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春秋：六四缘由两则

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胡赵之争

前言：1989年的六四是一场震惊中外的大事，80後的人已经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後的更加年轻的下一代更是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关心，因此有责任把事情的本来面目告诉下一代人。从根本上说，六四不是什么“民主运动”，而是广大中国老百姓对官倒、贪污腐败和“价格闯关”让老百姓买单的反弹，这种反弹被赵紫阳的小班子所利用，成了赵紫阳与邓小平斗争的工具，最後被邓小平强力镇压。因此，六四是以贪官利益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为後面江胡时期的全面贪腐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後，华国锋一派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层，邓小平开始实际掌握中央的领导权，虽然陈云、叶剑英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邓小平显然是掌握了最重要的权利。他所提拔的胡耀邦、赵紫阳分别执掌了中央和国务院的实际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被胜利冲昏头脑，1983-1985年间邓小平的“军队经商”、“党政机关经商”的“开放政策的出台，全国出现“一切向钱看”的官倒狂欢。其中邓小平的子女、王震的儿子们、赵紫阳的子女都是这场狂欢的积极参加者。倒卖批文、走私彩电、钢材和其他紧俏物资、出售彩票。只要是能赚钱，就都是好猫。以前对改革开放抱着很大希望的老百姓，开始对邓的改开产生怀疑，对官倒们的怨言也日益增多。开革开放初期那种“万众一心”的情况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胡赵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和海外一些人制造的“胡赵一家都是改革派”的假象完全不符。胡耀邦由于个人性格张扬，缺乏基层实际工作经验，频频出现政策的失误和形象上的不严肃，甚至于信口开河造成严重後果的情况。记得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NHK大厅里挥舞着双臂的滑稽表演，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不少观众都怀疑胡耀邦是不是疯了。再有胡耀邦对海南（当时还属于广东省）的雷宇说：“要钱没有，要政策有”，鼓励海南岛自己突破国家政策的约束，放手大干。于是雷宇才敢于罔顾国家法律，走私汽车和汽车制品，用雷宇的话说叫做“草船借箭”，“把中央的政策变成钱”。其实就是违反国家法律，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自己发财。这当然和邓小平的纵容和鼓励有关，但是胡耀邦作为当时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和胡耀邦的“胡乱帮”不同，赵紫阳则是一个有野心、有城府、靠自己的政治嗅觉和政治手段从一个抗战时期的地委副书记经历历次政治运动不但不倒，反而步步高升的狡黠的政治家。他不甘心自己居于胡耀邦之後的地位，甚至对胡耀邦的做法十分看不起，随时准备找机会取而代之。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６日，赵紫阳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专门写过一封信，同时抄送陈云，此信事实上打响了推倒胡耀邦的第一枪，也是打向胡耀邦背後的最为致命的一枪。信的内容长达3500多字，赵在信中就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调整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央主要领导人（指胡耀邦）思想落伍、态度顽固，不能保证和贯彻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建议您（指的是邓小平）和陈云同志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很明显，赵紫阳要求邓小平、陈云解决“中央主要领导”胡耀邦。这种背後捅刀子的卑鄙伎俩，把赵紫阳这个狡黠的政客的面目暴露的再清楚不过。尽管赵紫阳和他的小班子成员事後千方百计地淡化这封信，但是赵在倒胡之後面对电视镜头趾高气扬、洋洋得意的骄横形象，把他们的漂白撕得粉碎。

不仅如此，把胡耀邦打翻在地之後，赵紫阳还要再“踏上一只脚”。

1987年１月１０日－１５日，中共连续六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生活会，在会上赵紫阳第一个讲话，他提出胡耀邦的两点罪状：一是破坏集体领导体制，随意干涉国务院经济工作；二是反对自由化不力。这时候，陈云建议薄一波宣读赵紫阳给邓小平和他的那封来信。直到此时，胡耀邦才知道，赵紫阳早在3年前就在背後捅了自己一刀。身为执政党总书记的胡耀邦，茫然四顾。

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８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上做了如下的讲话：“党中央早在一九八四年就觉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虑到十二大召开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预备在十三大解决，显得更加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辞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胡耀邦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当了，于是，就必须提早的让他下来。”（全文引自《情况反映》8701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同志向在京有关部委负责人打招呼讲话传达要点通知》）

胡耀邦的秘书吴江在《十年的路》中写道：“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这就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罪名的由来），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後。这就是把两个严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头上。然而，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的道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後’的寓言和确有的历史教训。因此，事实是，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恰恰为别人‘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

据赵紫阳自己的说法，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赵紫阳还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

这就是说赵紫阳自己承认：确实给邓、陈写过信，背着胡耀邦讲了胡耀邦的坏话。

对此，赵紫阳的小班子非常忌讳，企图以【我党的体制问题】来掩盖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的不光彩的表现。和吴江打起了文字官司。

在这件事上，任仲夷倒是说了公道话。他说：“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後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乎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有一条缝，下就会有一条沟。”

如果说任仲夷对赵的评价还很客气的话，那么邓力群对胡和赵的评价就更加一针见血。邓力群在自述中说：“胡耀邦和赵紫阳来比较，确实是根本不同的„„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把事情说清楚了，他也就烟消云散了。尽管後来又有反复，但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而赵紫阳却搞阴谋，他整了你，你还不知道他在整你。„„”

邓的这番话画龙点睛地把胡和赵的政治品质表述的清清楚楚，也更能够解释为什么赵紫阳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後都曾经是【积极分子】。赵紫阳从根子上说，是一个老奸巨猾、精于算计的政客，他总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行为的唯一标准的，无论是在毛时代还是邓时代，他都是一个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搞阴谋的人。只是在1989年他利令智昏，打错了算盘，才输的丢了自己的裤子。把他美化成【改革派】、【开明派】、【良心人物】、【坚持政治道义】。等等，是说不通的。

胡赵之争以赵紫阳的胜利而告终，赵紫阳和他的小班子弹冠相庆，准备推进他们自己的“改革计划”，把“要吃粮，找紫阳”再推进一步，让赵家人成为真正的未来中国掌权人，开始赵氏王朝。

【跟帖】

 * 胡耀邦是个跳梁小丑，赵紫阳是个野心家、阴谋家。 - 英伦终结者

* 高层没几个好鸟，谁上台都一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六四缘由

* 赵光绪虽然不地道，但他和光绪一样代表了历史方向。论人品，赵光绪在土共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胡赵之争以赵紫阳的胜利而告终，赵紫阳和他的小班子弹冠相庆，准备推进他们自己的“改革计划”，把“要吃粮，找紫阳”再推进一步，让赵家人成为真正的未来中国掌权人，开始赵氏王朝。-乡下老爷（赵宋？）

二、惨败的赵氏“价格闯关”

对80年代中期的官倒和贪腐现象，一些人的解释是“价格双轨制”造成的。“价格双轨制”确实造成了一些搞官倒的机会，但是绝对不是官倒和腐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邓小平对子女贪腐的纵容和包庇，造成了上行下效的连锁反应。一些趁“干部四化”上来的个人素质低下却有一些学历的溜须拍马之徒，乘机忽悠当政的主要负责人，于是“价格改革”就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1987年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之後，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持着国务院的事务。他知道光凭“要吃粮，找紫阳”是不够的，急于搞出一点能够让自己树碑立传的成就，以便真正成为邓小平之後的“当权派”。

1987年4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找了学界的人座谈，4月3、4日财经小组开会，由马洪汇报。马洪的汇报内容说：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相当程度的过度性状态、隐患和不稳定因素，集中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82年到1986年连续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1984年是822亿，1985年是1159亿，1986年是746亿，大概占到国民收入6%、18%、10%，甚至超过新增国民收入的一倍。这个汇报对赵担任总理时期的评价不高，实际上是对赵紫阳担任总理这一段工作的否定，赵当然不愿意承认。赵紫阳反击说：现在有一种悲观的情绪，对几年改革发生了动摇，你说超分配，是怎么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借外债算不算超分配？超分配甚嚣尘上，是为了什么目的？超分配说的很重，传的很广，需要澄清。赵紫阳还说：你们说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才能改革，那是幻想，只能是相对的，不太紧张，进行改革，通过改革缓和紧张。从此以後，赵紫阳接着各种会上都讲形势，讲形势好。4月份的省市负责人会议上讲形势，到了1988年2月份的国务院省长会议上还讲形势，对形势要有估计要有一个正确基本观点，去年春天分析形势的时候，有些同志看的很悲观，说的险象环生、非常严重，他认为这些分析都是不妥当的。

可以看出，赵紫阳当时急于找一个突破口，于是想到“价格攻关”，想由此转被动为主动，一举成名。

1988年4月2日赵紫阳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讨论生产资料价格。他在会上说：我们是不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生产资料价格怎么搞？要搞个改革的办法，怕涨价承受不了，不敢调价，结果是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结果是越理越不顺，价格改革理顺价格要为促进生产、增加供应、调整产业结构服务，不要为稳定物价服务。是否可以说中国实行稳定物价的方针是不行的。轮番涨价要承认它，关键是如何驾驭它，如果物价涨了，工资也提上去，经济又发展了，我看就不可怕。

赵的这种孤注一掷的极端想法，受到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的一致反对。刘国光的意见是：由于连续几年用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增长，居民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88年年初各地都发生零星抢购，立即推行价格改革，势必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抢购，应该用一两年时间来治理环境再进行价格改革。赵紫阳不同意刘国光的意见，他说你们这些思想就是有框框，因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再放开价格，韩国是先膨胀後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验。此时一些食洋不化的所谓“学者”为了拍赵紫阳的马屁，搞了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们把自己走马观花看到的一时现象当成“经验”，说：南美洲国家在1400%的通货膨胀率下任然生活幸福，满意程度很高等等。今天我们都知道：在这种短暂的“幸福”之後南美洲人民的hang over是多么长久的痛苦。

这个报告给赵紫阳打了强心针，再加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祖师爷弗里德曼给赵紫阳面授机宜，让他不要半途而费，要放开价格，搞震荡疗法，这些使赵紫阳决心大干一场。赵用开玩笑的方式回击那些批评他的人说：他和阿根廷总统阿方索谈了话，阿方索说你们这点通货膨胀算什么，如果能够像你们这样，我们就谢天谢地了。阿方索说他同美国总统里根一同去见上帝，里根问上帝财政赤字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上帝说，你这一任不行了，要看下一届总统了。阿方索问上帝说，上帝啊，我的通货膨胀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上帝说：我这一任上帝大概不行了，你去问下一任上帝吧。意思是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而且是无害的。行笔至此不尽感叹：还好赵紫阳垮台得快，不然按照他的搞法中国人会经历怎样的灾难„

88年5月18号是姚依林向陈云去汇报政治局关于推行价格攻关的意见，陈云持怀疑态度。陈云说物价每年涨10%，连涨三年，我打很大的问号。5月28号，李鹏和陈云讨论，陈云说物价每年涨10%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5月30日政治局不顾陈云的反对，通过了价格攻关的决定，赵决心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争取一战成名。到了那个时候，就是邓小平也奈何不了他赵紫阳了。

7月11号，改革方案最後形成了。8月15-17号北戴河会议通过这个方案，8月19号人民日报公布了北戴河会议的消息，结果一下子全国抢购风潮一下而起。人们第一次感受到教科书上所说的罪恶的“通货膨胀”,恐慌心理蔓延。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从而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

被居民们列入抢购清单的,既包括柴米油盐、火柴、肥皂等日用品,也包括刚刚进入百姓生活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大件。这年夏天,刚结婚的韩宝元在商店买回来一台单门冰箱,结婚的时候他都没舍得买,但是现在却一咬牙买下了。“谁知道过一年什么价格了?”张玉家则囤积了大量的肥皂、盐和当时被当作奶粉替代品的麦乳精,“放了整整一屋子”。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看到姜昆的相声说“买了一被窝大酱”,许多观众都无奈地苦笑了。

与此同时，新华社驻各地的记者们的各种反映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的报道如同雪片一般登在内参上。笔者当时有条件看到这些内部参考，几乎在看到的每一份当时的内参上都可以看到这类报道。家中一位长辈当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驻某直辖市的特派员，从他嘴里也能听出各地对赵氏价格闯关的抱怨。说怨声载道一点也不为过。

面对这种情况，赵紫阳真的傻了眼，本想利用此事建功立业，成万世不朽之功名，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惹下大祸。邓小平嘴里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赵紫阳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不可能不受到重大打击。迫于无奈，赵紫阳不得不在8月27日夜里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这是赵紫阳在搞掉胡耀邦取而代之之後第一次重大挫折，其中他的食洋不化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小班子起了很坏的作用。

这场历时11天的“价格攻关”以惨败告终，而官倒和腐败却一天也没有停下脚步，老百姓受了通货膨胀和官倒腐败的双重打击，怨恨之情如同干柴浇上了煤油，为第二年的六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其说六四是“民主运动”，是“反对共产党独裁”，是反对“老人政治”，不如说六四是人民群众对官倒腐败，对盲目改革的痛恨。他们感到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对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希望和信任被既得利益集团们愚弄、背叛和抛弃，他们对以後的前途感到担心和恐惧，所以他们才和学生们一起加入到六四之中，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并没有想推翻共产党的意思，也没有拥护赵紫阳的意思。相反，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官倒”，是“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卷，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值得注意的是赵紫阳小班子的人（如鲍彤之流）想改写历史，把“价格闯关”说成是邓小平搞的，赵紫阳只不过是出于无奈执行邓小平的方针而已，这种无耻篡改历史来美化自己的说词连赵紫阳自己都不能接受。赵紫阳在自己晚年说：这件事情如果讲责任，责任不在他（指邓小平）身上，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和批准的，最後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们同意的。应该说赵紫阳至少在这件事情还是实事求是的，而他的小班子则缺乏政治底线，完全是一些唯利是图的政治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