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团出使延安

戴维•巴雷特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刊第六号》。

纪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团工作期间，死于敌人枪弹之下。

虽然中国研究中心对这套专刊论文的选辑负责，但文章观点和确切陈述之责任，则由作者自负。

作者致谢： 兹感谢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成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对写这部回忆录所给与的资助。同时也感谢摄制书中照片的中共摄影师以及把它们赠送给我作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第五章 迪克西在娱乐

不言而喻，迪克西使团在延安的工作十分繁忙。为了调剂繁重的工作，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我和共产党都尽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经常应邀参加各种晚宴，宴会中毛，朱，周，叶和其他中共领袖是常客。菜好酒劣，是延安晚宴的一般情况。我们能喝到的最好饮料是一种土制的绍兴酒，味道有些像干雪莉酒。遗憾的是，真正的绍兴酒二战期间在中国供不应求，因此我们通常只能用“白干”代替。按照我们的标准，“白干”这种无色的蒸馏物根本不是酒而是酒精，因为它并非由葡萄酿制，而是由小米蒸馏而来的。同美国人不同，中国人并不认为葡萄酒和烈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把凡是含有酒精成份的饮料统称为“酒”。

抗战期间，重庆的美军把白干称为“警报水”。“白干”是一种真正的传统中国酒，通常加热後以小杯酌饮。在市场或宴席上，人们有时还可以看到一种标以“茅台”的装在瓷瓶里的酒。茅台是贵州省的一个村镇，平时生产这种特级饮料。然而，尽管人们百般夸奖，我却不喜欢它（无论是真的还是伪造的）。我总觉得它有一股煤焦油味，而且过于猛烈。这种酒後劲很大，喝多了会使人烂醉如泥，即使只喝少量也会引起心口灼热，及其难受。

在延安，我们还喝过一种“虎骨酒”。顾名思义，它由虎骨在白酒中浸制而成。据说它能增长力气，使喝酒的人具有老虎的凶猛和勇气。由于边区很少有虎，所以它通常用熊骨泡制，而且往往是些不新鲜的熊骨。这种酒很烈，喝得过猛，会使人头皮发炸。好几次，我不加警告地把它端给一些粗心大意的人喝，看到那么一小杯东西下肚後引起的巨大反应——咳嗽和窒息，我感到非常有趣。

到延安不久，共产党在一个大礼堂里为我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没有食品和饮料，一个由儿童组成的合唱团为我们表演各种节目，他们演唱时声音之刺耳实为前所未闻。代表全体美国人，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用中文作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措辞讲究的发言。有趣的是，在演讲时，杰克•谢伟思把我讲话的内容向《读者文摘》记者哈里森•福曼作了同声翻译。多年以後，美国作家罗伯特•培恩在他许多关于中国和其他问题的著作之一里写道：我的演讲操的是“独具一格的巴雷特官话”。这一评论使我十分恼火，不是因为他的话不合实际，而恰恰是因为他道出了真情。

为提供娱乐，共产党安排演出了许多舞台剧。尽管大部分节目蘸有政治酱油，充满宣传，但演的很好，有的甚至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我最喜欢看反映日占区生活的节目。扮演日军官兵演员的表演，尤其是他们讲中国话时的腔调，令人忍俊不禁。

共产党在延安附近办了一所戏剧学校，那里不仅培养男女儿童上演经过修改的延安传统戏，而且演一些在许多方面同西方戏剧相似的现代剧。附带提一下，中国人称古典剧为“戏”，戏同歌剧和那些有很多唱段的剧相类似。在话剧中，通常没有或很少有唱段，对话用“白话”，即口语。自然，话剧在中国也是一件新鲜事。

一天晚上，二战期间《时代》杂志驻中国记者，多年来一直以《纽约时报》剧评家称著的布鲁克斯•艾特金森和我坐在一起，观看了一台描写敌占区附近农村生活的话剧。剧中有一齣反映了大批农民——包括老人和妇女——赶集的场景。布鲁克斯深受触动，感叹地对我说：“戴维，农民演员竟能演得这样好，真不能想象他们是怎样训练的。”当我告诉他，舞台上所有的角色都是由共产党戏剧学校学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小孩——扮演的时候，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附带地提一句，使布鲁克斯深受感动的，不仅是延安的演员。在重庆，中国演员的表演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我，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演员在舞台上行走的功夫——他们似乎不是在走动，而是从一处向另一处毫不费力地飘动。

我在延安时天气一直很好，经常应邀到一个称为“梨园”的果园里参加露天舞会。舞会中的见闻，常常是那些喜欢盲目夸奖延安共产党的新闻记者大加渲染的材料。在延安，没有一个音乐家会演奏一支稍微像样的舞曲，于是我们只好随着一架老爷唱机放出的嘈杂刺耳的古老乐曲跳舞。我常後悔当初竟没有想到要求“CBI”总部派一个军乐队，来为我们演奏几个晚上。我相信，他们的音乐给各级共产党官员带来的愉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美国人的好感，是无法估量的。

有一次，从重庆来访的某些大人物带来了一部用汽油发电的放映机。他们带的是什么影片，我已不记得了，但总不外乎是些极其琐碎，无聊，令人难堪的类似米老鼠的动画片。然而，共产党似乎全然不在乎片子的好坏，他们把这部影片在一个挤满人的房间里整夜放映，看了一遍又一遍。顺便说一下，这一次，我知道中国人称“Mickey Mouse”为米老鼠。

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从不缺席舞会。在跳舞时，毛不穿西装，身着白衬衫和黑裤子。为表示绝对平等，他总是同其他客人站在一起，接受第一个姑娘的邀请。姑娘们大都留着长辫，她们邀请毛跳舞的标准程式是：“主席，请和我跳一支舞。”

为欢迎我们举行的文娱活动中，最有特色的是专业演员表演的著名的秧歌舞。观众——男人，妇女，中国人和外国人——有时也参加跳舞的行列。据说，秧歌舞是人民表达自己感情的一种方式，因而长期以来深受共产党重视。事实上，1948年北京郊区燕京大学学生秘密准备迎接解放的庆祝活动，主要部分就是秧歌舞。

秧歌是一种简单、原始的舞蹈（如果它也可以称之为“舞蹈”的话），很像起源非洲、流行于古巴等地的康茄舞。跳舞时，表演者向前走三步，然後向後退二步，同时身体前後左右摇摆。由于必须走五步才能前进一步，跳这种舞穿街过巷是一件很花时间的事。延安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对它颇感兴趣，被秧歌舞旋转得几乎入了迷。然而，我不喜欢它，我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游戏。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日本学员，换句话说，日本战俘，曾为我们举行过一场令人难忘的演出。一场丰盛的中国晚餐後，我们观看了他们的表演，在精神和道德方面颇受启发（节目单见书後）。我和卢登最感兴趣的，是一支名为“令人厌恶的军队生活”的民歌。在我们看来，歌名如果译为“苦涩的军队生活”，也许会更恰当些。

短剧“上等兵岛田”叙述一个日本士兵发现了自己和长官的错误，向共产党投诚的故事。在动人的演出结束时，一群日本士兵跳到日本国旗上肆意践踏，这一举动连美国人看了都为之厌恶。如果不是亲自和一些演员谈过话，确知他们是日本人，我一定不会相信这是事实。那时我还不知道有“洗脑”这个词，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被彻底地洗过脑。

在空余时间，我们做各种游戏，并玩垒球锻炼身体。在这些场合，“马医生”，一个在延安多年的美国人，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个杰出的垒球外野手。

“马医生”的中国名字叫“海德”。据我所知，他生于南卡林纳州的海特姆。从他的外貌和姓氏判断，他的祖辈可能来自中东国家。1949年，他到美国驻北京领事馆更新过护照。这说明，至少到那时为止，尽管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中生活了多年，他仍然保留着美国国籍。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的话，很可能已放弃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了。

我不知道马医生最初是怎样把他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联系到一起的，退一步说，即使我知道，它也不属于本书叙述的范围。他谈吐优雅，风度翩翩，待人友好，从未听他谈起政治。他有一个中国妻子，长得非常迷人。他们住在延安的诺尔曼•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国人直接叫他马海德，而外国人则礼貌地称他为马医生（虽然他曾坦率地告诉过我们，他并没有完成他的医学学位）。他中国话讲得很流利，在我们同共产党军事领袖会谈时，曾为我们作过翻译。1949年，共产党占领北京後，我曾在街上遇见过他，他仍旧友好而且彬彬有礼。但对在公开场合和一个美国人谈话，显然有些紧张。

像马医生一样，谢伟思也是一个不错的垒球外野手。在大学时代，他曾作为一英里赛跑运动员而著名。至于观察团的指挥官，他只能在第一垒勉强应付，而在其他位置上，他就不得不大出其丑了。

十月五日，我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对于观察团其他成员，很难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然而对于我来说，它确曾具有某种重要性。坦率地说，我并不怎么看重这个荣誉，因为它不是授予在战场上表现英勇的军人的勋章。我觉得对于一个军人来说，真正值得骄傲的是荣誉勋章，功勋十字章和银星奖章。这些勋章代表着战场上的功绩，只能通过战斗才能获得。事实上，荣誉军团勋章一般只授予服役中表现优异的校级军官，而功勋章则授予一般军官。

无论我是否看中这个荣誉，我仍然认为，既然接受它，仪式总还是要搞得体面些。于是，我告诉周恩来，如果他和任何中共领导人能够参加授勋仪式，我会感到非常荣幸。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不知是因为毛的命令还是其他原因，授勋那天，几乎所有的中共军事领导人都出席了仪式，此外，一大群党校学生也到了场。当然，学生们并非是自愿的，他们显然对我没有兴趣，也不了解仪式的内容。

陆军准将威廉•伯金，CBI总部助理参谋长（後升为陆军副官长），专程从重庆飞到延安，主持我的授勋仪式。陪同他来的，还有长期以来一直是我老朋友的三位军官：乔治•阿姆斯特朗上校（他在退役前成为军医局副局长），毛里斯•迪帕斯上校（他曾在天津第15步兵团同我一起服役），爱德华•麦克纳利上校（我在史迪威将军领导下任助理武官时，他在北京学习中文）。遗憾的是，麦克纳利将军不久前去世了。

授勋仪式完毕後，机场上摆出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水果，茶和香烟。我们同共产党领导人一同在桌旁就坐。那一天，毛虽然在场，却并没有发言。唯一代表共产党发言的人是叶剑英将军。共产党这样做，显然是考虑到我作为军使的身份。叶剑英发言後，我用英文简短致答词（因为在场有许多美国人），马医生为我翻译。我发现他英译中显然要比中译英吃力。

我一生中曾作过不少翻译，深知把英文准确译成中文之艰难。特别是当人们企图表现幽默，而意思的表达又必须依赖双关语或玩弄文字时，情况尤其如此。在这种场合，稍有不慎，原意就会完全丧失。另一方面，双关语的确也很难翻译，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公共场合中，中国人很少使用这种修辞方式。

叶剑英将军在发言时表示，荣获勋章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与观察团一起工作的全体中国人的荣誉。人们尽可认为他这样说只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宣传效果，然而就我而言，我还是宁愿相信这是共产党对美国持有善意的证明。

当我在延安期间----现在也许仍是一样----共产党人有一个习惯：向他们尊敬的人献花。这种仪式通常在某些正式的，尤其是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具有重要性的场合举行。根据这一习惯，授勋仪式完毕後，朱德夫人向我献了一束美丽的纸花。由于气候以及一般经济原因，延安不适于发展园艺，因而几乎不可能期望共产党向客人赠送真正的鲜花。

人们告诉我，朱德夫人年轻时——1944年的她并不老——曾是一位著名的游击战士，常常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简短几句交谈给我的印象是，她虽不算漂亮，但却和蔼可亲。必须承认，边区妇女邋遢的穿着——不成形的外套和肥大的裤子——和过于简单的发型，遮掩了她们女性的妩媚。

授勋仪式的第二天，一群没有赶上盛典的共产党军官来我住所庆贺。多亏重庆朋友考虑周到，带来了几瓶威士忌酒，使我能够得体地款待他们。同一天，共产党报纸——《解放日报》——以极度赞赏的语言详细报道了整个仪式，

提起迪克西使团在延安的休闲和社会生活，人们不得不想起西瓜。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黑人非常喜欢这种水果，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看到西瓜就联想到黑人的汤姆大叔心态。无论黑人是否与西瓜有不解之缘，大多数中国人确实喜欢西瓜。中国大部分地区夏日极其炎热，而西瓜有清凉解暑的功能。它是自然界产生的中国人称之为具有“凉性”的水果，与之相对的是具有“热性”的水果，譬如梅。每当我们访问兵工厂，工厂，学校等地，拿来招待我们的总是香烟，茶点和西瓜。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後，西瓜和热茶也会出现在桌面上，两者据说都有“刮油”的功能。

我们在延安的膳食完全由共产党负责，唯一例外是早上休息期间的咖啡。每逢此时，共产党联络员陈家康就会近水楼台先得月，给自己倒上一杯香醇的咖啡。我们都喜欢他，他是一个妙趣横生的人。

另一种聚会是观察团收听新闻广播的例行晚会，陈家康通常也会参加。广播很少提及中国，但一旦提到，地名、人名就会屡屡被读错，从而给我们这些地处边陲、远离战火纷飞的尘世的人带来一丝欢愉。

共产党为我们提供的膳食大多是简单的中国餐，但它非常对我的胃口。开饭时常有共产党领袖来访，他们也愿意和我们一起进餐。一次在与朱德吃饭时，他问我通常吃中餐还是西餐，我告诉他大多数是中餐，而我也很喜欢。“就我而言，”朱德说，“不中不西最好。”我有些吃惊，因为我原以为中餐会更对他的胃口。

根据条例，我们的按日津贴是每人每天六美元。由于延安没有美军食堂，所以我们直接领取现金。当然，我通知过重庆的CBI总部，告诉他们共产党对我们实行伙食免费。然而出于某种理由，重庆没有理睬我的报告，而是继续发放按日津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白吃”。于是，我告诉周恩来，考虑到重庆的津贴，我们应该付适当的伙食费。周回答说，他并不清楚这件事，但既然我们在延安工作，那么，为我们提供免费食宿就是他们的义务。

“很好”，我说：“如果你不接受我们的伙食费，我将收集一笔合理的金额来偿付我们迄今为止的费用，如果你仍不接受，那我就把它扔进延河。”周回答说：如果我愿意，我尽可以把钱扔进延河，但共产党绝不会接受我们的伙食费。在这次谈话後，我让了步。聊以自慰的是：既然我已把此事通知过CBI总部，在这件事上我们至少是已经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