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争

对于中国崛起的远见，要提到蒋经国，更要提到李光耀和亨廷顿。而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由于和中国距离太近，形成冷战时的思维定势，停留在美国领导下的“利益相关的合作者”的模式。 但是，中国的发展规模太快太大，已不能满足于美国秩序；而美国”惊回首“，发觉不能容许中国继续前进。

蒋经国80年代一看到老同学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就放弃反攻大陆的梦想，允许大陆老兵返回大陆，宣布蒋家后代不在接班，提拔李登辉，并称“我也是台湾人”；同为中国人，他从台湾经验知道，大陆一旦走上经济第一的路子，必然突飞猛进。李光耀更是预言中国将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玩家”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地大人多，人才优势胜过新加坡，新加坡人的祖先都是文化很低的苦力，而官吏和秀才的后代大都留在中土，中国一旦改革制度，必然前途无量。当然，中华文化之外的人士早期是不以为然。

亨廷顿继承了斯班格勒的循环论观点，认为西方版图在1921年后就开始缩小，不可避免巴比伦，罗马，蒙古，奥斯曼等霸权轮流衰落的命运。他认为，中国，印尼，阿拉伯等儒家和伊斯兰国家都可能兴起，美国应认清历史规律，采取守势，守住基督教文明的范围就是万幸。

不过，霸权的惯性，“美利坚特殊”的思维，使美国人不接受循环论，特朗普便应运而生。

国际政经界看出中美貿易戰其实是世界地缘政治大博弈的第一場戰役。美國面对中国的崛起，將「全球競爭的新時代」掛在嘴邊。最初的焦點集中在軍事上，美軍不再將反恐和局部戰爭作為重點，而是開始為大國之間的軍事衝突作凖備，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

特朗普的特点，是看到中美爭斗之中，經濟是一個根本因素。特朗普政府下決心使用美國的經濟力量打击中国，扼杀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迫使北京開放國內市場，接受美国監管。北京抗议這是美國在反对中國的崛起，当然正確。

這場爭斗涉及不只是經濟行為和商業市場。這是一場關乎兩國國力根基的搏鬥，对世界格局具有巨大的戰略影響。西方正在重新認識一條基本的法則——經濟實力是國家力量的基礎，也是軍事實力的前提。

十七世紀的軍事革命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商業和經濟實力助長了軍事技術的革新，從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催生了海上殖民军事帝國；在十九世紀殖民帝國擴張到陆地各大洲。

二戰以後，美國徹底取代英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霸主。蘇聯曾試圖在政治和經濟模式上與美國競爭，但最終無法維持其軍事超級大國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落后。

目前的中美爭端，歷史上沒有先例。在冷戰中，蘇聯的經濟基本上與西方隔絶，技術發展受到限制，除了在幾個關鍵領域之外，科技比西方普遍落後。

中國情況則完全不同。中國經濟體量巨大，而且完全融合於國際經濟系統之內。要想將北京隔離於世界經濟部門之外，為時已晚。中國崛起的步伐獨一無二，十年前美國經濟總量還是中國的三倍，現在情況已經完全變了。

美國從未有過经济規模接近的競爭對手，有能力超越美國的對手更是聞所未聞。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挑戰，這個挑戰已經促使美國重新認識經濟競爭，將其看作是國家戰略和國力的最主要基礎。

中國人一直懂得這個道理。十九世紀，中國是西方擴張和掠奪性貿易的犧牲品，落后挨打的教训记忆犹新，先经济，后军事，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國的「一帶一路」反映中國超前的戰略考慮，將經濟發展看作是國力的永恒因素，推行一帶一路以保障中國經濟的永续發展。中國領導人知道，儘管美國和日本是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但長遠來看，這種關係不一定會持續。

現在，以登月技术领先为标志之一，中國已經崛起，而且勢不可擋。西方許多人都在討論中國是否已經大得無法遏制了？

美中贸易战一开打，经济学家就警告，贸易战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美国银行警告：美中紧张关系的升温不仅严重影响股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贸易战不仅仅关于贸易，而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冲突的最初回合。

美中贸易战是本世纪全球地缘政治争夺战的一部分，绝不局限于经济范畴。美国民主基金会研究员John Hannah说，“单独处理贸易战是错误的。不管美国喜不喜欢，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争霸的更大地缘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战场”。

被特朗普炒鱿鱼的班农，警告中国不要期待一个“友善的白宫”，是实情。美国遏制中国的意识已上升到“文明和种族”生存的阶段，中美争斗可能超过冷战时代，包括美苏之间未发生的热战，台湾就是爆发点。北京如果继续玩弄美国的两党政治，期待基辛格那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再现，将是“等待戈多”，寒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