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黑格爾 2004年7月,得知小凱溘然去世,雖早有思想準備,但還是有好幾天難以入睡。“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只有這句魯迅的詩,能表達當時心境。 當年12月底,小凱的夫人吳小娟聽從朋友們的勸告出來散心,來上海時在我家住了一天,臨別前留了一份小凱遺囑的副本,希望我找一個合適的地方發表。 恰好就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創刊,邀請我寫一年專欄。我同意了,但我只有一個條件:最後一期一定是我紀念楊小凱的文章,而且要以紀念楊小凱文章的形式發出他的遺囑。我說,你們答不答應?如果不答應,我第一篇就不寫了。 他們答應了。這樣,我就從年初寫到年終。他們兌現了,我終於把小凱的遺囑全文發出來了。 所以,今天我向小娟也有了一個交代。當年小娟轉告我、小凱交代我的事,我已經做到了。 念着亡友的作品,那真像魯迅講的,“捏着一團火”,如果發不出來,它整天都燒着你。小凱燃燒得頑強且平靜,即使到最後一刻,這把火也沒有突然躥起來,燒成虛火。這篇遺囑字跡難辨認,語氣也不連接,可以想見他臨終前忍受着多麼巨大的病痛。 小凱給小娟,6月28日上午 第一時間告訴XXX,XXX,XXX,我已有十至二十多天滴水未沾,也不能吃任何東西,吃了就吐。我估計上帝三天內就會接我去了,我盼望早些去天堂,與耶穌在一起。 有幾件事我希望交待一下:爸爸留下來的字畫,子女及他們的子女不會理解這些文化的歷史及人文價值。所以我主張全權委託XX與XXX把它們在香港或向中國美術學院折賣。原則是,買者是要有藝術鑑賞力,而且如果是賣給中國美術館,要價決不可太貴。中國總有一天會強盛起來。 這是我所熟悉的小凱風格。他是我們這代人最優秀的代表,經濟學界公認,如果有一個中國人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非楊小凱莫屬。他去世前兩年,諾獎得主布坎南訪問莫納什大學時,對校長說:“您知道二戰後最重要的經濟學突破將要發生在哪裡嗎?就在貴校楊小凱教授。” 小凱已獲世界性聲譽,臨終囑託卻只是平平淡淡交待家事。稍有色彩處,是“我們一定不能做沒有愛國心只要錢財的人”、“中國總有一天會強盛起來”——這或許會讓某些人感覺意外。 我與他交往多年,書信都是email來去,他寫英文,我寫中文,全是電腦印刷體,卻沒想到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他親筆手跡,如睹其人:他的筆跡是細小的,向內收斂的,跡近羞怯。 ▍我永遠記得那個風雪瀰漫的夜晚 我和小凱相識得很晚,1997年冬天見的面。那時他在哈佛大學做訪問,我也正好在哈佛大學做訪問。我們神交很久。我一直想找機會去看他,結果他主動找上門來了。 我永遠記得那個風雪瀰漫的夜晚。 我坐在波士頓哈佛廣場的小屋裡,有人輕輕敲門。門開處,一個衣着樸素的中年人緩步走進,一低頭,摘掉呢帽,撣落帽檐上的積雪。我第一句話就說:“你是小凱嗎?”他非常謙和地微笑,然後自我介紹:“是,是,我就是楊小凱,也就是楊曦光。” 我們這代人知道楊小凱的名字,確實是從“楊曦光”開始的。1968年,19歲的楊曦光因為那篇震動中國的文字《中國向何處去》,獲罪10年。他在獄中經劉鳳祥指點,一改此前的左翼革命觀念,埋首經濟學、高等數學以及英國歷史,成為我們這一代人中最早的覺悟者。 30年後我與小凱在美國相見,從他內向的性格、恬靜的談吐中,怎麼也看不出當年叱咤風雲的焦火氣。我所知道的小凱風格,一向是從容淡定,頷首細語。 有一位鬥爭性很強的民主人士,在大陸也有類似小凱前期的經歷,到波士頓後一定要見小凱。想不到他見面後第一句話就說:“小凱啊,我喜歡你1967年的文章,不喜歡你現在的文章,你現在的文章沒有戰鬥力。”他說得也非常坦率。這一代人都有這一代人的可愛之處。 但我一聽就傻了,心想這是什麼話呀。實際上,小凱後來已經反思了早年的激進。他後來的文章,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公共領域,價值都遠遠超過了當年。結果這位先生完全把褒貶說反了。他說,“你現在的文章是溫吞水。” 小凱是非常謙虛的人,聽到第二段話也沒有反駁。見面結束後,小凱與我相視無言,只是苦笑,我們就沉默了。最後,小凱嘆了一口氣說,我們這一代中的大多數人,都凍結在那個時代,成了思想的化石。 80年代,小凱和另一個很出名的人士一起來到美國,在公開場合,記者都會包圍他們。那個朋友當年也是哈佛大學的博士,結果他放棄了學位,去公共領域做策劃。後來他們走上了不太相同的道路,貢獻的領域也不一樣。 小凱並沒有放棄他公共領域裡面的關懷,但他一頭扎到普林斯頓大學念完博士學位,從此走上了艱苦的學術道路。他曾經對妻子感嘆,“兩年的博士,和十年的監獄生活一樣漫長”。 後來我問他:“小凱啊,在你剛出國時,你完全可以像那個朋友一樣,成為舉世皆知的人物。我知道在80年代拒絕這些誘惑,並不像90年代那麼容易。可是當初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思想意識?” 小凱的回答,讓我感觸非常深。 他說:我反對職業革命家搞那種極端政治,在美國這樣一個民主社會裡,我們應該學習如何用站得住腳的經驗,去建立一個公信力的國家。我們爭取建立現代政治制度,但我們都應該有自己的正當職業,而不是純粹的革命家。公信力從何而來? 就是要以自己的職業、專業來建立。哪怕你是一個牙醫、一個記者、一個鞋匠,也要用你自己專業領域的建樹來說服人,來建立公信力。否則,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我們跟上一代的職業革命家一樣,跑到國外就是吃“政治飯”、“革命飯”,回去還是成為第二代職業革命家,再去取代第一代職業革命家……如果這樣,歷史又有什麼進步? 所以當時他就決定避開媒體,一頭扎到普林斯頓大學去,以經濟學專業的公信力,去爭取公共領域的權利。 上述想法,我們在哈佛附近散步時交換過多次。此中深意,海內外的一些人並不容易明白。回國後,我曾將這些想法寫成“狼奶反思錄”,文章是系列寫成,發表時卻比較分散。小凱知道後,贊成我將這些想法寫出來,但又認為如此寫法太消耗人。 小凱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沒有什麼可畏懼。他很堅定,卻不激烈。 尋找劉鳳祥:楊小凱的啟蒙導師 小凱為什麼會從一個激進的巴黎公社派,轉變為擁抱英美政治的經濟學家?這要從他的成名作——1967年的《中國向何處去》說起。 18歲的楊曦光已經讀過很多馬克思論述階級鬥爭的文章,並多次下鄉與農民交談。他在這篇文章中主張:還要搞一次比W革更激烈的革命、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則。 小凱因為這篇文章入獄10年,在監獄裡遇到了他的導師劉鳳祥。他曾經寫過劉鳳祥對自己的啟蒙,寫得極樸素,但非常有鏡頭感。 那個晚上,小凱被押到看守所的時候,四處都是黑咕隆咚的。他被推進牢房,背後的鐵門被咣噹一聲關上了。在黑暗之中,他摸到地上的稻草,這是睡覺的床鋪。 黑暗中,從牆角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你是楊曦光?”小凱當時一驚,問:“你是誰?”那個人回答:“你不要管我是誰,我算一算,你也該進來了。” 這個人就是劉鳳祥,入獄前是《湖南農民報》的總編。他們開始了徹夜長談,楊小凱慷慨激昂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談得非常興奮。但是,他說完以後,劉鳳祥卻非常嚴肅地跟他講了一段話。 劉鳳祥說:“你們這一代人不能再沉浸在法國大革命和蘇俄紅色革命的怪圈中,你們必須要從這種歷史循環的鏈條中走出來。你們要了解英美政治,要了解英國光榮革命的歷史。同時你要懂市場經濟,你要學經濟學,你要成為經濟學家!” 這段話可以說是語重心長、振聾發聵,自此改變了楊小凱的一生。 但是,就是這個啟蒙了楊小凱的劉鳳祥,告訴他“要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劉鳳祥,在1970年就被槍斃了。他的事從此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沒人過問。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把這個啟蒙的故事告訴了《南方周末》的一位記者。我說完以後,以為就這樣完了,結果這個記者是個有心人。有一天,他在湖南突然打來一個長途電話,他說:“朱老師,我找到劉鳳祥了!”我大吃一驚:“你怎麼找到劉鳳祥了?” 原來,他聽完我講的故事,好幾天沒睡着,就記住了這個名字。一年後,他到湖南省高院去採訪一個案子,就借這個機會向管理人員要來劉鳳祥的卷宗,一頁一頁地看。 他當時想,等我把它看完,然後跟我那個案子的卷宗一起複印出來,劉鳳祥的事跡就可以重見天日。他說,我不知道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等我最後一天要複印這個東西的時候,一頁都不能複印。 這個記者看到了劉鳳祥的照片,很慘,肯定是進監獄第一天。是個囚犯的造型,穿着一件中國農民式的老棉襖,面無人色,長頭髮。他把這張照片從卷宗上面撕了下來,悄悄帶出來了。 那天他很興奮!找到劉鳳祥了!看到他的照片了!把他照片帶出來了!我說,哎呀,太好啦!小凱在天之靈就會為此欣慰了。 這個照片千轉萬轉,又有很多曲折。後來,我終於把這張照片拿到手,交給上海一個著名的畫家。我給他講過劉鳳祥的故事,他有印象,就想把劉鳳祥畫出來。 我相信,劉鳳祥這樣的先烈人物不會被歷史埋沒,他終於見了天日。我想這件事情,我對小凱有一個交待。雖然他沒有交代我做,但是我能交待他了。 我對小凱抱有終身的遺憾 最後一點,就是我覺得我對小凱抱有終生遺憾。我還沒完成小凱沒有交代、但我相信他希望我做的。如果能夠做成,他會很高興的。 小凱跟我說過,小娟也轉告過我,“學勤啊,有什麼辦法把我的《****錄》出一個大陸版。” 從那以後,十幾年,我大概接觸了十幾家出版社,拿過去看了複印稿都說好,三下兩下最後就拿回來......所以,一直到現在,小凱的經濟學之外最重要的著作,大陸沒有出版。 我覺得很對不起小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亡友傳給我手裡的這團火,我還沒有把他變成現實。這是今天我們有心紀念小凱的時候,我覺得終生遺憾、對不起小凱的地方。 “元稹一去洛陽空”。此前兩次去悉尼,都是藉機遠行,從那裡去墨爾本探望小凱的病。今年悉尼發來第三次邀請,小凱不在,索然無味。我只願在這裡寫這些文字,既結束這一年的專欄,也是向小凱道一聲暫別:你已不能返回,我終隨你遠行。 ▍中國需要像小凱這樣仰望星空的人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日本政治家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制度的改變,第三才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這三個方面的順序,應該先是心靈,再是體制,最後才是經濟。 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表面上看是捷徑,但最後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按照福澤的路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可見,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威講壇,而在每個有靈魂的生命里。他們的獨立思考、自由表達,會形成一種氛圍,一步一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場文化運動,就會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 小凱就是這樣一個不斷仰望星空、不斷思索的人。年少時的《中國向何處去》讓他深陷囹圄,他在獄中意外地獲得啟蒙,出獄後的他孜孜不倦地探求早年的“世紀追問”,並用他國際公認的經濟學成就和深刻的思想洞見,回答了當年的疑惑,也給處於歷史拐點的中國,提供了自我啟蒙的新範式。 註:本文根據朱學勤教授《追憶楊小凱:有一件事我抱有終生遺憾》和《一個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匯編而成,標題為編者所加,並做了適當的技術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