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团出使延安

戴维•巴雷特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刊第六号》。

纪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团工作期间，死于敌人枪弹之下。

虽然中国研究中心对这套专刊论文的选辑负责，但文章观点和确切陈述之责任，则由作者自负。

作者致谢： 兹感谢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成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对写这部回忆录所给与的资助。同时也感谢摄制书中照片的中共摄影师以及把它们赠送给我作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第八章 纵观迪克西的意义

出乎我意料的是，1944年12月，当我最终被解除职务之後，迪克西使团的工作并没有终止。新任团长是我的老朋友莫里斯•朱里奥上校。我们曾在北京语言学校同学，并一起在天津第15步兵团服役。他表现卓越，完全胜任迪克西的工作。

接任迪帕斯上校的是伊万•耶顿上校。後者曾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馆助理武官，有俄国问题专家的美誉。魏德迈将军对他非常尊敬，在“魏德迈报告中”，对他大加赞赏。补充一句，将军从来对我没有那样器重过。

我离开延安後，观察团发生了一起悲剧，使我深感触动。当事人是上面提到过的“陆军救援局”代表亨利•慧特思上尉。他刚到延安时是中尉，任务是尽一切可能，配合共产党援救在日本占领区被击落的美国驾驶员。

出于工作需要，慧特思在一位中共摄影记者的陪同下，偶尔走进一个靠近敌占区，但据说是没有敌情的村庄。进村以後，他们突然发现那里有日本人。後者立即开枪，打死了他们。以後，迪帕斯上校告诉我，为了抢回他们的尸体，共产党牺牲了几乎整整一个营的兵力，最後还是没有成功。

对慧特思上尉之死，共产党表示了诚挚的哀悼。我相信，他们不仅尊重他个人，而且认为此事有失体面。因为，正是他们在慧特思进入村庄之前，保证过那里没有日军。某些人可能会说，共产党是蓄意设下圈套，借日本人之手置慧特思于死地。我认为这种说法很难令人相信：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重视承诺，更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愿意牺牲一个新闻记者和一营的士兵，作为慧特斯的陪葬。以後，他们也许会做这样的事，但在当时，我绝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

慧特思上尉的牺牲给我很大打击，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年轻军官。我不仅赞赏他的专业能力，而且对他个人怀有相当的敬意。听到噩耗，我立刻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表示哀悼和慰问。她收到这封信是在接到官方通知的第二天。当时我竟没有想到，政府会延迟发出阵亡通知。直到现在，一想到她可能首先从我的吊唁信中得知她丈夫的死讯，我就不寒而栗。在他死後，共产党把延安一所专为观察团服务的食堂命名为“慧特思餐厅”。

现在回顾延安往事，我承认当时在某些方面对共产党怀有过分好感。这种好感，部分应归结于我相信他们不负众望，正在积极抗日，部分也是因为看到到他们武器装备简陋匮乏，从而产生的同情。当时我认为，他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至少与国民党军队相等。当然，在某些美国大量进行援助的地区，情况是例外。

在承认某些方面被延安共产党蒙骗的同时，我想还是应该公正地指出：纵然红色中国今天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但在1944年夏季，要预料到毛和他的追随者最终会反对我们，并非那么容易。当然，应该承认，即使在当时，一些政治倾向极端保守的人已经认识到：共产党毕竟是共产党，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无法和平共处。

 一个使许多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对延安共产党政权产生好感的原因是，那里看到的一切都相当符合一般美国人的口味。在重庆，人们对岗哨林立的现象司空见惯。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在延安第18集团军司令部门前，却没有一个岗哨。我不知道毛的简陋住所是否有暗哨保护，但至少我可以肯定，假如你从那里走过，你不会看到哨兵。

毛经常出现在公共场合。外出时，他或是步行，或是乘坐那辆破旧的、延安共产党人唯一的卡车，没有重庆蒋出巡时那样的排场，那些高速行驶的黑色轿车长队，那些警戒线，也看不到通常围绕在蒋身边的那些秘密特工。

在我看来，任何人如果想刺杀毛，都可以轻而易举办到，难的是事後逃脱。从延安到国民政府控制区路途遥远，而且共产党对出入边区的人严密盘查，除非刺客来自内部，否则很少有逃脱的可能。

毛在公共场合极其随便，就象他在“梨园”舞会时一样。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和他观看共产党军队军事演习。演习在开阔地上进行，那里为观摩者准备了一些粗制的木凳。毛随便在一张凳子上坐下，和蔼地招呼我和雷•卢登坐在他旁边。

我和毛泽东夫人的唯一接触，就是这次观看军事演习。观察团出发之前，我们听说她正患肺结核，几乎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在梨园的舞会上，我一次也没见过她。现在想起来可笑，当时我和戴维斯竟想要送给她一些补品，于是我们在为观察团申请的物资中加进了听装牛奶，可可和其他营养品。当我们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延安共产党人时，他们礼貌地谢绝了。後来我才想到，他们很可能误解了我们的意思，以为我们的礼物是一种暗示：他们没有能力为一个病人提供适当的食品。

观看军事演习时，毛泽东庄重而简单地把他夫人向我介绍。“巴雷特上校，这位是江青。”这是他说的全部话。在介绍自己妻子时，现代中国人通常简单地说：“这是某某太太。”一般而言，“太太”相当于“夫人”一词，但含义要稍尊贵一些。一个旧式中国人，或希望气氛随便一些的中国人，在谈到妻子时，可能会说：“这是贱内。”“贱内”一词的含义是：“不出屋门的粗鄙之人”。当然，无论是“太太”还是“贱内”，毛都认为具有资产阶级气味。

毛泽东夫人看起来完全不象是有病。她极富魅力，举止优雅，具有传统的中外女演员所有的那种风度。同几乎所有中国女演员一样，她讲一口标准的国语。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夫人相比，她显得更漂亮，也更时髦。不难想象，在她健康恢复，阅历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丰富後，她会成为一个左右共产党中国政局的铁腕人物，正如人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样。

延安没有警察，很可能也不需要警察，因为正如我们以後所知道的，共产党中国的整个社会充满了间谍，密探和告密者。当然，迪克西使团成员及延安的其他外国人平常看不到他们。我相信，在延安期间，我们很可能随时都处于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可能有人跟踪，而我们则从未觉察。

初到延安时，我们并不知道延安有集中营，但不久以後，我们知道在驻地附近就有一个。集中营里关押着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换句话说，共产党不信任的人。一天，一位身材魁梧，穿一套共产党军服，显然来自西方某国家的年轻人出现在我们营地。他的到来，使我们终于对这个集中营有所了解。他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耶拉特契克，是南斯拉夫人。珍珠港事变前，他住在北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後，他离开那里，避开日本人的封锁，大部分靠步行穿越了河北，山西二省，最後到了延安。刚到延安，他即遭到逮捕，被送进了集中营。他在那里被关了三年。我们看到他时，是他被释放的第二天。

耶拉特契克的身体看来不错，他喜欢美国人的饮食，也显然很欣赏美国香烟。至于他是否在集中营受到过虐待，我不得而知。事实上，他从未谈起过他在那里的经历，我也没有问过他。现在想起来，我真後悔当时竟没有问他集中营里的情景。那时，他似乎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考虑到怕给他添麻烦，我们也没有追问。

再碰到耶拉特契克时，他已成为一名汽车修理工。虽然共产党的车辆非常破旧，但由于只有一辆，所以他并不怎么忙。我不知道共产党是否付给他工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可爱，政治上可靠的年轻人。在仔细审查他的背景之後，我甚至还把他向CBI总部作了推荐，希望按美军待遇，发给他薪俸。我的建议没有得到答复。

在延安，颇有一些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人，譬如，交通部邮电局延安分局的雇员。这些人很可能是国民党情报人员。否则，戴笠指挥下的主持全国特务工作的中统局岂不是坐失良机，白白地丢掉了安插特务，展开情报工作的绝好机会吗？

一到延安，我就十分惊异地发现，那里竟然有两位国民党的军官，一名少将和一名上校，他们名义上的工作是负责同共产党联络。我们平时很少看见他们，但有时他们也参加为欢迎我们而举行的文娱活动。在这些场合，毛一反常态，对他们彬彬有礼。我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之後，他们曾礼貌周全地来我的住所祝贺。

中共统治大陆以後的政绩表明，延安和其他共产党控制区的民主自由，很可能并不比国民党控制区更多。然而，也许是由于天真，当时我们确实相信，他们的统治要更民主一些。我曾对周恩来说：“边区也许没有民主，但我愿意承认，至少这里看起来很民主。”如果使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所见所闻，只是共产党作的戏，那这也是一台作得非常成功的戏。

一次，当我们穿过延安附近一个异常空荡的村庄时，我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我怀疑整个地区特为我们的访问作过安排，正如俄国女皇卡特琳的大臣波特金在女皇离开彼得堡，到乡下旅行前沿途所作的安排一样。对此，周恩来笑了笑，没有回答。但以後有一次，他眨着眼睛，对我开玩笑地提起过“波特金的村庄”。

无论如何，很难相信共产党军队的状况也是作戏，他们确实营养良好，身强力壮，并按不同的季节更换服装。唯一不足之处是鞋，它们大部分是胶底布鞋，其质量不比一般国民党士兵穿的草鞋好多少。相对而言，直到战争末期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的状况被美援改善时为止，国军士兵的一般身体状况远不如共产党士兵。他们的军服质量低劣，按我们的标准，也太单薄。

1948年，先以山西省“模范省长”闻名，後在台湾省省长任上结束政治生涯的老军阀阎锡山，在共产党完全占领他的家乡前夕，在太原告诉我：问题的关键在于，蒋的军队总是在冬天发夏装，在夏天发冬装。当然，共产党允许我们参观的，也许只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部队，但这很难令人相信。

在绥德参观抗大时，一天晚上，我外出散步，遇到一位共产党士兵。他很友好，国语讲得也标准。象通常和士兵谈话时一样，我问到他的家乡，他讲了河南某个村庄的名字，并告诉我他父母都健在。“你放心吗他们吗？”我问。“为什么不放心？”他回答。“我外出当兵，家里有政府照顾。”我同这位士兵的会面，也可能是事先安排的，因为这样做并不困难。但即便如此，它仍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安排。谈话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顺便提一句，当毛断言：“如果双手被缚，纵使一只脚跨进了门槛，也无济于事”时，他脑海里闪过的也许正是共军士兵穿着胶底布鞋的场景。

虽然在某些方面被共产党所蒙蔽，我并不认为我已彻底丧失了客观观察事物的能力。当宣传太过时，我通常还是能够识破。譬如，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彭德怀的故事，他声称共产党军队弹药缺乏，士兵必须确保一枪可以击中两个敌人时才能射击。另一次，周恩来也宣传过火。我问他，解放区人民是否有言论自由，他保证我有。我又问，“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在解放日报上自由发表言论反对毛主席吗？”“当然可以，”周回答说。“不过，肯定不会有人去做这样的事。”

当时，用绳子把壮丁栓在一起，押往征兵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1942年，我在江西旅行，途经一个城市，在那里看到一个塞得满满的监狱。被关的人既不象罪犯，也不象嫌疑犯。我走过时，许多人还从窗口向外窥视。我问监狱长：为什么在这个非常时期，还有这么多犯人关在牢里。他告诉我：他们不是普通的囚犯，而是被强征当兵的老百姓。把他们锁在监狱里，是为了防止他们夜间逃跑。我不知道边区是否也有被捆去当兵的情况。但即使有，我也从未看到过。

在中国，我曾多次见过军官，甚至双星将军，打士兵的耳光。但在边区，我从未见过此类情况。据说，殴打士兵在共产党那里是被禁止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认为，打士兵耳光在任何军队里都不可原谅。

共产党军队中的政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严格执行军事命令方面，他们和士兵完全一样。事实上，除了承担特殊的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以外，政委与其他军队成员并无任何区别。我曾在一本书中读到，长征时，他们把宣传材料贴在士兵的背上，让士兵们在行军时继续学习。我想这个故事并非无稽之谈。

据说，在共产党军队里，一旦指挥官阵亡，接替他指挥的通常是政委，而不是副指挥官。在延安，一个共产党政委给我看他身上的12处伤疤。他说，日本人给了他七处，其余五处则是国民党军队的赠品。在我看来，远不需如此多的伤疤，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士兵了。

虽然我会尊敬一个作为战士的政委，但我从未能够克服对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厌恶。无论是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还是其他军队，我的看法都一样。我把这个观点如实地告诉了共产党。对此，他们回答说：他们知道美国军队不需要政委。因为美军中各级官兵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然而在他们的军队中，情况则不是这样。虽然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观点，我对政委们的厌恶并没有由此而减轻。

不少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对在军队中设政委反感。1951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契斯少将曾力劝国民政府，取消国军中的政委制度。那时每一支战斗部队中都有一个政委，直接隶属于国防部政治处，他的报告很少经部队长官过目。契斯将军的意见是，政委制度不可避免会损害士气。对此我完全同意。

我曾出席过一个有蒋介石，契斯将军和其他高级中国官员参加的会议。会上蒋强调说：“巴雷特上校很清楚，1947年，我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怂恿，取消了军队中的政委制度，其结果是丧失了中国大陆。”今天，政委制度在国民党军队中已再次恢复。

在共产党军队中，由于党政合一，政委并不像在国民党军队中那样重要。在国民党军队中，党政之间至少还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区别。

在提到1947年取消政委制度的同时，蒋说，正是在那一年，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军事顾问的怂恿下，进行了全面改组。结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变成了国防部。同一年，以几乎同样的方式，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也组合成了美国今天的国防部。

当时，美国顾问的要求是，尽可能完全按照美国国防部的模式，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下属各部门。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那时，我担任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代理武官。从一位来访的国军参谋部第四处（後勤处）的上校那里，我得知了改组工作的困难。

上校告诉我，他的办公室受命一分为二，组成一个“计划组”，一个“政策组”。他希望我能告诉他，这二个组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我问他，为什么他的上司不直接去问美国军事顾问团。回答是：“如果这样做，他会丢面子。”我懂他的意思。

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回答说：“上校，你办公室的改组工作由美国军事顾问团全权负责，如果我向你解释这种区别，那么，作为一个助理武官，我是越权。此外，我必须告诉你，我自己对‘计划’和‘政策’之间的区别，也从来没有弄清楚过。”

这里的麻烦在于：很难把“计划”和“政策”二词准确地翻译成中文。中文中有一个与英文“PLANNING”完全对应的词——“计划”。但“POLICY”一词在英文中的含义则很广，很难找到一个准确与之对应的中文单词（在中文中它常被狭义地理解为“政府政策”）。我想，这位上校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时，脑子里想的一定是：“别再到处乱窜浪费时间了，直接去找美国使馆正式武官吧。”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计划，控制全国各种秘密特务活动的中统局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保密局”，这是中国人称之为“换汤不换药”的一个典型例子。“换汤不换药”是一句中国俗话，它的意思是，煎药的汤（通常是鸡汤）改换了，而药的基本成分不变。

至于谈到中共对普通公民（老百姓）的态度，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虔诚的口号：“共产党士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完全可能是真的。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共产党的政权，在掌权後剥夺农民的全部土地，并强迫他们加入了公社。自然，这是与本文无关的另一过故事。

在一篇关于共区状况的精彩报告中，谢伟思写道：在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生活一般很艰苦，按照美国标准，也极端枯燥。然而必须记住的是，无论什么政权掌权，中国农村的生活从来就是如此。在那里，生活中多的是劳累，少的是欢乐，而人民由于长久养成的习惯，也许根本就感觉不到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

总的来说，共产党对生活的态度是保守的，对此我深有体会。一天，周找到我，不加客套而又非常诚恳地说，观察团某成员调戏了他们的一个姑娘。他明确表示共产党不愿意看到这类事情发生。然而，他补充说，如果他们真是谈恋爱，那是另一回事，但如果这仅仅是单方面的调情，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

我告诉他，我将训斥那位美国人，并警告他如果再犯，我将立即要求总部解除他的职务。我这样做了，从此以後，再没有听到有关此类事件的报告。我离开延安时，他仍在观察团愉快地服务。

结束迪克西使团工作回到重庆後，我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朋友似乎并没有人害怕我因受共产党的影响而变得亲共。1944年圣诞节，蒋介石和蒋夫人在他们的官邸设盛宴招待我。宴会间，坐在我对面的蒋介石突然问道：“你还爱中华民国吗？”

“主席”（蒋那时还没有被选为总统，因此还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我回答说，“退役之後，我希望能回到中国，在您的政府管理下生活。”

1952年，当我真从军队退役时，国民政府已从大陆“撤退”到了台湾。我提出申请，想在台湾定居，但被蒋亲自拒绝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驻华大使曾问他原因，回答是：“我有我的理由。”

无论他拒绝我在自由中国定居的理由是什么——亲共，或是对共产主义持姑息态度，我认为这对我都是不公正的。也许他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站得住的话，我想我会原谅他。其实关于这些理由，我自己也想过很多，也有一些不成熟的猜想，其中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但这里不是叙述这些猜想的地方。

在延安估计共产党军队全面对日作战的潜力时，我有一个想法：他们是优秀的游击战士，但就大规模正规战而论，除1940年的“百团大战”外，他们还没有进行过其他战役。主要由于武器装备的低劣，他们在这场战役中损失惨重，以至于在那之後，他们无力再从正面与强大的日军对抗。然而，我相信，在经过美军训练和以美式装备加以改造後，他们也能够同日本军队展开正规战。

我当然很知道不可能在游击战和正规战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关于游击战，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这一方面的著作，虽然政治倾向性很强，仍会令人想起拿破仑和孙子关于战争的警句格言。多年後，我的好朋友，现已退役的前美军陆战队准将萨缪尔•格里菲斯，把《孙子兵法》译成了漂亮的英文。象孙子一样，毛泽东也强调“攻其不备”的战术原则。

向共产党军队提供美式装备，无疑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坚信蒋和他的某些顾问们绝不会欣赏这个使对手获得大量作战物资的主意。因此，他们一定曾仔细考虑过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是，起初只向共产党提供相对少量的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箭筒和一些轻型火炮，这些武器可以适当地提高他们游击战的效率。如果他们好好使用这些武器，同日本作战，就再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反之，任何时候，只要他们使用这些武器同国民政府作战——要发现这一点并不困难——就立即停止援助。换句话说，我认为，只要利用这种奖惩机制，我们就可以鼓励共产党用美国武器同日本而不是同国民政府作战。

从国民政府的立场出发，反对我建议的理由是明显的：如果共产党真的使用美国武器装备来同蒋的军队作战，要收回他们已得到的那一部分物资，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同其宿敌作战的能力，也会由于这些援助而大大加强。因此，这样做将是一种故意的冒险。

魏德迈将军後来告诉我，在我离开延安之後，我的建议曾送交蒋介石考虑。他反应很简单：“你不能武装我的敌人！”于是，计划无疾而终。必须承认，我无权因为蒋介石的立场而责备他。毕竟，关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他知道的比我要多，而且今後注定了还要知道的更多。无论共产党军队装备的优劣如何，他注定了要品尝这个苦果。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支三十年代的共产党歌曲。歌里唱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国民政府）给我们造！”

一般而论，迪克斯行动显然没有对整个战局产生重大有利的影响，但我仍然认为它是非常值得的。至于派遣观察团的费用，那更是微不足道。我们没有能够完成离开重庆时交给我们的全部任务，但却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大部分任务，特别是收集情报方面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的气象情报对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具有价值。同样，由于观察团的努力，陆空援救局的工作效率，也大为提高。

主要是由于坏运气，迪克西行动使我失去晋升将军的机会。但即使如此，我的运气还是比约翰•谢伟思好。他的延安报告——某些人认为这是他亲共的证据——最终导致了他被外交部解职。幸运的是，以後他又复了职，一直服役到退休。虽然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才能再也没有受到重视，但至少还是受到了信任。

尽管只到过延安两次，但因为首先提议向边区派遣观察团，以及所写的一系列对中共有利的报告，约翰•戴维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被外交部解职之後，他没有象谢伟思那样积极活动，诉诸法律，因而只是在不久以前，才最终洗清了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至于谈到将军梦的破灭，我主要的遗憾与其说是失去了面子，不如说是失去了里子。将星的消逝使我损失了一笔可观的退休金。至于面子，我想，对于一般公众来说，一个退休将军和一个退休上校并无多大区别。

迪克西的经历是一段极其有趣的历史，它给我的晚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通过这一行动，我加深了对中国人和中国语言的了解，也结识了各式各样的美国人（与他们中的某些人的交往，并不总是愉快的）。然而，一般而言，我可以坦然地说：“满意，就值得。”

2013年11月9日

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