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33、机组5人又被关进空军学院

被林彪专机丢下的机组5人从海军大院被押到岗哨林立的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86楼，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一人一间，晚上不关灯，康庭梓把一块手绢盖在脸上，被膀大腰圆的看守一把打落在地，恶狠狠地说：“你要干什么！”

“九一三”事件10天後的深夜，纪登奎、李震把机组5人叫去汇报，并让他们写出林彪专机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的经过。此後晚上睡觉就可以关灯了，并从一楼搬到三楼，陈联柄和康庭梓一间，李成昌和陈松鹤一间，服务员魏秀玲一间。但仍是“犯人”，房间里只有床、小桌和椅子，唯一的窗户被钉死并糊满纸。楼道口、房门口仍有陆军24小时警卫。一天三顿饭被送到房间。理发在楼内，理发师只准用推子，不准用刮胡刀。

11月进入初冬，机组5人仍穿着单衣，中央专案组弄来军大衣。机组5人要求家里送棉衣，这样在“九一三”事件两个多月後，家人才得知他们还活着。棉衣经空34师、中央专案组送到他们手里。放风时，康庭梓注意到同在86楼的胡萍、陈士印仍戴着领章帽徽，而他们的领章帽徽却被扯掉了，领子上还残留着红线头。

一段时间後，中央专案组决定让机组5人集体学习。他们再次搬到另一栋楼，4个男飞行员住一大间。项阳、小袁、小张，鲁莹、小郁也参加学习，主要是学报纸和中央文件。一年多後鲁莹等人被关到亚疗南楼，鲁莹妈妈武杠桥也被关在这里，以後武杠桥和于秀芬（王永奎妻子）转到丰台总後干休所关押点。鲁珉被关在亚疗中楼，鲁莹见过他两次。

1972年春节前，中央专案组把机组5人叫到办公室，说上级同意放他们回去过春节。但空军专案组把机组5人接到空军学院，并没有放他们回家，而是又进了“监狱”，重新“享受”一人一间的“待遇”。不同的是窗户没糊纸，因为人手不够，门口也没有看守，只有晚上有人“陪睡”。吃饭排队到大约300米外的食堂，严禁交谈。机组5人除吃饭、睡觉、放风外，就是继续交代。在漫长的审查期间，康庭梓连续接到两封“母病危”的加急电报，第三封电报是“母病故”，他多次请求，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家中，寄钱为母亲办丧事。

1972年底魏秀玲“出狱”。她是应征入伍的义务兵，工作就是在飞机上端茶倒水，一问三不知。机组另4人仍然关押。本来256三叉戟飞机两个驾驶员就够了，胡萍临时把康庭梓作为第二副驾驶，否则他不会有牢狱之灾。康庭梓早淡漠了“专机任务”的光荣，反而有了某种程度的犯罪感。他按专案组提醒检讨白专道路，政治嗅觉不灵，不能在关键时刻识破反革命阴谋。经过近两年审查，1973年7月，康庭梓带着“犯有方向路线错误”的结论，在机组5人中第二个“出狱”。他被安排在远离飞行大队的家属招待所，虽无人看管，但出机场大门要经保卫部门批准。没多久康庭梓被打发到沙河机场的砖厂劳动，比他先“出狱”的魏秀玲也在这里。正值盛夏，康庭梓头戴草帽，身穿背心裤头，搬运一块块沉重的砖坯。砖厂位于机场跑道边上，每次听到飞机声，他总要站立好久，心中不由自主地体会着飞行动作，幻想重上蓝天。

34、南苑机场的空34师“读书班”

1973年冬，砖厂停工，康庭梓转到南苑机场，参加空34师专案组的读书班。机组5人中另三人也“出狱”了，他们的结论却多了一个“严重的”形容词。

空34师专案组设在空军学院家属区，被收审的都是与“九一三”两架飞机有关的师、团、大队的主管领导，如曹庆章、龙振泉、安治梁、李克修等。因为“犯人”太多关不下，南苑读书班有20多名“轻犯”，如陈锦忠、陈殿杰（沙河机场调度室主任）、周廉珊（102团团长）、韩海兰（100团伊尔18飞行大队政委）、杨志高（空34师医务主任）、李湘伯（空34师军务科长）、蔡长松、陈延彩（空勤服务队队长）、王玉清（西郊场站站长）、童德仁（空34师气象台长）、何汝权、团机务处主任、副站长等。

中央57号文件传达後，陈延彩被勒令在招待所写交代材料。10月7日她和西郊机场一些人被押到南苑机场招待所，一人一间，不允许与人接触。半年後，她和韩海兰、梁玉成、陈殿杰、张淑琪（陈士印妻子、空勤服务队副队长）等人转移到沙河机场劳动。几个月後陈延彩被安排到南苑机场服务社，结论是“犯有错误”。肖健中（陈延彩丈夫、空34师调度室参谋）没有被收审，但被说成“胡萍红人”，停职检查。空勤服务队一个队员被说成“妃子”（即为林立果物色的对象），而她自己并不知道此事，骤然得知，于是疯了。

李湘伯对“九一三”事件毫不知情，李延良（“九一三”後空34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对他说：事情出来了，让你去学习班，说说清楚就行了。进了南苑学习班就不一样了，“两个”看“一个”。李湘伯在学习班半年多没让回家，最後什么问题也没有。周廉珊被审查1年，王玉清等40多人被审查3年，统统处理转业。邵红年（空34师作战科长）被认为态度不好，1976年4月处理转业。

魏秀玲在机组5人中最先结束“读书”生活，被安排在西郊机场卫生队，不久复员到北京某报社印刷厂，当了8年工人。到1975年，只剩下包括机组4人在内的团以下飞行干部。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折合黄金与飞行员体重差不多，选到专机师的飞行员更是尖子中的尖子。当初进学习班容易，问题查清了，却没有人敢下令复飞。康庭梓弟弟本来已被兰空列为预提干部，空34师出具的外调材料说：“经审查，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康庭梓同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有联系。”“尚未发现”不等于“没有”，这样康庭梓弟弟只好复员。

1976年3月，机组4人被安排转业。本来飞行员可以就地安置，但他们只能回原籍。陈联柄回到安徽，陈松鹤安排在浙江的县卫生院。李成昌被安排在上海自行车厂供销科成品库当工人，1980年改为工会主席。康庭梓因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他选择了距离北京最近的怀来县农机修配厂。怀来上空有一条空中航线，每天他看着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就不停地上诉，希望撤销结论，到民航当飞行员，但直到退休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