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黑格尔 2004年7月，得知小凯溘然去世，虽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有好几天难以入睡。“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只有这句鲁迅的诗，能表达当时心境。 当年12月底，小凯的夫人吴小娟听从朋友们的劝告出来散心，来上海时在我家住了一天，临别前留了一份小凯遗嘱的副本，希望我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发表。 恰好就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创刊，邀请我写一年专栏。我同意了，但我只有一个条件：最后一期一定是我纪念杨小凯的文章，而且要以纪念杨小凯文章的形式发出他的遗嘱。我说，你们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我第一篇就不写了。 他们答应了。这样，我就从年初写到年终。他们兑现了，我终于把小凯的遗嘱全文发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向小娟也有了一个交代。当年小娟转告我、小凯交代我的事，我已经做到了。 念着亡友的作品，那真像鲁迅讲的，“捏着一团火”，如果发不出来，它整天都烧着你。小凯燃烧得顽强且平静，即使到最后一刻，这把火也没有突然蹿起来，烧成虚火。这篇遗嘱字迹难辨认，语气也不连接，可以想见他临终前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病痛。 小凯给小娟，6月28日上午 第一时间告诉XXX，XXX，XXX，我已有十至二十多天滴水未沾，也不能吃任何东西，吃了就吐。我估计上帝三天内就会接我去了，我盼望早些去天堂，与耶稣在一起。 有几件事我希望交待一下：爸爸留下来的字画，子女及他们的子女不会理解这些文化的历史及人文价值。所以我主张全权委托XX与XXX把它们在香港或向中国美术学院折卖。原则是，买者是要有艺术鉴赏力，而且如果是卖给中国美术馆，要价决不可太贵。中国总有一天会强盛起来。 这是我所熟悉的小凯风格。他是我们这代人最优秀的代表，经济学界公认，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非杨小凯莫属。他去世前两年，诺奖得主布坎南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对校长说：“您知道二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突破将要发生在哪里吗？就在贵校杨小凯教授。” 小凯已获世界性声誉，临终嘱托却只是平平淡淡交待家事。稍有色彩处，是“我们一定不能做没有爱国心只要钱财的人”、“中国总有一天会强盛起来”——这或许会让某些人感觉意外。 我与他交往多年，书信都是email来去，他写英文，我写中文，全是电脑印刷体，却没想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亲笔手迹，如睹其人：他的笔迹是细小的，向内收敛的，迹近羞怯。 ▍我永远记得那个风雪弥漫的夜晚 我和小凯相识得很晚，1997年冬天见的面。那时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我也正好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我们神交很久。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看他，结果他主动找上门来了。 我永远记得那个风雪弥漫的夜晚。 我坐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小屋里，有人轻轻敲门。门开处，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人缓步走进，一低头，摘掉呢帽，掸落帽檐上的积雪。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小凯吗？”他非常谦和地微笑，然后自我介绍：“是，是，我就是杨小凯，也就是杨曦光。” 我们这代人知道杨小凯的名字，确实是从“杨曦光”开始的。1968年，19岁的杨曦光因为那篇震动中国的文字《中国向何处去》，获罪10年。他在狱中经刘凤祥指点，一改此前的左翼革命观念，埋首经济学、高等数学以及英国历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早的觉悟者。 30年后我与小凯在美国相见，从他内向的性格、恬静的谈吐中，怎么也看不出当年叱咤风云的焦火气。我所知道的小凯风格，一向是从容淡定，颔首细语。 有一位斗争性很强的民主人士，在大陆也有类似小凯前期的经历，到波士顿后一定要见小凯。想不到他见面后第一句话就说：“小凯啊，我喜欢你1967年的文章，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你现在的文章没有战斗力。”他说得也非常坦率。这一代人都有这一代人的可爱之处。 但我一听就傻了，心想这是什么话呀。实际上，小凯后来已经反思了早年的激进。他后来的文章，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公共领域，价值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结果这位先生完全把褒贬说反了。他说，“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 小凯是非常谦虚的人，听到第二段话也没有反驳。见面结束后，小凯与我相视无言，只是苦笑,我们就沉默了。最后，小凯叹了一口气说，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都冻结在那个时代，成了思想的化石。 80年代，小凯和另一个很出名的人士一起来到美国，在公开场合，记者都会包围他们。那个朋友当年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结果他放弃了学位，去公共领域做策划。后来他们走上了不太相同的道路，贡献的领域也不一样。 小凯并没有放弃他公共领域里面的关怀，但他一头扎到普林斯顿大学念完博士学位，从此走上了艰苦的学术道路。他曾经对妻子感叹，“两年的博士，和十年的监狱生活一样漫长”。 后来我问他：“小凯啊，在你刚出国时，你完全可以像那个朋友一样，成为举世皆知的人物。我知道在80年代拒绝这些诱惑，并不像90年代那么容易。可是当初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意识？” 小凯的回答，让我感触非常深。 他说：我反对职业革命家搞那种极端政治，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应该学习如何用站得住脚的经验，去建立一个公信力的国家。我们争取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但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正当职业，而不是纯粹的革命家。公信力从何而来？ 就是要以自己的职业、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一个记者、一个鞋匠，也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的建树来说服人，来建立公信力。否则，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跟上一代的职业革命家一样，跑到国外就是吃“政治饭”、“革命饭”，回去还是成为第二代职业革命家，再去取代第一代职业革命家……如果这样，历史又有什么进步？ 所以当时他就决定避开媒体，一头扎到普林斯顿大学去，以经济学专业的公信力，去争取公共领域的权利。 上述想法，我们在哈佛附近散步时交换过多次。此中深意，海内外的一些人并不容易明白。回国后，我曾将这些想法写成“狼奶反思录”，文章是系列写成，发表时却比较分散。小凯知道后，赞成我将这些想法写出来，但又认为如此写法太消耗人。 小凯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没有什么可畏惧。他很坚定，却不激烈。 寻找刘凤祥：杨小凯的启蒙导师 小凯为什么会从一个激进的巴黎公社派，转变为拥抱英美政治的经济学家？这要从他的成名作——1967年的《中国向何处去》说起。 18岁的杨曦光已经读过很多马克思论述阶级斗争的文章，并多次下乡与农民交谈。他在这篇文章中主张：还要搞一次比W革更激烈的革命、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 小凯因为这篇文章入狱10年，在监狱里遇到了他的导师刘凤祥。他曾经写过刘凤祥对自己的启蒙，写得极朴素，但非常有镜头感。 那个晚上，小凯被押到看守所的时候，四处都是黑咕隆咚的。他被推进牢房，背后的铁门被咣当一声关上了。在黑暗之中，他摸到地上的稻草，这是睡觉的床铺。 黑暗中，从墙角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你是杨曦光？”小凯当时一惊，问：“你是谁？”那个人回答：“你不要管我是谁，我算一算，你也该进来了。” 这个人就是刘凤祥，入狱前是《湖南农民报》的总编。他们开始了彻夜长谈，杨小凯慷慨激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谈得非常兴奋。但是，他说完以后，刘凤祥却非常严肃地跟他讲了一段话。 刘凤祥说：“你们这一代人不能再沉浸在法国大革命和苏俄红色革命的怪圈中，你们必须要从这种历史循环的链条中走出来。你们要了解英美政治，要了解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同时你要懂市场经济，你要学经济学，你要成为经济学家！” 这段话可以说是语重心长、振聋发聩，自此改变了杨小凯的一生。 但是，就是这个启蒙了杨小凯的刘凤祥，告诉他“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刘凤祥，在1970年就被枪毙了。他的事从此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没人过问。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把这个启蒙的故事告诉了《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我说完以后，以为就这样完了，结果这个记者是个有心人。有一天，他在湖南突然打来一个长途电话，他说：“朱老师，我找到刘凤祥了！”我大吃一惊：“你怎么找到刘凤祥了？” 原来，他听完我讲的故事，好几天没睡着，就记住了这个名字。一年后，他到湖南省高院去采访一个案子，就借这个机会向管理人员要来刘凤祥的卷宗，一页一页地看。 他当时想，等我把它看完，然后跟我那个案子的卷宗一起复印出来，刘凤祥的事迹就可以重见天日。他说，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等我最后一天要复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页都不能复印。 这个记者看到了刘凤祥的照片，很惨，肯定是进监狱第一天。是个囚犯的造型，穿着一件中国农民式的老棉袄，面无人色，长头发。他把这张照片从卷宗上面撕了下来，悄悄带出来了。 那天他很兴奋！找到刘凤祥了！看到他的照片了！把他照片带出来了！我说，哎呀，太好啦！小凯在天之灵就会为此欣慰了。 这个照片千转万转，又有很多曲折。后来，我终于把这张照片拿到手，交给上海一个著名的画家。我给他讲过刘凤祥的故事，他有印象，就想把刘凤祥画出来。 我相信，刘凤祥这样的先烈人物不会被历史埋没，他终于见了天日。我想这件事情，我对小凯有一个交待。虽然他没有交代我做，但是我能交待他了。 我对小凯抱有终身的遗憾 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对小凯抱有终生遗憾。我还没完成小凯没有交代、但我相信他希望我做的。如果能够做成，他会很高兴的。 小凯跟我说过，小娟也转告过我，“学勤啊，有什么办法把我的《****录》出一个大陆版。” 从那以后，十几年，我大概接触了十几家出版社，拿过去看了复印稿都说好，三下两下最后就拿回来......所以，一直到现在，小凯的经济学之外最重要的著作，大陆没有出版。 我觉得很对不起小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亡友传给我手里的这团火，我还没有把他变成现实。这是今天我们有心纪念小凯的时候，我觉得终生遗憾、对不起小凯的地方。 “元稹一去洛阳空”。此前两次去悉尼，都是借机远行，从那里去墨尔本探望小凯的病。今年悉尼发来第三次邀请，小凯不在，索然无味。我只愿在这里写这些文字，既结束这一年的专栏，也是向小凯道一声暂别：你已不能返回，我终随你远行。 ▍中国需要像小凯这样仰望星空的人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日本政治家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制度的改变，第三才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体制，最后才是经济。 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按照福泽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可见，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而在每个有灵魂的生命里。他们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会形成一种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不断仰望星空、不断思索的人。年少时的《中国向何处去》让他深陷囹圄，他在狱中意外地获得启蒙，出狱后的他孜孜不倦地探求早年的“世纪追问”，并用他国际公认的经济学成就和深刻的思想洞见，回答了当年的疑惑，也给处于历史拐点的中国，提供了自我启蒙的新范式。 注：本文根据朱学勤教授《追忆杨小凯：有一件事我抱有终生遗憾》和《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汇编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并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