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悲劇的經濟分析

佛大一位博士生發現論文的觀點和研究結果不合，要求改變觀點重做，而導師卻強迫他完成原稿，加上其他刁難，導致該生自盡。這類事已不止於一宗，讀這篇報道，想起高斯的《經濟學家應該如何選擇》一文，認為文其內容跟學界內鬥的原因有點關係。

高斯講的是經濟學家如何選擇學術理論，提到經濟學家佛里德曼提出過一個有名的方法，認為實證經濟學應該選擇可以準確預測以前未有的新現象的理論，因為基於過去的現象的理論，只是解釋性的，只有能預測未來的理論才是實證的。

高斯舉出他一生經歷的三個理論潮流，說明佛利德曼的實證方法是做不到的。一，是1931年，海涅克的自由經濟理論。二，是1936年，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三是張伯倫的壟斷競爭理論。這些理論都是發表後立即走紅，在經濟界成為主流理論，沒有預測，也沒有實證可言。他們的理論，實際上都是幾個經濟學家的主觀假設，因為適合時代潮流，又講的動聽，就被廣泛接受。 

比如海涅克，他認為是經濟不自由造成蕭條。舉出例子就是，價錢貴，需求就少；價錢低，需求就大；100元和10元選擇，人們都會選100元，類似這樣的人性概念。但是，沒錢的人怎麼辦？像高老頭那樣只存錢不要貨的人怎麼辦？。既無預測，也無實證。 只是他會演講，當時世界經濟大蕭條，其理論就大行其道。

凱恩斯時代，失業嚴重，政府沒有辦法，市場也沒辦法，他就提出政府借錢投資，擴大有效需求。理論聽起來很好辦，於是立刻流行，當然沒有實證的時間。預後的結果卻是著名的“漲滯”，凱恩斯主義就過時了。

世界經濟蕭條使自由市場失靈，張伯倫提出理論，即市場不止有競爭，還有壟斷，兩者並存。  這個壟斷競爭學說被認為補充了自由市場的正確，張伯倫也立馬成為當紅理論家，當然也沒有時間預測新現象，很快就是二戰，什麼理論都不靈了。   

高斯作為諾獎經濟學家，自己也是內行。 他指出，現實中找不到按佛利德曼的實證主義那樣研究的經濟學家。因為現實太複雜，實證實驗首先需要理論假設去指導，才能根據理論設計證實方法和工具。這樣問題就來了，理論和結果循環論證，學界發現理論假設和研究結果相同的比例太高，正確性可疑。這是自然的， 高斯本人是權威的《法律與經濟》的主編，他承認沒有雜誌編輯願意發表證明理論研究錯誤的文章，也沒有經濟學家願意研究錯誤的理論，他們研究方法目的是證明理論前提的正確。 

科學方法來源的的自然科學居然也同樣。  高斯和科學哲學家庫恩同過事，庫恩介紹，科學研究也是一樣，理論在前，實驗在後，永遠不會反過來，所以大部分實驗結果都合乎理論。不合理論的例外被放在“待研究”一類，不會影響理論繼續流行。就如愛因斯坦的光速是假設，前幾年歐洲有實驗室稱測量有突破，可是覆核至今無消息了。高斯和庫恩都發現，即使是實在矛盾的數據，耐心研究下去，“自然就會讓步”！

佛利德曼還有高論，理論必須現實，比如研究樹葉的分布，理論出發點是每個樹葉都會從享受陽光最大化來選擇自己的位置，這樣才能解釋樹葉分布的規律，這就是現實。至於樹葉並沒有大腦，不必考慮，因為那不是現實的理論。

高斯指出，影響學術道德的根源， 就是學術研究不是一個理論和一組實驗的問題，而兩個以上的理論和一組數據的驗證問題。兩個理論就存在競爭，誰對誰錯關係學術地位的死活。結果就像商業競爭，和政治鬥爭一樣。現實中，經濟學和國家政策關係密切，一個理論的興衰和政黨傾向脫不了干係，比如貨幣主義，供給學派都和里根主義有關。  

在我看來，這也是學界內鬥的來源之一。 學位導師不僅負責指導論文研究，其本人就是第二作者，論文也是他的成果，要反映他的理論。所以導師一定要學生按他的理論寫論文，數據錯誤也不改。

高斯認為解決經濟研究的道德問題，只有靠品德，能力，謙虛，和勇氣。  那位博士生寧死不做理論不符實際的論文，道德勇氣都在，他的導師也受到嚴厲懲罰，但願希望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