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凱:戰後日本宰相論之殷鑒未遠
“當下的日本,原總理供給過剩了……”這句話是戰後日本的政治精英人物,歷任大藏大臣、總理大臣的宮澤喜一,於1993年退任後在外國記者俱樂部里公開說的。宮澤言論的群體掃射累及自身,表達了政治人物的幽默感,但確實指出了日本政治的特點,即貴為國家領導人的首相更換過於頻繁,彷如走馬燈似地輪流轉。
戰後75年來,從史上唯一的皇族首相東久邇稔彥到平成最後、令和最初的首相安倍晉三,作為國家總舵手的內閣總理大臣已經誕生了34位、經歷了45任,平均每位首相在位兩年有餘,每屆內閣任期1年7個月。對此,竹下登概括為“歌手一年,首相二年,用完就扔了”,是為名言。
在美國克林頓總統的8年任期內,日本內閣從宮澤喜一到森喜朗更換了7名首相,克林頓每年在美日首腦會談中要記住日本首相的人名和面孔,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在小泉執政5年半之後,從第一次安倍內閣到第二次安倍內閣的6年多時間里,日本又經歷了7任首相,淪為國際政治的笑話。
以上經歷表明,日本處於政治飢餓狀態下的短期政權是常態,像小泉和安倍那樣的長期政權只是偶爾換換胃口罷了,可遇難求。正是在此背景下,首位戰後出生的首相安倍晉三自從2012年12月二次上台執政以來,不僅在2019年11月20日改寫了日本憲政史上首相在位最長紀錄,更在2020年8月24日創下了連續單獨執政最長紀錄,表明他無愧於戰後日本政壇的“名宰相”,也是一位不同凡響的“狠角色”。
回顧戰後日本政治史,最短命的內閣是東久邇稔彥內閣,在位54天;其二為羽田孜內閣,在位64天;其三為石橋湛山內閣,在位65天。對照之下,最長命首相首推安倍晉三,兩度為相,迄今通算8年8個月的任期超過3159天,即使他已經宣布辭任,而在任中每天依然在更新紀錄;其二為佐藤榮作原首相,他是岸信介的弟弟、安倍晉三的外叔公,在位7年8個月合計2798天;其三為兩度組閣的吉田茂,通算在位7年2個月共2616天;其四為執政5年5個月的小泉純一郎,在位1980天;其五為執政5年的中曾根康弘,在位1806天。
在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大變局的動盪時代里,安倍晉三創造了日本憲政史上首相在位最長、連續執政最長等多項紀錄,自然不是等閒之輩。安倍有背景、有眼界、有雄心、有魄力,也善隱忍、善博弈,更有身段柔軟、能屈能伸的政治靈活性。從首次執政的初出茅廬、抱疾而退,到二次執政的從容布局、左右逢源,安倍確已成為戰後最成功的的日本首相,也堪稱日本少有的政治強人。作為“六年七相”政治亂局的終結者和超長期穩定政權的開創者,安倍晉三的出現為日本的首相群體加分不少,他的言行和政績則為戰後日本“宰相論”提供了生動的樣本。
與相對穩定的其他大國領導人相比,日本的首相不是少數個人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有關日本首相的研究也成為一門歷久彌新的學問,足為政治學中的顯學。中曾根原首相曾在《政治與人生——中曾根康弘回憶錄》中論及日本首相需要的條件。他說:
“生逢如今這樣不透明而混亂的時代、在國內外都是零視界的時代,對最高指導者而言,目測力、結合力、說服力,是三項不可欠缺的條件。人們經常提及的熱情、勇氣、歷史洞察力等必要的素質自不必多言,在現代日本更需要以上三個條件。目測力,就是尋找處理問題的手段和方法的能力;結合力,就是匯集智慧、人才和有用的資金,使之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的能力;說服力,就是讓政策在國內外充分滲透的能力,尤其在電視時代,更為重要。”
中曾根歸納的首相三條件,再加上不可或缺的“時代感覺”和面對“世界與日本”的敏感性,構成了新時代日本領導人的標配。
人與人差別很大,政治家也各不相同。戰後日本的首相群體不是屈指可數,而是不勝枚舉,需要分門別類加以分析研究。簡而言之,可分為“氣宇壯大”與“現狀調和”兩大類型——前者是“請跟我來”的信念型人物,後者是“兩者相加除以二”的調整型人物。
竹下登原首相在回應雜志采訪時曾說:“象中曾根那樣出生在大正初期的世代,確實氣宇壯大;昭和1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在身心成熟的過程中日本已經走上了經濟大國的道路,他們也會有氣宇壯大的一面;而夾在兩者之間的大正晚期與昭和初期出生的世代,則是承前啟後的調和派。”
日本政治論者岩見隆夫參考了竹下登的觀點,並根據自己對戰後政治的現場采訪、與20多位首相的接觸,給出了如是我聞的意見。在他心目中,“氣宇壯大”首相組中胸襟闊大者排名:1、岸信介,2、吉田茂,3、池田勇人,4、田中角榮,5、中曾根康弘。相比之下,其後的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樹、村山富市四位均是現狀調和派首相,他們會抑制自己的主張,在政治上缺乏爆發力,但用心深厚,可以順應時代大勢和政治流向,雖不醒目但內心頑強而執着。
岸信介在1960年反日美安保的運動中力排眾議,秉持着“世界與日本”的歷史巨視,堅持改定了新日美安保條約,並自信地表示“對此作出公正評價,需要50年時間”。岸信介與在戰後發揮了獨特手腕的吉田茂一樣,都是氣宇壯大的綜合型領導人,在歷史關鍵的此時此刻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在戰後首相中,社會黨代表片山哲、教養人蘆田均,保守合同的鳩山一郎、小日本主義的石橋湛山、人事高手佐藤榮作、政治動物三木武夫、世界的福田赳夫、哲學的大平正芳、和的政治鈴木善幸等,雖然各有不同個性,某種程度上都可歸入氣宇壯大一系。
另一方面,在昭和10年以後出生的首相有細川護熙、羽田孜、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小泉純一郎等。他們在“調和派”世代之後登場,但與竹下登以前的“壯大派”首相們相比,作為國家領導人的胸徑和氣度確乎小了。除了個人的能力優劣以外,時代的背景和狀況也造成了這種差別——在戰敗後的苦難而心酸的日子裡頑強活過來的人,與在經濟大國的成長道路上相對舒適走過來的人,不同的人生經歷和時代感受都會在他們作為領導人的器識和度量中顯現出來。
有關日本的首相,是一個經久不衰的熱門話題,為此著書立說者輩有人出。政治評論家戶川豬佐武著述《日本的首相》成書於上個世紀60年代,從伊藤博文到池田勇人,對歷代首相38人打過分排過位。他的評價標準是:人格魅力、知性、視野、判斷力、決斷力、行動力、政治力、資金力、演說力、業績等,十大項目共計100分,審視眼光全面而又犀利。戶川的評價結果:伊藤博文和吉田茂均為90分,並列首位;原敬87點,三位;大隈重信和犬養毅均為85點,並列四位;山縣有朋82點,六位;西園寺公望、鳩山一郎均為81點,並列七位;濱口雄幸79點,九位;岸信介76點,十位。當時,戰後組入選者不過吉田、鳩山、岸三人。
其後40年,政治記者岩見隆夫推出了《日本的歷代總理大臣》一書,時值小泉純一郎當政。為了避嫌避麻煩,岩見撇開了皇族首相東久邇稔彥,也暫且不提最近的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小泉純一郎四位首相,而是對從幣原到村山的戰後首相們分四個級別做出整體性概括。毫無疑問,最高的A組別,包括在戰後日本重新崛起中居功至偉的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榮作、中曾根康弘五大名相;其次的B組別,包括在日本的發展進程中有所作為的首相:幣原喜重郎、鳩山一郎、石橋湛山、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C組別包括瑕瑜互見的片山哲、蘆田均、鈴木善幸、竹下登、海部俊樹、宮澤喜一、細川護熙、村山富市等; D組別則有短命政權的宇野宗佑和羽田孜(C組中的鈴木近D,而村山近B)。
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大都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以此來借喻戰後的日本首相們,亦無不妥。他們的上台方式大都相同,即通過黨內競選和國政選舉,作為勝利的代表榮登大位,而退場的方式卻各不相同,令人唏噓:1、戰後時代政情起伏不安,還受到GHQ的干涉,因維持政權困難而下台者有東久邇稔彥、幣原喜重郎、片山哲、蘆田均;2、因生病事故(包括死亡)而退陣者有石橋湛山、大平正芳、小淵惠三;3,因自身丑聞發酵而不得不辭職者有竹下登、宇野宗佑、細川護熙;4、在國政選舉中失敗而引咎辭職者有宮澤喜一、橋本龍太郎;5、聯立政權引發混亂而拋棄政權者有羽田孜、村山富市。最新的劇本是,安倍晉三兩次以潰瘍性大腸炎復發為由宣布辭職下馬,令人驚異之餘也只剩下感慨了。
那麼,21世紀的日本對政治領袖提出了什麼樣的條件呢?首先,必須擁有讀解並前瞻時代要求的敏銳感覺,內政要滿足國民的期待,外交需對應世界的要求;其二是“國際性”,日本的領導人如果不具備與世界對話的能力,也不可能領導日本的政治;其三是“頑固性”,即使是民主社會的政治領袖,也需要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堅持信念而貫徹到底的精神、甚至是接受批判和憎恨的強韌神經;其四是“教養”,不是指單純的學歷,而是指取得大多數國民認可的高質量的社會共識和政治覺悟,如果21世紀的政權運營還停留在40多年前田中角榮提倡的“金錢”與“票數”的水平,實屬欠缺教養的政治;其五是“解說力”,這是政治領袖必須履行的說明責任,即簡單易懂地向國民講解政策、尋求理解的傳達能力。此外,還有政策立案、人望深厚、履歷豐富等條件,一個也不能少。
安倍首相二次執政以來,展現了不少符合新時代要求的政治領袖的素質,開拓了日本政治的安倍時代,不僅為戰後世代的日本首相正名,也為日本政治樹立了新典範。隨着安倍辭職,日本政治又面臨新選擇。傳統的自民黨派閥政治重新登場,後安倍時代的菅義偉新首相呼之欲出。從“戰後日本宰相論”的視角出發,無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例,人事鞅掌,殷鑒未遠,所有的往來都不是浮雲,所有的後果都必有前因。新首相是繼承還是開拓,是過渡還是持久,國民拭目以待,世界靜觀其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