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团出使延安

戴维•巴雷特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刊第六号》。

纪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团工作期间，死于敌人枪弹之下。

虽然中国研究中心对这套专刊论文的选辑负责，但文章观点和确切陈述之责任，则由作者自负。

作者致谢： 兹感谢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成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对写这部回忆录所给与的资助。同时也感谢摄制书中照片的中共摄影师以及把它们赠送给我作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序

这位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在正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延安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武官，巴雷特上校于1944年末——1945年初期间，评估并报导了中共军队与美军联合作战，最终在中国战场上击败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他期待中美联合作战的结局，然而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虽然未被授权涉入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当时正在进行的错综复杂的谈判，他最终还是被事件的发展所卷入。他尽其所能，劝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信：对中国来说，最好的前景莫过于两个敌对的独裁政党达成政治妥协。这一期望也没能成为历史现实。像其他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一样，巴雷特上校最终沦为冷战的牺牲品：他被褫夺了在军中服务理应得到的将星。

按通常的标准来看，迪克西行动是一个失败，因为它一无所获。至少，目前它还躺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在这个垃圾堆里，毛主席已经埋葬了大量的中美关系的历史记录。

然而，对那些关注事件的发展及其转折的历史学家来说，迪克西行动仍不失为中共与美国高层官方接触的一次高潮。历史会有转折，譬如：中国曾是我们的朋友，而日本却曾是我们的敌人。

迪克西行动不仅通过巴雷特和他的使团成员的报导提供了延安的军事观点，而且恰与一个美国记者代表团获准进入延安同时。这些记者们越过国民党封锁线，去报导另一个中国的情况。这个中国在炎热、干燥的西北地区，那里官僚政治及其弊病还处于萌芽状态，一个崭新的、与土地和人民紧密相连的政体正在形成。记者团六位成员关于延安共产主义的报导，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另一场景。

1944年和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华盛顿战时情报局总部工作。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收到观察团一个又一个副产品时的狂喜心情。它们是关于中共成功对日实行心理战的报导，由战时情报局观察员弗朗西斯•费希尔由延安送往华盛顿。日本军队绝少向美军投降。尽管战时情报局使用了美国最好的广告技能，不停地向日军投掷传单，日本士兵通常也只是在失去知觉後才会被俘。在延安，费希尔见到了250多个向中共武装力量投诚的日本人。中共的成功，不需要借助双色传单和照相胶印插图。费希尔真是送来了引人深思的材料。

迪克西使团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持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外交接触。这一部分工作主要由约翰•谢伟思负责。他是史迪威将军参谋部的一名外交官。正如他的同事约翰•戴维斯在即将出版的回忆录中指出的：这一探索性的外交接触，最终导致了他同毛泽东的长时间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了发展中（共）美关系的基本构想。毛的计划无疾而终。谢伟思发自延安的才华横溢的报导，日後被打着爱国主义旗帜谋私利的麦卡锡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大肆谴责国务院“丢失中国”的材料。那时，中美之间的敌意已经发生；它掩盖了前一时期中美友好合作的历史。迪克西使团 作为对另一种抉择的探索所具有的创造性意义，至今还没有得到公正的历史评价。

就这样，巴雷特上校主持了中美关系的最初阶段。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主义的时代。那时，毛泽东主义刚出现于历史，其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还没有完全展开。戴维•巴雷特是最适合这一任务的人选。在率领观察团于1944年7月飞抵延安时，他52岁，已经在美军中服役27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

戴维•巴雷特1892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一个矿工聚集的中心镇。他在波尔多就学，1915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1917年进入美军服役之前，他曾在一所高中任教两年。1921年，在菲律宾服役期间，他申请参加了一个由美国驻北京领事馆主持，专为美国军官学习中文而设的训练班。四年基础课结束和担任美国驻京领事馆的助理武官之後，他在1931-34年间服役于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乔治•马歇尔和约瑟夫•史迪威也曾在该团服役。当时巴雷特中文已讲得十分流利，他同中国官员频繁接触，大部分时间充任团队的情报官。从1936到1942年，他再次担任美国驻京领事馆助理武官。在日军占领下，这是一个局势特别紧张的时期，它本身就是一个虽于本文无关，却充满了各种传奇大事件的故事。

巴雷特在北京学习中文。一口纯正、地道的京腔使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尊重。众所周知，讲北京话可以减少一个外国人的异国情调，而戴维•巴雷特的中文又讲得特别好，每一个措辞和发音都一丝不苟。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那种创造了中美人民之间共同联系的美国军人的特有品质。固然，他是一个蓝眼睛，面颊泛红的白种人，其肤色所表现出的异国特征与其他外国人没有区别。然而，凭借诚实，自尊和对别人的尊重，他赢得了别人对他的尊重。他有一种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明人的气质。同其他军人——至少旧时代的军人——一样，他爱好户外运动，测绘地形和排除车辆机械故障。象历代中国旅行家，他习惯在路旁小店以面条充饥，随便在当地小店就宿。效仿众多西方游客、传教士、商人和学者，他最喜欢的事是同中国人交往。他这样做，并不是想炫耀外国人的优越地位（这一地位并非总有保证），而是因为中国生活无处不在的魅力对他有强烈吸引力。（由于冷战，中西方的这种联系目前已经断绝了，这是历史为冷战付出的最大代价）。

巴雷特的前任，美国驻京领事馆武官约瑟夫•史迪威对中国士兵一向怀有好感，但却从不喜欢他们的军官。他对那些军官的态度即使不是蔑视，至少也是相当程度的怀疑。巴雷特不是这样。他天性宽厚，性格开朗而爱好社交。从回忆录可以看出，他文字精炼，叙事客观，具有马克•吐温，菲尔兹和其他大作家的风格。回忆录中关于帕特里克•赫尔利访问延安一章的描写，无疑是中美关系文献史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巴雷特回忆录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向人们显示：一个人怎样能够一方面是真正的中国通，而其它方面又受美国风俗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事并不能深刻理解。巴雷特上校报导的是中共军队，不是美国军队：他要探索的是推动他们有条不紊工作的原动力。但是他却用美国的军事观念来观察中共军队，认为军事与政治无关。因此，当看到中共军校学生整天读解放日报，几乎全然不进行军事训练时，他感到十分惊讶。然而，正是这种阅读导致了革命，铸成了一支信仰坚定的军队。这支军队既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又能在分散状况下严守纪律。通过观察军事演习，巴雷特发现中共纯粹依赖群众获取情报，忽视严格的侦察巡逻工作，而这种工作自法国和印第安战争以来，一直是美国传统作战方法的一部分。正如越战显示，美军作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占领土地，搜索和摧毁敌人，而不是赢得当地人民的支持。巴雷特对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表示蔑视。在他看来，政治只是和平的一部分，按照美国的分权制度，政务是文职官员的事。（美国军人不制定政策，他们只按照上级的命令行动。如果这些行动也创造出政策的话，这难道是他们的错吗？）

由于共产主义最终变成了美国的敌人，巴雷特上校，一位恪尽职守的美国军官，至今仍为冷战时期受到的指控——纵容共产主义——感到痛苦。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他昔日在延安的对手，正是今天赫赫有名的毛泽东主义这样一个马列主义特殊流派。这一流派当时正在成型，目睹美帝国主义逐渐取代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它的主要敌人。然而，在这个争斗不休的人类世界上，敌人永远是不确定的。未来研究中美友谊的学者，对这部回忆录以及它的作者——回忆录写作艺术的大师——将会致以衷心的感谢。

巴雷特上校职业生涯的最後时光在他的家乡度过：1960年至1962年期间，他应聘为科罗拉多大学中文客座教授，以後又成为该校新设斯拉夫及东方语系首任系主任。就这样，他重振精神，把中国知识一点一滴又带回了科罗拉多。

约翰•费正清

哈佛大学

一九七〇年八月

前言

假如这个历史的小注还有什么价值，那么，它部分应该归结于这个事实：我能肯定地回答下述问题：“Vas you dere, Sharlie？”（你到过那里吗，沙莉?）然而，即使我能写我在延安的经历，除非相信把它们写出来在今天会有某些助益，我是不会轻易动笔的。

我之所以假设今天会有人对我在迪克西使团的经历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当时还被许多人认为是“好人”的中共目前正不遗余力向世界表示，他们希望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即使他们真像宣传中那样仇视我们——我个人毫不怀疑这一点，了解一下他们25年前的形象仍然是不无益处的。至少，这是他们在一个有机会充分了解他们的美国人面前表现出的形象。这个美国人讲着他们的语言，既不认为他们崇高到必须赞美，也不认为他们邪恶的必须谴责。

今天，已很少有人曾有过像我那样的机会，去了解中共和它的领袖们。而且，有过与我相同经历仍旧活着的人也不多了。对我来说，乘还有时间和对延安生活的记忆没有淡忘之前，把往事纪录下来是有意义的。幸运的是，我保留了一本有参考价值的日记，靠它的帮助，在写回忆录时可以防止先入之见和随意性。

我掌握的最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是一批共产党记者拍摄的与迪克西使团有关的人物或事件的精彩照片。回忆可能失误，日记可能忽略重要情节，但胶片一般来说是诚实可靠的。

我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关于中国的写作的。毕竟，中国是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以至于只有极少数的人在谈到、想到或是写到它时，能够不偏不倚。一年多前，一位旧金山的报刊专栏作者写道：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他从未碰到过一个能保持冷静的人，所有的人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大发雷霆，唾星四溅。一个在华盛顿政府中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政府中处于敏感地位的聪明人，绝口不提中国问题。

中国不仅一般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而且说中共----即使是25年前的中共----的任何好话，都必定会冒触怒某些人的风险。无论怎样努力，人们都无法记住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今天的世界形势同25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此我唯一所愿，就是请这部小册子的读者相信：我忠实，并且只忠实于美利坚合众国。

戴维•巴雷特

旧金山/196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