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31、陆军被收审的另一些高级干部

除前面提到的黄永胜、邱会作、刘丰、韩先楚、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袁升平、卜占亚、温玉成、南萍、熊应堂、龙书金、蓝亦农、韦统泰、韦祖珍、杨栋梁等人，陆军因“九一三”收审的高级干部还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王新(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白斌(原54军副军长、国防科委第21基地司令员)、杨大易(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昭剑(武汉军区29师政委、武汉警备区副政委、武汉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董占林(陆军第11军军长)......

1971年1月24日，郑维山、李雪峰被关押，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77号)点了他们的名，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林彪的“两员大将”。李雪峰被软禁家中，11月他被押送安徽六安独山镇关押8年。1977年2月，李雪峰确诊胃癌，被允许家人探视，他才知道1973年“十大”被开除了党籍。1979年1月，中央同意他回北京治病，他不停地申诉。郑维山没有被开除党籍，他在安徽山区的部队农场劳改8年，孙景波(郑维山妻子、262医院院长)带小儿子“陪伴”，她得了精神病。郑维山子女和三个秘书都被处理转业。

周赤萍文革前写过《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刊登在《中国青年》1960年第8期。1971年重印发行几十万册，中共中央认定此书是为了配合林彪篡党夺权。

1971年9月，白斌被关押。杨大易、张昭剑则受到批判。

1973年2月，韦祖珍因1970年庐山会议不指名地向张春桥开炮，离职审查，被监禁4年。

原属四野的军以上干部在“九一三”后极少不被审查。董占林被审查批斗2年，1975年等待分配。

梁军1971年9月28日被隔离审查，1972年7月6日，经中央领导人批准，他被关进“亚疗”。梁军认真学习毛著，记了21本笔记。1974年5月1日，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确实不知道，我坚信历史一定会证实这一点的。......但遗憾的是心脏病不断折磨着我。”梁军几次因心脏病被送到301医院抢救，1977年10月13日，他死在亚疗监房的门边，抬走时他的军衣上仍有领章。

32、空军被收审的另一些高级干部

空军是“九一三”事件的重灾区，除上面提到的江腾蛟、王飞、胡萍、曾国华、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姬应伍、郑长华、冯健、马运河、王是桥、方铭、丁钊、吴宗先、李全春、王洪智、宫健等人外，空军陆续被收审的高级干部还有:梁璞、王璞(广空司令员)、龙道权(广空政委)、林虎(广空副司令员)、顾同舟(广空参谋长)、陈伯羽(广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米家农(民航广州管理局政委)、解长林(武空副司令员)、查全伦(福空副政委)、王绍渊(兰空副政委)、刘懋功(南空司令员)、胡立信(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南空政治部副主任)、牛润武(南空副参谋长)、季鸿(南空副参谋长)、张永亮(空3军政委)、吴云山(空5军参谋长)、吉士堂、司中峰、解耀宗、沈科(空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守恩(空12军副军长)、马进修(空12军政治部主任)、马杰三(空军昆指主任)、张进凡(空军昆指政治部主任)等。他们与“九一三”事 件毫无关系，却被关押若干年。虽“不予起诉”，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给了党内处分、降职降级，离休改退休。林虎是个特例，他降职为空军昆明指挥所副主任，后来一路提升，出任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副司令员。但他闭口不谈因“九一三”被免职审查、降职处理的经历。

1973年3月18日，空军党委召开四届五中全会，认定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梁璞上了贼船，陷得很深。梁璞被进一步审查，曹里怀、邝任农有错误，仍任现职，但要写检讨，王以洪(空军干部部调配处干事，后任部长）帮助曹里怀写检讨。王辉球被免职，到江苏淮阴劳动一阵，以后到沈阳军区当顾问。

“九一三”事件后南空学习班好几百人，许世友派一个营站岗，二楼架机枪。牛润武被关押。9月底，季鸿被叫回南京，10月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认为与自己无关，更揭发不出什么。1972年春节前季鸿被抓，被勒令打扫了一个多星期厕所。6月底学习班结束，郝宝章(南空政治部文化部长)、刘世英(南空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杨恒贤(南空司令部通信处长)等几十人被押到陆军60军农场劳动。1973年10月，南空司令部通信团学习班还有六七十人，年底大部分回家，季鸿则被勒令到修理厂劳动。胡立信被关在连队，不让回家。办他一个人的学习班，吃剩饭，可整苦了。他说他在学习班说的都是假的。

“九一三”事件对兰空的冲击波不大，毕竟兰州远离北京。副政委王绍渊是1970年3月被吴法宪派到兰空任职的，因此被关押审查。全是大帽子，没有任何具体事实，一年多后他被放出来。毕竟牵涉到“九一三”，没人敢用，他只能赋闲家中。

广空有200多人进了学习班。被中央文件点名的王璞被打成林彪死党，理由是他在解放战争中是东北警卫团团长。王璞先关在亚疗，1976年底移送秦城监狱，1979年3月他被保外就医，住在广州458医院，后转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他被开除党籍(后恢复)，级别从兵团降到副军，本该离休，却以退休安置，干休所给了一套副军房。1988年王璞装心脏起搏器需要1万元，而补发的钱远远不够，家属到处找人，最后空后批了1万元。靳淑礼(王璞妻子、广东省委组织部人事科长)因人缘好，被下放到广东省供销社。王汉青(王璞大儿子)、王汉林(王璞小儿子)被勒令复员。

米家农被收审后，吕国贤(米家农妻子，民航广州管理局劳资科长)也被收审。她1963年调民航，在总局任命前负责文艺汇演，1964年赴北京调演获四个大奖，所以1971年文艺会演仍让她负责。宣传队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林立果得知宣传队缺少乐器，给了两台香港进口的录音机，宣传队为此写了感谢信。1971年10月26日吕国贤被隔离审查，1972年12月25日被关进沙河监狱，成为广州地区所谓问题最大、最严重的女人。“四人帮”准备把她定为反江青罪处死。纪登奎批示“吕国贤的问题不一般，暂不处理。”广州军区把她送到广西鹿寨空军农场监督劳动。王斌(民航广州管理局局长)、刘某(广空技术5团政委)也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活动，而吕国贤是死刑犯，由民航三四个女兵监管。她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折磨、刁难，无数次想到过死。每一个被审者的背后，都牵连了亲属、部下、好友，涉案者呈几何级数增长，这让人想起一句话“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33、机组5人又被关进空军学院

被林彪专机丢下的机组5人从海军大院被押到岗哨林立的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86楼，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一人一间，晚上不关灯，康庭梓把一块手绢盖在脸上，被膀大腰圆的看守一把打落在地，恶狠狠地说:“你要干什么!”

“九一三”事件10天后的深夜，纪登奎、李震把机组5人叫去汇报，并让他们写出林彪专机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的经过。此后晚上睡觉就可以关灯了，并从一楼搬到三楼，陈联柄和康庭梓一间，李成昌和陈松鹤一间，服务员魏秀玲一间。但仍是“犯人”，房间里只有床、小桌和椅子，唯一的窗户被钉死并糊满纸。楼道口、房门口仍有陆军24小时警卫。一天三顿饭被送到房间。理发在楼内，理发师只准用推子，不准用刮胡刀。

11月进入初冬，机组5人仍穿着单衣，中央专案组弄来军大衣。机组5人要求家里送棉衣，这样在“九一三”事件两个多月后，家人才得知他们还活着。棉衣经空34师、中央专案组送到他们手里。放风时，康庭梓注意到同在86楼的胡萍、陈士印仍戴着领章帽徽，而他们的领章帽徽却被扯掉了，领子上还残留着红线头。

一段时间后，中央专案组决定让机组5人集体学习。他们再次搬到另一栋楼，4个男飞行员住一大间。项阳、小袁、小张，鲁莹、小郁也参加学习，主要是学报纸和中央文件。一年多后鲁莹等人被关到亚疗南楼，鲁莹妈妈武杠桥也被关在这里，以后武杠桥和于秀芬(王永奎妻子)转到丰台总后干休所关押点。鲁珉被关在亚疗中楼，鲁莹见过他两次。

1972年春节前，中央专案组把机组5人叫到办公室，说上级同意放他们回去过春节。

但空军专案组把机组5人接到空军学院，并没有放他们回家，而是又进了“监狱”，重新“享受”一人一间的“待遇”。不同的是窗户没糊纸，因为人手不够，门口也没有看守，只有晚上有人“陪睡”。吃饭排队到大约300米外的食堂，严禁交谈。机组5人除吃饭、睡觉、放风外，就是继续交代。在漫长的审查期间，康庭梓连续接到两封“母病危”的加急电报，第三封电报是“母病故”，他多次请求，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家中，寄钱为母亲办丧事。

1972年底魏秀玲“出狱”。她是应征入伍的义务兵，工作就是在飞机上端茶倒水，一问三不知。机组另4人仍然关押。本来256三叉戟飞机两个驾驶员就够了，胡萍临时把康庭梓作为第二副驾驶，否则他不会有牢狱之灾。康庭梓早淡漠了“专机任务”的光荣，反而有了某种程度的犯罪感。他按专案组提醒检讨白专道路，政治嗅觉不灵，不能在关键时刻识破反革命阴谋。经过近两年审查，1973年7月，康庭梓带着“犯有方向路线错误”的结论，在机组5人中第二个“出狱”。他被安排在远离飞行大队的家属招待所，虽无人看管，但出机场大门要经保卫部门批准。没多久康庭梓被打发到沙河机场的砖厂劳动，比他先“出狱”的魏秀玲也在这里。正值盛夏，康庭梓头戴草帽，身穿背心裤头，搬运一块块沉重的砖坯。砖厂位于机场跑道边上，每次听到飞机声，他总要站立好久，心中不由自主地体会着飞行动作，幻想重上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