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决定一生——专访宋彬彬

冯敬兰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 1966 届初中生）

[冯敬兰]：彬彬，你好。我受南方周末/电子杂志《记忆》（注）委托，对你进行这次采访。网上关于你的条目非常多，可见海内外对你的关注度一直不曾减弱，你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伟大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那个瞬间开始，就被当成了文革中一个重要符号，而且是公认的暴力符号。为了让广大读者和网友了解你是怎样的人，请你从1966年8月18日前后的经历开始谈，好吗？

【宋彬彬】：好的。“8•5事件”发生了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导致卞校长不幸遇难的惨痛后果后，学校的秩序更加混乱。刘进、我和一些高年级同学商量，说这样下去不行，没准还会出乱子，必须成立一个组织，就是8月8号成立的文革筹委会。我记忆里筹委会成立后干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全校学生参加8-18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开会通知是两天前接到的，那时毛主席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消息已经在北京大中学校传开了，大家都很振奋。筹委会组织各年级的一批积极分子，集中在学校大礼堂，找了些红横幅、红绸布撕成布条，准备发给大家。初二一个同学找到“红卫兵”三个毛体字，“卫”字是繁体。高二一个同学用三合板刻了模子，用墨汁在红布条上印，洇得很厉害，大部分作废了，到8月18日凌晨才印了四十多条。参与做红袖章的同学，并不全是“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因为要见到毛主席，人人都很兴奋。

[冯敬兰]：我是近年才听我们班一个同学说她也参与了做袖章，她是职员出身，不是红卫兵。我对“8-18”的全校性活动完全没印象，当时我在班里被批判孤立，没人告诉要去天安门。

【宋彬彬】：8月18日凌晨三点多集合，队伍走到天安门广场大概是五点多钟。记得刘进没戴红袖箍，我戴了一个没字的。七点多钟，广场上的喇叭广播了一些学校的名字和具体数字，让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刘进是全校领队，按理说应该由她组织带队，可是她不愿意出这个头，对我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的人多，你挑40人带过去吧。”

本来以为是去维持秩序当“标兵”呢，所以挑的都是个头儿比较高的，出身好当然是默契的条件。因为高中的学生都比较高嘛，最后高中生多初中生少。应该选四十个人，出发时一点名，多出来一个，最后一名没让去，当时她就哭了。

一上天安门城楼秩序就乱了，据说上城楼的中学生有1000多人。那时我们对时局并不清楚，能上天安门城楼人人都很兴奋，胆子大的学生就开始闯到城楼中间给中央领导戴红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看到没人给毛主席戴袖章，我身后一个男生（空军大院子弟、师范学院附中初中生）推了我一下，说：“你的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过，两家人很熟。我问谢富治，我可以去给主席献袖章吗？初二一个小同学也说她要去献红领巾，谢问她是谁，我说了她父亲的名字，他就让我俩过去了。那时，能见到毛主席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也感到很荣幸。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就是这么几句话，非常简单。平常我也听家人说过，毛主席爱开玩笑，也会拿名字开玩笑，我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

[冯敬兰]：网上流传的一个版本是，毛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并当即给你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这是网上的传说。我班有一个同学记得，回到学校后很多人过来跟我握手，因为我的手和伟大领袖握过了，有人问：“彬彬，你以后是不是改名叫要武啊？”我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

记得我说这个话的同学，字写得很好，为了8-18她特地做了个葵花向阳的纸板，准备那天举着去天安门。因为出身不好，班里却没让她去，她受了伤害，所以许多细节记得特别牢。

现在回想，当时所以说我不配，是因为我们学生代表会的几人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我心里感到有些迷茫和惭愧。

当天下午，《光明日报》的一位男记者来采访我，他问毛接见我的情况，我讲了之后，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两句有什么好写的呢？就没写。晚上和几个同学说起这件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什么好写的呢？可是没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我看到那篇文章很吃惊很憋气，跟同学说：“宋要武这个名字我根本就不会用，现在连宋彬彬这个名字也不能用了。”毛主席和我的简单对话，我们班同学没人认为那是毛要我改名，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同学喊过我“宋要武”。

[冯敬兰]：《光明日报》那篇署名文章，8月21日由《人民日报》转载，再配上那幅照片，你是一夜成名啊。那篇文章确实不是你写的吗？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真是有口难辩。熟悉我的同学们都清楚不但当年我写不出那样的文章，即使现在我也写不出来。我喜欢理工科，一直从事的也是科研工作，写文章不是我的特长，那种措辞激烈、政治性很强的文字，我更写不来。

[冯敬兰]：我仔细读过那篇文章，觉得它的导向性非常明确，重点在阐释“要武”的含义，读起来像是宣言和号召。如果依据这篇文章把“宋要武”看作是武斗和暴力的符号，是不足为怪的。

【宋彬彬】：我能够理解。“要武”使红卫兵的暴力合法化了，8-18以后在北京市迅速扩散开的“破四旧”成为大规模的暴力活动，许多无辜百姓失去了生命，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我也听说过不少。这个符号给予我的只是冤枉和委屈，而对于千百万同胞来说，却是生命的消逝，身心的损害和家庭的破碎，是永远不能忘的心灵伤痛。比起这些，比起这些，我的冤枉和委屈就算不得什么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仍旧要对那些无辜死者表示沉痛的悼念。

[冯敬兰]：天安门上一次偶然的际遇，改变了你的一生。那以后你还干过什么？

【宋彬彬】：8月19日我和刘进宣布退出了“文革筹委会”，以后基本上就退出了学校的运动。

[冯敬兰]：你和刘进都是文革筹委会的发起人，为什么才成立11天你们就宣布退出？

【宋彬彬】：8-18当天回到学校，我班同学梁二同找到我和刘进，她说：“为什么你要给主席献袖章？你是保工作组犯了错误的人，你给主席献袖章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二同当时很激动，一边说一边哭起来。刘进和我认为她说得很对，我们是工作组依靠的学生骨干，还担任了学生代表会正、副主席，而梁二同是反工作组的领军人物，受到无情打击和批判，她们一直没有屈服认错。工作组7月30日刚撤走，31日她们就张贴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宣言。当时学校里同学们都认为，梁二同她们才是真正的左派。所以，8月19日刘进写了退出文革筹委会的声明，我也签了名。刘进还把梁二同的袖章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想请他转交毛主席，换回我的那条。后来换没换我们就不知道了。

[冯敬兰]：为什么要把你的那条换回来？

【宋彬彬】：因为我们保工作组犯了错误，梁二同她们才是左派。

后来我们这帮人（保工作组的）就成了逍遥派，我们小组叫“中流击水”，有同学管我们叫“中午击水”，因为每天中午我们都到八一湖去游泳。当时名字的问题给我很大烦恼，我说，我既不能叫宋要武，也不能叫宋彬彬了，我们小组的同学说这么办吧，咱们帮你起个新名字。一个同学拿来一本字典，随便翻了一页，看到岩石的岩字，我就在那个时候决定改名叫宋岩，此后就一直用这个名字。

[冯敬兰]：你参与的事情还有哪些？

【宋彬彬】：再有一件，就是到武汉去做了支持湖北省委的“保皇派”。1966年8月末9月初，王任重找到我和刘进，我俩的父亲曾经与王一起工作过，他和我们比较熟。他邀请我们去武汉，因为那里造反派炮轰省委闹得很厉害，省委不知该怎么办。刘进说，毛主席让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湖北的事应该由湖北人自己管，当场表示不想去。我有些抹不开，就和我校高一几个同学去了武汉。王任重还找了海淀的学校里比较有影响的学生，动员大家到湖北去保省委。到武汉后我们先去武钢等厂矿和大学了解情况，几天后几个人在一起，边说边议写了个草稿，平铺直叙，像白开水，拿去给省委的同志看。没想到他们给改成了《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不仅措辞激烈，还带着文革中盛行的骂人粗话，署名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后4人是我校高一2班学生），落款时间是 1966年9月6日，夹在当天的《长江日报》里。看到传单，我们几个都很生气，让我更不能容忍的是“宋要武”这三个字。我立即去省委找他们，一位老同志和我谈话时，声泪俱下。他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我当时非常同情他们，确实不认为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不相信他们是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你们，但你们也要事实求是，不是我们写的不能强加给我们，我也不叫“宋要武”这个名字。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交给省委印发。我连夜写好声明，澄清我们的观点（认为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湖北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还更正了署名。可是第二天我被告知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的声明交给了他们，请他们给予发表。

回到家里才知道我父亲根本没生病，我母亲知道事情原委后，说他们是在危难关头，不得不出此下策。他们被斗、被打、已经不知所措了，只是想利用一下你而已，而你又那么较真儿，还要发表声明，人家是拿你没办法才想的招。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件事，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公开说过。

[冯敬兰]：“宋要武”这个符号，对北京的“红色恐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湖北又被地方官员用来压制“造反”，依靠“宋要武”三个字的威慑力量，阻止事态恶化，保自己过关。

【宋彬彬】：从66年9月开始“大串联”，天南海北的小报和传单，到处流传着“宋要武”打人、杀人的消息，我还见过“宋要武”手抡沾满鲜血的皮带的漫画，“宋要武”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1969年初春，我到内蒙牧区投奔先期插队的同学。人还没到，谣言先到了，说“宋要武”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老乡都很害怕，不敢收留我。要不是北京知青们把自己口粮、衣物匀给我，并鼓励我坚持下来，我真不知以后的路怎样走。

40多年来我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一是我不愿意再度成为公众人物；二是《光明日报》记者以“宋要武”的名义发表文章，伤害了我一生的名誉，对媒体我不得不心存警惕。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另一个牵强附会的改名事件差点儿又加在我头上。当时我和妹妹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光明日报》记者到学校采访同时读研的多对兄弟姐妹。只有我不接受采访，校领导说：“记者已经写好了稿子，说你为了献身祖国的地质事业，把名字都改成了宋岩。”我说我改名时，根本没有想到以后会学地质。我最终没有接受采访。

我到美国读书后也遇到了许多困扰。刚下飞机，一些华人媒体就放出了关于我的谣言。我就读的波士顿学院，有人还向中国大使馆告我，说我上学拿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那时为了挣学费，我除了在学校做助教，还在犹太人家中做了四年多的帮佣。中国大使馆去波士顿学院调查，学校作证，说我做助教是校方出的奖学金。当年大使馆还把这个诬告上报中央，中组部派人去女附中调查我。学校证明宋彬彬在学校没有过打人和暴力行为。

我去MIT（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后，当地的华人报刊也时有刊登关于我的谣言，我和周围中国学者的关系都很好。他们不仅理解我，有人还要写文章替我澄清，都被我谢绝了。我不想再搅得沸沸扬扬，成为舆论焦点，只想安静地工作生活。

[冯敬兰]：关于你在文革中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的事在网上流传已久，还成为某些知名学者专家写文章引用的典型事例。去年，我在网上看到，北京十一学校的一位老师已经写文章出来澄清了（方影竹：《文革纪实兼发一则比赛杀人的辨正》）。

【宋彬彬】：我也看到了，我希望那位老师知道，我非常感谢他澄清事实。

[冯敬兰]：互联网上流传的你的“重大罪行”，除了组织杀人比赛，还有一桩，就是女附中“8•5事件”中校长遇暴力致死，是你领导的红卫兵干的。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

【宋彬彬】： 关于我“领导红卫兵打死卞校长”的故事，最早出自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的一篇文章《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把我的名字和“第一个打死老师的学校”以及“红卫兵”联系在一起，暗示了我对此事件应负的罪责。文章的作者是高一三班同学王友琴。她的文章对舆论影响很大。我想在这里郑重申明，我没有参与或支持过任何校内或校外的暴力行为。

[冯敬兰]：四十多年来你从来没有公开为自己澄清过吗？

【宋彬彬】：有过两次澄清的机会。2002年，美国朋友给我一本性学研讨文集，其中有一篇是一位美国女学者研究卞校长之死的文章，依据就是王友琴同学的《卞仲耘之死》（为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其中篇目）。为此书作序的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性学家，在序言中以这篇文章为例来阐述其观点。我的美国朋友们认为那篇文章影响广泛、性质恶劣。社会上的谣言可以不理睬，而一旦写进学术著作中，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当时许多人力主我按照法律程序控告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犯有失职、诬告及名义诽谤罪，还有人帮我联系好了律师。经朋友沟通，几位相关者了解真相后，在《亚洲研究通讯》2003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上向我公开表示道歉，并承诺在第二版中去掉一切不实之词。

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导演卡玛曾动员我接受她的采访，一开始被我谢绝了。但是发生了上述这件事后，大家都劝我不要再沉默，他们认为，在一个严肃的场合说明事实真相，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这样，我才在卡玛的电影杀青之际接受了她的采访。有人不理解我在影片中为何不露面？因为我不想再在美国成为公众人物，不想干扰和影响家人的生活。

[冯敬兰]：关于“8•5事件”中你的表现，一直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有两个校友为你写了完全不同的“证言”，一个是高二四班陶洛诵，她说8•5批斗校领导时，她站在台下看，你站在她身后，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另一个是高三一班刘沂伦，她记述了游斗队伍走过来时，她看见你拽住一个动手打老师的初中学生，告诉她不要打人。刘还说你和一个朱姓同学去邮电医院叫大夫，人家不来，你们还和医生争执起来。（见《记忆》47 期）这是完全不同的“证言”。

【宋彬彬】：说实话，无论是站在陶洛诵旁边看批斗校领导，还是和朱同学去医院请大夫，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我认为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高一同学自发斗争“黑帮”的理由是：“工作组在的时候就不让斗黑帮，现在工作组走了，我们就是要斗他们。”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们不可能反对，“煞煞威风”说法也符合当时盛行的思维。但是，我对动手打人很反感，上前劝阻，也是事实。

[冯敬兰]：我想到一个词叫冷漠。不光是革命的激烈情绪让我们对“黑帮”、对同类失去了同情心和怜恤心，对生命的漠视也麻木了我们的心灵。我是大约四五点钟围着教学楼看大字报，转到小操场的，看见躺在平板车上的卞校长已经大便失禁，顺着木板流到地上。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很害怕，赶紧离开了。我听不少同学说那天下午在小操场看到了这一幕，东楼面对小操场那一面，也会有学生、老师看到这一幕。受伤昏迷的校长这样暴晒一定会死掉，但是大家由于害怕，赶紧躲开，事不关己，转过脸去。我那天回家都没有对家人提。第二年春天学校批对联、批资反路线、打派仗，从来没见过大字报写校长之死。我们学校的学生全体失语了。直到中年以后，校长之死才浮出我的记忆，1996 年我写了散文《心灵的疮疤》。在那篇文章里，我以一个文革受害者的“优越感”站在道德高地上，犀利地谴责和追问“8•5 事件”的施暴者。今天，当我站在老年门槛上才知道，也要追问自己：如果躺在车上的是我母亲，我能扭头走掉，从此不提吗？我虽被别人欺负，但是看到奄奄一息的校长我有恻隐之心吗？

应该说，对生命的漠视是国人普遍的人格缺陷，几十年来毫无改变。

【宋彬彬】：你说得很对。游斗活动中我们去现场劝阻过两次，离开后再也没有去关注她们，反正游斗也不是我们发起的，我们管不了，最后如何收场也没过问。可以说这就是冷漠。

那天给老师们带来的巨大伤害，也成为我心中的疮疤。四十多年来，只要想起卞校长和被折磨得惨不忍睹的几位老师们，我就非常沉痛、非常愧疚，觉得对不起他们的培养。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垚先生，向他当面表达我对卞校长的哀悼和未能尽力阻止暴力、未能及时抢救、致使卞校长罹难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言慎行，以免引起新的风波。2006 年清明节，刘进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王先生时，我很想去，又不敢去。我不想因我的敏感身份，再给老人带去哀伤和刺激。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8•5 事件”中不幸去世的卞仲耘校长表示我最深切的歉意和怀念，向她的家人和所有“8•5事件”中受害的校领导及其家人表示我深深的歉意。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殴打折磨致死，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的耻辱，是女附中历史上永远的污点。

[冯敬兰]：最后，我想请你谈谈2007年实验中学的校庆。因为学校评选的90名荣誉校友有你一个，学校编辑的“90年辉煌——实验中学图志”使用的 286 幅图片中，在第三章“文革——十年浩劫的苦难岁月、不堪回首的历史错位”出现了你和卞校长的照片，被海内外一些学者和媒体抨击为“为文革翻案”，炒成重大政治事件。当年上网搜索，对你的声讨和要求忏悔认罪的条目上百万。你

为什么要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当那个荣誉校友？

【宋彬彬】：想通过学校为自己正名，就是这个简单的动机。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各种传言的包围中。无法解释，无法解脱，无可奈何。我想说清真相，但感觉说什么都会被误传甚至误解，招致新一轮的谩骂和攻击。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我选择了沉默。但我的沉默也让人不满，有的人认为我应该说清楚事实真相对历史负责，另一些人则认为我是罪孽深重所以不敢说话。

2003年，我从美国的工作岗位退休回国。我以为去国离乡二十多年，那些谣言和声讨会渐渐消散。没想到，网上关于我在文革中的“罪行”和批判声讨的文字仍然有数万条之多，因此，母校九十年校庆让我产生了讨还清白的希望。

[冯敬兰]：听说你被提名之初，也曾拒绝过，为什么没有坚持呢？

【宋彬彬】：当时，学校通知我参加“知名校友（后定名为荣誉校友）”的评选，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我实在是出名出怕了。后来，在同学、朋友的劝说下，我接受了他们的说法：这是为我洗清不白之冤的最后机会。80 年代我在美国遭到诬陷，正是母校证明了我的清白。我也知道，我被污名化的时间太长了，要想洗刷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通过这样一个活动也未必能让自己解脱精神的枷锁。所以我比较犹豫，不知该不该接受这个提名，也担心给母校带来负面影响，曾要求退出。可是大家告诉我，已经进入程序的事并在网上开展票选了，如果退出等于承认了那些谣言，也会给学校和推荐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就这样，我其实是在犹豫不决、进退维谷的状况下参加了“荣誉校友”的评选。后来发生的事读者和网友至今也可在网上查到，我就不多说了。

[冯敬兰]：在你的问题没有得到实事求是的澄清之前，学校这样做等于引火烧身。

【宋彬彬】：在此我也向母校因我受累表示深深的歉意。我知道，女附中的校庆事件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的伤痛。我不应该仅仅为了还一己清白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掀开无数受害人的伤疤。我理解他们，对此悔恨不已。

[冯敬兰]：在资讯高度发达的这个时代，有一个文革中有着特殊经历、四十多年来又被妖魔化的人，不诉诸媒体却想通过“组织”为自己正名，这个人就是宋彬彬。通过《记忆》这个平台，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的一个偶然际遇，使我几1十年生活在精神枷锁里。尽管我心里有委屈和无奈，但我不怪罪任何人，我只是想把事情讲清楚。我理解读者和网友对我的愤怒，因为文革这场万劫不复的浩劫伤害了全中国的老百姓。文革的本质是对人权的践踏，对生命的漠视。但愿我特殊的经历，能让年轻一代了解文革、理解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苦难。谢谢《记忆》给我这个说话的机会。

注：应南方周末之约做的访谈，因不可抗力原因未能公开发表，感谢网刊《记忆》不弃。

2011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