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陳蘊茜在《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這部專著中，對孫中山崇拜現象做了全面而紮實的分析，並用西方新文化史理論為傳統的孫中山研究做出開拓性貢獻。
近些年來，陳教授的研究課題主要圍繞孫中山符號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認同而展開，為此她走訪了世界各地與孫中山有關的華人社區和公共空間，深刻感受到孫中山符號對於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意義。
國民黨怎樣對孫中山符號進行塑造？孫中山的個人崇拜如何滲透進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孫中山是如何從“總理”升格為“國父”的？孫中山符號對於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認同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圍繞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陳教授進行了專訪。
陳蘊茜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前
澎湃新聞：關於孫中山個人崇拜的建構大概可以從何時算起？孫中山本人是否在其生前就已經開始有意塑造自己的形象？
陳蘊茜：孫中山崇拜作為一場社會政治運動應該從其去世後算起，當然他在生前就已經開始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並且注重個人集權，這和他個人的英雄史觀即先知先覺論、知難行易說、革命三階段論（從軍政、訓政到憲政）都有關係。孫中山深受英雄史觀的支配，自認為是中國的救星。
孫中山個人作風也比較專斷，面對同盟會早期的分歧，孫中山往往不是理性地交流和溝通，以尋求解決方案，而是採取較為專斷的方法，自命正確，拒不接受反對意見，甚至一意孤行，由此引起內部不滿與紛爭，黃興就曾因孫中山的“不遜之言”，以至“怒而退會”，稱孫“做事近於專制跋扈”。
章太炎也不滿孫中山帶走巨款而留給同盟會本部機關的錢太少，並指責孫濫用捐贈資金於個人私用，還曾經氣得把孫中山掛像給扯下來。另據楊天石等學者的研究，陳其美、蔣介石暗殺陶成章，孫中山起碼是知道的。後來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需要按手印，宣誓效忠“孫文一人”，也體現了他專斷的一面。
在陳其美等追隨者的擁護下，孫中山個人權威得以確立。此後，國民黨不斷加強宣傳孫中山，擴大了孫中山的影響力，同時促進了黨內對孫中山權威的認同。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廣州國民政府大總統，國民黨精心組織隆重的就職典禮。廣州城沉浸在一片狂歡之中，沿街搭建彩棚，並有放爆竹的汽車環市遊行，7萬人參加盛大的就職典禮，塑造並展示了孫中山的權威地位。
澎湃新聞：在孫中山去世之後，國民黨為何要進一步對其形象進行塑造？
陳蘊茜：在從革命黨到國民黨轉變的過程中，孫中山成為各派力量都能接受的政治人物，他為追求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國而鞠躬盡瘁，贏得了人們的普遍尊重。因此，孫中山在去世後超越了黨派利益而被符號化，成為大家公認的政治偶像，發揮了整合各黨派的作用，孫中山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國民黨的政治符號。
孫中山逝世後，全國各地的各種團體、機關組織都舉行了規模宏大的追悼會，比如學校、商人社團等等。在國民黨控制的南方地區，對孫中山逝世的追悼活動則更多，規模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宣傳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理念。
例如，湖南省黨部在全省各界追悼大會發放了10萬份傳單，宣傳“孫中山沒有了，死者不可復生了。誰來領袖國民革命？誰來替國民革命打先鋒？就只有國民黨”。國民黨是未來中國的合法領導者，只有加入國民黨，才是最合理的選擇，於是動員民眾：“本黨部敢以中山主義的敬禮歡迎你們加入國民黨，歡迎你們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來。”
還有浙江嘉興縣黨部在追悼會現場設臨時辦事處，動員民眾加入黨，有些民眾當場就志願入黨。顯然，國民黨將孫中山視為唯一能夠領導中國革命的政治領袖，國民黨則是唯一能夠占有這一政治象徵的政黨，藉此加強該黨社會政治動員的績效。
中共也在《嚮導》上發表了悼念文章，感慨“為中國民族自由而戰的孫中山先生死了”，“在這方興的民族運動中，失了一個有力的領袖自然是很大的損失”。中共將孫中山定位為民族主義領袖，並表示將追隨中山主義，領導民眾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而戰。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也是以此為基礎的。在延安時期，中共還建有中山圖書館。
1927年3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會上毛澤東（二排右三）等人提出在武漢塑造孫中山銅像。
澎湃新聞：所以等於是國共兩黨都參與了對孫中山的形象塑造。
陳蘊茜：對，只是中共偏重於接受其民族主義，其他黨派基本上也能接受孫中山，這是孫中山形象能夠廣泛傳播的群眾基礎。但不能忽略的還有傳統因素。
中國人向來習慣於因襲傳統，盛行祖先崇拜，由此造成國人崇拜領袖和英雄，個人的權威易被神化，甚至異化為主宰人們生活的“救世主”。崇拜集祖先、神靈、權威和救世主於一身的個人，是中國傳統語境中特有的現象。這是孫中山崇拜能夠推廣的社會心理基礎。
當然，歸根到底是時勢造英雄，時勢也需要英雄，其他人的政治人格魅力不夠，而且沒有像孫中山這樣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可以彌合國民黨內不同派別之間的矛盾，平衡各方的利益。因此，孫中山被神化、被崇拜是現實政治的需要，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孫中山最為黨內外推崇。
國民黨將孫中山的“總理”地位寫入黨章，而且是唯一的稱號，比如以後蔣介石只能被稱為“總裁”，不能稱“總理”。同時國民黨賦予孫中山的遺教即“總理遺教”至高無上的法律地位，“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展，皆統一於總理之遺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
當時對孫中山思想的宣傳是強制性的，各機關、團體、學校每周一要做總理紀念周，即對孫中山遺像默念三分鐘，行三鞠躬禮，背總理遺囑，唱黨歌，做政治報告。後來唱黨歌改為唱國歌，實際上就是原來的黨歌，即由孫中山作詞的黃埔軍校校歌。強制性的宣傳，使孫中山崇拜儼然成為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政治運動。
浙江省捲菸公賣局舉行總理紀念周
由於紀念周的推廣，總理遺囑在全國的普及是非常廣的，比如中共情報人員就曾利用《總理遺囑》與《分省地圖》作為加碼表的密本，以服務於解放戰爭中的情報工作，確保秘密通訊的安全。還有語言學家趙元任在湖北做調查時，就讓人用方言讀總理遺囑。當時宣傳範圍十分廣泛，連教會學校學生和個別寺廟的和尚也都背誦總理遺囑。
澎湃新聞：那麼這種個人崇拜的宣傳是通過何種方式傳播、滲透進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
陳蘊茜：孫中山崇拜的宣傳是從時間、空間、儀式等多重維度展開的。
時間維度主要是指設立各種紀念日，孫中山成為歷史上擁有紀念日最多的人物，有逝世紀念日、蒙難紀念日（在倫敦和廣州的兩次蒙難）、雲南起義紀念日、非常大總統就職紀念日、誕辰紀念日……逝世紀念日後變為植樹節，這也是唯一保留至今的孫中山紀念日。民國時期，由於各種紀念日太多，於是就分為黨內紀念日和國定紀念日，像植樹節和誕辰紀念日就屬於國定紀念日，其他歸入革命紀念日。
課本中的總理紀念周
紀念日一般都會舉行紀念活動，比如誕辰紀念日有慶典，有些地方甚至吃壽麵。植樹節會舉行植樹典禮，然後植樹，學校還會放半天假，一些老人至今對植樹節的印象都很深。植樹節的影響還是挺大的，一些農民也被動員參與進來，有些地方就將所植林木命名為“中山紀念林”，比如鎮江、蘭州的中山紀念林規模較大，現在成為當地的風景名勝，浙江、福建、台灣等地也有。
鎮江中山紀念林碑
最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總理紀念周，因它出現頻次高，影響最為深遠。我採訪過一些老人，對紀念周都記憶深刻，且會背總理遺囑。著名歷史學家金沖及曾就背誦總理遺囑問題與我進行過交流，並立即以極快的語速流利地背誦了遺囑。
在日常儀式方面，孫中山符號也無所不在。機關、團體、學校日常開會、政治集會、運動會都要在會前舉行紀念孫中山的儀式，最過分的是追悼會和結婚也有相關儀式，可見這種推廣已經滲透到民俗領域了。
上：1935年南京首屆集體婚禮向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下：陝西臨潼一場新式婚禮。
最神聖的日常紀念儀式則是敬謁中山陵，比如文官考試之後要去中山陵謁陵，從外地來南京開會的官員、黨員、社會團體也都要去謁陵，甚至中學生參加暑期集訓，也要前往謁陵。
澎湃新聞：空間政治也是孫中山符號建構過程中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規模龐大的中山陵即是最為明顯的案例。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在全國各地看到中山公園的遺存等等。那麼，孫中山崇拜在空間政治方面有着怎樣的表徵？
陳蘊茜：是的，孫中山崇拜在空間上的最高代表就是南京的中山陵，我稱之為神聖空間，因它具有紀念空間的唯一性與神聖性特徵，人們對這一空間必須懷有宗教式的虔敬與崇拜。它是國民黨為永久紀念孫中山而建立的陵墓，是展示孫中山符號最充分、最直接的宏大建築群。國民黨傾力建造中山陵，目的在於將孫中山符號神聖化，並向世人展示國民黨作為孫中山政治遺產唯一合法繼承者的隆尊地位，以強化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宣傳，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同時強化對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
中國傳統帝王均採取在城外建立陵墓的辦法，而且陵墓規制宏大。如此行事，表面看似帝王為追求死後繼續享受生前的奢華生活，其實這是宣傳帝王權威的特殊政治手段。國民黨將孫中山墓命名為帝王專用的“陵”，與國民黨對孫中山至高無上的政治定位密切相關。
因此，“中山陵”實際上是國民黨沿用傳統帝王葬儀來體現孫中山無與倫比的政治地位。中山陵建築採用依山為陵的形式，墓室定位並最終建成於紫金山第二峰小茅山南坡海拔158米的山頂最高處，比獨龍崗明孝陵所處的位置高出90多米，也超出了南京所有帝陵的高度，突顯出孫中山超越古代帝王、無與倫比的神聖地位。
關於中山陵的規模，這裡有個故事：著名作家汪曾祺參觀林肯墓，林肯墓規模不大，與汪曾祺同行的一位法國作家“說他到過南京，看過中山陵，說林肯墓和中山陵不能相比。——中山陵有氣魄”。汪曾祺說：“他不知道林肯墓是‘墓’，中山陵是‘陵’呀。”同為政治領袖的墓地，孫中山的陵墓規模遠甚於美國總統的墓地，這是國民黨繼承中國傳統帝王陵墓建制、聖化孫中山政治領袖地位的重要體現。
在國民黨作為在野黨時，中山陵的建設工程已經開始，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財政拮据，而中山陵的總建築成本400多萬元，約占財政收入的1%。當時正值執政之初，國民黨投入如此巨資建造中山陵，可見對於營造孫中山紀念空間之重視。
中山陵本來花的是國家的錢，但國民黨卻在中山陵赫然鐫刻“中國國民黨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的紀念碑，這是以黨葬的名義花國家的錢。抗戰後，郭沫若謁陵時對此頗有感慨：“從‘黨權高於一切’的觀念來着想的話，或許正是應該。僅作為一個中國的公民的我，我感覺着中山先生是應該膺受國葬或人民葬才合適。假使碑文能改為‘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墓’，那不會更簡單而有力嗎？”
民國時期的中山陵
除了中山陵外，另一重要紀念空間就是中山紀念堂，融政治空間和紀念空間於一體，往往是政府辦公地或者集會場所，也是當地的標誌性建築。最著名的是廣州中山紀念堂，它是由中山陵的設計者呂彥直設計的，是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的傑作。民國時期全國有300多座中山紀念堂，現在很多地方開始恢復中山紀念堂，比如蘇州的中山堂在觀前街上，現在修復得很好，還附設了孫中山紀念展。
對於百姓日常生活影響大的還有中山公園，我統計了一下，民國時期有文獻可考的中山公園有309座，各地現存不少，中山公園已成為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同名公園。此外，民國時期有500多個城鎮有中山路，而且很多都是主幹道，大多保留至今。中山符號充斥社會各個角落，對人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澎湃新聞：國民黨對孫中山符號的塑造是否受到蘇聯個人崇拜的影響？
陳蘊茜：組織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孫中山就總結之前革命的經驗教訓，認為需要學習蘇聯，把權力集中起來。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當天蘇共中央政治局就作出決定：永久保存列寧的遺體，供人們瞻仰，並激勵全世界人民，而後蘇聯政府花費巨額經費，用於列寧水晶棺及陵墓的修建。列寧逝世在中國引起頗大的震動，當時孫中山正奉行聯俄政策，對列寧的祭悼格外隆重。國民黨以及社會各界舉行了各種追悼活動，並定於每年逝世日舉行紀念活動。這一切對於國民黨設計和宣傳孫中山崇拜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孫中山去世後蘇聯還送了一副銅棺材給他，所以遺體的處理方式和中山陵廣場的設計受到蘇聯的影響。但是目前我只看到孫中山紀念列寧的文章，沒有看到其他方面的資料，只能做這些間接的設想。
蔣介石率領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謁陵。
澎湃新聞：從稱謂變化上看，孫中山是如何從“總理”升格為“國父”的？
陳蘊茜：孫中山在世的時候也有青年人尊稱他為“國父”，逝世後各黨派都開始稱他為國父，但是法律上沒有規定。
由於總理是國民黨內部對孫中山領袖的定位，而到1936年民族危機加劇，林森等人感到應該讓孫中山成為全體國民的精神領袖，遂於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會上提議尊孫中山為“國父”。他說：“我們全國國民尊崇總理為國父，完全是出於良心的一致。”
1939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林森又領銜與石瑛等12人提議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1940年3月，中執會批准該提案，並發表《關於尊稱孫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之聲明》，並“函由國民政府通令全國一體遵行”。這就把“國父”之名在法律上確定下來。
澎湃新聞：這種孫中山崇拜推廣最終的效果如何？普通人對於孫中山符號的個體記憶如何轉化為一種全民的社會記憶？
陳蘊茜：孫中山崇拜推廣的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人們對孫中山的記憶是個體化的社會記憶，個體記憶與社會記憶相互建構、相互影響。這種通過時間、空間、儀式等多重維度上反覆強化的孫中山崇拜記憶，在我父親這一代人的身上就表現得特別明顯，尤其是身體記憶，三鞠躬的儀式深深地印在他們童年的記憶之中。其次，課本對記憶塑造也很重要，語文、歷史、公民、社會等課本裡面都有關於孫中山的內容。不論是我自己做的訪談，還是其他回憶資料，可以看出孫中山崇拜記憶影響深遠。
這裡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當時的小學生接受學校的宣傳教育，對孫中山也具有崇拜意識，並會用孫中山的教導反駁老師。山東郯城縣東八里巷完全小學（縣立第四小學）因師資缺乏，校長親自上“公民”和“三民主義”課程，因其信佛，向學生傳輸不殺生思想，勸學生不食豬血，但學生武作禮問道：“老師！你講豬血不能吃，怎麼孫中山先生說豬血有營養呢？”那位校長無言以對而離開教室，從此再沒有給他們上課。因為孫中山愛吃豬血粥，並在《建國方略》中說過：“豬血涵鐵質獨多，為補身之無上品……中國人食之，不特不為粗惡野蠻，且極合於科學衛生也。”由此可見，這個小學生對《建國方略》這部分內容記憶深刻，並能夠活學活用。
第二個例子是抗戰之後，為反對內戰，有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留學英國的土木工程師王寶基，在南京市新街口國父銅像前長跪不起，2000多位市民圍觀。王寶基事前在報上刊登公告說：“本人此次行動，原不求新聞之廣播，只想影響國人對國事的看法，此次毅然地跪在新街口廣場，意在發泄滿腔的憤恨與悲傷，和靜默地控訴摧殘和平，控訴戕害國家的罪人，同時祈禱與呼籲國共的停戰達成和平與民主。”這個事情說明王寶基知道國父銅像對於國民政府與民眾的重要意義，警察也並未強行制止其行為，而是勸說他。最後此舉贏得民眾的支持，許多人自發到中央大學為反內戰抗議的學生捐款。
當然孫中山符號也一直是精英們表達不同政見的重要象徵物。為反對蔣介石假行憲、真獨裁的做法，1948年3月28日，有一批國大代表到會場內絕食，就是不動聲色地坐在國旗和國父遺像前面。可見，社會精英深深地理解孫中山符號與三民主義思想的真正內核，對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實行假民主的做法深惡痛絕，並利用孫中山符號進行鬥爭。
這場運動之所以影響巨大，是因為國民黨的強制性推廣。國民黨嚴格監管民眾團體實施“恭讀總理遺囑”儀式，如果有人否定、挑戰這一儀式，則會受到懲處。如上海律師公會一直舉行“恭讀總理遺囑”儀式，但1932年3月，執監委員聯席會上，有委員提議廢除恭讀總理遺囑及向黨、國旗行鞠躬禮的儀式，代之以哀悼抗日陣亡將士。此後，公會就廢止了恭讀儀式。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二區22分部，立即指控某委員“主使一般反動分子通電宣言詆毀黨國”，將該委員開除黨籍，並行文中央黨部轉咨司法行政部吊銷其律師證書。經過律師公會的努力，沒有吊銷其律師資格，但1935年後，上海律師公會又恢復恭讀總理遺囑儀式。
這種強制性做法引起了知識精英的反對。胡適認為這是精神禁錮，他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就公開抵制總理紀念周，並批判國民黨“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胡適揭露國民黨推行孫中山崇拜的結果是，“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可以說一語中的。因此，國民黨指責胡適“違反黨義”、“詆毀黨義”，最後，胡適丟掉了中國公學校長之職。
畫家葉淺予則用漫畫的形式對崇拜運動表達不滿。1936年，他在南京《朝報》發表畫作《小陳留京外史》，其中一幅是小陳主持紀念周，解說詞稱：“小陳撈了個不大不小的局長官職，剛上任，第三天要做總理紀念周，局長是一局之長，紀念周上要背總理遺囑，小陳練了三天，睡覺做夢都背遺囑，坐在恭桶上也背遺囑。臨上場，‘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乾二淨，大出洋相。”
葉淺予漫畫《小陳留京外史》
因為這幅漫畫，葉淺予遭到攻擊，被指責“有意醜化總理遺囑，《朝報》老闆受到警告”，葉氏被迫中斷《小陳留京外史》的創作。還有人採取迂迴手段反對總理紀念周，比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就將總理紀念周中的政治報告改為做科學報告。所以，對於孫中山崇拜造成的記憶是多元而複雜的。
澎湃新聞：孫中山崇拜對於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認同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陳蘊茜：個人崇拜在特定的時代與社會語境中具有某種合理性，特別是作為民族與文化的象徵符號崇拜，對於促進文化融合、民族認同具有積極意義，它能起到國家用行政或法律手段所無法達成的社會動員及國家整合效能。孫中山畢生為振興中華奮鬥，是賦予國家生活以崇高意義的神聖人物。所以，他對於國人認同中華民國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其實他已經符號化為民族的精神領袖。
從現實看，孫中山符號最為社會各界普遍認同的其實也是其民族主義內核，而且國民黨在宣傳過程中也突出了民族主義，特別是1930年代日本侵華後，這種宣傳更為明顯。如九一八之後，日本侵華的民族危機嚴重，各類宣傳中出現反侵略口號。如安徽五河縣植樹宣傳口號中有：“誓復東北失地，湔雪國恥！”歙縣有“紀念總理要一致擁護中央抵禦日本！”在紀念活動中，黨、國和民族認同始終貫穿其中。
宣傳畫報上的孫中山符號
抗戰全面爆發後，孫中山符號的民族主義動員功能更為強大，人們將孫中山紀念空間視為表達抗日決心的象徵。比如人們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極為不滿，自覺到中山陵謁陵、哭陵，呼籲政府抗戰，即使南京淪陷後，國人依然在節日與孫中山紀念日舉行慶典時，朝向中山陵遙祭。顯然，孫中山符號成為鼓舞國人堅持抗戰的一面旗幟，也成為前方將士奮勇殺敵的戰鬥號角。
又如1938年8月9日，武漢舉行“保衛大武漢”歌詠火炬大遊行。冼星海指揮武昌3000多歌詠大軍齊唱《義勇軍進行曲》、《中華民族不會亡》、《大刀進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進入漢口，與漢口歌詠隊伍在漢口三民路的孫中山銅像前匯合，1萬多人莊嚴肅穆地站立像前，在軍樂伴奏下，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並在漢口鬧市區遊行。
雖然戰爭期間經費緊張，但各級政府及黨部依然努力推動中山公園、中山堂的建設。中山公園成為民族主義象徵空間，園內多建有正氣亭、烈士紀念碑等，也成為普通民眾表達其民族主義情緒的實踐空間。
1943年，江西清江縣民眾為表達對孫中山的敬仰與抗戰到底的決心，自發在中山公園內增建孫中山塑像及抗日烈士墓。民眾通過對比的表達方式，模仿杭州岳王廟前秦檜夫婦下跪像，專門在公園內烈士墓前修鑄漢奸汪精衛、陳璧君夫婦的跪像，男女老幼都採取各種手段污辱跪像，以表達對出賣民族利益者的憎恨。此外，四川樂至、南部縣、邛崍、江西贛州等地也出現孫中山塑像前的汪精衛跪像，民眾的空間實踐強化了中山公園的民族主義象徵意義。
中山紀念林也成了紀念民族英烈的最佳場所，蘭州中山林區在抗戰爆發後增建忠烈祠，供奉著名抗日將領張自忠、佟麟閣和甘肅籍陣亡將士4382人的靈牌，每年清明，駐蘭黨政機關及學校師生均前往祭弔。祠後空地，塑有漢奸汪精衛及陳璧君反剪雙手跪像。很顯然，人們都深深地明白孫中山符號的民族主義內涵。
1949年國民黨遷台後，繼續推廣孫中山崇拜運動。其實，在日據時期，台灣人對孫中山就很崇敬。被譽為“台灣的孫中山”的蔣渭水，曾經營文化書店，引進孫中山的著作及思想書刊，並將孫中山思想付諸反殖民運動。台灣民眾雖然沒有辦法建造孫中山紀念碑，卻以隱蔽的方式建造塑像來表達紀念之情。1928年，台南民眾在佳里鎮金唐殿自發塑立兩尊孫中山塑像，為躲避日本憲警的追查，特將塑像隱藏於正殿龍邊、虎邊之壁堵內。
與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相比，孫中山崇拜運動在台灣更為深入，台北有國父紀念館、國父史跡紀念館、中山堂、中山樓，台北故宮博物院最初也被命名為中山博物院，各地建有中山路，不少城鎮有中山公園，孫中山銅像更是遍布各地廣場和中小學校，因台灣地方狹小，孫中山符號的覆蓋率實際超過大陸。
澎湃新聞：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台灣繼續推廣孫中山崇拜不難理解，那麼海外的情況如何？
陳蘊茜：孫中山符號不僅在台灣而且在海外也得到普及，成為海外華人共同崇拜的對象。宣傳孫中山及三民主義一直是國民黨海外各支部的重要工作，且因孫中山早年在華僑中宣傳革命，具有廣泛影響，因此，國民黨的宣傳也得到廣大華僑的支持。
美國舊金山聖瑪利廣場上有一座孫中山銅像，就是國民黨建的，自民國時期到今天，每年孫中山逝世紀念日，美國國民黨舊金山支部均會聯合中華總會館等至聖瑪利廣場孫中山銅像前獻花，宋美齡訪美時曾經去拜謁過。現在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也在廣場舉行紀念孫中山的活動，我曾經去拜謁過這座雕像，並在當地會館做過訪談，當地華人經常到這個小廣場活動。
舊金山聖瑪利廣場上的孫中山銅像
舊金山還有一座國父紀念館，是由國民黨美國總支部一手籌劃建立的，其支部就設在國父紀念館樓上，我特地訪問過該支部陳伯豪書記長，了解到紀念館的建造過程。加利福尼亞州聖荷西市則建有中國文化公園，是在陳立夫等推動下建成的，門口建有“天下為公”牌坊，裡面則有中山堂，室內有孫中山銅像，公園內建有較大的孔子銅像。
國民黨硅谷分部每年3月12日和11月12日還在中國文化公園的中山堂舉行紀念孫中山儀式。此外，芝加哥建有中山紀念公園，國民黨美中支部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協助當地華僑聯合舉辦孫中山誕辰紀念。波士頓唐人街建有“天下為公”牌坊，當地國民黨分部舉辦的大規模活動有5項，其中2項就是孫中山逝世與誕辰紀念。在加拿大溫哥華還有總理紀念室和中山公園。
我還去拜訪過加拿大北部城市埃德蒙頓的中華會館，一步入大廳就能看到懸掛着的孫中山像。與會館華僑的言談之間，對孫中山充滿景仰之情，因為孫中山當年曾到過埃德蒙頓動員華僑支持革命，其實美國、加拿大、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孫中山紀念場所很多，當地華僑華人也都對他景仰有加。
從歷史上看，孫中山符號促進了中華民國的統一進程，成為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象徵，並最終成為中國的民族國家象徵。中華民國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面臨着日軍全面侵華的民族危機，迫切需要能夠調動各個階層共同抵禦外來侵略的政治象徵符號，孫中山符號則契合了國家、社會和國民共同的政治需求。總體而言，孫中山崇拜運動促進了國人對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有助於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
從當下看，台灣尊崇孫中山為“國父”、“偉大的革命導師”，大陸敬之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胡錦濤語），孫中山是凝聚海內外華人共同奮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一面旗幟，“孫中山”將會成為中華民族永遠的象徵符號而世代流傳。(文/錢冠宇、實習生張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