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團—1944年美軍觀察團出使延安

戴維•巴雷特

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專刊第六號》。

紀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團工作期間，死於敵人槍彈之下。

雖然中國研究中心對這套專刊論文的選輯負責，但文章觀點和確切陳述之責任，則由作者自負。

作者致謝： 茲感謝由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組成的當代中國問題聯合委員會對寫這部回憶錄所給與的資助。同時也感謝攝制書中照片的中共攝影師以及把它們贈送給我作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第七章 談判的道路是艱難的

看來，赫爾利將軍在回到重慶後立即，也許是當天，就把共產黨的五點建議交給了國民黨政府。我不知道他是否把它先交給了宋子文，但我想如果後者要求的話，他是很難拒絕的。

秉公而論，當赫爾利滿懷希望興致勃勃地離開延安時，他很可能不僅認為共方建議是公正的，而且真誠地相信蔣介石會接受它們——如果不是全盤，至少也會部分接受，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談判。假如赫爾利真能促成國共合作，他的確會贏得極大的榮譽，或許還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問題是，如果蔣介石斷然拒絕共方建議，那麼，曾經在條件下簽字表示同意的赫爾利，就要大失體面了。

非常可能，五點建議是在翻譯成中文後呈交給蔣介石的。至於譯本上是否有毛澤東和赫爾利簽字，表示他們讚許的那一部分，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國民政府官員的第一個反應是，共產黨以花言巧語騙取了赫爾利的信任。

可以肯定，赫爾利一回到重慶，立即着手勸說蔣介石接受中共起草、經他補充修改的“五點建議”。11月16日，他向羅斯福總統報告，蔣認為中共的建議“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果世上還有詞不達意的報告，那麼這就是一篇傑作。任何中國官員，只有讀一下中共“五點建議”的原文，都不難看出赫爾利所起的作用。“人身保護權”，“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這一類的文句，對於中國人——無論他屬於什麼黨派——都是陌生的。除非曾經研究過美國憲法，他不可能使用，甚至不可能知道這類措辭。

在11月16日給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中，赫爾利沒提到他在起草五點建議過程中起的作用。有趣的是，他稱中共為“所謂的共產黨人”。在同一份電報中，他告訴總統，他“幾乎是不斷地”同蔣和他的顧問聯系，聲稱他相信蔣本人願意同共產黨達成協議，但他的一些顧問反對。事隔許久，仍很難想象蔣當時確曾傾向於接受共方提案，因為如果他真這樣做，他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威望肯定會遭到極大的打擊。

有證據表示，至少在回到重慶後的一個短時期內，赫爾利仍然相信共方建議的合理性，並希望勸說蔣介石接受。11月13日，他告訴約翰•戴維斯，他認為五點建議是合情合理的，假如談判失敗，主要責任應該歸咎於國民政府而不是共產黨。

如果赫爾利真的曾希望說服蔣介石，那麼，11月17日，當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博士請他把“中國政府代表反建議（2）”轉交給共方作為談判前提時，他一定大失所望。在我看來，蔣和他的顧問之所以讓赫爾利轉交這份文件，只是為了要在共產黨面前出他的丑。

“中國政府代表反建議（2）”全文如下：

1.中華民國政府，為確保全中國軍隊的有效統一，促成日本投降，並實現人民重建家園之願望，謹同意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作為一個戰時措施，立即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共產黨正規軍編入國民政府軍隊，按同等待遇領取薪俸，軍需和其他物資。

2.共產黨在這場愛國戰爭及戰後重建家園的過程中將全力支持國民政府，並通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把所有軍隊轉交給國民政府。

3.共產黨贊成國民政府貫徹孫中山的原則，在中國建立一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並執行旨在促進政府中民主程序的進步和發展的各項政策。

根據“抗日建國大綱”條款規定，除非行動危及到有效對日作戰從而有特殊必要，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及其他公民權利均受法律保護。

“反建議”含糊其辭地承認了共產黨提出的，赫爾利按美國憲法權利法案面貌修改的建議。但是，這種承認由於“反建議”結尾處的一個但書而變得毫無意義。這個但書是：“除非行動危及到有效地對日作戰從而有特殊必要，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及其他公民權利均受法律保護。”

1944年11月17日，赫爾利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當天，他向國民政府遞交了國書，開始正式履行大使職務。在我看來，就是從這一天起，天平發生了變化。在談判中，他開始變得越來越偏袒國民政府。

與赫爾利一同抵達重慶時，周恩來曾告訴記者，他來重慶的目的，是陪同一些想親眼看看邊區情況的人民協商會議成員到延安去，這些人一般屬於第三黨——他們既不聽命於共產黨，同國民黨也沒有密切聯系。然而，在蔣正在考慮共產黨方面建議的關鍵時刻，我想他不會不知道他此時待在重慶的重大意義。至於他是否認為他的在場會多少有助於說服蔣接受共方建議，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對國共恢復友好關係道路上的重重障礙，他一定認識的很清楚。

在“共產黨—赫爾利五點建議”被“中國政府代表反建議（2）”斷然否決後，赫爾利很可能曾竭力勸說蔣介石降低“反建議”的條件。即使他真這樣做過，他的努力也是白費。中國政府代表第二份“反建議”，幾乎是前一份的翻版，兩者間的唯一區別是，後者加上了這樣一句話：政府將任命“一名高級共產黨軍官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11月22日，這份以“中國政府三點建議”知名的文件送交了周恩來。研究後，周顯然得出結論：繼續在重慶逗留已毫無意義。於是，他要求CBI總部提供飛機，送他回延安。

11月28日，我在機場碰到周恩來和陳家康，在場的還有共產黨元老董必武。在聽到延安機場上空氣候惡劣的報告後，我們立即決定暫停飛行，等待天氣轉晴。

縱然事實真如周恩來所說，他來重慶的目的是要陪同某些人民協商會議成員到延安去，他在11月28日准備離開重慶時，並沒有帶走任何協商會議成員，機場上也沒有這一團體的代表為他送行，12月1日再次起飛時，情況也是一樣。這一天，我們從重慶出發，往北朝延安飛行。當飛機飛到重慶與西安之間的崇山峻岭時，螺旋槳開始拋射大塊的冰塊，打在飛機兩側，發出好像錘子擊打的聲音。最令人擔憂的是機長走進來的那一刻。絲毫不掩飾自己的不安，他告訴我們：“在中國飛行，早已把我在美國航校掙的學分用光了。”直到飛機決定返航，我才鬆了口氣。為了融化機翼上的冰，飛機在重慶上空暖空氣中盤旋了很久。

12月2日和5日，我們又兩次起飛，但都因為遇到與12月1日同樣的情況而不得不返航。12月6日，正當準備再試一次時，我們接到秦嶺山脈以北氣候惡劣的通知。這時，周明智地建議，最好還是改天出發。對此我表示同意。

12月7日，我們終於起飛了，飛機順利飛越秦嶺山脈，機翼上也沒有結冰。不久，我們飛過了西安，到延安只剩下最後一小段航程。然而，很長一段時間過去後，飛機仍在繼續飛行。這時，周恩來走到我的旁邊，說：“上校，看來我們飛錯方向了，下面的地形完全陌生，而且照理說現在我們也該到延安了。我想我們是在向西而不是向北飛行。”

我透過機窗，看到一片崎嶇陌生明顯人跡未到的山地。我問周他認為該怎麼辦，回答是：“讓駕駛員轉向180度飛行，直到看見渭河，然後再轉向飛北。”我們這樣做了，不久就到了延安，大家如釋重負。直到現在，想到這件事我還不寒而慄。我不知道如果我們繼續向西飛，會發生什麼情況。在汽油耗盡後，我們會在西藏某處有爭議的地方迫降，而那裡當然也不會有什麼機場。如果事情真是這樣，那我今天也許就不會在這里講述關於迪克西使團的故事了。

在周恩來因氣候原因被迫逗留重慶期間，赫爾利大使於12月4日晚和他舉行了一次會談，在場的還有中國戰區指揮官阿爾伯特•魏德邁中將，魏的參謀長羅伯特•麥克勒爾少將和我。周的秘書陳家康充當會議翻譯。在會談中，美國人盡最大努力，勸說周接受國民政府“三點建議”，特別強調蔣在同意讓一個共軍高級將領進入軍委員會問題上所作的讓步。就我所知，我們的勸說對周完全無效。

會議結束後，赫爾利大使表示，希望我此次去延安能夠說服毛澤東接受國民政府的“三點建議”，並同意讓周恩來回重慶繼續談判。自然，我答應盡力而為。但即使在當時，我對成功也不抱希望：既然有兩個美國在華最高級將領支持的大使本人都無能為力，無法勸說周贊成蔣的提案，我一個低級軍官又能做什麼呢？儘管如此，在12月8日下午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時，我還是盡了最大的努力。

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會談，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一離開毛的住所，乘會談情景還歷歷在目，我立刻根據回憶，把會談經過寫成了報告。由於無權同赫爾利大使直接聯系，我把報告送交了魏德邁將軍。在《1944年中美外交關係》第727頁以後，人們可以看到這篇報告。報告全文如下：

【延安】1944年12月10日

題目：與毛澤東主席的會談

1.1944年12月8日，我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我首先發言，詢問周恩來將軍是否不打算返回重慶。毛回答說，周將軍在那裡無事可做。隨後，我們就國共兩黨當前進行正在的談判進行了非常全面和坦率的討論。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發言內容概括如下：

“蔣提出的三點建議的實質在於：共產黨軍隊必須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整編。這種整編意味着把我們的軍隊完全置於他的控制之下，並將導致他對我們軍隊的任意分割。此後，我們將任憑其擺布，再無還手之力。

“作為對這種相當於完全投降的奉獻之回報，蔣原則上答應讓我們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占一個席位。這種席位毫無意義。人們知道，馮玉祥，李濟深兩位將軍也是委員會的成員，他們曾都是叱咤風雲的人物，然而，在委員會裡他們無足輕重，完全不能影響它的決策，事實上，整個委員會已有很長時間沒有在一起開過會了。

“赫爾利將軍說，如果我們接受委員會這一席位，我們將有權接觸所有軍事報告，從而能夠知道政府中發生的一切，並影響它的決策。這里要特請赫爾利將軍原諒，我們不能同意他的說法。我們可以向他保證，當我們說，一個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共產黨人，對於該會的情況知道的絕不會比一個局外人更多，他對委員會決策的影響也絕不會比一個局外人更大一些時，我們是理解這句話的意義的。

“赫爾利將軍還說，接受委員會席位將會使我們有一隻腳邁進國民政府的門檻，獲得一個立足點，從這一基礎出發，我們將能擴大我們的力量，增強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直至最後完全控制政府。我們深信這一設想是根本錯誤的，然而我們無法使赫爾利將軍也相信這一點。我們所能說的只是：如果一個人雙手被搏，縱使一只腳取得了立足之處，也無濟於事。

“赫爾利將軍，魏德邁將軍以及麥克勒爾將軍曾告訴周恩來將軍，美國期望我們的軍事合作（對此我們非常樂意提供），但是在這種合作成為現實之前，我們必須接受蔣的條件。然而，對於接受條件後我們的安全，美國卻全然沒有保證。當然，我們並不認為應該向美國尋求這樣的保證。事實上，無論美國如何真誠，我們都不相信它他能夠保證我們在接受條件後的安全。我們不相信蔣的諾言，任何一個公正無偏地研究過國共關係史的人都能夠理解我們的這種感情。

“我們感到美國的態度有些令人費解。赫爾利將軍來的延安，問我們根據什麼條件可以同國民黨合作，於是我們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五點建議’。赫爾利將軍認為這些條件是完全公正的，事實上，相當一部分條件還是根據他的建議提出的。蔣拒絕了這些條件。於是，美國人又來找我們，急切地要求我們犧牲自己的自由，接受蔣的‘反建議’。這一切使我們感到困惑。

“儘管人們告訴我們，為顧全大局犧牲自己是高尚行為，我們卻看不出把自己置於蔣的擺布之下，會對當前的危局有何助益。赫爾利將軍說，我們的讓步將會贏得世界的讚許，可是，如果我們無條件屈從於蔣，聽任他束縛我們的手腳，世界的讚許對我們又有什麼用處呢？

魏德邁將軍說，如果我們同蔣達成協議，他將給我們武器，派美國軍官來幫助訓練並同我們一道工作。我們衷心地歡迎這種援助，但不能期望我們為此而接受蔣的要求。我們認為，美國應該充分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我們屈從於蔣的名目繁多的限制，合作事實上將變為一句空話，因為那時我們將一無所有。至於談到這些限制，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放棄唯一的自衛工具——軍隊，蔣是願意並且能夠隨時強加給我們的。

“在目前形勢下，毫無疑問，我們是願意參加政府的。事實上是蔣提出的條件使我們無法參加。這里再重複一遍：“如果一個人雙手被搏，縱使一隻腳取得了立足之處，也無濟於事。

“人們要求我們作如此巨大的犧牲，而向在很大程度上應對危局負責的蔣要求得卻這樣少。這種做法是不公正的。承認我黨的合法地位並不是犧牲。我們也看不出，同意在形同虛設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讓共產黨占一席位，蔣作出了什麼讓步。

“無論魏德邁將軍多麼真誠地想幫助我們，如果以接受蔣的條件為前提，他就達不到目的。我們希望和美軍聯合作戰，希望挽救當前危局，也希望美國援助。但蔣使這一切成為不可能。我們曾提出過一個合理的、確保我們能夠得到美援的方案，但我們的方案被蔣斷然拒絕了，而且，他還企圖把責任推到我們身上。

“美國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住蔣的地位。對此政策，我們沒有異議。只要蔣抗日，我們完全願意接受他的領導。然而，我們絕不會為取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一個席位而放棄自衛的權利。

“如果美國願意支持蔣的腐敗政權，那是它的特權。然而，我們相信，無論美國怎樣挽救，蔣註定會失敗。難道魏德邁將軍真的相信，蔣會聽從他的勸告，真心實意地同共產黨合作嗎？當然不會。對蔣在採取聯合軍事行動時的信用，史迪威將軍早已有所領教。如果美國願意，就讓它繼續支持蔣吧，它會看見他失去昆明，貴陽，重慶，西安和成都。那時，也許它就會認識到支持蔣是徒勞的了。

“不象蔣介石，我們不需要外國扶持。我們是自由人，能夠自己直立行走。

“我們承認，儘管有一切缺點，蔣並沒有和日本媾和。對此我們十分感激。但話說回來，在目前這種局勢下，只有烏龜才會拒絕對日作戰。

“我們相信，以‘五點建議’為前提，依靠美國的幫助，我們一定能夠挽救當前的頹局。我們願意為抗日犧牲，相信魏德邁將軍對我們的作戰潛力有所了解，但我們不能縛手作戰。我們完全願意服從一個以蔣為首的政府的領導，但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在這個政府里，我們要有自己的發言權，而不只是一個形同虛設的席位。

“假如美國決定拋棄我們，我們將會感到非常遺憾。但即使如此，也並不會改變我們對美國的好感。任何時候——現在和將來——我們都將懷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你們的援助。在沒有附加條件的情況下，我們十分願意在一位美國將軍的領導下作戰。這就是我們對你們的感情。記住，假如你們真的在中國海岸登陸同日本作戰，我們一定會來迎接你們，並服從你們的領導。

“我們歡迎美軍觀察團的到來，並盡力同它進行了合作。如果它願意留下來，我們很高興；如果它走了，我們會遺憾。如果它現在走將來又回來，我們將仍舊對它表示歡迎。即使美國不給我們一槍一彈，我們仍要繼續抗戰，並仍將是美國的朋友。

“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條件下，我們已經堅持了七年抗戰。無論將來發生什麼事，我們將繼續抗戰。如果美國不幫助我們，還有英國和蘇聯。（註：我表示，在我看來，英國不可能對他們進行實質性援助，對此他們沒有回答。我沒有提到蘇聯。）

“巴雷特上校說，我們沒有向赫爾利將軍講清楚，‘五點建議’是我們的底線。他說他相信赫爾利將軍以為我們是在“討價還價”。‘五點建議’的確是我們的最低條件。我們已經做了最大的讓步：同意接受蔣作為領袖；同意把軍隊置於聯合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指揮之下；同意除合理分享部分美援物資外，不做任何其它要求。我們的讓步已經到了極限。

“我們完全理解赫爾利將軍當時的處境，知道他不能保證蔣接受‘五點建議’。的確，當初他只是說他個人認同‘五點建議’，願意盡力勸蔣接受。但是，在蔣拒絕這些條件之後，我們不希望赫爾利再回到延安，向我們施加壓力，迫使我們接受一個以犧牲我們利益為前提的‘反建議’。

“如果美國不能理解在接受蔣的絕對控制後我們的地位，今天我們在這里所說的一切都是徒勞。關於這一點，周恩來將軍早在重慶時就向赫爾利將軍仔細解釋過。如果赫爾利將軍今天還不能理解這一點，那麼，他將永遠不會理解。而在這種情況下讓周將軍再去重慶把一切重複一遍，實屬毫無必要。

“蔣介石拒絕同意建立聯合政府，我們亦決心不向蔣的壓力屈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我們現在正向各解放區的人民政協建議，要求組成一個代表所有這些地區的聯合委員會。我們將努力尋求國民政府承認這個委員會，但對此我們不抱希望。聯合委員會的組成，將是建立一個獨立政府的第一步。

“在重慶時，周將軍沒有把准備建立聯合委員會一事告訴赫爾利將軍，這是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下定決心。事實上，對這一計劃我們考慮已久，而周將軍知道它付諸實施，是在他回到延安之後。

“巴雷特上校說，我們目前的立場，無異於是關閉了談判的大門。我們是關閉了談判的大門，但我們把窗子開得很大。‘五點建議’就是這扇談判之窗。我們隨時都願意參加聯合政府。這一天可以是今天，也可以是明天，甚至可以是後天。但是在後天的後天，在昆明，貴陽，重慶，成都和西安統統失陷後，我們將改變立場，不會按照先前的條件進入聯合政府。”

2.會談期間，毛澤東立場堅定，態度始終非常強硬。他並非對我無禮，但還是多次發了脾氣。他一遍又一遍地喊：“不能再讓步了！”“蔣介石這個王八蛋！他要是在這，我當着他的面詛咒他 ！”我對蔣的一個評論，即他把“五點建議”看成趕他下台的手段，激起毛的勃然大怒。他跳起來狂喊：“他早就應該下台了！”周自始至終沒有發脾氣，總是沉着冷靜地發言，支持毛所說的一切。會議結束，我感覺我是在同兩位聰明，冷酷，堅定而絕對自信的領導人白費唇舌。

3.會談時，為了影響共產黨領袖的強硬立場，我發表了一些個人意見。以下是這些意見及共產黨對它們的回答：

（1）意見：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並最終建立獨立政府的決定，給蔣一個絕好的機會聲稱，他迄今為止所說的關於共產黨是叛匪的話，已被確證無疑。

【回答】：他稱我們叛匪由來已久，對此我們已習慣了。隨他說什麼吧，我們不在乎。

（2）意見：你們使蔣有機會說你們同日本進行了交易。

【回答】：以前他也多次這樣譴責過我們。我們繼續抗戰這一事實，將會證明他的荒謬。

（3）意見：談判失敗以及你們准備與國民政府決裂的消息，將受到日本的歡迎。

【回答】：無論我們做什麼，日本總會為自己的目的歪曲宣傳，對此我們無能為力。

（4）意見：如果你們與國民政府決裂，不僅蔣，而且美國很大一部分公眾輿論都會認為你們是反叛者。

【回答】：時間將向美國人民證明，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5）意見：在此危機關頭你們拒絕支持政府，可能會引起美國人民對你們的反感。

【回答】：當真相大白——這只是遲早的事——時，美國人民將讚許我們今天的行為。

（6）意見：如果國民黨和美國軍隊在昆明和貴陽一線擊潰了日軍，輿論對你們將會非常不利。

【回答】：假如真是這樣，沒有人會比我們更高興。

（7）意見：如果蔣被打敗，而你們卻在危急關頭見死不救，美國可能會停止援助，從中國撤出全部軍隊。

【回答】：美國不可能拋棄中國。

在暴風雨般的會談臨近結束時，毛澤東已經冷靜了下來，但他仍保留着最後一顆炮彈。“上校”，他以極其鎮定的口吻強調說：“你無疑記得，赫爾利將軍11月10日離開延安前夕，和我簽署了我們起草的，經過他建議修改的‘五點建議’。根據這些條件，我們願意同國民黨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你無疑也記得，正是他建議在條件下簽字，以表明我們對它的支持。雖然我們現在並不願意把這份簽了字的文件向中外媒體公布，但如果事態照此發展下去，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覺得有必要這樣做。”

在給魏德邁將軍的報告中，我沒有提到毛澤東這最後的一擊。然而，回到重慶的當天，在向他和赫爾利大使宣讀我的報告的時候，我提到了這一點。

如上所述，當我表述自己意見，說在蔣看來，共方的五點建議可能顯示了迫其下台的願望時，毛澤東突然勃然大怒，以至於我不得不提醒他，我並不是蔣，而只是一名美軍上校。當赫爾利聽到毛暗示要向報界披露有他簽字的文件原本時，我曾一度擔心他會把肺氣炸。“媽的，”他用一個現在已相當普遍而在當時則很少使用的詞高聲詛咒，“這小子騙了我！”這時，我不得不提請他注意，我並不是毛澤東。

至於說毛“騙了我！”，我認為這不是事實。在離開延安那天的早上，正是赫爾利將軍自己向毛澤東提出共同草簽“五點建議”，以表示對其的支持。對於這一做法的後果，他應該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關於1944年12月8日在延安和毛的會談，我還有最後一點補充。離開會場時，毛按中國傳統禮節把我送到門口。“上校”，他在告別時說，“你是真心在為中國呼籲和平，對嗎？”事實上，我確是在這樣做。

12月15日，我再次飛往延安。這一次陪同我前往的，是戰略情報局的一位軍官伯德上校。戰略情報局最初的組織者是威廉•多諾萬少將，戰後它變成了中央情報局。飛機上另一位同伯德上校的使命無關的乘客是約翰•戴維斯。戴維斯對迪克西使團的組建曾起過巨大作用，但他從前只訪問過延安一次，那是在1944年10月22日至11月8日。

那時，雖然日本最終戰敗已成定局，原子彈仍是一個機密。因此，軍界一般還是認為，只有經過苦戰，摧毀日本本土頑強抵抗，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為發起本土攻擊戰，山東沿岸早已被視為可能的進攻基地。

伯德上校專程到延安，正是為了同中共領導人商量美軍一旦在中共控制下的山東沿岸登陸，兩支軍隊可能的聯合作戰事宜。我們在延安一直逗留到12月17日，並在此期間會晤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不出所料，中共領袖最為關心的，是美國到底希望他們做些什麼。對聯合作戰的前景，他們一般來說還算滿意，因為這一行動自然會大大加強他們同國民黨對抗的地位。

離開延安前，共產黨送給伯德上校一把漂亮的日本指揮刀。在我離開迪克西使團時，他們也曾送給我一把。當然，它們並不一樣，我那把要精緻漂亮得多。畢竟，正如中國成語所說：“近水樓台先得月”。

回到重慶後，我們發現赫爾利大使並不清楚我們訪問延安的目的，或是知道卻沒有在意。當獲悉我們訪問的消息時，他被激怒了，認定我們是在背着他出賣國民政府的利益。關於此事的詳情，沒有必要在此贅述。

戴維斯從延安向國務院報告，他在延安短暫逗留期間得到一個印象：毛似乎對自己在12月8日同我會談時的粗暴行為感到有些羞愧，並力圖彌補——他以不同尋常的友好態度，熱情對待戴維斯和其他美國人。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計較那場暴風雨般的會談中毛的態度。我認為毛一般來說是一個謙恭有禮，但很少溢於言表的人。

我最後一次延安之行是1944年12月27日。這次訪問使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出發的前一天，魏德邁將軍的參謀長麥克勒爾少將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有一項極其重要的使命。當時魏德邁將軍不在重慶，我認為麥克勒爾將軍自然有權向我發布命令。我和麥克勒爾將軍是多年的老朋友。三十年代，我們同是美軍駐天津第15步兵團軍官，那時我的級別高於他，但在重慶，他顯然是我的上級。

麥克勒爾將軍對我說，這次的任務是通知延安共產黨領導人，在戰勝德國後——這在當時已為期不遠——美國可能將把駐歐洲的一個空降師派到中國戰場，參加最後進攻日本本土的戰斗。他指示我同共產黨接洽，問他們在美軍灘頭陣地建立，正規後勤工作展開之前，是否能為這一師美軍提供後勤，當然，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除外。他明確交代，我必須向共產黨講明，我們的談判純屬探索性質，因為當時並沒有最後決定，在戰勝德國後，是否要派那個空降師到中國來。

在接到麥克勒爾將軍的命令之後，我曾問他赫爾利大使是否同意這次延安之行，他作了肯定的答覆。我相信了他的話。

12月27日，到達延安後，我向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將軍和葉劍英將軍提出了我受命討論的問題。按照麥克勒爾將軍的指示，我首先向共產黨聲明，這一師美軍派往中國之事還沒有最後確定，而且，即使確定了，它也不一定就被派往共產黨地區。雖然不如我期望的那樣熱烈，對於這樣大的一支美國軍隊派往邊區的前景，他們似乎還是相當滿意的。他們問我，如果這一師美軍真的到達邊區，他們是否能同美軍共同協商作戰計劃。對這個問題，我表示不能給予肯定的答覆，但我個人認為，兩軍協同作戰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共產黨領袖向我保證，他們能夠在美國正規後勤工作展開之前，承擔美軍空降師的後勤任務。現在回顧起來，我懷疑他們當時是否真有能力做到。這是一支二萬八千多人的軍隊，後勤工作極其繁重。也許正是因為認識到這點，他們的熱情才有所消減，對根據這些苛刻條件同美軍聯合作戰前景的反應，也不如預期的那樣熱烈。

此次出使延安，我從未提起同國民黨談判，組成聯合政府的問題。

12月29日，回到重慶的當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個宴會。宴會上，我看到赫爾利大使，但沒有向他提起我的延安之行。麥克勒爾將軍曾告訴我，這次訪問經過赫的同意，因此，我認為在社交場合非正式談話中提起這件事，是不合適宜的。然而，以後的情況表明，我當時的做法是犯了一個大錯誤。

上面提到過，1944年底，我離開了迪克西使團，被任命為麥克勒爾將軍指揮的中國戰區司令部參謀處的參謀長。1945年1月2日，我飛往雲南昆明，准備就任。

剛到昆明，我就得悉魏德邁將軍已提名我晉升陸軍准將。我自然非常興奮，畢竟，獲得將軍金星，是大多數職業軍人夢寐以求的。當時，我認為我已經得到它了。因為按照過去的慣例，被一個象魏德邁將軍這種級別的軍官提名後，隨即便應該是宣布晉級令。然而，這一次情況卻非如此，我真是大錯特錯，大錯特錯了！

一月初，禍從天降。國民政府在延安的特工向重慶報告：我向共產黨提供——“提供”這兩個字加了着重號——了一個美軍空降師。面對特工們無與倫比的愚蠢，我徹底無語，他們竟然不懂得，區區一個上校，絕對不會有權決定這樣重大的行動。退一步說，即使他真的這樣做了，也一定是事先得到了非常高級指揮官的授權。

無論如何，首先接到特務報告的宋子文自然開始寢食不安，立即要求赫爾利大使對此事加以解釋。於是，我厄運臨頭。或許是由於出使一事確實沒有經過他的同意（雖然麥克勒爾將軍對此曾向我作過保證），或許麥克勒爾將軍告訴過他，而他卻把整個事情全忘記了，赫爾利大使聲稱，他對此事一無所知。關於他無知的原因，我無從得知，但我確切地知道，他的無知對我來說是災難性的。

赫爾利將軍大發雷霆，打電報給陸軍部，要求取消魏德邁將軍對我的晉級提名。就這樣，那顆我認為就要落在我肩上的金星從視野中消失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機會成為一名光榮的美國將軍。

如上所述，當麥克勒爾將軍命令我出使延安時，魏德邁將軍不在重慶，然而，既然麥是當時的參謀長，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有權命令我同共產黨領袖接觸，核實他們是否願意在一個短時期內向美軍空降師提供後勤。風暴爆發時，魏德邁將軍正巧回到重慶。自然，他也遭到了赫爾利大使的嚴厲呵斥，因為他沒有把這個現在看來頗為愚蠢的計劃事先告訴後者。我不知道魏德邁將軍是否覺得他的參謀長的行為越權，但即使如此，我也沒看到任何證據，無論如何，麥克勒爾將軍頭上的天空是晴朗的，除聽說他就此事同赫爾利大使有一場激烈爭辯外，他沒有蒙受任何損失。

現在看來，無論是魏德邁將軍還是麥克勒爾將軍，當時都能夠毫不費力地洗清我的罪名，他們可以向赫爾利大使解釋，我不過是在執行命令。當參謀長麥克勒爾將軍向我下達出使延安的命令時，我難道可以告訴他，他這樣做是操之過急嗎？畢竟，上校只是上校，無論他多麼聰明，也不能同一個兩星將軍爭辯。至於是否魏德邁將軍或麥克勒爾將軍稍微替我辯護過，我無從得知。

在辭去大使職務，回到美國以後，赫爾利曾就他斡旋於國共之間，致力於調停的經歷寫過一本書。書中他以很大的篇幅敘述了某些美國外交官員的活動——他們力圖影響國務院的外交決策，使之有利於中共。書中還提到了兩位致力於同樣目的的陸軍軍官，但這兩位軍官活動的詳情他不甚了解，所以，他不點出他們的名字。書傳到中國後，麥克勒爾將軍把關於兩位軍官的一段指給我看，問我是否知道他們是誰。對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此後，我們轉移了話題，再也沒提起這件事。我相信，他和我同樣清楚，這里提到的軍官正是我們二人。

國共進一步談判和共產黨組建聯合政府的詳細故事，不屬於本書涉及范圍。這里我要說的只是，國共談判開始於1944年11月7日，地點在延安，赫爾利將軍是發起人。從那以後，談判不可避免地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1945年，赫爾利再次訪問延安，而毛澤東也到了重慶，對他的宿敵蔣介石做出了一個至少表面上的和好姿態。

正當談判遇到重重困難之際，喬治•馬歇爾將軍受杜魯門總統之命來到中國，真誠地調停國共之間的內戰。美國全部調停活動的結束，是在1946年馬歇爾將軍回到美國，發表他的“願瘟疫降臨到你們兩家頭上”的聲明之後。在聲明中，他宣稱，中國實現和平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國民黨溫和派和第三黨身上。他明確表示，共產黨不包括在第三黨之內。

毫無疑問，凡不懷偏見的人都會承認，國民黨中確實存在着溫和派（至於蔣是否包括在內是另一回事）；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陣營中，我們卻看不到任何一點溫和派的痕跡。畢竟，共產黨人終究是共產黨人，在任何國家中，他們都不是省油的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