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祖：有关长征中的两个传说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及一方面军北上，一个有名的传说，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问周恩来，中央红军还有多少人，周讲有三万人，而张国焘也夸大其人数为十万人。这个情景还写入一些影视剧，流传甚广。这个故事表达了一种想象，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之日起，路线斗争就开始了。双方各怀鬼胎，周恩来夸大了中央红军人数，张国焘从一开始就轻慢了中央。中央红军是1935年6月12日与李先念三十军会师的。中央红军人数大致两万左右，两军从即日起即有不断的交流联欢。李部亦向中央红军供给食物衣物等。张国焘是6月25日晚才来与毛、周等会面。其间十多天，张国焘与中央及李先念联络频繁。李先念是久经战阵的主力军政委，在四方面军以机智著称，李先念就是个文职人员，难道这么长时间还搞不清中央红军的数量？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会去硬着头皮扯谎？只要把时间排列一下就可以看出问题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凌晨两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突然先行北上，脱离了右路军中陈昌浩和徐向前统率的四方面军部队。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的说法是：这天晚上，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吕黎平，接到了来自张国焘的一封密电，密电劝右路军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南下，“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吕黎平拿到这个电报後给了叶剑英。叶把它抄在了一个烟盒上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等决定凌晨迅速开拔。天亮以後一、四方面军还差点交火，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没有打起来。代表性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吕黎平的回忆《严峻的时刻》。照叶剑英等人的说法，9月9日下午，右路军电报员接到张国焘标明由陈昌浩亲译的密电後，请叶剑英转交给陈昌浩。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陈昌浩正在会议上讲话，叶怕误事，就打开密电，见到内容大惊，急忙离开右路军指挥部到毛泽东住处。毛让叶誊写一封，原件还陈昌浩，叶剑英回到指挥部会场，见陈还在讲话，于是就将电报交给陈的参谋，此时大约为下午3～4点钟。傍晚，毛泽东分别找陈昌浩、徐向前谈了话。然後，叶剑英在凌晨2点前逃走，与毛泽东一同赶到彭德怀三军团驻地。此後陈昌浩发觉叶逃走，要派兵去追，被徐向前制止。此时离叶将电报交给陈的参谋已十多个小时。那么在这十多小时里，陈昌浩一直在讲话？右路军电报员或作战科长吕黎平怎么敢私自破译了指定由陈昌浩亲译的密电，然後再交给叶剑英？叶剑英怎么看得懂还未破译的密电内容？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陈的参谋会扣在手上十多个小时？陈昌浩如果看了密电会没有行动？或是有某种表示？把这个故事的前後时间顺序排列一下，就会发现漏洞。所以，加害于中央领导的密电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但是否有过内容不大友好的，如要求监视中央纵队活动的电报？那倒也有可能。

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1981年12月在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第一次提出质疑：第一，至今没有找不到“武力解决”的密电原文。第二，中央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第三，如果有这样的电文，了解情况的人当会述及，但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王年一的文章引来当事人的批评。原右路军的作战科长吕黎平仍旧坚持原来的说法。王年一在1981年6月的《党史研究资料》再次发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质疑。除了原来的理由外，文章还增加了几点理由：一是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均回忆，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是指定人译出或由收报人亲译的，都要经过他们，但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

二是毛泽东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讲的。原话是：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接着毛对叶剑英说，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这里讲的话与密电问题无关。国防大学朱玉、王年一发表文章说：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批判彭德怀，叶剑英的这部著作其实是根据会议精神写的一篇文章，发给高级干部阅读。但是，长期以来以讹传讹。

198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硕又发表文章谈存在着密电的问题，引起四方面军一些老人的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很不高兴，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嘱咐秘书去查这是谁写的文章。这个事当时算是平息了。但2003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2004年第一期《中华儿女》，又连载了范硕的文章《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密》，论证有“武力解决”的电报，引用了大量的回忆录。而且指责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是企图为张国焘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2004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学学报》发文《也谈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反驳范硕。朱玉、王年一认为指责别人想“翻案”，总得有“案”；如果确有其“案”，肯定会记载在有关的决议或历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复查阅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始终找不到载有“武力解决”中央字样的电文。第二，从一系列文献中，同样可以断定没有这样的电文。认为有“武力解决”密电的研究者，主要依据的是个人回忆，朱、王的文章对这些回忆，特别是对与这个电报有直接接触的六个人（张国焘、陈昌浩、朱德、徐向前、叶剑英、毛泽东）的回忆，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泽东的回忆有两处，一处是1937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清算“国焘路线”时毛泽东的发言，毛泽东说叶剑英将密电偷来给他们看，电文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还有一处是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等人的谈话，说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前一个发言说张国焘电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思是张国焘命令部队南下，南下後再“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不是就地“武力解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与“肃反”、“武力解决”不是一码事。後一个谈话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性质就变了，变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陈、徐和四方面军就要在当地“解决”、“俘虏”中央，即是要动武。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陈、徐既没有动武的军事部署，且在中央率军北上出走後，又严令禁止部队追击。可见，毛泽东1971年的谈话与1937年的发言出入甚大，与事实也相去甚远。“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成为1949年以前党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难点。

这就是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流传甚广的两个故事，居然就成了党史上的所谓公案，长久得不到解答。徐向前、李先念在1980年代、1990年代亦通过多种方式暗示，并没有这份密电。而一些党史专家们似乎更愿从这些人的事後回忆中去仔细地对比，想找出真相。其实很简单，把这个故事按照所谓当事人的讲法，完整地讲一遍，用故事本身的漏洞就可以证伪。用不着去分析四方面军一些老同志几十年後欲言又止的曲笔回忆。可见，即便是简单明了之事，如果有个从事後的结果和结论出发的定见，会怎样地影响观察者的客观和公正。这样明显讲不通的事情，却在某些将帅的回忆录中堂而皇之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