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

戴維•巴雷特

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專刊第六號》。

紀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團工作期間，死於敵人槍彈之下。

雖然中國研究中心對這套專刊論文的選輯負責，但文章觀點和確切陳述之責任，則由作者自負。

作者致謝： 茲感謝由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組成的當代中國問題聯合委員會對寫這部回憶錄所給與的資助。同時也感謝攝制書中照片的中共攝影師以及把它們贈送給我作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第五章 迪克西在娛樂

不言而喻，迪克西使團在延安的工作十分繁忙。為了調劑繁重的工作，豐富業余文化生活，我和共產黨都盡了很大的努力。

我們經常應邀參加各種晚宴，宴會中毛，朱，周，葉和其他中共領袖是常客。菜好酒劣，是延安晚宴的一般情況。我們能喝到的最好飲料是一種土製的紹興酒，味道有些像干雪莉酒。遺憾的是，真正的紹興酒二戰期間在中國供不應求，因此我們通常只能用“白干”代替。按照我們的標准，“白干”這種無色的蒸餾物根本不是酒而是酒精，因為它並非由葡萄釀制，而是由小米蒸餾而來的。同美國人不同，中國人並不認為葡萄酒和烈酒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他們把凡是含有酒精成份的飲料統稱為“酒”。

抗戰期間，重慶的美軍把白干稱為“警報水”。“白干”是一種真正的傳統中國酒，通常加熱後以小杯酌飲。在市場或宴席上，人們有時還可以看到一種標以“茅台”的裝在瓷瓶里的酒。茅台是貴州省的一個村鎮，平時生產這種特級飲料。然而，儘管人們百般夸獎，我卻不喜歡它（無論是真的還是偽造的）。我總覺得它有一股煤焦油味，而且過於猛烈。這種酒後勁很大，喝多了會使人爛醉如泥，即使只喝少量也會引起心口灼熱，及其難受。

在延安，我們還喝過一種“虎骨酒”。顧名思義，它由虎骨在白酒中浸制而成。據說它能增長力氣，使喝酒的人具有老虎的兇猛和勇氣。由於邊區很少有虎，所以它通常用熊骨泡製，而且往往是些不新鮮的熊骨。這種酒很烈，喝得過猛，會使人頭皮發炸。好幾次，我不加警告地把它端給一些粗心大意的人喝，看到那麼一小杯東西下肚後引起的巨大反應——咳嗽和窒息，我感到非常有趣。

到延安不久，共產黨在一個大禮堂里為我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沒有食品和飲料，一個由兒童組成的合唱團為我們表演各種節目，他們演唱時聲音之刺耳實為前所未聞。代表全體美國人，迪克西使團的指揮官用中文作了一個他自認為是措辭講究的發言。有趣的是，在演講時，傑克•謝偉思把我講話的內容向《讀者文摘》記者哈里森•福曼作了同聲翻譯。多年以後，美國作家羅伯特•培恩在他許多關於中國和其他問題的著作之一里寫道：我的演講操的是“獨具一格的巴雷特官話”。這一評論使我十分惱火，不是因為他的話不合實際，而恰恰是因為他道出了真情。

為提供娛樂，共產黨安排演出了許多舞台劇。儘管大部分節目蘸有政治醬油，充滿宣傳，但演的很好，有的甚至具有很高的觀賞性。我最喜歡看反映日占區生活的節目。扮演日軍官兵演員的表演，尤其是他們講中國話時的腔調，令人忍俊不禁。

共產黨在延安附近辦了一所戲劇學校，那裡不僅培養男女兒童上演經過修改的延安傳統戲，而且演一些在許多方面同西方戲劇相似的現代劇。附帶提一下，中國人稱古典劇為“戲”，戲同歌劇和那些有很多唱段的劇相類似。在話劇中，通常沒有或很少有唱段，對話用“白話”，即口語。自然，話劇在中國也是一件新鮮事。

一天晚上，二戰期間《時代》雜志駐中國記者，多年來一直以《紐約時報》劇評家稱著的布魯克斯•艾特金森和我坐在一起，觀看了一台描寫敵占區附近農村生活的話劇。劇中有一齣反映了大批農民——包括老人和婦女——趕集的場景。布魯克斯深受觸動，感嘆地對我說：“戴維，農民演員竟能演得這樣好，真不能想象他們是怎樣訓練的。”當我告訴他，舞台上所有的角色都是由共產黨戲劇學校學員——大多數是十幾歲的小孩——扮演的時候，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附帶地提一句，使布魯克斯深受感動的，不僅是延安的演員。在重慶，中國演員的表演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訴我，他特別感興趣的是中國演員在舞台上行走的功夫——他們似乎不是在走動，而是從一處向另一處毫不費力地飄動。

我在延安時天氣一直很好，經常應邀到一個稱為“梨園”的果園裡參加露天舞會。舞會中的見聞，常常是那些喜歡盲目夸獎延安共產黨的新聞記者大加渲染的材料。在延安，沒有一個音樂家會演奏一支稍微像樣的舞曲，於是我們只好隨着一架老爺唱機放出的嘈雜刺耳的古老樂曲跳舞。我常後悔當初竟沒有想到要求“CBI”總部派一個軍樂隊，來為我們演奏幾個晚上。我相信，他們的音樂給各級共產黨官員帶來的愉快，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美國人的好感，是無法估量的。

有一次，從重慶來訪的某些大人物帶來了一部用汽油發電的放映機。他們帶的是什麼影片，我已不記得了，但總不外乎是些極其瑣碎，無聊，令人難堪的類似米老鼠的動畫片。然而，共產黨似乎全然不在乎片子的好壞，他們把這部影片在一個擠滿人的房間里整夜放映，看了一遍又一遍。順便說一下，這一次，我知道中國人稱“Mickey Mouse”為米老鼠。

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從不缺席舞會。在跳舞時，毛不穿西裝，身着白襯衫和黑褲子。為表示絕對平等，他總是同其他客人站在一起，接受第一個姑娘的邀請。姑娘們大都留着長辮，她們邀請毛跳舞的標准程式是：“主席，請和我跳一支舞。”

為歡迎我們舉行的文娛活動中，最有特色的是專業演員表演的著名的秧歌舞。觀眾——男人，婦女，中國人和外國人——有時也參加跳舞的行列。據說，秧歌舞是人民表達自己感情的一種方式，因而長期以來深受共產黨重視。事實上，1948年北京郊區燕京大學學生秘密准備迎接解放的慶祝活動，主要部分就是秧歌舞。

秧歌是一種簡單、原始的舞蹈（如果它也可以稱之為“舞蹈”的話），很像起源非洲、流行於古巴等地的康茄舞。跳舞時，表演者向前走三步，然後向後退二步，同時身體前後左右搖擺。由於必須走五步才能前進一步，跳這種舞穿街過巷是一件很花時間的事。延安一些外國新聞記者對它頗感興趣，被秧歌舞旋轉得幾乎入了迷。然而，我不喜歡它，我覺得這是一種愚蠢的游戲。

“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和“日本工農學校”的日本學員，換句話說，日本戰俘，曾為我們舉行過一場令人難忘的演出。一場豐盛的中國晚餐後，我們觀看了他們的表演，在精神和道德方面頗受啟發（節目單見書後）。我和盧登最感興趣的，是一支名為“令人厭惡的軍隊生活”的民歌。在我們看來，歌名如果譯為“苦澀的軍隊生活”，也許會更恰當些。

短劇“上等兵島田”敘述一個日本士兵發現了自己和長官的錯誤，向共產黨投誠的故事。在動人的演出結束時，一群日本士兵跳到日本國旗上肆意踐踏，這一舉動連美國人看了都為之厭惡。如果不是親自和一些演員談過話，確知他們是日本人，我一定不會相信這是事實。那時我還不知道有“洗腦”這個詞，但我相信，他們一定是被徹底地洗過腦。

在空餘時間，我們做各種游戲，並玩壘球鍛煉身體。在這些場合，“馬醫生”，一個在延安多年的美國人，經常和我們在一起。他是一個傑出的壘球外野手。

“馬醫生”的中國名字叫“海德”。據我所知，他生於南卡林納州的海特姆。從他的外貌和姓氏判斷，他的祖輩可能來自中東國家。1949年，他到美國駐北京領事館更新過護照。這說明，至少到那時為止，儘管已經在中國共產黨中生活了多年，他仍然保留着美國國籍。如果他今天還活着的話，很可能已放棄了美國公民的身份，不再是一個美國人了。

我不知道馬醫生最初是怎樣把他的命運同中國共產黨聯繫到一起的，退一步說，即使我知道，它也不屬於本書敘述的范圍。他談吐優雅，風度翩翩，待人友好，從未聽他談起政治。他有一個中國妻子，長得非常迷人。他們住在延安的諾爾曼•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中國人直接叫他馬海德，而外國人則禮貌地稱他為馬醫生（雖然他曾坦率地告訴過我們，他並沒有完成他的醫學學位）。他中國話講得很流利，在我們同共產黨軍事領袖會談時，曾為我們作過翻譯。1949年，共產黨占領北京後，我曾在街上遇見過他，他仍舊友好而且彬彬有禮。但對在公開場合和一個美國人談話，顯然有些緊張。

像馬醫生一樣，謝偉思也是一個不錯的壘球外野手。在大學時代，他曾作為一英里賽跑運動員而著名。至於觀察團的指揮官，他只能在第一壘勉強應付，而在其他位置上，他就不得不大出其丑了。

十月五日，我被授予榮譽軍團勛章。對於觀察團其他成員，很難說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然而對於我來說，它確曾具有某種重要性。坦率地說，我並不怎麼看重這個榮譽，因為它不是授予在戰場上表現英勇的軍人的勛章。我覺得對於一個軍人來說，真正值得驕傲的是榮譽勛章，功勛十字章和銀星獎章。這些勛章代表着戰場上的功績，只能通過戰斗才能獲得。事實上，榮譽軍團勛章一般只授予服役中表現優異的校級軍官，而功勛章則授予一般軍官。

無論我是否看中這個榮譽，我仍然認為，既然接受它，儀式總還是要搞得體面些。於是，我告訴周恩來，如果他和任何中共領導人能夠參加授勛儀式，我會感到非常榮幸。使我大吃一驚的是，不知是因為毛的命令還是其他原因，授勛那天，幾乎所有的中共軍事領導人都出席了儀式，此外，一大群黨校學生也到了場。當然，學生們並非是自願的，他們顯然對我沒有興趣，也不了解儀式的內容。

陸軍准將威廉•伯金，CBI總部助理參謀長（後升為陸軍副官長），專程從重慶飛到延安，主持我的授勛儀式。陪同他來的，還有長期以來一直是我老朋友的三位軍官：喬治•阿姆斯特朗上校（他在退役前成為軍醫局副局長），毛里斯•迪帕斯上校（他曾在天津第15步兵團同我一起服役），愛德華•麥克納利上校（我在史迪威將軍領導下任助理武官時，他在北京學習中文）。遺憾的是，麥克納利將軍不久前去世了。

授勛儀式完畢後，機場上擺出一張桌子，上面放着水果，茶和香煙。我們同共產黨領導人一同在桌旁就坐。那一天，毛雖然在場，卻並沒有發言。唯一代表共產黨發言的人是葉劍英將軍。共產黨這樣做，顯然是考慮到我作為軍使的身份。葉劍英發言後，我用英文簡短致答詞（因為在場有許多美國人），馬醫生為我翻譯。我發現他英譯中顯然要比中譯英吃力。

我一生中曾作過不少翻譯，深知把英文準確譯成中文之艱難。特別是當人們企圖表現幽默，而意思的表達又必須依賴雙關語或玩弄文字時，情況尤其如此。在這種場合，稍有不慎，原意就會完全喪失。另一方面，雙關語的確也很難翻譯，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公共場合中，中國人很少使用這種修辭方式。

葉劍英將軍在發言時表示，榮獲勛章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也是與觀察團一起工作的全體中國人的榮譽。人們盡可認為他這樣說只是為了獲得最大限度的宣傳效果，然而就我而言，我還是寧願相信這是共產黨對美國持有善意的證明。

當我在延安期間----現在也許仍是一樣----共產黨人有一個習慣：向他們尊敬的人獻花。這種儀式通常在某些正式的，尤其是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具有重要性的場合舉行。根據這一習慣，授勛儀式完畢後，朱德夫人向我獻了一束美麗的紙花。由於氣候以及一般經濟原因，延安不適於發展園藝，因而幾乎不可能期望共產黨向客人贈送真正的鮮花。

人們告訴我，朱德夫人年輕時——1944年的她並不老——曾是一位著名的游擊戰士，常常和國民黨軍隊作戰。簡短幾句交談給我的印象是，她雖不算漂亮，但卻和藹可親。必須承認，邊區婦女邋遢的穿着——不成形的外套和肥大的褲子——和過於簡單的發型，遮掩了她們女性的嫵媚。

授勛儀式的第二天，一群沒有趕上盛典的共產黨軍官來我住所慶賀。多虧重慶朋友考慮周到，帶來了幾瓶威士忌酒，使我能夠得體地款待他們。同一天，共產黨報紙——《解放日報》——以極度讚賞的語言詳細報道了整個儀式，

提起迪克西使團在延安的休閒和社會生活，人們不得不想起西瓜。長期以來，美國人一直認為黑人非常喜歡這種水果，以至於形成了一種看到西瓜就聯想到黑人的湯姆大叔心態。無論黑人是否與西瓜有不解之緣，大多數中國人確實喜歡西瓜。中國大部分地區夏日極其炎熱，而西瓜有清涼解暑的功能。它是自然界產生的中國人稱之為具有“涼性”的水果，與之相對的是具有“熱性”的水果，譬如梅。每當我們訪問兵工廠，工廠，學校等地，拿來招待我們的總是香煙，茶點和西瓜。在一頓豐盛的晚餐之後，西瓜和熱茶也會出現在桌面上，兩者據說都有“刮油”的功能。

我們在延安的膳食完全由共產黨負責，唯一例外是早上休息期間的咖啡。每逢此時，共產黨聯絡員陳家康就會近水樓台先得月，給自己倒上一杯香醇的咖啡。我們都喜歡他，他是一個妙趣橫生的人。

另一種聚會是觀察團收聽新聞廣播的例行晚會，陳家康通常也會參加。廣播很少提及中國，但一旦提到，地名、人名就會屢屢被讀錯，從而給我們這些地處邊陲、遠離戰火紛飛的塵世的人帶來一絲歡愉。

共產黨為我們提供的膳食大多是簡單的中國餐，但它非常對我的胃口。開飯時常有共產黨領袖來訪，他們也願意和我們一起進餐。一次在與朱德吃飯時，他問我通常吃中餐還是西餐，我告訴他大多數是中餐，而我也很喜歡。“就我而言，”朱德說，“不中不西最好。”我有些吃驚，因為我原以為中餐會更對他的胃口。

根據條例，我們的按日津貼是每人每天六美元。由於延安沒有美軍食堂，所以我們直接領取現金。當然，我通知過重慶的CBI總部，告訴他們共產黨對我們實行伙食免費。然而出於某種理由，重慶沒有理睬我的報告，而是繼續發放按日津貼。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白吃”。於是，我告訴周恩來，考慮到重慶的津貼，我們應該付適當的伙食費。周回答說，他並不清楚這件事，但既然我們在延安工作，那麼，為我們提供免費食宿就是他們的義務。

“很好”，我說：“如果你不接受我們的伙食費，我將收集一筆合理的金額來償付我們迄今為止的費用，如果你仍不接受，那我就把它扔進延河。”周回答說：如果我願意，我盡可以把錢扔進延河，但共產黨絕不會接受我們的伙食費。在這次談話後，我讓了步。聊以自慰的是：既然我已把此事通知過CBI總部，在這件事上我們至少是已經問心無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