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風

禮平、王斌

《晚霞消失的時候》與紅衛兵往事（續）

編者按：本刊特約作家王斌與禮平的長篇訪談“只是當時已惘然”於本刊2009年第3期注銷後，在讀者中引起很大的反響，議者普遍認為這是一篇極具文獻性的回憶。王斌對禮平的訪談時間很長，內容很多，原記錄大約有十餘萬字，涉及到多方面的史實與事件，由於版面所限，當初刊出時作了了較大的刪節，現將這些部分繼續注銷，以饗讀者的關切。】

關於人物原型

王斌：除了唐雙津，你的這部小說中還出現過哪些朋友的影子？

禮平：有很多。比如小說中提到李淮平參軍後，在部隊曾有過一段因為反對林彪而身陷囹圄的經歷，這件事就是我的另一個老大哥鍾加輪的。在整個文革期間，我從沒有想到過要反對林彪，那時我對林彪崇拜得五體投地。

如果不是後來鬧出了“九一三”事件，我是絕對不會反對林彪的。不但我，恐怕在我們四中也找不出幾個人來會反對林彪。那時我們差不多都是林彪的堅決擁護者。為什麼呢？因為除了對他的赫赫戰功的崇拜，我們還有一個希望，就是能跟着林彪和中央文革那幫人對着干。

林彪與江青的不和，在文革初期就已經傳得沸沸揚揚的了。所以林彪曾經是我們想象中的旗幟。記得好像是在文革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當我們那批早期紅衛兵也就是所謂的“老紅衛兵”被逐出文革舞台以後，我們沒事幹，曾經組織過一個“林選”學習小組，學習林彪的著作。發起人是朱漢濱和張小軍，參加的有胡東平、唐雙津、袁塞路、鍾加鳴等好幾個人，他們大多是四野的子弟，我算是一個熱心參與者。那本“林彪選集”是朱漢濱弄來的，好像有六篇文章，都是林彪在東北四野時的戰術指導和戰役總結，其實就是一本軍事文集，但沒有公開發表過。這份東西使我們如獲至寶，先是大家傳看，覺得興趣十足，就准備大家一起討論。

但是不久我被抓了起來，就不知道他們後面是怎麼進行的了。其實直到今天，我也還得說句老實話，林彪確實是一個極有水平的人，不但仗打的好，而且也很有思想。那六篇文章也是寫得言辭流暢，見解精闢，我是一口氣讀完的。

四十年後，我在北戴河的一次休假時有幸結識了原北京軍區的老副司令員汪洋將軍。這是一位和我們的父親很不相同的將軍，抗戰參軍時就是個大學生，這在我軍的高級將領中極為少見，他的夫人周湘玟女士是國民黨一位中將編練司令的女兒，解放前夕參加了我們黨的地下工作，這就更是國共軍史中的一段傳奇了。說到這位汪洋將軍我真的忍不住要多說幾句，他曾是志願軍中最年輕的師長，當時29歲，他的那個116師入朝首戰就擊潰了美軍的王牌軍騎兵第一師，在第二次戰役時又差點創造全殲美軍一個團的戰例。在整個抗美援朝中，志願軍創造的最好戰例是全殲美軍一個營。這次奇功未就，真的可以說是令他抱恨終生。當我知道汪老將軍是四野出身時，我就很想賣弄一下自己那點軍史知識，說我知道林彪有個“六大戰術原則”，誰知汪洋將軍一口氣就將“四組一隊、四快一慢、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種情況三種打法”這些東西說了出來，真的是如數家珍。

他還送給我他的一本着作，叫“十次突擊”，講他一生中的十個戰例，他在這些戰例中一再重複着林彪的戰術精神。咱們都看過電影《董存瑞》，最後那一場爭旗選將的戲，又是突擊隊又是爆破組的，演得多精采！但表現的是什麼呢？就是林彪的“四組一隊”戰術！過了六十餘年，林彪的這些戰術還在他這些老部下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能說他沒水平麼？汪洋將軍可不管林彪的政治結論如何，他對林彪的軍事評價是“一代偉才，千古名將”！但我那位鍾加輪老大哥就毫不猶豫地反對他。

這又是一個認識水平問題。我們的邏輯總是“一好俱好，一壞俱壞”。但是在鍾加輪和汪洋將軍那裡，政治和軍事就是這樣涇渭分明地分開的。鍾加輪比我大很多，原來也是四中的，但沒有畢業就不上了，棄學參軍，進了海軍的潛艇部隊，所以在四中時我並不認識他，我認識的是他的弟弟鍾加鳴。在四中有一些兄弟組合，鍾家三個兄弟都上過四中，鍾加鳴還有一個二哥鍾加飛，也是四中畢業的，當時考上了外交學院，正在越南留學，後來我們也認識了。關於鍾加飛我還要講到。這是三個很優秀的兄弟。

當時我們都知道鍾加鳴有一個大哥因為不喜歡四中而當了海軍，這件事就更合我的心思。考上四中後，我也曾經感到很乏味，但我就下不了那個棄學而去的決心。可是到了文革的第二年，也許是第三年，大家突然都知道鍾加鳴的大哥在海軍成了反革命。但我們和鍾加鳴還是好朋友。四中的這個風氣很好，那時誰的家裡都有可能出事，但誰家倒了霉，大家仍是朋友，沒有因為這個翻下臉皮來的。

文革中，我們四中的“黑幫子弟”太多了，副總理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兄弟，北京市長彭真的兒子付洋、付亮兄弟，國家科委主任張勁夫的兒子張渤海，還有劉少奇主席的兒子劉源源，這些“大黑幫”的兒子都在我們學校。他們被打成“黑幫”、“走資派”，甚至“叛徒”、“特務”，但大家還是朋友，沒有人歧視他們，那樣做將是很讓人瞧不起的。劉少奇被打倒以後，劉濤在清華，劉平平在師大一附中，都受到嚴重迫害，只有劉源源在四中平安無事，不但我們對他很好，對立派別的同學，還有革委會、工作組、軍宣隊、工宣隊，都沒有對他怎麼樣，都顯示出四中這個地方的政治氛圍很奇特。所以林彪事件以後，鍾加輪平反回家，我們都一窩蜂地去看他，就象是去看望一位歸來的英雄，這才認識了。他是1964年參軍的，兩年後趕上文革，因為對林彪看不慣，公開說了不少話，結果被戰友告發，就這樣打成了反革命。

我寫小說時，寫到李淮平在軍隊中的坎坷經歷，連想也沒想就將這件事原封原樣地寫到“我”的身上來了，這也算是對朋友的又一個“剽竊”吧。

但鍾加輪的故事其實還要精彩得多。當時部隊開大會批鬥他，大家喊：“打倒鍾加輪！”他就喊：“打倒林彪！”我們反對中央文革時，還不敢喊“打倒江青”呢，他就敢喊“打倒林彪！”夠瘋的吧？但他的舉動還有出格的。開批鬥會時，他挨了打，就不走了，非要還那些人一腳才行。真的是連命都不要了。這個人夠有個性的吧？

但這些小插曲就不是李淮平這樣性格的人所能做出來的了。說真的，我的小說中有不少故事，包括一些很小的細節都是有出處的。

說到這兒，我想和你再說一個人。你記得李淮平去抄家時，有一個“眼鏡”曾經激烈地反對過他們嗎？在最初的原稿中，這個人不是“眼鏡”，而是“雀斑”，這個“雀斑”就是馬凱。在我們學校文革初起的時候，馬凱的身份很有些特殊。他應該在前一屆畢業，已經保送北大，但因為有病休學一年，就先留在四中做團的工作，正好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在我們這些剛考進四中的新同學看來，他是個教師，當然也就是我們的造反對象。但在老同學的眼中，他還是學生。這樣他就被夾在了一個挺尷尬的位置上。我們貼過他的大字報，他是校團委的工作人員麼！但他被高年級的同學選入了革委會時，我們就很奇怪了：這個教師怎麼也成紅衛兵了？馬凱這個人不太善言辭，性格也很內向，偏偏又愛堅持原則，一急滿鼻子的雀斑就會漲紅起來，這在我們眼中就覺得有樂子了。所以我們曾經故意難為他，想看他的笑話。王斌，文革初起時你還小„„

王斌：是的，那時我正在讀小學四年級。

禮平：那時我們這些紅衛兵究竟都在幹些什麼？沒別的什麼事，就是整天辯論“血統論”。大概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全國都在爭論“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就干這個事。你說那時的中國人無聊不無聊？我一直都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在文革中，我們其實根本就不知道我們該幹些什麼？

毛主席說：你們要和資產階級做鬥爭。那就斗吧。聽毛主席的話麼！但資產階級在哪兒呢？於是就到處尋找目標。目標找到了。好，那就斗吧。但是怎麼斗呢？一斗人家就低頭，一批人家就認錯，讓你斗也斗不起來。那該怎麼辦呢？學生一急，那就是打，就是罵了。關於紅衛兵的打人下面我會和你詳細講，而這罵人就是“血統論”了。我們這批紅衛兵的活動從1966年的7月到10月，也就是三四個月的時間，關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麼個破玩意兒我們就辯論了整整三個月。怎麼辯論呢？才邪乎呢！那時一開大會，真的是風起雲涌，人頭攢動，滿會場的紅衛兵幾乎是一邊倒地擁護“血統論”，為什麼？因為要罵人麼！明知是謬論，但我們也只剩下這麼一種“鬥爭”方式了。並且也只有這樣才“斗”得起來。在打罵中，反正也沒有人家投降妥協的機會了，那就只剩下繼續挨斗的一條路了。這就是紅衛兵的鬥爭。

那時開辯論大會倒是挺民主，誰想發言都行。但是上台時，你得報告你的“出身”。你要是說：“革命同志們，我出身貧農！”或者：“我出身工人！”人家就會給你一片掌聲。但是你如果說：“對不起，革命同志們，我出身資本家„„”那你就別想再說下面的話了，“狗崽子”的叫罵聲會立即將你轟下台去。這就根本不是辯論，而是蠻不講理了。但我們那時要的就是蠻不講理。這時還會有一種情況，就是你報出一個好出身，並獲得了大家的掌聲，但你要是說：“但我是不同意你們的觀點的。”那麼“叛徒！敗類”的叫喊照樣會將你轟走。

馬凱就被我們這樣作弄過。先是一些同學去查抄檔案室，馬凱擋在門口不讓進，我們就貼過他的大字報，後來辯論“血統論”，我們又故意臭他，要他表態，他先是不肯，後來逼急了，就漲紅着臉說：“同學們，我是堅決地不能同意你們這個口號的！”我們就報以哄堂大笑。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他不同意，不但他，孔丹、秦曉和周堅這些頭頭們也都不同意。但我們不想惹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領袖”啊。但馬凱就不一樣了，他有個老師的背景，我們就欺負他。所以他的那個態度給我的印象很深，尤其是他鼻子上那些一急就紅的雀斑，更成為我們取笑的對象。在那個時候，其實是沒有什麼人敢反對紅衛兵的，但有一種人可以這樣做，這就是在紅衛兵中擁有一定威信的人。

馬凱和孔丹都是這種人。但我的寫作功力不夠，馬凱的雀斑不是那麼好寫的，所以我還是寫成了眼鏡。眼鏡這樣的形象其實很一般化，文學作品中的眼鏡到處都是，但雀斑就不那麼多了。雀斑總是使人聯想到淘氣的孩子，但很難和有思想的人掛鈎。有時我也想，對於文學描寫來說，性格似乎也並不總是越突出和越奇特就越好，和一切藝術元素一樣，總要恰到好處才行。鍾加輪的故事也是這樣被簡化的。我們爭論過這個問題，你們老說我寫的人物性格不夠突出。但說真的，性格太突出的人物，我有時反而不太喜歡。

王斌：馬凱和鍾加輪的故事多有意思啊，你為什麼不將真實的他們寫出來呢？說到這兒使我對你生活中的其他人也發生了興趣，尤其是你的親人。你用很大的篇幅寫到了你的父親……

禮平：我糾正一下，你說的是李淮平的父親，不是我的父親。

王斌：絕對正確。你說過你對這個人物滿懷深情。我也認為他是新時期文學中最動人的老共產黨人形象之一。但你的父親是李聚興的原型麼？

禮平：有他的影子。和作品中的父親一樣，我的父親也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在文革中，當我將紅衛兵的種種行徑眉飛色舞地向他描述過以後，父親臉上的表情是我終生都難忘的。我把它們真實地記載在了我的小說中。還有他的那根指頭。我父親的食指很長，說話時，他總愛將食指豎起，好像那根指頭的中間有一根垂直線，他就用這根垂直線指着你。我寫了那根指頭。我希望這個形象能夠永留後世。

王斌：我覺得還不止此。這個人物應該還有着一些更深層的東西。

禮平：我父親是一個典型的軍人，你可以在很多軍事題材的老作品和老電影中找到他那一類人的形象。但我對父親的感情卻頗為復雜。小的時候我懼怕他，長大以後我審視他，直到自己也老了，才真正知道我應該多麼的感激他。父親給了我很多的東西，那也是只有我才能得到的。

王斌：說來聽聽。

禮平：我是父親的愛子。但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差不多完全不懂得怎樣傳達他的愛，因此我小的時候一直很懼怕他，包括懼怕他的愛。但他對於我來說更多的是一個謎，我曾經很長時間地觀察過他，因為我一直也搞不清楚他的確切履歷。

這首先就是他的出身。和幾乎所有的人一樣，他在自己的幹部自傳中也說自己是因為不堪“階級壓迫”而參加紅軍的。但壓迫他的是誰呢？我曾經對那個理論上應該存在的“地主”發生濃厚的興趣，但我卻終於發現“壓迫”他的其實只不過是他的哥哥。我的這位大伯也不是什麼地主，而是一個貧苦農民，我父親參軍後，他參加了游擊隊，最後全家被國民黨殺光了。所以這位大伯也是一個烈士。但父親卻正是在他的“壓迫”下投奔革命的。

怎麼回事呢？非常簡單。我父親九歲成了孤兒，哥哥就成了他的監養人。沉重的勞作和農村破產的壓力，使大伯不得不將更多的重擔壓在這個小弟的身上，嫂子也不是一個呵護有加的人，父親便因為不堪勞作的困苦而逃出來參加了紅軍。這當然不是階級壓迫，但同樣是一種壓迫。

父親曾經和我講過，他參加紅軍是因為被紅軍的歌聲所吸引，那個快樂的情緒一下子就將一個窮孩子的心徹底俘虜了。是歡樂而平等的紅軍生活吸引他參加了革命。這曾經使我接受的那些關於階級壓迫導致革命反抗的理論模式徹底崩潰。父親的早期生活中沒有地主，也沒有階級鬥爭，但他卻革命了。這是我對父親感到奇怪的第一個原因。讓我還很奇怪的另一件事就是為什麼那麼多的幹部子弟沒有和我一樣的感到奇怪。

你知道嗎？從此我就開始不止一次審視我的父親。尤其是當我又知道我的母親是一個地主女兒的時候，這種審視又更加仔細了。然後就是父親的戰爭經歷。和所有軍人家的孩子一樣，我也曾經纏着父親要他講自己的戰斗故事，但他總是支吾其詞，語焉不詳。

後來我只好去翻看有關的軍史，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終於弄清了一個真相：他參加的是紅四方面軍的33軍，這是一支神秘部隊。這個軍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到四年以後散編並取消番號，在整個反圍剿和長征的激烈戰爭中居然從來也沒有打過仗！

紅33軍的軍長是王維舟，這個人就是一個神秘人物。他的黨齡比黨史還長，1919年在蘇聯參加朝鮮共產黨，後轉入馬來西亞共產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才轉回中共，是早期中共黨員中兩個見過列寧的人之一。另一個是張國燾。

王維舟文革後才去世，並且一直是中委。但人們卻搞不清楚他在黨內究竟都做過一些什麼。我們還是說這個軍。父親1933年參加33軍，四年沒打過仗，一直作到了連長。1936年紅一、四方面軍會師西康後，33軍散編，父親被調進中央保衛局，作了保衛局長曾傳六的馬夫。他的擔子裡挑着四方面軍所有的絕秘文件和黃金珠寶，這又使他在戰爭風暴中處在了一個最安全的中心。直到西路軍完全失敗，他才終於放下了挑子拿起了槍。

他參加的唯一一次戰斗是在紅柳園子，他靠坐在倉卒掘出的沙坑裡，用刺刀和唯一一顆子彈打死了沖向他的唯一一個馬家軍騎兵，那個倒霉的傢伙也就成了他在自己的整個紅軍生涯中所殺死的唯一一個敵人。

直到這時我才終於弄明白為什麼他在那麼殘酷的戰爭中生存了下來。這對於我來說當然是一件具有生命意義的事情。但他後來的經歷卻更加奇特。父親去世後，我訪問過他的一些仍然健在的老戰友，他們都不知道我父親在紅軍時代曾經秘密前往蘇聯，差點成為一名蘇聯間諜。但在他的單位，卻有一些首長知道他曾經是一個“蘇聯留學生”。

父親的這個“蘇聯背景”在那個年代是很扎眼的，因此他對此一直諱莫如深。這件事我也是直到很晚才弄清楚的。文革後，陸續有一些極其窘困的老人前來尋找父親，請他為他們寫了不少的材料，其中有些東西我還經過手，這才大致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這事似乎又與那個著名的佐爾格多少有些關係。

西路軍失敗後，七百餘名殘部到達迪化，也就是今天的烏魯木齊，被編入盛世才的部隊，留在新疆學習戰車、火炮、通訊、汽車和飛機等科目，由蘇聯教官訓練。蘇聯本來就曾打算支持中國紅軍，但西路軍未能到達新疆就失敗了。

我父親在西路軍經歷了很多事情，下面我還會講到。這時蘇聯紅軍情報機構的負責人是布留赫爾元帥，他在日本方面成功派遣的間諜只有佐爾格一個人。除了佐爾格的日本情報，蘇聯還需要取得滿洲方面的情報，這件事向中共方面提出來後，延安就從西路軍殘部中選派了一些人前往蘇聯受訓，我的父親就在其中。應該說，這批人的素質不錯。他們首先要學會俄語，然後就是掌握密碼發報。父親後來終生都會一些俄語，就是那半年的學習成果。這次經歷使父親見足了世面。

1937年的蘇聯的經濟情況非常好，他們那些中國土包子穿上了筆挺的蘇軍准尉軍服，在莫斯科參觀地鐵，在金碧輝煌的蘇聯國家大戲院看芭蕾舞，吃的是奶油麵包，住的是帶暖器的木屋子，宿舍里有女工掃地和擦皮鞋，等等。他甚至還記得駐地在莫斯科郊外一個叫什麼捷斯諾沃的小火車站。那裏白樺濃密，崗哨林立，戒備森嚴。

父親直到文革後才開口提及他的這次蘇聯之行，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兩件事。一件是屯集在邊境後面的那一眼望不到邊的坦克、汽車和大炮，這對於那時裝備簡陋的中國紅軍簡直就是一個神話般的夢。父親無比感嘆地說：“人家那是真的要支援我們啊！不是假的！”

另一件就是他們在1937年11月7日的紅場閱兵中看到了斯大林。父親對斯大林很敬仰，這是他們那個年代的人都有的感情。但他對斯大林的描述很奇怪，他說斯大林是一個“黑呼呼”的人。這讓我很是大笑了一陣，父親卻一臉嚴肅地說：“有什麼好笑的，他就是黑呼呼的麼！”他的心中應該沒有我們可以品味出的那種雙關含義。

但我父親的學習和訓練卻完全失敗。憑藉他在紅軍中學的那一點點文化，他完全不能應付那麼繁重的學習任務，結果在大病了一場後被遣返回國。和他一起回來的只有兩個人。那場大病使父親的手落下了毛病，以致他的字永遠寫得歪七扭八，被我們稱為“痙攣體”。那是一場極其痛苦的學習留下的。

後來在解放以後，我父親在後勤學院學習時，曾經請過一個姓詹的教員來家做客，那位詹教員咋着舌頭對我說：你父親學習起來真的是不要命啊！他回國後，那些中國學員被派往東北，這時蘇聯人對中國國情的不了解再一次暴露無遺。這些紅軍戰士全都來自南方，他們的南方話使他們一進入東北就被日軍識破了。這批人當然也就一無建樹。蘇軍總參謀部後來又在東北當地另外召募了一批間諜，這就是後來非常著名的共產國際紅色情報站，那就都是後話了。這批紅軍諜報員被捕獲後陸續釋放，可見日本人對他們並不怎麼重視。他們流落東北，一直熬到東北解放後才找到組織，但組織卻不肯接收他們，說他們的關係已經轉到蘇共和蘇軍，也就是說他們已經是蘇聯人了。但蘇聯人也不要他們。這些老紅軍戰士就這樣沒了着落。

後來隨着中蘇關係的惡化，又碰上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這些人真的是吃盡了苦頭。他們來找我父親，就是要為他們做證明。但證明什麼呢？組織上對他們的過去本來就清清楚楚。這是我父親躲過的又一場災難。他真的是一個命很大的人。不過這些都講太遠了，和小說的關係真的不太大了。

王斌：這些人後來怎樣？

禮平：直到90年代以後才落實政策，由地方給了他們退休待遇。但和那些被錯殺的人，他們還算是幸運的。

王斌：真實歷史從來是充滿着復雜的悖論，這方面有些什麼背景可以說來聽聽的嗎？

禮平：那就是一些驚心動魄的事情了。

文革中，社會亂了，軍隊也亂了，長期的和平生活，戰爭年代的激情日漸消退，他們那一輩老戰士人性深處的雞零狗碎也就漸漸重新浮現了出來。

1967年，也不知道是哪個軍區的一個什麼參謀長向軍委揭發了一批人，其中就有我的父親，說他在西征中曾經脫隊。什麼叫脫隊？就是不知去向，你有些日子沒在部隊里，那你就有可能被俘，叛變，投敵，甚至做了敵探，你就真的說不清了。那幾天我沒在家，回家才從母親嘴裡知道家裡剛剛出了大事情。母親臉上驚慌猶存，說她從沒見過父親如此的暴跳如雷。他的咆哮聲真的可以說是驚天動地。隨後他就伏案疾書，寫出了他在西路軍時的每一件事情，他就用這個來證明他一直在部隊。

乖乖！從1937到1967，整整30年，從西渡黃河到進入新疆，整整200天，他居然寫出了每一天的事情。我見到了那些底稿，那些痙攣的字體一定和父親的心情一模一樣。那些材料極為破碎和不連貫，但還是給了我無比的震撼。

紅四方面軍在這條血染的征途上似乎日復一日的做着兩件事，一件是行軍和打仗，一件就是公審和槍決。這樣的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真不知他們一路殺了多少自己的幹部和戰士。今天在某地公審槍斃了一個營長，明天換一個地方，又公審槍斃了一個政委，就是這樣。

這些回憶使我震驚得無以復加，以致我對紅軍的整個看法都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至少有二十年的時間，我對父親他們的革命歷程產生了強烈的懷疑，但後來我終於弄清還是我自己弄錯了。

父親去世後，我去訪問他的一些老戰友，李春霖伯伯在紅9軍，李培基伯伯在紅31軍，當我問他們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全都大搖其頭，說哪裡有這樣的事情？他們整天打仗都打不贏，哪有閒工夫來殺害自己的同志？這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忽略了一個細節，這就是我父親當時在中央保衛局工作，他看到的是在保衛局發生的事情。這里不排除有被冤殺的同志，但也有執行戰場紀律和路線鬥爭。這種事不是在部隊進行，而是集中在保衛局，說明這種事就是在四方面軍也並不是那樣普遍。這就又提醒了我，歷史是多麼的復雜和容易被誤解。我誤解歷史的確也真的不是一次兩次了。

王斌：西路軍是一段被謊言掩埋的歷史。真希望你能寫出你父親和他們那一代人，你筆下的故事肯定會和別人很不一樣。

禮平：國民黨打了敗仗就散了，共產黨打了敗仗卻可以不屈不撓，繼續鋌而走險，一往無前。西路軍就是這樣。但我們還是繼續沉思歷史吧。對了，我再給你講一個我父親搶劫老百姓的故事，怎麼樣？

王斌：這倒是頗為蹊蹺，說吧。

禮平：這件事一點也不假，並且是絕對不帶引號的。

我建議你看一看吳法憲的回憶錄，他就講到紅軍長征時搶劫的事情，我父親的故事可以算是一個補充。但這件事不是他自己講的，而是他的一個老戰友講給我聽的。那位伯伯姓趙，文化不高，70年代是上海市的糧食局長，也可能是副局長，我們私底下叫他趙老頭兒。他說我父親長征時救過他的命。怎麼救的呢？就是搶了一個老百姓。

西路軍的最後一仗是偷襲敦煌，沒打成，倉卒而去，趙伯伯在那一仗中打傷了腿。當時他們四個人走在一起，趙伯伯就成了他們的拖累。紅軍有一個非常寶貴的傳統，就是不丟傷兵，但在柴達木盆地的茫茫戈壁中，大家肯定會被他拖死，趙伯伯就不想走了。這時戈壁中出現了一個趕腳的，背着褡褳，牽着頭驢，就那麼一個人。父親他們便一擁而上，抓住了韁繩。那個人嚇壞了，緊攥着韁繩不肯放，僵持了一會兒，另外那兩個戰友泄了氣，鬆了手。但我父親卻仍然攥着不放，還惡狠狠地盯着那個人。就這樣對峙了很久，那個人終於沉不住氣，放開手跑掉了。他們就用這頭毛驢將趙伯伯一直馱到了新疆。

我父親搶劫老百姓，如果被告發，你知道將是什麼後果嗎？是槍斃。賀子珍的弟弟賀昌就是在長征途中因為搶劫被槍斃的。那可是毛主席的小舅子啊。四方面軍的紀律其實還要嚴得多。那麼我父親這算是一種什麼行為呢？是搶劫？還是拯救？都是吧？歷史就是在這里讓我沉思了很久，並且直到現在也沒有理出一個頭緒來。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當年的紅軍他們真的為此而感到深深的羞愧，並且後來用了無數倍的代價去償還。

吳法憲就表達了這種羞愧，這和他們的信念相去太遠。但遠不是所有的軍隊都會為此羞愧，紅軍的偉大，其實也就是偉大在這個地方吧。

王斌：這又是一個絕對的哲學問題。關於你的母親，你又能講給我們一些什麼呢？小說中也有你母親的形象。她真的是一個蘇聯留學生麼？

禮平：不是。那麼寫是因為我誤解了一個同學的家庭情況。抗戰前，中共根本沒有機會向蘇聯派出工業留學生，我的母親也沒有在文革中去世。她和我父親都活了很長的時間。我有個小學同學叫陳小光，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首歌的詞作家曉光。他的父親是一家兵工廠的廠長，母親是一個專家。這在我們所在的那個軍隊子弟小學中是很特別的，我就這樣寫了。其他的沒有什麼。我的小說中也有一些信手拈來的東西。

王斌：那能講講你的母親麼？我對你的家庭真的充滿了好奇。

禮平：你是想獵奇呢？還是真正想認識一些什麼？

王斌：這要看你想告訴我一些什麼了。

禮平：你是一個非常狡猾的訪者。那我就是講點離譜的吧。我的母親出身一個小官僚地主家庭，在蘭州可以算得上是一個美人。我有她在延安抗大時的照片，真的是一個英姿颯爽的女兵。

1937年，她16歲逃婚跑出來參加革命，幫她出逃延安的是蘭州地下黨一家書店的地下黨員，姓盧，我相信那絕對就是我母親的初戀情人。但母親跑到延安後卻嫁給了一個老紅軍，當然就是我的父親。我父親文化不高，但真的是一表人材，又去過蘇聯，想必母親就這樣變節了。母親生前說過當年是父親追她，並有種種輕蔑的表示，但母親去世後，父親又鄭重其事的告訴我們，他在河西走廊苦戰時，馬家軍的狂呼亂喊曾使他一聽到西北話就頭疼不已，而母親是甘肅人，所以是母親追的他。但我卻更相信母親的話了。

文革中，那位盧叔叔曾拖着一條傷腿從蘭州跑到北京避難，輾轉辛苦找到我家，我母親每天親手為他換藥的情景是頗為溫馨的。這時父親總是陰沉着臉在一邊轉來轉去，那情景真有點讓我想起“青春之歌”中的盧嘉川和於永澤。他們之間的三角關係也就不言自明了。這件事真的很有意思，我們可以作個比較。文革的時候，我們四中的校長叫楊濱，當年也是前往延安的女學生，她的丈夫宋養初是建設部副部長，她的兒子宋新魯在四中有很多朋友。文革中，學生們造反，楊校長挨了批鬥，也挨了打，宋新魯都並不怎麼計較，但唯獨對四中有一張大字報不知從哪兒弄來的材料，披露了楊濱校長在延安時的一段戀情，讓他這個作兒子的很是耿耿於懷。這種事如果是我，當時我也會急的，但現在卻對此津津樂道了，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我說過，我父親是一個不會表達感情的人，尤其是不會表達愛情，中國農民自古就缺少這方面的訓練，學生出身的母親也就變得性情越來越壞了。

我可以告訴你，我母親的乖張舉止和乖戾性情曾經使我苦不堪言，所以我越來越喜愛的反而是父親。也可能正是這個原因，我讓我的母親在小說中早早的，同時也是好好的死掉了。

你看到我內心中可怕的一面了吧？這里就又要說到我的父親。他們那一輩人的輝煌故事大都晚節不終。我父親一生磊磊落落，經歷過很多大的起伏開合，有些事他處理得非常漂亮。但晚年卻過得很有些不堪。就是那句話：人性深處的小零碎全冒出來了。

和很多老幹部一樣，就是計較官職，總覺得自己吃了虧，對什麼都看不慣。這樣的老軍人我真的見過很多，有的是沒當上將軍，還有的是沒當上總長，或者軍委委員什麼的„„等等很多，幾乎每一個老將軍都有自己的煩惱，儘管他們在別人的眼中別提是多麼的成功了。

我父親對自己終於沒有佩戴上將星也是很有些耿耿於懷，只是從不明說罷了。所以有一個人他也就越來越不能原諒，1955年評銜時他的政治部主任沒有通知他回來參加評定，他認定人家一定搞了鬼。父親沉浸在這些事情中，使自己的晚年過得很不愉快。有點失望吧？這就是那個李聚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