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破壞者

  宋人徐庭筠《詠竹》詩句：“未出土時先有節， 及凌雲處尚虛心”，道出華夏文人自古修身注重節氣。春秋有晉史官董狐直筆“趙盾弒其君”，不畏一死留芳， 唐有魏徵犯顏直諫太宗千古留名， 明有方孝孺被誅十族留節，清有譚嗣同等六君子捨生留義。這些皆為真正的節義人士和事跡，值得後人景仰、紀念。

  歷史由文人書寫，文人關注自己的“節氣”，這些原本都體現着中華文化之優異之處。 然而，本文欲另闢蹊徑論述長期不為人留意之另一面，即文人劍走偏鋒淪為“高尚”的破壞者。

  先由五四運動領導者之一的傅斯年先生說起。傅先生乃是“新時代”的引領者之一，他和民國一眾進步派學者以 “剛正不阿”、“富有節氣” 著稱。當然， 成就民國文人的， 少不了民國總統蔣中正。 因為蔣總統恐懼留下獨裁者的名聲， 他願意作最後一步的“趙盾”， 不誅其人而留其史；他想超越唐太宗，不動聲色而納“魏徵”。 這些乍看起來似乎是“倆好擱一好”， 效果卻不盡然。

  傅先生最為著名的事跡，應當是抗戰末期的兩次彈劾權貴案。案子由起財政部長孔祥熙把本應對外公開銷售的一筆美金公債轉為內銷。長話短說，蔣總統最後迫於傅的不懈壓力，將孔撤職了事。因着山西儒商血緣，孔對財政、金融的管理能力，在國府堪稱首屈一指。 蔣自己曾言：若無孔的出色工作，國民政府難以度過抗戰難關。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 在國府非常困難的時期，孔的去職對國家、對蔣都是一場災難。 美債內銷無疑是個錯誤， 然而傅必彈孔下台毋乃太過？作為總裁的蔣介石謙恭地請傅吃飯欲其撤回彈劾，但卻言不及要害；終於未知輕重而屈就文人壓力，以至造成後面無法挽回的財政失敗， 實在難辭其咎。或許有人懷疑傅先生和孔先生有個人過節，意氣用事？ 因注重節氣的文人，最怕被人詬病 “公報私仇”，這個罪名他們擔不起。且二人素無交集，因此個人過節一說並不成立。宋子文繼任後， 傅先生繼續彈劾宋，並又一次獲得“成功”。這一次彈劾， 原因是宋“不稱職”和“舞弊嫌疑”。是的， 宋確實“不稱職”。在當時非常複雜而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下， 書生氣十足的宋確實難當重任。——被傅彈劾的倆人都是不懂打擊報復的“皇親國戚”， 掌權的則是重視名節勝於國事的蔣總統。該彈劾案涉及“四大家族”四分之三，傅先生不僅彈劾成功，而且毫髮無傷，輕鬆成就其千古美名， 並繼續他的校長職務。 彈劾案為民國財政失敗埋下了伏筆，副帶也展示這幾個家族之君子風範， 遠非傳說中那麼“罪大惡極”。

  這就好比：在驚濤駭浪中，經驗豐富的舵手違規多拿了一份牛排。 船上的文人監事逼船長將舵手撤職， 船長迫於壓力把舵手換下， 讓開卡車的司機接任。接下來，文人監事又發飆！ 迫船長再一次撤換新舵手。因為這個卡車司機， 他， 不稱職！而且， 他或許？也多拿了一份牛排。後來， 船觸礁了。

  文人、船長和船員死裡逃生來到島上。幾十年間，島上和大陸出版了許多書籍、發表了許多文章， 讚揚傅先生剛正不阿，批判蔣總統“任人唯親”。但罕見有人認真檢討：不分輕重的固執文人，他們究竟是為公，還是在刻意樹立自己的千古“名聲”？ 聖經【傳道書 7： 16】 “不要行義過分，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何必自取敗亡呢”。很明顯，傅先生這樣的文人就犯了這一條。

   行文至此，作者對曰：雖有節，當屬節外生枝；似虛心，卻道心中隱詐。所謂“大隱隱於市”，“大炮型”詭詐，最不容易識破。

  高尚的破壞者，其賴以寄生的，必是寬容、自由和文明之環境。在君子面前叱咤風雲、指天劃地，方能低風險成就自己“剛直有節”之聲名，這是一些文人的詭詐之處。“五四運動”已百年，成就五四青年之高尚名聲的、寬容的北洋政府早已煙消雲散；發端彼時的高尚破壞，使得社會至今還在潰爛之中。五四繼承者們沒有反思，甚至已經失去了基本的省悟能力。他們和其“五四先驅”一起砸爛了孔家店，摧毀了道德體系，使綠洲變為荒場。傅先生們自己逃了，但是留在荒場的，他的那些後生們，最後卻把荒蕪不堪歸咎於已被他們砸爛的、2500年前的孔家店。把房倒屋塌的原因反歸咎於房屋的建造者， 而不是他們這些破壞者。

  風水輪流轉，高尚的破壞之風吹到了如今依然寬容、自由且文明之西方。美歐似乎正在重蹈北洋和民國覆轍。師出一門的美國自由派們，死死認定自己的“義”，孜孜刻寫自己的“名”；利用警察之小錯欲徹底解除警察武裝； 他們也要從彈劾、打倒美國的舵手做起。可憐那舵手， 他沒有國債內銷、沒有多拿一份牛排，甚至還無償貢獻了自己。自由派們依然吹保守派之毛而求疵，乃至溯源控訴、取消上帝的公義。這些高尚的破壞者，正在有意無意地摧毀美歐的信仰傳統、文化和政治傳統。不過筆者堅信， 對披戴“高尚”衣冠之破壞者而言，上帝的公義和審判遠高於你們微不足道的“名節”。

  未來倘若這個國家被顛覆，變為流氓和騙子的樂園，你們或你們的後人千萬不要把責任推給美國的共和設計、保守主義傳統；更不要歸咎於美國政治和傳統文化的基石——聖經。破四舊出身的一些大陸人，他們在思想自由的土地上依然幾十年如一日地繼承毛志破中國四舊， 砸華夏傳統；使人心生此等疑慮和擔心。“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傳道書1：9】。

  最後，筆者殷切希望此後文人，高舉上帝之名於自己“末節”之上， 行公義好憐憫與神同行；寧集跬步以進尺寸；不圖虛名而廢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