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無盡的前沿》美國科技霸權的步驟

19世紀後期，應用技術研究在美國受到重視，開始得到政府的支持，作為純科學領域的基礎研究一直處於窘迫的境地。美國從來沒有為廣泛的科學事業提供過實質性支持，對於科學到底可以為美國的社會和政治進步做出何種貢獻，沒有全面認知。純科學的尷尬在於，它既難為大眾所知，也無法自食其力。

政府內部沒有任何機構來負責制定或執行國家科學政策。國會也沒有專門討論這一重要問題的常設委員會。這就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狀況。

制定和執行科學發展的國家制度建設，二戰和戰後范內爾·布什是一個在關鍵時刻起了關鍵作用的人物。二戰中，他推動白宮、軍方和科技界進行了成功的合作。戰後，他又努力推動建立國家制度的建設，來確立科學作為國家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二戰中，從納粹統治下的歐洲逃出來的愛因斯坦、費米、馮·諾伊曼等着名物理學家認識到原子能發展成武器的可能性，而且德國已經着手研製，因此愛因斯坦寫信呼籲羅斯福總統抓緊發展核武器，以確保戰爭的勝利。羅斯福雖然任命了一個鈾諮詢委員會來研究製造核武器的可能性，但該委員會對此並無信心，只是向總統報告“原子能的軍事應用只能被視為可能”。這樣，1940年美國政府只投入了6000美元對此可能性進行探索。

時任麻省理工學院副院長、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NACA）主席和卡內基研究院院長的范內爾·布什則清楚地認識到茲事體大，立即運作由卡內基執行委員會投入2萬美元用於“關於鈾裂變的國防項目研究”，並由布什決定經費如何使用，呼籲白宮組織科技界參加到戰爭中來。

1940年6月布什獲准與羅斯福見面，推動羅斯福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建立國防研究委員會，組成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SRD），由布什領導，直接向總統報告。由此開始了美國聯邦政府與科技界的合作。

OSRD採取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機制：軍方對研究項目以合約的方式交由大學實驗室，只要成果，不干涉研究過程，實現了政府需求與科研自由的結合。這個機制下誕生了原子彈、雷達、近炸引信這些影響二戰進程的新型武器，並且建立了協調全國製造原子彈的阿拉莫斯實驗室，和作為雷達研究中心的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

攻占柏林後，盟軍從獲取的德國研製尖端武器計劃的資料中發現，由於納粹對科學的干涉，德國的核計劃竟比美國要落後3年。但在空氣動力學方面因負責人能越過納粹黨，讓科學家得以放開手腳，並提供無限的資金支持而領先於美國。二戰的經驗與德國的教訓促使布什進一步思考，戰後美國應建立什麼樣的制度來確保科學的研發。

1944年布什呈給羅斯福總統一封信，要求OSRD主任就戰後政府與科學的關係提出一系列建議。該信最後由羅斯福總統署名，全權委託布什為繼續擴大政府和科學之間的戰後關係準備一個藍圖。這就是《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的由來。

該報告強調了叄個核心觀點：基礎科學研究是國家安全、人民健康和公共福祉的必需；聯邦政府應該承擔責任，以促進新科學知識的創造，培養青年科學人才；基礎科學研究必須給研究者充分的學術自由。

雖然羅斯福總統還沒有看到這份報告就辭世了，布什提出建立國家研究基金的建議要到1950年才實現，但《科學：無盡的前沿》所提出政府必須承擔起支持基礎科學責任的命題，在美國的國家科技制度的建設史上都是一個里程碑。

這也是為什麼至今美國的科學界和政界還會不斷地回過頭來，紀念《科學：無盡的前沿》發表，隨着時代的變遷，政府所應承擔的支持科技發展的責任在不斷地擴大和加深，國家科技制度需要不斷發展和完善，而《科學：無盡的前沿》總成為一個值得回顧的出發點。

接任羅斯福總統的杜魯門顯然對發展科學的認識要差一大截。杜魯門以戰後財政收縮，和如果把大筆政府資金的管理交到私人手裡，將脫離人民的控制為由，將布什關於建立國家研究基金會的建議予以否決。

但政府部門與科學研究機構的合作並未止步。1945年OSRD在戰後清點事務時，把44份合約轉給了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以支持各大學繼續進行醫學研究。戰後海軍成立了海軍研究辦公室（ONR）以繼續OSRD的使命。1948年在150多所大學和非營利實驗室開展了700個研究項目，涵蓋了物理學、醫學和生物學，約2000名科學家和2400名研究生參與其中。1948年參加美國物理學會一次會議的論文80%都是由海軍資助的。

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極大地刺激了美國。1958年，美國成立了國家宇航局（NASA），負責制定和實施國家空間發展計劃；國防部成立了高級研究計劃署（ARPA），以確保開展先進的國防研發。

在蘇聯衛星刺激下，艾森豪威爾重新任命了總統科學技術顧問；任命了由知名科學家組成的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由科學顧問任主席，來幫助他和白宮的其他官員協調聯邦科技政策；建立由總統科學顧問任主任，各部門高官參加的聯邦科技委員會（FCST），FCST作為“科學小內閣”，每年發布聯邦政府叄年內在科技方面的需求。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邁出了科學政策的決策和諮詢制度建設的重要一步。

肯尼迪任內總統科學顧問辦公室被改為科技辦公室（OST），從白宮總統辦公室移到總統行政辦公室，成為正式的行政部門，並由國會通過成立，進一步制度化。這樣美國總統科技政策系統就有了“四駕馬車”：總統的科學顧問、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聯邦科技委員會和科技辦公室。這四駕馬車由總統科學顧問身兼四職來實際運行。但這個制度體系以後遭到了很大的破壞。

70年代，因與反越戰，科學界產生巨大裂痕，尼克松撤銷了科學行政辦公室，解散了總統的科學顧問委員會，僅聯邦科技委員會勉強存活下來，他任命國家科學基金會主席兼任總統科學顧問，但只向總統的內政助理負責，使已成型的由“四家馬車”組成的國家科學制度散了架。

福特就任總統之後，着手修復被尼克松拆毀的制度，科學與技術同等重要，且無法截然分開的認識正逐漸為人們所接受。同時，鑑於尼克松解散OST和PSAC的教訓，福特推動國會於1976年通過國家科學技術政策、組織和重點法桉，在總統行政辦公室里重建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把聯邦科技委員會改為聯邦科學、工程和技術協調委員會（FCCSET），鞏固了科學技術的國家制度。

里根時期任命了白宮科學委員會，但作用有限，委員會不是向總統報告，而僅向總統的科學顧問報告。到了老布什時期，才成立一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在形式上恢復了原來“四駕馬車”的體制。

蘇聯解體後，整個80年代，美國在民用技術領域都受到了日本的挑戰。在強制日元升值外，美國也開始重視對技術領域的研發。1993年，克林頓總統命令把聯邦科學技術委員會升格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其任務是決定美國科技政策的主要方向，加速科技方面的決策過程。

對內採取保守社會政策，對外奉行單邊主義的小布什政府執政後不僅退出京都議定書，拒絕採取措施來遏制全球變暖，而且先後發動了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在體制上，小布什規定總統科技顧問不是向他負責，而只向白宮幕僚長匯報，總統與科學界的關係又一次跌至低點。

奧巴馬上任後，恢復了總統科技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不僅修復了國家科技制度，還進一步發揮了科技政策辦公室在參與決定聯邦研發預算、制定重大科技創新政策、負責協調、實施和監管國家綜合科技計劃的作用，負責國家科技委員會、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的日常事務工作。

特朗普雖然並不把國家的科技制度放在眼裡，但也不敢輕易拆廟。上台後，特朗普大幅削減科技研發經費、遲遲不任命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退出《巴黎協定》、實行限制移民政策，顯示出對科技發展極不友好的態度，但立刻遭到了科學界的強烈反彈。2017年4月22日，數千名科學家在華盛頓冒雨舉行“為科學的遊行”，打出“科學使美國更偉大”的標語，公然向特朗普叫板，迫使他回歸體制。

在“中國威脅”被大肆渲染的氛圍下，發展科技的緊迫性又一次被強化了。2020年5月，參、眾兩位議員聯名提出《無盡的前沿法桉》，目的在強化對中國的戰略競爭力。他們提議在國家科學基金會設立一個新的技術和創新理事會（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DTI）；創設區域技術中心；針對經濟安全、科學、研究、創新、製造和就業建立一個戰略報告體系；設立供應鏈韌性和危機應對計劃的項目。國會於2021年5月通過該法桉。這是由威脅驅動國家科技制度建設的又一次體現。

通過對美國國家科技制度歷史的梳理，可以看到在二戰背景下，美國的國家方略從原來只注重應用技術，到向重視基礎科學，以後又進一步重視科學與技術的交互作用演變的過程，反映了美國自覺地把科技作為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國家制度的建設來促進、確保科技實力的領先地位。

在二戰中，出於把美國從孤立主義中拉出來的需要，羅斯福總統任命了范內瓦·布什擔任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SRD）主任，揭開了政府與科學界攜手合作的一頁。布什的難得之處就是抓住了羅斯福總統對科學發展認識上的開明，提出了通過建立國家制度來確保科學發展的動議。美國形成國家發展科技的制度體系，從而能明確科技發展對國家利益的意義，規劃科技發展的戰略方向，提出科技發展的規範，規定用於發展科技的資源份額和使用方式，對科技領域的威脅和科技政策的施行不斷進行評估，這都成為美國能夠成為科技強國的關鍵因素。

美國國家科技制度建設也是一個曲折的過程，在政黨政治的制度下，對科技的重視程度、對國家科技制度的遵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政團體對面臨的威脅和國家利益的界定，以及總統本身對科技的認知與傾向，決定了美國科技制度的建設、執行的政治環境相當不確定，往往出現跌宕起伏。

美國科技國家制度發展的趨勢又是確定的：越來越被制度化、固定化，成為決定美國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制度保障。從這個角度看，究竟是因為發展了基礎科學，還是發展了應用科學才使美國成為科技強國的發問，意義並不大。

可能更值得去關注的是：究竟是什麼在推動着美國的國家科技制度建設不斷向前？美國對國家的安全、經濟利益、人民福利的追求，對國際高聲望的渴望，科學界對未知領域探索的強烈動機，以及民眾對科技發展的高支持度，都是推動美國科學發展和國家科技制度建設的不竭動力。

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國家制度建設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聯邦研究與開發實驗室制度。大約700個左右的聯邦實驗室體現了美國科技國家隊的實力。

美國的科技國家制度這樣兩個弊病是其內在的，難以避免的：

一是對國家利益界定的狹隘性。出於自身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美國在對國家利益的界定時只注重威脅，不注重共同利益與合作，因此美國總是過於強調威脅的嚴重性，把大量的研發資源都投入到國防研發上，其比重遠遠高於用於經濟和民生的部分，反映了美國科技制度的本質。

二是其政治制度決定了科技制度執行的不穩定性，和對科技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兩黨政治中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屢見不鮮。如果說美國對威脅界定的誇大貫穿於冷戰、後冷戰時期，是兩黨共有毛病的話，那麼相較於民主黨，共和黨執政往往更容易出現在科技制度或科技政策上的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