泽东制定的计划， 不但如此， 这种把责任推卸给自己下属的做法说明张国焘还认为他的西进计划没有错， 并且夜间接证明毛泽东应当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西进计划， 而且还能说明， 张国焘另立中央，南下失败之后再无奈走回陕北， 毛泽东并没有对他打击报复， 甚至没有改变他对部队的指挥权， 而张国焘自己也是盛气凌人， 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联系到西路军牺牲的董振堂乃是中央红军的铁流后卫， 毛泽东陷害西路军一说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实际上毛泽东当时无法指挥西路军。 另外， 西进计划应当是得到朱德的首肯，这就是为啥西路军与中央联系的电报都是以张国焘朱德签名］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二）……；（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