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春秋：六四緣由兩則

一、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胡趙之爭

前言：1989年的六四是一場震驚中外的大事，80後的人已經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以後的更加年輕的下一代更是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關心，因此有責任把事情的本來面目告訴下一代人。從根本上說，六四不是什麼“民主運動”，而是廣大中國老百姓對官倒、貪污腐敗和“價格闖關”讓老百姓買單的反彈，這種反彈被趙紫陽的小班子所利用，成了趙紫陽與鄧小平鬥爭的工具，最後被鄧小平強力鎮壓。因此，六四是以貪官利益集團的勝利而結束，為後面江胡時期的全面貪腐奠定了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特別是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後，華國鋒一派被排擠出中央領導層，鄧小平開始實際掌握中央的領導權，雖然陳雲、葉劍英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是鄧小平顯然是掌握了最重要的權利。他所提拔的胡耀邦、趙紫陽分別執掌了中央和國務院的實際權利。

隨着時間的推移和被勝利沖昏頭腦，1983-1985年間鄧小平的“軍隊經商”、“黨政機關經商”的“開放政策的出台，全國出現“一切向錢看”的官倒狂歡。其中鄧小平的子女、王震的兒子們、趙紫陽的子女都是這場狂歡的積極參加者。倒賣批文、走私彩電、鋼材和其他緊俏物資、出售彩票。只要是能賺錢，就都是好貓。以前對改革開放抱着很大希望的老百姓，開始對鄧的改開產生懷疑，對官倒們的怨言也日益增多。開革開放初期那種“萬眾一心”的情況不復存在。

與此同時，胡趙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這和海外一些人製造的“胡趙一家都是改革派”的假象完全不符。胡耀邦由於個人性格張揚，缺乏基層實際工作經驗，頻頻出現政策的失誤和形象上的不嚴肅，甚至於信口開河造成嚴重後果的情況。記得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NHK大廳里揮舞着雙臂的滑稽表演，邀請3000日本青年訪華，不少觀眾都懷疑胡耀邦是不是瘋了。再有胡耀邦對海南（當時還屬於廣東省）的雷宇說：“要錢沒有，要政策有”，鼓勵海南島自己突破國家政策的約束，放手大干。於是雷宇才敢於罔顧國家法律，走私汽車和汽車製品，用雷宇的話說叫做“草船借箭”，“把中央的政策變成錢”。其實就是違反國家法律，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自己發財。這當然和鄧小平的縱容和鼓勵有關，但是胡耀邦作為當時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和胡耀邦的“胡亂幫”不同，趙紫陽則是一個有野心、有城府、靠自己的政治嗅覺和政治手段從一個抗戰時期的地委副書記經歷歷次政治運動不但不倒，反而步步高升的狡黠的政治家。他不甘心自己居於胡耀邦之後的地位，甚至對胡耀邦的做法十分看不起，隨時准備找機會取而代之。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６日，趙紫陽背着胡耀邦給鄧小平專門寫過一封信，同時抄送陳雲，此信事實上打響了推倒胡耀邦的第一槍，也是打向胡耀邦背後的最為致命的一槍。信的內容長達3500多字，趙在信中就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班子調整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明確指出：“中央主要領導人（指胡耀邦）思想落伍、態度頑固，不能保證和貫徹小平同志的偉大戰略„„建議您（指的是鄧小平）和陳雲同志身體允許的情況下解決這一復雜的問題。”很明顯，趙紫陽要求鄧小平、陳雲解決“中央主要領導”胡耀邦。這種背後捅刀子的卑鄙伎倆，把趙紫陽這個狡黠的政客的面目暴露的再清楚不過。儘管趙紫陽和他的小班子成員事後千方百計地淡化這封信，但是趙在倒胡之後面對電視鏡頭趾高氣揚、洋洋得意的驕橫形象，把他們的漂白撕得粉碎。

不僅如此，把胡耀邦打翻在地之後，趙紫陽還要再“踏上一隻腳”。

1987年１月１０日－１５日，中共連續六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生活會，在會上趙紫陽第一個講話，他提出胡耀邦的兩點罪狀：一是破壞集體領導體制，隨意干涉國務院經濟工作；二是反對自由化不力。這時候，陳雲建議薄一波宣讀趙紫陽給鄧小平和他的那封來信。直到此時，胡耀邦才知道，趙紫陽早在3年前就在背後捅了自己一刀。身為執政黨總書記的胡耀邦，茫然四顧。

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８日，趙紫陽在中共中央打招呼會上做了如下的講話：“黨中央早在一九八四年就覺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慮到十二大召開不久，過早解決這個問題對於穩定大局有影響，所以預備在十三大解決，顯得更加自然些，這次學生鬧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惡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辭職，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認為現在這種情況下再讓胡耀邦解決這些問題已經不適當了，於是，就必須提早的讓他下來。”（全文引自《情況反映》8701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同志向在京有關部委負責人打招呼講話傳達要點通知》）

胡耀邦的秘書吳江在《十年的路》中寫道：“胡耀邦突然辭職下台，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趙紫陽既上書責怪胡耀邦過多干預國務院事務於前（這就是‘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罪名的由來），又指責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於後。這就是把兩個嚴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頭上。然而，趙紫陽未深思‘唇亡齒寒，胡倒趙孤’的道理，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寓言和確有的歷史教訓。因此，事實是，趙紫陽要求“解決胡耀邦的問題”，恰恰為別人‘解決趙紫陽的問題’創造了條件。”

據趙紫陽自己的說法，在“民主生活會”上，大家都批評胡耀邦。他當然也得批評。他講了胡為人寬厚，可以吵架不記仇，好共事。但也有弱點，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人再好，也會發生變化。斯大林、毛澤東這麼偉大的人物，也出了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好，就很難說了。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給小平寫過一封這樣的信。”趙紫陽還說，在“生活會”上的發言中，我沒有說信的內容。有可能別人理解我當時發言的內容就是信的內容。

這就是說趙紫陽自己承認：確實給鄧、陳寫過信，背着胡耀邦講了胡耀邦的壞話。

對此，趙紫陽的小班子非常忌諱，企圖以【我黨的體制問題】來掩蓋趙紫陽在胡耀邦下台問題上的不光彩的表現。和吳江打起了文字官司。

在這件事上，任仲夷倒是說了公道話。他說：“吳江說趙紫陽告胡耀邦的狀。趙紫陽說這封信沒有提到胡耀邦。他們兩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這封信即使沒有寫胡耀邦，也說明他們兩人不是很團結的。你寫這麼一封信，講的是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這麼重大的問題，作為總理，你為什麼不同總書記探討？為什麼不以你們兩人的名義向鄧提建議？如果兩個人取得共識後再向鄧建議不是效果更好嗎？為什麼不兩人聯合寫信？兩人聯合寫信不是更有力嗎？據我的經驗，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寫信在胡耀邦那裡連招乎也沒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一波講出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當時他吃了一驚。黨政一把手要團結無間。一方就重大問題寫信不讓另一方知道說明“有間”，有一條縫。上有一條縫，下就會有一條溝。”

如果說任仲夷對趙的評價還很客氣的話，那麼鄧力群對胡和趙的評價就更加一針見血。鄧力群在自述中說：“胡耀邦和趙紫陽來比較，確實是根本不同的„„胡耀邦不搞陰謀，光明磊落；觀點不同，他就講出來，講出來也是指名道姓。他把事情說清楚了，他也就煙消雲散了。儘管後來又有反覆，但他不積怨，有話講在當面，講清楚了，就沒事了。而趙紫陽卻搞陰謀，他整了你，你還不知道他在整你。„„”

鄧的這番話畫龍點睛地把胡和趙的政治品質表述的清清楚楚，也更能夠解釋為什麼趙紫陽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後都曾經是【積極分子】。趙紫陽從根子上說，是一個老奸巨猾、精於算計的政客，他總是以【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自己行為的唯一標準的，無論是在毛時代還是鄧時代，他都是一個為了個人利益不惜搞陰謀的人。只是在1989年他利令智昏，打錯了算盤，才輸的丟了自己的褲子。把他美化成【改革派】、【開明派】、【良心人物】、【堅持政治道義】。等等，是說不通的。

胡趙之爭以趙紫陽的勝利而告終，趙紫陽和他的小班子彈冠相慶，准備推進他們自己的“改革計劃”，把“要吃糧，找紫陽”再推進一步，讓趙家人成為真正的未來中國掌權人，開始趙氏王朝。

【跟帖】

 * 胡耀邦是個跳梁小丑，趙紫陽是個野心家、陰謀家。 - 英倫終結者

* 高層沒幾個好鳥，誰上台都一樣。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六四緣由

* 趙光緒雖然不地道，但他和光緒一樣代表了歷史方向。論人品，趙光緒在土共內，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胡趙之爭以趙紫陽的勝利而告終，趙紫陽和他的小班子彈冠相慶，准備推進他們自己的“改革計劃”，把“要吃糧，找紫陽”再推進一步，讓趙家人成為真正的未來中國掌權人，開始趙氏王朝。-鄉下老爺（趙宋？）

二、慘敗的趙氏“價格闖關”

對80年代中期的官倒和貪腐現象，一些人的解釋是“價格雙軌制”造成的。“價格雙軌制”確實造成了一些搞官倒的機會，但是絕對不是官倒和腐敗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鄧小平對子女貪腐的縱容和包庇，造成了上行下效的連鎖反應。一些趁“幹部四化”上來的個人素質低下卻有一些學歷的溜須拍馬之徒，乘機忽悠當政的主要負責人，於是“價格改革”就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1987年趙紫陽取代胡耀邦成為總書記之後，仍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把持着國務院的事務。他知道光憑“要吃糧，找紫陽”是不夠的，急於搞出一點能夠讓自己樹碑立傳的成就，以便真正成為鄧小平之後的“當權派”。

1987年4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找了學界的人座談，4月3、4日財經小組開會，由馬洪匯報。馬洪的匯報內容說：當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相當程度的過度性狀態、隱患和不穩定因素，集中表現為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82年到1986年連續出現國民收入超分配。1984年是822億，1985年是1159億，1986年是746億，大概占到國民收入6%、18%、10%，甚至超過新增國民收入的一倍。這個匯報對趙擔任總理時期的評價不高，實際上是對趙紫陽擔任總理這一段工作的否定，趙當然不願意承認。趙紫陽反擊說：現在有一種悲觀的情緒，對幾年改革發生了動搖，你說超分配，是怎麼算出來的？依據是什麼？借外債算不算超分配？超分配甚囂塵上，是為了什麼目的？超分配說的很重，傳的很廣，需要澄清。趙紫陽還說：你們說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才能改革，那是幻想，只能是相對的，不太緊張，進行改革，通過改革緩和緊張。從此以後，趙紫陽接着各種會上都講形勢，講形勢好。4月份的省市負責人會議上講形勢，到了1988年2月份的國務院省長會議上還講形勢，對形勢要有估計要有一個正確基本觀點，去年春天分析形勢的時候，有些同志看的很悲觀，說的險象環生、非常嚴重，他認為這些分析都是不妥當的。

可以看出，趙紫陽當時急於找一個突破口，於是想到“價格攻關”，想由此轉被動為主動，一舉成名。

1988年4月2日趙紫陽召開了一個座談會，這個座談會討論生產資料價格。他在會上說：我們是不是到了不進則退的時候了？生產資料價格怎麼搞？要搞個改革的辦法，怕漲價承受不了，不敢調價，結果是自發亂漲價，越亂越不敢漲價，結果是越理越不順，價格改革理順價格要為促進生產、增加供應、調整產業結構服務，不要為穩定物價服務。是否可以說中國實行穩定物價的方針是不行的。輪番漲價要承認它，關鍵是如何駕馭它，如果物價漲了，工資也提上去，經濟又發展了，我看就不可怕。

趙的這種孤注一擲的極端想法，受到薛暮橋、劉國光和吳敬璉的一致反對。劉國光的意見是：由於連續幾年用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增長，居民通貨膨脹預期正在形成，88年年初各地都發生零星搶購，立即推行價格改革，勢必使通貨膨脹預期完全形成和爆發全面搶購，應該用一兩年時間來治理環境再進行價格改革。趙紫陽不同意劉國光的意見，他說你們這些思想就是有框框，因為高速度一定會有高通脹，要求先治理再放開價格，韓國是先膨脹後治理，打時間差，實踐證明是成功的經驗。此時一些食洋不化的所謂“學者”為了拍趙紫陽的馬屁，搞了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考察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們把自己走馬觀花看到的一時現象當成“經驗”，說：南美洲國家在1400%的通貨膨脹率下任然生活幸福，滿意程度很高等等。今天我們都知道：在這種短暫的“幸福”之後南美洲人民的hang over是多麼長久的痛苦。

這個報告給趙紫陽打了強心針，再加上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祖師爺弗里德曼給趙紫陽面授機宜，讓他不要半途而費，要放開價格，搞震盪療法，這些使趙紫陽決心大幹一場。趙用開玩笑的方式回擊那些批評他的人說：他和阿根廷總統阿方索談了話，阿方索說你們這點通貨膨脹算什麼，如果能夠像你們這樣，我們就謝天謝地了。阿方索說他同美國總統里根一同去見上帝，里根問上帝財政赤字什麼時候能夠解決？上帝說，你這一任不行了，要看下一屆總統了。阿方索問上帝說，上帝啊，我的通貨膨脹問題什麼時候能夠解決？上帝說：我這一任上帝大概不行了，你去問下一任上帝吧。意思是通貨膨脹不可避免，而且是無害的。行筆至此不盡感嘆：還好趙紫陽垮台得快，不然按照他的搞法中國人會經歷怎樣的災難„

88年5月18號是姚依林向陳雲去匯報政治局關於推行價格攻關的意見，陳雲持懷疑態度。陳雲說物價每年漲10%，連漲三年，我打很大的問號。5月28號，李鵬和陳雲討論，陳雲說物價每年漲10%辦不到，我是算賬派，腦子裡有數字，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

5月30日政治局不顧陳雲的反對，通過了價格攻關的決定，趙決心背水一戰，“殺出一條血路”，爭取一戰成名。到了那個時候，就是鄧小平也奈何不了他趙紫陽了。

7月11號，改革方案最後形成了。8月15-17號北戴河會議通過這個方案，8月19號人民日報公布了北戴河會議的消息，結果一下子全國搶購風潮一下而起。人們第一次感受到教科書上所說的罪惡的“通貨膨脹”,恐慌心理蔓延。從當月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全面失控的可怕趨勢。由於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從而造成全國性的搶購風。據當時的報紙記載,“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既搶購保值商品,也搶購基本消費品,連滯銷的也不放過。”

被居民們列入搶購清單的,既包括柴米油鹽、火柴、肥皂等日用品,也包括剛剛進入百姓生活的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等大件。這年夏天,剛結婚的韓寶元在商店買回來一台單門冰箱,結婚的時候他都沒捨得買,但是現在卻一咬牙買下了。“誰知道過一年什麼價格了?”張玉家則囤積了大量的肥皂、鹽和當時被當作奶粉替代品的麥乳精,“放了整整一屋子”。1989年的春節晚會上,看到姜昆的相聲說“買了一被窩大醬”,許多觀眾都無奈地苦笑了。

與此同時，新華社駐各地的記者們的各種反映通貨膨脹和搶購風潮的報道如同雪片一般登在內參上。筆者當時有條件看到這些內部參考，幾乎在看到的每一份當時的內參上都可以看到這類報道。家中一位長輩當時任國家物價委員會駐某直轄市的特派員，從他嘴裡也能聽出各地對趙氏價格闖關的抱怨。說怨聲載道一點也不為過。

面對這種情況，趙紫陽真的傻了眼，本想利用此事建功立業，成萬世不朽之功名，沒想到反而弄巧成拙，惹下大禍。鄧小平嘴裡雖然沒說什麼，但是趙紫陽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不可能不受到重大打擊。迫於無奈，趙紫陽不得不在8月27日夜裡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暫停物價改革方案。8月30日，國務院正式發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調價措施，下一年的價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點從深化改革轉到治理環境、整頓秩序上來。這是趙紫陽在搞掉胡耀邦取而代之之後第一次重大挫折，其中他的食洋不化又不了解中國國情的小班子起了很壞的作用。

這場歷時11天的“價格攻關”以慘敗告終，而官倒和腐敗卻一天也沒有停下腳步，老百姓受了通貨膨脹和官倒腐敗的雙重打擊，怨恨之情如同乾柴澆上了煤油，為第二年的六四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與其說六四是“民主運動”，是“反對共產黨獨裁”，是反對“老人政治”，不如說六四是人民群眾對官倒腐敗，對盲目改革的痛恨。他們感到自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對鄧小平和改革開放的希望和信任被既得利益集團們愚弄、背叛和拋棄，他們對以後的前途感到擔心和恐懼，所以他們才和學生們一起加入到六四之中，他們之中除了極少數人之外，並沒有想推翻共產黨的意思，也沒有擁護趙紫陽的意思。相反，他們的口號是“打倒官倒”，是“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鄧小平的兒子賣彩卷，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值得注意的是趙紫陽小班子的人（如鮑彤之流）想改寫歷史，把“價格闖關”說成是鄧小平搞的，趙紫陽只不過是出於無奈執行鄧小平的方針而已，這種無恥篡改歷史來美化自己的說詞連趙紫陽自己都不能接受。趙紫陽在自己晚年說：這件事情如果講責任，責任不在他（指鄧小平）身上，主要是我的責任，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提出的，一開始提出搞價格改革是我，中間改革方案的設計、國務院討論的東西也是我主持和批準的，最後感到有困難，決定推遲、放緩也是我提出，經他們同意的。應該說趙紫陽至少在這件事情還是實事求是的，而他的小班子則缺乏政治底線，完全是一些唯利是圖的政治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