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机构的权力争斗

从立国开始，美国的权力中心一直在国会，但随着民选基础的加大，总统一直在努力摆脱“看门人” 的角色。总统和国会斗争首先发生在官职任命方面，1867年国会用官职任期法击败了接替林肯的约翰逊总统，此后国会坚持要求和总统分享官职任命权。后来海斯总统在任时曾未同国会磋商就独立组阁，接着又控制了对纽约海关官员的任命，为内战后首开的先例。民主党克里夫兰总统利用文官改革的形势，在1887年迫使国会撤销了官职任期法，为恢复总统完整的权力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国会还竭力插手内阁事务，在70年代初，部分国会议员就主张总统应尽量少过问内阁事务，部长们应该直接对国会各对应的委员会负责，并要求各部长每月向国会报告工作。国会还利用其接受上诉，进行调查的特权，干预内阁事务。1880至1886年国会接受上诉案件3000多次，这又引起了司法部门的不满。于是国会又成立了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以考核各部工作，成为总统对各部的权限中的一道障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这位强势总统开始对内阁各部加强控制，这个委员会才算寿终正寝。

总统和国会权力争斗的另一个焦点是财政支配权，例如海斯为了增加联邦在南部驻军的拨款，克里夫兰为了减少抚恤金的支出，都曾与国会发生争执。但总的来看，在20世纪以前，总统基本上没有对财政拨款的数量和使用方向的决定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1年，行政部门设立了联邦预算局，才使内阁在财政方面有了一定的权限。

总统为首的内阁权力的上升，除了通讯技术的发展，选民基础的扩大外，还有经济集中的因素。全国市场的形成要求联邦迅速有效的处理全国性争端，而国会在长期为地方势力和党魁盘踞，对于具体问题很难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时总统所处的位置有利于联邦政府，两大党派与垄断资本的结合。比如克里夫兰与金融界，哈里森与铁路集团，麦金莱与中西部制造业集团的关系，都非国会的党魁势力所能比拟。因此在历次经济危机和大罢工面前，总统都能够，而且愿意迅速采取措施保护资本集团。

在于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力争斗的过程中，国会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其变化的第一动力是院外集团的影响，所谓“院外”，是指没能进入国会，但有一定影响力的团体。19世纪末院外集团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由党魁直接操纵的政党机器；二是一些企业集团，如铁路集团，糖业集团，制造业协会，农场主联盟等等；三是内战后遗留的地域性集团，如共和党大军；四是与重大社会争端有关的团体，如文官改革联盟，复本位联盟，关税改革联盟等；五是一些媒体势力——黑幕揭发者，类似于中国的公知。这些团体有可能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比如有的集团在短时间内向政府发出几十万封邮件，促使国会采取一些对他有利的措施，同时他们往往被财团所利用，又被称为无形国会，或者第三院。

在立法方面，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以政治，经济见长议员难以准确把握技术问题，立法的主要环节越来越多的在各专业委员会中进行，而国会的辩论和表决则成为一种流程和形式。专业委员会的增多使议员变得职业化，其更换频率从70年代的58%降至90年代的24%。一些服务年限长，资历老的专业委员掌握着实际的立法权，这使国会相对保守，也失去了“民选”的意义，在立法方面往往更倾向于垄断资本。

早在重建时期，国会为了制约总统，并阻止民主党人进入最高法院，于1869年再度肯定了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终身制——重建时期民主党没有势力进入，终身制使其后面也很难有更换的机会。终身制加上司法独立使大法官们得以守旧又没有后顾之忧，在判决上更加倾向于垄断资本，比如反托拉斯法被他们解释为作用全然不同的双刃剑；迫害黑人的三K党问题是联邦无法干预个州的内部事务；工人罢工的领袖被判为“垄断贸易”的 “罪犯”。

总之，随着经济走向垄断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机构的内部争斗，他们都需要垄断资本的支持，这就不难理解在对付劳工的问题上他们会持有完全一致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