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邱会作之子对“913”事件的反思

山东泰安贺德全纪念馆（2021-03-28）

【黄春光】：叶帅去世後，我曾找过叶帅的儿子叶选宁。我问他：“为什么打倒‘四人帮’以後，还把我父亲关到秦城去？我父亲跟叶帅的关系很清楚，从来没得罪过叶帅，对叶帅一直很尊重、很照顾的呀。叶帅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他说：“这是按程序办的。”

我说：“这说不通呀，解除审查，也是工作程序呀？”

我跟选宁的关系还可以。叶帅在广东工作的时候，选宁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他经常带我们玩儿。叶帅调北京後，每年冬天都去广州。大人的事儿是我父亲安排，小孩的事儿就是我来安排。所以，我觉得叶选宁应该不会骗我。

我认为，1976年12月30日，我父亲被关进秦城，问题升级了，这里面汪东兴起的作用比较恶劣。叶帅和华未必想得到。在当时情况下，要对黄、吴、李、邱怎么样。历史上，叶帅也是一方面军的，只不过他不是红一军团的。

汪东兴在中央的时间很长，他知道的事情太多，心里太明白了。1971年“九一三”之後，把黄、吴、李、邱抓起来，就是汪东兴向主席提的。这是王洪文後来跟邱会作说的。江青说，自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她咬谁，她就咬谁。（此说错了一半。江青说的是，“老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我就算是主席的一条狗，你们也不能这样打我呀。”後半句“让我咬谁就咬谁”是被加上去的。江青不会如此自毁自贱。）

我父亲对汪东兴的评价是，汪也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干了不少坏事。1977年初，中纪委接手复查此案。在黄克诚负责审理的时候，曾经缓和了一段。之後，邓的意见就比较重要了。我觉得，邓小平和彭真坚持严办，一个是抓替身，一个是泄私愤。

【邱路光】：中国人有搞臭观。我父亲的起诉书就是这样写成的。比如，说我父亲在总后党委会上攻击朱德，实际上是传达中央的精神。审判人员问：“这是不是你同意传达的？”

父亲说：“是。”

“既然是你同意的，你要不要负责任？”

我父亲说：“要负责任。”

但是，他们不问，是在党委会上传达中央关于朱德的讲话，还是我父亲私下个人搞阴谋攻击朱德？也不问是传达中央谁的讲话？其实，这是传达叶剑英关于朱德的长篇讲话。我父亲说要负责任，是负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结果，公审说你要负法律责任。黄、吴、李、邱的法律责任都是这么来的。

另外，彭真曾反复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首倡的。但彭真作为公审的主持人，却搞了三个标准，把个人感情带入到法律中来了。对待同样的事，彭真的标准是，毛主席犯了错误，周恩来做了违心的事，而黄、吴、李、邱这些坏人是犯罪，要审判。按照法治的观念，审判之前，应该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即所谓无罪推定，不能搞有罪推定。

另外，公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情绪，什么意思呢？过去，你打了我，老子忍了；现在，老子上台，我整你也不客气！这就叫封建政治。关于黄、吴、李、邱的政变帽子，是否定文革以後唯一一个没有得到纠正的问题。（彭真在东北给林彪当政委时曾向中央告过林彪的刁状，说他不服从中央安排，不肯打锦州，撤围而去。毛问到林彪。林说：“你是在後方听汇报的，我是在前线亲眼看到的。”结果毛调走彭真，让林彪当司令员兼政委。後来战场情况有变，林彪才重新回头打锦州，虽然赢了，但伤亡惨重。若是当初毛听信了彭真汇报，共产党不一定能夺取战场上的胜利。黄克诚复出後曾撰文谈到锦西撤退是对的，按当时的情况打不了。文革彭真挨整未闻林彪有落井下石，但也无援手。林彪全家死难，彭真再踏上一只脚；算是报仇呢？还是解恨。）

我觉得，邓小平不给黄、吴、李、邱翻案，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黄、吴、李、邱是“双一”（注：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骨干，除了这几个人以外，肖华、刘亚楼、杨成武、罗瑞卿也都是“双一”的人。自建党、建军以来，“双一”是一直传承下来的骨干力量。包括总参谋部的建立，海军、空军的建立，以及在各大军区占的份额，都是以“双一”的干部为骨干的。其他的人都是配角。除了“双一”的人，能在部队占点儿份额的就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像二野和129师的干部。显然，黄、吴、李、邱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如果说毛主席当年搞错了，最起码要给这些人分配工作，至少要有名义上的工作。

否定文革後，邓小平对共产党的经济体制和基本路线都有了另外的想法，他绝不会再沿用毛泽东时代的东西，他就是要在政治体系、组织体系上坚决干掉“双一”。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把部队这些人打压下去，“改朝换代”。所以，他上台之後，什么都不要当，就当军委主席。邓小平还专门下了中央文件，把杨成武搞到福建当司令员，把肖华搞到兰州军区当政委，把刘志坚搞到昆明军区当政委。当然，刘志坚虽不是“双一”的人，但他也是毛泽东时代受器重的人，说这些人不能留在北京工作。他们平反以後，都被赶走了。像杨成武这样没有帽子的人，邓小平都不要，更不用说黄、吴、李、邱这样有帽子的人了，他能把你解放出来吗？！

第二个原因，公审绝不是为了维护毛主席。恰恰相反，把“四人帮”和黄、吴、李、邱搞在一起公审，是为了审毛主席的文革，是为了打击毛主席。文革中，“四人帮”在台上工作，黄、吴、李、邱也在台上工作，你们都是跟着毛主席路线的人。所以，公审这些人，正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打毛主席的。

这里还有一点，邓小平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只对黄、吴、李、邱，采取了宜细不宜粗的态度。但是，邓小平歪曲了基本事实，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正好相反。地方的造反派得到主席、江青他们的颂扬；部队的造反派在1967年的513後就被全部压下去了。

“九一三”以後，部队的造反派狡辩，说他们不是造党委书记、司令员、部长、政委的反，是造跟林彪搞政变的反革命黄、吴、李、邱的反。他们说，黄、吴、李、邱1967年迫害了我们，我们早看出来他们是反革命了。邓小平把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搞反了。所以，在公审刚开始的时候，本来要审黄、吴、李、邱搞政变，结果没有证据，抓不到把柄，就变成他们迫害干部、群众了。什么攻击老帅，整老帅的黑材料，打击了多少干部、群众，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等等。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黄、吴、李、邱跟“四人帮”一样，打击干部、群众。

事实上，黄、吴、李、邱打击的所谓干部、群众，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目的是维护部队的稳定。那时候，清理阶级队伍、精简科室人员、搞斗批改，不是黄、吴、李、邱的政策，是党中央的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军队机关能不执行吗？！当然，在执行政策上也有过头的地方，黄、吴、李、邱是要负领导责任的。不少人和事运动後期也是要甄别的，但历史没有给黄、吴、李、邱这个机会。

公审黄、吴、李、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找毛泽东的替罪羊。这么讲，并不是说邓要维护毛主席，而是说邓要把他们当作毛主席的人来审判。当年说，黄、吴、李、邱的错误是搞政变，反毛主席，但这不是公审的原因。公审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拥护毛主席，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其实，主席挺对不起黄、吴、李、邱的。他们从娃娃开始就跟着主席革命，跟部队走了一辈子，结果怎么样？我父亲说过，他的经历非常简单，参加革命穿军装，打成反革命脱军装。他们到最後也没有完全醒悟，对党、对主席，仍然保持着很纯朴的感情。

万里是坚决反对公审的。胡耀邦跟我父亲非常熟，他原来也反对用公审解决党内问题。但後来小平决定公审以後，胡的态度就变了。

1988年底，邱会作第一次到北京来，赵紫阳的儿子去看我父亲。他跟我父亲说：“赵曾说过，看来，‘九一三’事件也是个扯淡的事。”

邓小平这个人非常实用主义，也非常聪明。主席就是过于相信自己了。

【黄春光】：关于“九一三”的事情，公审的人员比谁都清楚，因为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但是，他们还是按照官方的定性，开始作为政变处理，後来不说政变了，改成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挡一下。这是中国体制最大的错误和悲剧。这期间，军委办事组不让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因此，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应该注意到有一股反文革的力量。

这股反文革的力量，以军队最为突出。政府瘫痪以後，总理就靠李先念、谷牧、余秋里他们撑着，但没有军队的支持，靠这几个人能撑得住吗？所以，在文革中，军队对稳定全国局势应该是功不可没的。

整个看下来，在文革中，黄、吴、李、邱走的是另外一个轨道。他们在台上，不能和主席对着干，但他们和主席最重要的支持者江青对着干，这本身就不得了！当然，还不能说军委办事组战胜了“四人帮”，但至少起到了牵制“四人帮”的作用，没有让文革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在最动乱的时候支撑了党和国家的大厦。（但整造反派太过残酷。）

【邱路光】：究竟谁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责？这是个大问题。并不是完全由林彪、“四人帮”负责，毛发动的文革，他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可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都是拥护文革的，倒台後都是含着热泪向主席请罪的。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主席，你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所以，文革的发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非常重大的责任，他们是不战而溃！像谭震林、陈老总，包括王震，他们在文革之初没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们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把对立面的干部骂成反革命。

像谭震林就骂邓子恢，战争时期，谭震林跟邓子恢是最好的战友，他们在浙赣一带工作。文革时，谭震林到了农业部，指着鼻子骂邓子恢。

王震骂萧克，都是你他妈的。

陈云从八大到九大一直反复说，我再也不反毛主席了，我犯了很多错误。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认为，自己没跟上主席伟大的步伐，都说自己犯错误了，没人说毛泽东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一个态度，没有第二个态度。所以，说到文革的责任，不光要说群众的责任，更要探讨比黄、吴、李、邱更高一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群体的责任。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账，这要相对来看。

黄永胜以前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他和陈锡联、许世友比起来，究竟是谁的欠账多？打宋任穷，打洪学智，打周桓，打的人多了！对张志新的处理，跟毛远新的关系，还有张铁生交白卷的问题，等等。黄永胜和他们比起来，欠账是最少的。

研究文革，很多东西还得回到历史原点。因为很多规则在起点上就错了，结论肯定是不正确的。

【黄春光】：对文革的评价，也有一个大前提问题。前提不同，结论完全不同。主席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他看来，文革首先是一次革命，革命就是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所以，文革时期砸了公检法，是为了建立新的公检法。中央碰头会就是过渡性政权了。

现在，否定文革，把文革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怎么衡量这个问题，还要深入地研究。现在，还有不少人对文革没有想明白，毛远新本来可以早些放出来，就是没想明白，多坐了几年牢。戚本禹坐了18年大狱，至今也没想明白。

不管你把文革作为一次运动，还是作为一次革命，去否定它或是肯定它，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共产党的体制。不管毛泽东干，邓小平干，还是张三、李四干，制度的内涵没有变，都不会有好结果。如果邓小平搞文革，很可能又会出现几百万右派。所以说，按照毛泽东那一套搞不成，按照刘少奇那一套搞也不成。说到根上，还是我们的国家缺少民主法治的问题。

【邱路光】：中国是一个奇特的体制，政治取向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株连到家属。一旦你完蛋了，你儿子也完了，你家人也受牵连。文革以前就是这样，你一倒台，全家都完，生活都没着落了。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由于很多政治上的原因，讲真话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是两面派，他知道事实真相，但如果是政治需要，他能振振有词地讲空话，讲假话。

我和春光都是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们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我们谈了这么多，没有为我们父亲辩解的意思，我们的心早就平和下来了。我们所讲的内容，和我们的父亲要不要平反毫无关系。我们只是讲历史事实，探讨我们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文革中是什么样的心态，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是共产党老干部共有的，还是个别现象，抑或只是黄永胜和邱会作有？

2011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