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之叛

裴毅然

【按：1935年，紅軍長征後留守中央蘇區的前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投降國民政府，成為“紅軍第一叛將”。根據《龔楚回憶錄》記載的種種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經歷，還原龔楚逐漸對中共失去信心直至最後叛逃的心路歷程。在這位中共最高叛將筆下，除披露紅軍為杜絕長征時逃跑及投降現象進行的“萬人坑”大屠殺之外，譚震林受肅反擴大化的影響，以莫須有罪名，與項英共同合謀殘酷處決原紅12軍參謀長林野夫婦的言行舉動也令人觸目驚心。】

龔楚（1901～1995），廣東樂昌長來村人，15歲入廣州市立一中。16歲參加粵軍，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1921年任粵軍連長。1924年入團，1925年轉黨，回鄉從事農運。寧漢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關任“北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指定與朱毛組成前敵委員會，頭顱也與朱毛同一價位——捉到兩萬大洋、擊斃一萬、報信五千。1929年12月參與百色起義，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最後一個職務為方面大員：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1935年5月2日，隻身離隊，留下一份“脫離聲明”。

紅軍創建者之一的龔楚，為中共事業歷盡艱辛，幾入生死，左腿致殘，加之身居高位，通緝匪首，按說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麼會離開革命隊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麼會自我否定呢？自然，龔楚之叛說來話長，有着主客觀復雜因素，須稍展述。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岩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龍岩，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擔心林野報復，當地共干要求朱德將林野交送地方處置，朱德不允，痛斥來要人的農會共干。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調任紅軍軍政學校四連連長，後任紅軍公略學校教育長、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林野任野戰軍（突圍部隊）總司令部參謀，隨軍行動，走了兩天，因腳受過重傷，行走不便，朱德調他回中央軍區（留守部隊）工作。當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從福建跑到江西蘇區來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戀愛”，真是說不出的喜悅。

林野向西江（會昌縣屬）中央軍區司令部報到的第二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准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岩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像林野這樣年輕有為的同志，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干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幹，且與龔私交頗深，尤其阮嘯仙是廣東農會時期的老同志（後任贛南軍區政委），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里，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沖沖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裡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話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里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着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更何況，龔楚已有“歷史污點”。1933年5月下旬，周恩來主持高幹會議宣布：“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隨即在紅軍總部召開思想鬥爭大會，對龔楚圍攻批判，提前經歷“文革”。政治保衛局要收拾龔楚，也不是沒有“歷史依據”。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着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1927~1934年間，毛澤東也被清算過“富農路線”，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嚴重警告與留黨察看。1932年初，蕭勁光因“小資產階級意識”差點不得出任五軍團政委，5月又遭撤職與開除黨籍處分。革命遠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於文革的中共高幹流行語），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體與生命，抓住的則是乾巴巴的抽象概念與教條。

大陸中共黨史赫赫有名的“紅隊”，即刺殺顧順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紅隊，不知情者還以為以顏色為隊名，其全稱實為“中共紅色恐怖隊”。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龔楚赴長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在汝城遭攔截，白軍縱火燒山搜索，差點燒死。他潛回樂昌老家，靜養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疑，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我睡在床上，反覆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黨方面已出了二萬元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不得不繼續跟着共產黨走。

有了這樣的思想，龔楚在紅軍中自然會格格難入，漸生異志。

龔楚因與周恩來發生工作意見上的分歧，被新賬老賬一起算，不僅高層檢討，也被大會批鬥，提前經歷文革。1933年5月，龔楚挨批，34師政委（龔曾任該師師長）黃蘇揭發龔生活腐化，在廣西紅七軍時期花千元代價娶妻，實屬無中生有。散會後龔楚質之，黃答曰：“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書脫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雖然還有近3.7萬人馬，但蘇區已無可動員人力，存糧僅可維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萬，四周又是合圍日緊的中央軍。項英、龔楚、陳毅商量後，電請遠在貴州的中央，要求突圍，追隨“野戰軍”西進，爭取與其會合。中央即復：根據突圍西進經驗，中央軍區應放棄突圍，就地分散打游擊，另命龔楚率一步兵團轉進湘粵桂邊區，收容西進野戰軍散落人員，建立新根據地並成立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事宜均由龔楚負責。

龔楚即率1200人進至湖南彬縣黃茅，迅速打開局面，發展湘粵桂邊區赤色武裝。由於國民黨軍隊一時無力進剿，“我雖然過着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閒，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時間和空間。”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饒了我吧！中國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這個負載中共湘粵桂三省軍政重任的“最高長官”，出於對遙控中共的“第三國際”的憤恨與黨內殘酷鬥爭的恐懼，竟撂了挑子。龔楚避開身邊特務員，隻身巧妙逃脫，留下一份聲明給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已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地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干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來村我的家裡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為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麼，人各有志，請從此一別。

1971年初，龔楚在自序中陳述何以脫紅：“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聲

回鄉不久，龔楚先後出任余漢謀粵軍第1軍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1935年10月13日，龔楚誘伏中共北山游擊隊，除幾人逃脫，30多名游擊隊員全被打死，此為“北山事件”。後來，龔楚與另一中共叛徒何長林誘捕項英、陳毅，被前來帶路的中共偵察員識破，鳴槍報警。項英、陳毅、楊尚奎、陳丕顯等迅速逃走，躲過一劫。抗戰爆發後，龔楚先後任國軍上校參謀處長、少將參謀。抗戰勝利後，龔楚出任徐州市長，口碑不錯，不久去職返粵。1946年任廣東省參議會議員，1947年任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3月任仁化縣長，5月任廣東第四區（北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可謂“助紂為虐”、“雙手沾滿人民鮮血”。

1949年10月，共軍打到北江，龔楚率保安團逃到樂昌瑤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寫信勸降，11月上旬龔楚率部下山投誠。12月，共軍准備進攻海南島，海南守將為龔楚樂昌同鄉薛岳。廣東省長葉劍英請示中央軍委，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龔滿口答應。到了香港，龔楚知道勸降薛岳不僅沒有成算，且有“通匪”殺身之險，但若無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決定滯港定居。此後，龔楚應邀赴台謁蔣，蔣要他在港秘密收編殘部組織“反共救國軍”，伺機配合反攻大陸。但他明白國民黨大勢已去，婉拒委派，從此脫離政治旋渦，改名龔松庵，返港辦實業。龔在香港呆了40年，期間赴美，拿到“綠卡”，最終歸返香港，以寫作書畫自娛，一張墨跡可賣三五千元。1960年代後期撰寫回憶錄。

1980年代後期，中共發布公告：“不再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建國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龔楚萌發回鄉之念。樂昌當地政府為討好龔楚，撥款七萬原式原樣重建龔家老屋，占地面積320多平米，建築面積170多平米，六房兩廳一廚兩衛，琉璃瓦頂，一副當年土豪宅第模樣。宅內配置全新家具，包括電視機、電話、冰箱、席夢思床、大浴缸等一應懼全，盡顯現代氣派。於是，龔楚決定回鄉。

但樂昌縣有關部門還有一道難題：以何種規格接待這位紅軍叛將？請示上峰，省統戰部批覆：龔楚回鄉定居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1990年9月13日，龔楚攜夫人王蘭芬抵韶關，樂昌縣委統戰部、僑務辦擺酒接風，龔楚遞上三封信――分別致“老同事”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龔楚在樂昌老家辭世，享年94歲。當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報：龔楚侄孫龔慶韶不僅個人回鄉投資，還牽線引資或與他人合作投資，僅1990年代就為樂昌引資四億余，也算龔楚最後澤被鄉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歷史帷幕，這一代人已經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結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蓋棺之時，卻非論定之日。如何評說那場要死要活的革命？如何稱量“階級鬥爭”在中國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當今中共從革命退至改良，從對抗折返和諧的“改革開放”？大革命一代留下龐大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一切並沒有簡單結束。逝去的歲月仍在“規定”着我們。雖然後人無法改變歷史，也不能假設歷史，但總還有總結歷史的權力吧？後人不能只有接受的義務沒有選擇的權利。封住歷史其實就是封住今天的前進，不讓還原歷史，底牌自然在於眾所周知的“歷史顧慮”。不過，這一次，寰內士林已經明白：對那場大革命的理解評析，可是一筆必須算清的歷史大賬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