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年少时参加张献忠的饥民造反，因膂力过人，骁勇善战，，绰号“一堵墙”，深受张献忠喜爱，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皆为献忠义子。大西政权建立后，封为平东将军，另加监军，位列诸将之首。大顺三年（1646年），张献忠死于西充，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与李定国继续领导。孙可望率领大西军数千人南走，攻克遵义、贵阳，进屯云南，平定沙定洲之乱，降伏明黔国公沐天波和杨畏知的势力，在云南建立政权。大西军进入昆明后，孙可望被诸将推为“盟主”。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能奇为定北王。为争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废除大西国号，纪年暂用干支，“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丁序琨为户部尚书，任僎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马兆羲为学院，张虎为锦衣卫。沐天波仍为黔国公。府、州、县官员也一概重新任命。永历三年，孙可望致书南明永历政权，愿“联合恢剿”，与南明政权抗清，请封亲王“秦王”。永历朝廷一方面想利用孙可望的大西军，一方面又觉得他们是贼人，犹豫不决。起初准备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后来堵胤锡建议改封郡王“平辽王”。与此同时，控制广西的权臣陈邦傅为了制衡大顺军余部忠贞营，利用永历帝给他的空白诏书，伪诏封孙可望“秦王”。永历帝不肯将错就错，孙可望便借伪诏自称秦王。永历五年（1651年），为谋封秦王，击杀南明大学士三十人，派兵入贵川，樊一蘅病卒，所部归孙可望，尽收南明武大定、袁韬、诸军残部，“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葱可观”[3]。孙可望移永历帝于贵州安隆。1654年，孙可望斩吴贞毓等十八人。 孙可望残暴善妒，与李定国不和。永历六年（1652年）李定国率东路军东出湖南随后南下广西，屡建战功。孙可望恐定国威重难制，欲去其兵权。李定国被迫退入广西。永历八年（1654年）李定国欲联合郑成功东西夹攻广东因郑无意出兵失利，退回广西。永历十年（1656年）永历帝因不满孙可望的压迫，招李定国带兵勤王。李定国从安隆把永历帝接到昆明。 永历十一年（1657年），孙可望从贵州引兵入云南，攻李定国、刘文秀部，因部将倒戈归李定国，孙可望大败，率部属亲属四百余人降清，献上了“滇黔地图”。清廷对于孙可望极为重视，是年十二月，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此后清军一路势如破竹，永历政权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被宽恕。顺治十七年（1660年）西南大势已定，六月，他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病死；一说狩猎时，为清军射杀，或者说“封为义王，寻被鸩”。 刘文秀（1633年－1658年），陕西延安人，明末张献忠义子，南明蜀王。早年追随张献忠，崇祯十七年大西政权建立后，受封为抚南将军，与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合称为四将军。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四川南充战死，与孙可望等率余部数万人南走，入云贵，连克遵义、贵阳。大西军余部在云南建政后，称抚南王。永历六年（1651年），率大西军步骑六万出川南，由叙州、重庆进围成都，杀清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迫使吴三桂败走保宁。刘文秀出四川，与吴三桂部战于川北保宁，轻敌大败，刘的部将王复臣自杀身死，刘退回贵州。永历十年（1656年），刘在昆明，李定国拥永历帝至昆明，刘被封为蜀王。孙可望闻讯大怒。隔年，孙可望背叛南明，刘文秀与李定国大败孙可望于交水，孙可望率部属六百馀人至宝庆降清。永历十二年（1658年），刘文秀在四川山区操练，收集孙可望部下兵将，多达三万余人。李定国要求永历帝召回刘文秀，此举使得日后清军的三路进攻贵州进展得极为顺利，而李刘两人由是出现心结，文秀内心非常苦闷，“将一切兵马事务悉交护卫陈建料理，亦不出府”，四月二十五日病卒于昆明。其子刘震后来也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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