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雲

31、陸軍被收審的另一些高級幹部

除前面提到的黃永勝、邱會作、劉豐、韓先楚、梁興初、陳仁麒、謝家祥、袁昇平、卜占亞、溫玉成、南萍、熊應堂、龍書金、藍亦農、韋統泰、韋祖珍、楊棟梁等人，陸軍因“九一三”收審的高級幹部還有:鄭維山(北京軍區司令員)、李雪峰(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周赤萍(福州軍區政委、福建省委第二書記)、王新(武漢軍區副政委兼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河南省委書記)、白斌(原54軍副軍長、國防科委第21基地司令員)、楊大易(湖南省軍區司令員、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張昭劍(武漢軍區29師政委、武漢警備區副政委、武漢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董占林(陸軍第11軍軍長)......

1971年1月24日，鄭維山、李雪峰被關押，12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1]77號)點了他們的名，毛澤東認為他們是林彪的“兩員大將”。李雪峰被軟禁家中，11月他被押送安徽六安獨山鎮關押8年。1977年2月，李雪峰確診胃癌，被允許家人探視，他才知道1973年“十大”被開除了黨籍。1979年1月，中央同意他回北京治病，他不停地申訴。鄭維山沒有被開除黨籍，他在安徽山區的部隊農場勞改8年，孫景波(鄭維山妻子、262醫院院長)帶小兒子“陪伴”，她得了精神病。鄭維山子女和三個秘書都被處理轉業。

周赤萍文革前寫過《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同志》，刊登在《中國青年》1960年第8期。1971年重印發行幾十萬冊，中共中央認定此書是為了配合林彪篡黨奪權。

1971年9月，白斌被關押。楊大易、張昭劍則受到批判。

1973年2月，韋祖珍因1970年廬山會議不指名地向張春橋開炮，離職審查，被監禁4年。

原屬四野的軍以上幹部在“九一三”後極少不被審查。董占林被審查批鬥2年，1975年等待分配。

梁軍1971年9月28日被隔離審查，1972年7月6日，經中央領導人批准，他被關進“亞療”。梁軍認真學習毛著，記了21本筆記。1974年5月1日，他在筆記中寫道:“我對林彪反黨集團的政變確實不知道，我堅信歷史一定會證實這一點的。......但遺憾的是心臟病不斷折磨着我。”梁軍幾次因心臟病被送到301醫院搶救，1977年10月13日，他死在亞療監房的門邊，抬走時他的軍衣上仍有領章。

32、空軍被收審的另一些高級幹部

空軍是“九一三”事件的重災區，除上面提到的江騰蛟、王飛、胡萍、曾國華、王維國、陳勵耘、周建平、姬應伍、鄭長華、馮健、馬運河、王是橋、方銘、丁釗、吳宗先、李全春、王洪智、宮健等人外，空軍陸續被收審的高級幹部還有:梁璞、王璞(廣空司令員)、龍道權(廣空政委)、林虎(廣空副司令員)、顧同舟(廣空參謀長)、陳伯羽(廣空司令部管理處處長)、米家農(民航廣州管理局政委)、解長林(武空副司令員)、查全倫(福空副政委)、王紹淵(蘭空副政委)、劉懋功(南空司令員)、胡立信(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南空政治部副主任)、牛潤武(南空副參謀長)、季鴻(南空副參謀長)、張永亮(空3軍政委)、吳雲山(空5軍參謀長)、吉士堂、司中峰、解耀宗、沈科(空12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張守恩(空12軍副軍長)、馬進修(空12軍政治部主任)、馬傑三(空軍昆指主任)、張進凡(空軍昆指政治部主任)等。他們與“九一三”事 件毫無關係，卻被關押若干年。雖“不予起訴”，有的被開除黨籍，有的給了黨內處分、降職降級，離休改退休。林虎是個特例，他降職為空軍昆明指揮所副主任，後來一路提升，出任空軍學院副院長、空軍副司令員。但他閉口不談因“九一三”被免職審查、降職處理的經歷。

1973年3月18日，空軍黨委召開四屆五中全會，認定王輝球、鄺任農、曹里懷、梁璞上了賊船，陷得很深。梁璞被進一步審查，曹里懷、鄺任農有錯誤，仍任現職，但要寫檢討，王以洪(空軍幹部部調配處幹事，後任部長）幫助曹里懷寫檢討。王輝球被免職，到江蘇淮陰勞動一陣，以後到瀋陽軍區當顧問。

“九一三”事件後南空學習班好幾百人，許世友派一個營站崗，二樓架機槍。牛潤武被關押。9月底，季鴻被叫回南京，10月傳達中央57號文件，他認為與自己無關，更揭發不出什麼。1972年春節前季鴻被抓，被勒令打掃了一個多星期廁所。6月底學習班結束，郝寶章(南空政治部文化部長)、劉世英(南空司令部軍訓處副處長)、楊恆賢(南空司令部通信處長)等幾十人被押到陸軍60軍農場勞動。1973年10月，南空司令部通信團學習班還有六七十人，年底大部分回家，季鴻則被勒令到修理廠勞動。胡立信被關在連隊，不讓回家。辦他一個人的學習班，吃剩飯，可整苦了。他說他在學習班說的都是假的。

“九一三”事件對蘭空的衝擊波不大，畢竟蘭州遠離北京。副政委王紹淵是1970年3月被吳法憲派到蘭空任職的，因此被關押審查。全是大帽子，沒有任何具體事實，一年多後他被放出來。畢竟牽涉到“九一三”，沒人敢用，他只能賦閒家中。

廣空有200多人進了學習班。被中央文件點名的王璞被打成林彪死黨，理由是他在解放戰爭中是東北警衛團團長。王璞先關在亞療，1976年底移送秦城監獄，1979年3月他被保外就醫，住在廣州458醫院，後轉到廣東省人民醫院。他被開除黨籍(後恢復)，級別從兵團降到副軍，本該離休，卻以退休安置，干休所給了一套副軍房。1988年王璞裝心臟起搏器需要1萬元，而補發的錢遠遠不夠，家屬到處找人，最後空後批了1萬元。靳淑禮(王璞妻子、廣東省委組織部人事科長)因人緣好，被下放到廣東省供銷社。王漢青(王璞大兒子)、王漢林(王璞小兒子)被勒令復員。

米家農被收審後，呂國賢(米家農妻子，民航廣州管理局勞資科長)也被收審。她1963年調民航，在總局任命前負責文藝匯演，1964年赴北京調演獲四個大獎，所以1971年文藝會演仍讓她負責。宣傳隊排演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林立果得知宣傳隊缺少樂器，給了兩台香港進口的錄音機，宣傳隊為此寫了感謝信。1971年10月26日呂國賢被隔離審查，1972年12月25日被關進沙河監獄，成為廣州地區所謂問題最大、最嚴重的女人。“四人幫”準備把她定為反江青罪處死。紀登奎批示“呂國賢的問題不一般，暫不處理。”廣州軍區把她送到廣西鹿寨空軍農場監督勞動。王斌(民航廣州管理局局長)、劉某(廣空技術5團政委)也在這裡，他們可以自由活動，而呂國賢是死刑犯，由民航三四個女兵監管。她忍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屈辱、折磨、刁難，無數次想到過死。每一個被審者的背後，都牽連了親屬、部下、好友，涉案者呈幾何級數增長，這讓人想起一句話“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33、機組5人又被關進空軍學院

被林彪專機丟下的機組5人從海軍大院被押到崗哨林立的北京軍區司令部招待所86樓，由中央專案組負責審查。一人一間，晚上不關燈，康庭梓把一塊手絹蓋在臉上，被膀大腰圓的看守一把打落在地，惡狠狠地說:“你要幹什麼!”

“九一三”事件10天后的深夜，紀登奎、李震把機組5人叫去匯報，並讓他們寫出林彪專機從北京到山海關機場的經過。此後晚上睡覺就可以關燈了，並從一樓搬到三樓，陳聯柄和康庭梓一間，李成昌和陳松鶴一間，服務員魏秀玲一間。但仍是“犯人”，房間裡只有床、小桌和椅子，唯一的窗戶被釘死並糊滿紙。樓道口、房門口仍有陸軍24小時警衛。一天三頓飯被送到房間。理髮在樓內，理髮師只准用推子，不准用刮鬍刀。

11月進入初冬，機組5人仍穿着單衣，中央專案組弄來軍大衣。機組5人要求家裡送棉衣，這樣在“九一三”事件兩個多月後，家人才得知他們還活着。棉衣經空34師、中央專案組送到他們手裡。放風時，康庭梓注意到同在86樓的胡萍、陳士印仍戴着領章帽徽，而他們的領章帽徽卻被扯掉了，領子上還殘留着紅線頭。

一段時間後，中央專案組決定讓機組5人集體學習。他們再次搬到另一棟樓，4個男飛行員住一大間。項陽、小袁、小張，魯瑩、小郁也參加學習，主要是學報紙和中央文件。一年多後魯瑩等人被關到亞療南樓，魯瑩媽媽武槓橋也被關在這裡，以後武槓橋和於秀芬(王永奎妻子)轉到豐臺總後干休所關押點。魯珉被關在亞療中樓，魯瑩見過他兩次。

1972年春節前，中央專案組把機組5人叫到辦公室，說上級同意放他們回去過春節。

但空軍專案組把機組5人接到空軍學院，並沒有放他們回家，而是又進了“監獄”，重新“享受”一人一間的“待遇”。不同的是窗戶沒糊紙，因為人手不夠，門口也沒有看守，只有晚上有人“陪睡”。吃飯排隊到大約300米外的食堂，嚴禁交談。機組5人除吃飯、睡覺、放風外，就是繼續交代。在漫長的審查期間，康庭梓連續接到兩封“母病危”的加急電報，第三封電報是“母病故”，他多次請求，才被允許回到北京家中，寄錢為母親辦喪事。

1972年底魏秀玲“出獄”。她是應徵入伍的義務兵，工作就是在飛機上端茶倒水，一問三不知。機組另4人仍然關押。本來256三叉戟飛機兩個駕駛員就夠了，胡萍臨時把康庭梓作為第二副駕駛，否則他不會有牢獄之災。康庭梓早淡漠了“專機任務”的光榮，反而有了某種程度的犯罪感。他按專案組提醒檢討白專道路，政治嗅覺不靈，不能在關鍵時刻識破反革命陰謀。經過近兩年審查，1973年7月，康庭梓帶着“犯有方向路線錯誤”的結論，在機組5人中第二個“出獄”。他被安排在遠離飛行大隊的家屬招待所，雖無人看管，但出機場大門要經保衛部門批准。沒多久康庭梓被打發到沙河機場的磚廠勞動，比他先“出獄”的魏秀玲也在這裡。正值盛夏，康庭梓頭戴草帽，身穿背心褲頭，搬運一塊塊沉重的磚坯。磚廠位於機場跑道邊上，每次聽到飛機聲，他總要站立好久，心中不由自主地體會着飛行動作，幻想重上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