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是儿时心中的圣地。老家离北京不远，是河北省的地盘。老家的地形属盆地，四周皆山，抬头就可望见长城和山下的烽火台。盆地中间的一汪绿水，大部分在河北境内，但归北京管辖。老家一带以前有个名字，叫南马场，荒地极多，现在这个名字当地人都不说了。放眼望去，杳无人烟、一片荒凉，像极了新疆的戈壁滩。

小时候随父亲去过几次北京。人到北京，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人多车多，处处新鲜。所以小时候对北京充满了敬仰之情，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在京城生活。

小时候也见过几个大人物，一个是考察的县委书记，另几个是野营拉练的部队团级首长。读书后，算长了些见识。东北时的恩师和蔼可亲，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牺牲在了抗日战场；华中的恩师，是顶级红二代，其父更为又名，家族也是名人成堆。到京城工作后，由于负责一段“高干门诊”，时不时要与部司级高干、将军、明星、大款及名主持人打交道。

九十年代，自己曾与其他三人一起被医院选去为全国人大会议做保健医生，负责福建、海南、青海三省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医疗保健工作。虽之前也见过一点世面，但还是像进了大观园，大会堂强大的气场和人场还是强烈震撼了我，这事已经过去20多年了，有些细节至今难以忘怀。

我们医院组成的医疗小组由四人组成，我和心血管科的杨博士是医生，护士姓王，还有一位司级小李。小李虽只是个司机，但背景不错，其父是财政部的司长，那一年其父和伯父同为人大代表，小李在会场上还见过其父和伯父。我们和三省代表的驻地是北图附近的一个饭店，记得该饭店当时是四星级。由于不少人大代表是在职官员，年纪大的不多，所以平时不太忙，有时发点药，量量血压之类，只有一次是陪一位代表到我们医院洗牙。我们平时吃住在饭店，只有一次在大会堂就餐。代表外出时，我们一同前往，但乘坐我们自己的救护车。除了到大会堂开会，记得参观过世界公园，晚上到人艺和中央警卫局礼堂看过演出。

伙食的水平取决于饭店，有的不错，有的一般。大会堂吃什么记不起来了，我们所在的饭店还不错，每日自助餐，中西餐都有，比较丰盛。有些放到现在看，都属一般，但当时确实很新鲜，毕竟自己刚刚告别尴尬的学生时代。由于当时年轻，控制力较差，20天会议结束后，确实长了不少肉。

有几件事记得当时特别震撼。一个是我们的车队从驻地出发，一路绿灯直达大会堂，这是自己平时骑车上班感受不到的；再就是车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哨兵站立笔直，极标准的一个敬礼，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是平生第一次享此殊荣；当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江总的带领下，依次进入大会会场时，自己的心灵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次见到了除邓大人外，当时所有的领导人；大会正式开始后，第一个活动是全体起立，奏唱国歌，当时身临其境，感觉热血沸腾。

全体代表参加的大会和省级的分组会议在大会堂进行，一般要提前半小时左右进场。大会的正式代表、政协委员及无代表身份的官员等列席人员、医务人员、记者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胸牌依角色不同，采用不同的颜色。进大会堂时，我们只需要展示胸牌即可，但外国记者要进行严格的安检。分组讨论时，有即席发言的，也有有备而来的。对于大会表决也不是外界传言的那样。记得当时大会审议并表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草案)》时，虽然该议案最后得以通过，但得到了非常多的反对票和弃权票，我记得有几百票之多，看来橡皮图章之说有失公允。记得有一次会议休息时，一个外国记者凑过来，跟我聊了半天。我当时有些担心，怕上面查问，是否有泄密之事，结果根本无人过问。代表们晚上在驻地，一般不外出，也很少聚众聊天，大多在伏案，准备自己的议案或发言稿。有时写累了，也出来跟我们聊聊天，印象深的有两位。一个是当时的青海省长田成平，他告诉我，他以前也在北京工作，是西城区的书记，后调至青海。后来媒体报道，他又调到山西任省委书记。另一个是杜青林，当时是海南省委副书记，吉林人。当时很显年轻，30几岁的样子，长得高大帅气。看到他，我就想起了他的老乡，原来的王副主席。后来从媒体上看到，他升任农业部长，再后又升任政协副主席，成了副国级领导人，只不过比以前老多了。

后来升任常委的贾书记，当时在福建任职。贾书记没住那个饭店，只在大会上见过。当时省里的一把手，有一次机会坐在主席台上。虽贵为封疆大吏，初次坐在那个位置上，也很不自在。台下一个文艺界代表，跑来为领导献殷勤、照相，书记还是不自然，很腼腆，远没有几年后的风采。当时的会议也没有现在这么严肃。一次增选委员投票，不知是恶作剧，还是重名，唱票时出现了李总理的名字，票数还不低，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台上的总理也跟着笑，其乐融融。

在会场上，我也见到了些体育、文艺及科技界的名人。记得一次大会时，一回头发现主持“话说长江”的陈铎先生和艺术家秦怡正在窃窃私语，他们是政协委员，列席会议的。当时会场上最受欢迎和人气最高代表的要数宋世雄先生，他脾气甚好、笑容可掬，会议休息期间，凡有要求合影者，来者不拒；有些代表，不论男女，与宋先生合影时喜欢勾肩搭背，他也欣然接受，可见他的人缘真是不错。另一个艺术家印象很深，那就是“李铁梅”- 刘长瑜。我记得，从记事起，就看她演的电影“红灯记”，黑白和彩色的都看过，自己也说不清多少遍了。看到真人后发现，她显得很年轻，个子很高，在代表中很活跃。当时还有一人，非常活跃，那就是科技新秀陈章良。当时陈章良仅30几岁，就名满全国，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团成员。陈当时与众不同，别人休息时，要么独坐、要么几个人一起聊聊天，他却是在主席台上走来走去。他当时在北京工作，因为是福建人，也分在了福建组。会议间歇，经常有记者采访，非常忙。有时记者的提问时，涉及福建的地名及行政区划等，他离开福建太久了，也搞不清楚，以为我是福建人，就问我。刚好那个地方我知道，就应付了过去。当时福建组还有两个人很有名，一个是副委员长雷洁琼，另一个是卢嘉锡。第一次看到雷老，是在去餐厅的路上，当时她已经快90岁了，身体非常好，行动自如，也没其他人陪伴，吃饭时食欲也不错。卢老是科学家，前中科院院长，当时的副委员长。卢老比雷老年轻十岁，但身体明显不如雷老，会议上有时发现他犯困。媒体报道，他于2001年去世。

会议结束后，去机场送走了各省代表，我们也打道回府。我回到了居住的陋室。当时住宿条件很差，宿舍内放了3个双层大铁床，光线不好，白天也要开灯。连共用的厨房都没有，做饭就在屋里。屋里蟑螂很多，无法根除，切菜时，一不小心，蟑螂就爬上了菜板。

回来的第二天，是周三，继续骑车上班。那十几日的经历，就像做了一个梦，过了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