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黎轩与大秦

  汉语文献中的骊靬又作黎轩或犁鞬等，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比对和综合各种文献证据，可知其所指应是亚历山大帝国及其解体后的希腊化国家。

《史记·大宛列传》：“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

又“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

显然《史记·大宛列传》所提到的黎轩指的是与安息以及中亚诸国并立的国家之一。在《魏略》与《后汉书·西域传》中，黎轩写作犁鞬，与大秦所指为同一国。

  《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  大秦这一名称出自安息语Dasina，就是海西国的意思。海西国最早是安息人对亚历山大帝国的别称，类似于罗马人称地中海东岸国家为黎凡特（太阳升起的地方）。由此可以进一步推知《史记》中的黎轩应当是对亚历山大这一名称的语音节译。

   由于亚历山大去世造成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在中亚与北印度留下了众多在汉语文献中均被称为犁鞬和大秦的希腊化小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从塞琉西亚分离出去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曾经攻占北印度，又留下若干彼此独立的希腊-印度小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后被吐火罗人占领，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吐火罗人所统治的该希腊殖民地区称为大夏，而大夏的首都蓝市城显然就是犁鞬的别译。

  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的希腊化小国在佛经中也有记载，最明显的例子是《那先比丘经》，又名《那先经》，该经主要内容是记录印度佛教比丘那先与当时位于西北印度的希腊化国家的国王弥兰驼关于佛教问题的答疑，约略在东晋时期被翻译成汉文。

  《那先比丘经》：“那先问王：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

  亚历山大在《那比丘经》中被翻译为阿荔散，显然骊靬就是阿荔散中荔散的对音。在亚历山大帝国被古罗马取代以后，在汉语文献中大秦也一度用来指称罗马帝国，在东西罗马分裂以后，汉语文献则改用弗林或拂林等名指称东罗马帝国。

  实际上亚历山大帝国主要是后世史家所命名的，在当时一般就是一堆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城市里面有希腊移民执掌政务，用以管理附近的农庄和税收。

  类似的例子还有希腊化时期的塞琉古王国，王国内相继建了几十个名称为安条克的城市，都是以第一代国王塞琉古的父亲命名的，所以汉语文献一般称塞琉古王国为条支。

二．《汉书》中的骊靬县

汉武帝在霍去病驱逐匈奴之后，将河西走廊纳入西汉版图，并打通西域，在河西走廊设立四个郡，即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张掖郡。四郡中张掖郡共辖十个县，其中之一为骊轩，在今甘肃境内。

   《汉书·地理志下·张掖郡》：“骊靬，莽曰揭虏。”

东汉应劭《汉书集解音义》：“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

唐颜师古《汉书·张骞传注》：“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郡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

这个骊轩显然也属于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之后的希腊化小国之一，说明希腊化小国曾经从中亚一直发展到河西走廊至今甘肃一带。汉武帝驱逐匈奴之后，在河西走廊安置了部分希腊化的大秦国民，并设立骊靬县。 

中亚的大夏后被大月氏占领，大月氏曾经分成五个部落，后来统一后建立了贵霜帝国，贵霜帝国早期也是很希腊化的国家，直到公元四世纪晚期才被波斯萨珊王朝所灭。

在西晋灭亡以后的北方五胡十六国时期，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前凉王张祚称帝，并起兵西伐大秦，但大败而归，说明直至东晋时期，希腊化的大秦在祁连山一带仍然是很强的势力。 

  《晋书·张祚传》：“永和十年，（张祚）遣其将和昊率众伐丽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

上述引文中的南山，指的就是祁连山，由此基本可以肯定希腊人曾经越过祁连山山到达过河西走廊。

三．张冠李戴的骊靬

亚历山大帝国解体之后的希腊化国家，最具影响的主要有四个，分别是位于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位于西亚和中亚的塞琉古王国，位于希腊本土的安提哥那王国，以及位于小亚细亚的阿塔罗斯王国。塞琉古王朝后被安息帝国从中一分为二，即位于西亚的条支以及位于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 

  由于大秦在安息语中最初指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分裂后的众多希腊化国家，在罗马帝国逐渐将地中海沿岸的埃及、西亚和希腊本土的希腊化王朝纳入版图以后，大秦这一名称在汉语文献中也一度被用来指称罗马帝国，遂使得一些西方学者误以为中国汉代所置骊靬县是源于罗马帝国军队的东征。

  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是曾经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年—1969年），中文又名德和美，汉语字号为闵卿。

  他最早是在1941年《美国哲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一次古代军事接触》（An Ancient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Romans and Chines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42 (1941): 322-30.）一文中初步提出，后又在1957年所著《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一书（Homer Dubs，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London，1957.）中完整阐述了这样一个猜想：就是在公元前53年，即西汉甘露元年，古罗马帝国执政官之一的克拉苏曾率领七个罗马军团在卡莱战役中败给安息军队，但克拉苏长子并没有战死，而是率领其第一军团突破了安息军队的防线，流落到中亚。并根据《汉书·陈汤传》的内容进一步推测这支军队在公元公元前36年被西征匈奴郅支单于的陈汤军队所获。

 著名汉学家李约瑟也认同这一观点观点，并认为幸存下来的罗马军队最终被汉帝国安置在古丝绸之路的一块殖民地上，即汉代的张掖郡骊靬县，在那里他们得以与中国妇女通婚并度过余生，详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p.237；

 但此说至少受到两大挑战：一个是克拉苏的败亡军队并无流落中亚的证据；其二是中国考古学证据似乎证明，汉代张掖郡骊靬县的建置年代早于张汤伐匈奴的郅支城之战，所以骊靬县不可能是因为罗马战俘而设置，相关证据详见于若干中文论文如郗百施所作《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0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