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偷聽敵台
　　到了一九七五年，由於父母辛苦的勞作和省吃儉用，漸漸地家裡稍微寬鬆了一點，買了一輛“飛鴿”牌自行車，還買了一台“春蕾”牌收音機，用來偷聽莫斯科電台的華語廣播。由於“收聽敵台”在當時是能夠嚇死人的彌天大罪，因此我的父親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才躲在被窩裡抱着收音機搜索。聽完之後還要趕緊把收音機調到別的頻段，以防萬一被人發覺。當時的統治者雖然用盡一切辦法把老百姓與世界孤立開來，但還是百密一疏，給老百姓留下了這個了解世界的小小縫隙。現在，朝鮮的金氏父子顯然吸取了經驗教訓，把所有的收音機都弄成只能接收一個頻段。
　　有一次莫斯科電台播放了常香玉的豫劇《花木蘭》，播音員說：“親愛的中國同志們，我們知道，你們被剝奪了享受藝術的權利……”當時還有一個“火花”廣播電台，每次廣播都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開頭，並對“導師”和“四人幫”進行討伐。父親猜測這是一個有軍隊背景的秘密電台，因為每次廣播時間都很短，幾分鐘念完一篇文章馬上靜默，播出時間也不確定。
　　當時我國正在“批林批孔”，於是國內的廣播內容全部都是“批林批孔”的：“文藝欄目”廣播文藝戰線批林批孔，“農村節目”廣播貧下中農批林批孔，“軍事節目”廣播解放軍指戰員批林批孔，甚至連“少兒節目”也居然是“紅小兵批林批孔”，正可謂“無所不至，無孔不入”。一位“紅小兵”在廣播中煞有介事地念叨：“聽到林彪宣揚克己復禮，我們紅小兵的肺都氣炸了！”我的父親後來嘲諷說：那還穿着開襠褲的紅小兵們，明白什麼叫“克己復禮”嗎？
[國際消息]英國人民對《毛主席語錄》十分喜愛，有一次，牛津到了四千冊《毛主席語錄》立即搶購一空。一位退休的大學教授感慨地說：“我教了40年的哲學，現在才知道，自己受騙了，而且又騙別人。現在我要學習毛主席的紅本本，改過來。"
　　[國際消息]在一次抗擊美國空中強盜轟炸中，一位青年老撾解放軍戰士不幸被美國飛賊的槍彈擊中了。當生命垂危之際，他意識到自己已經不行了，便用盡全力，從懷中掏出他那本已經被鮮血染得通紅的《毛澤東選集》，遞給身旁的一位戰友，他一字一句懇切地囑咐戰友說：“一定要好好地讀。”說完，便英勇地犧牲了
　　當時的各種報紙，也是“滿紙荒唐言”，成天除了什麼“儒家”“法家”以外，就是諸如“拉美一位農民說：毛澤東思想鼓舞着我們進行鬥爭”、“非洲一位工人在得到記者贈予的毛主席像章後，激動得熱淚盈眶，由於當時沒有穿上衣，這位工人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自己的肉里。記者問他疼不疼，這位工人流着眼淚說：只想到毛主席的溫暖”這一類的“新聞”。天天如此，不是“非洲的一位工人”，就是“拉美的一位農民”。莫斯科電台對此嘲諷道：“這種只敢說‘拉美一位農民’之類的新聞，無名無姓，地址只能精確到一個大洲，讓人們連最起碼的核實都不可能做到，這樣的新聞根本就沒有任何價值。”
　　　　　　　　　　　　　　　　　　　　七、強弩之末
　　林彪事件對毛澤東本人的打擊是很大的，從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這短短一年時間裡，毛澤東就兩度中風。本來文革初期毛澤東還能暢遊長江，給人一種至少可以再活好幾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後，毛澤東就成為一個整日流着涎水、只能依靠別人攙扶着走路的耋耄老人了。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七十年代，特別是“林彪事件”以後，已不象我們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到處充斥混亂局面。文革最亂的時間，是從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開這些年，因此民間也有“三年文革”一說。進入七十年代以後，“文革”主要表現在上層人物的權力鬥爭，廣大老百姓已經鬧夠了、亂夠了，因此再也不怎麼積極參與，而是忙於解決更為窘迫和直觀的生活問題。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搞起來的時候，儘管上面的人搖唇鼓舌、不亦樂乎，但剃頭擔子一頭熱，工人階級已經實在沒有興趣再折騰了。
　　當時單位也安排政治學習，但都安排在上班時間。大家嘻嘻哈哈地湊在一堆，互相之間開着玩笑，誰也沒真正學習一下文件精神。有時，領導也覺得太不成體統了，就乾咳兩聲，說：“安靜啦，安靜啦，來，念段報紙。”於是乎就念一段報紙，隨後領導就宣布：“好啦，散會！下去深刻體會！”於是“政治學習”就算結束了。當時單位也有個 “工人理論小組”，經常在《鐵路工程報》或者《工人日報》之類的報紙上發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鬥爭”的文章。其實，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們的捉刀代筆之作；忙於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階級，是沒有什麼人對此感興趣的。
　　文革期間，鐵Z局機械廠的每個車間都有一個“紅寶台”，毛澤東的標準像懸掛在牆上，下面是漆成紅色的木桌，桌上擺着幾本毛澤東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請示”，下午下班要“晚匯報”。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離縣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遠而天天遲到。於是，他每天都在毛澤東像下低頭認罪，口中還念念有詞：“毛主席，我今天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遲到了，於是又低頭認罪：“毛主席，我今天又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還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紅寶台”還在，只是已經沒有人再去“匯報”和“請示”了。
　　那時還常常召開“憶苦思甜”大會，請貧下中農上台控訴血淚史，要大家牢記階級恨、不忘血淚仇。可是鐵Z局機械廠工人大多數是東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農，家底比較殷實，貧農和當過地主長工的人並不是很多。政工人員費了好大週摺，才找來了一個五十多歲、解放前當過長工的老工人周××來憶苦思甜。會前，政工人員事先已經為他編好了台詞，還規定只許回憶解放前的苦、不許回憶“三年自然災害”的苦等等。但這位老周同志太實在是老實了，性子又特別倔強，偏要實話實說。因此，當組織者問：“地主給你吃啥？”他照實回答說：“苞米麵大茬子，有時吃粘豆包。”下面頓時有些竊竊私語，因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麵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過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啟發他：“地主是不是總不讓你吃飽？”老周回答：“哪裡的話！從來都是管飽吃，不吃飽咋幹活呀。”主持人一看，連忙又問：“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說：“地主也吃苞米麵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覺得味兒不對了，又問：“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兒子吃啥？”問到這裡老周來了精神：“他們吃得不行，總是吃苞米粥加點鹹菜，吃不上粘豆包。”這時下面已經是一片喧譁了，主持人也覺得口裡發乾，於是問了最後一個問題：“那…….你過年吃啥？”老周回答道：“過年能吃豬肉燉粉條，還有粘豆包。”接着，老周不等政工人員開口，又主動發揮說，東家不但一直對他好，而且還給他做媒娶了個媳婦。聽到這裡，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合不攏嘴了。政工人員一看，連忙訓他：“行了，行了！沒問你這個！”老周一臉疑惑，說：“不是你讓我來說的嗎？”此時，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肚子疼，主持人只好請老周回到座位上，尷尬地總結說：“雖然……地主給老周吃粘豆包，還給他找媳婦，但是……這也是地主階級的陰謀詭計，是為了麻痹老周以便更好地剝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千萬不要忘了階級鬥爭……現在，大會結束！”從此老周有了個綽號叫“粘豆包”，名揚全局。
　　除了老周以外，鐵Z局還有一位叫王寶成的炊事員，解放前給地主餵過豬，解放後則給公家餵豬。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寶成看到那些剛出生的小豬娃在豬圈裡凍得瑟瑟發抖，於是生了憐憫之心，把那些豬娃抱進自己的被窩裡。這事被《鐵路工程報》的記者知道了，趕緊來採訪他。問了一些細節以後，記者還要引導他的階級情感，就問：“那以前你給地主餵豬時會不會這樣做？”王寶成說：“那當然了，地主的豬娃也怕冷。”那個記者一聽，也就不報導他了。
　　統治者的政治衰敗還表現在工人之間相互稱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們總是互相稱呼“同志”，表現出一種為了某項遠大理想共同奮鬥的願望。到了七十年代，人們間私下的稱呼不知不覺地演變成了毫無任何政治意味的“師傅”。鐵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個人，互相之間私下以“同志”相稱了。假如有誰私下稱呼別人“同志”，那麼被稱呼為“同志”的那個人不是覺得這人有毛病，就是覺得這個人準備找自己的碴。因為，那時侯假如要對誰進行批評或者組織處理時，領導總是鄭重其事地把這個人稱呼為“同志”，說“×××同志的行為是錯誤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文革後期，“四人幫”大搞形式主義，號召各級幹部“白天一把鎖，晚上一盞燈”。所謂“白天一把鎖”，就是指幹部白天下基層、蹲點；所謂“晚上一盞燈”，就是幹部晚上回到辦公室，加班加點地辦公。這種貌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實際上根本就不把人當成人來看待，能做到這樣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會被真正執行。當時我父親見到的幹部們，白天辦公室確實是“一把鎖”，但都在家裡呼呼睡覺；晚上也確實是“一盞燈”，但都是幾個人湊在一堆打撲克。一九七六年我父親他們出去匯演，到了附近的榆社縣革委會、還有好幾個公社，每到晚上，無一例外地看到辦公室里燈火通明，幹部們都無一例外地在裡面打撲克，還聲稱在學習“五十四號文件”。當時也不興賭錢，輸了的要麼鑽桌子，要麼臉上貼紙條，要麼頭頂洗臉盆。他們還在一些平原地區看到一些土堆起來的“人造梯田”，是“農業學大寨”時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勞民傷財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這也算中國這個國家的一個特色。可以說，來勢洶洶、席捲一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時，的的確確成了強弩之末了。
　　　　　　　　　　　　　　　　　　　　八、“七五·八”洪災
　　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天災人禍，接連不斷。一九七五年八月發生的“七五·八”水庫垮壩事件，可以說是一次慘絕人寰的大災難。從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開始，形成於太平洋上的第三號颱風移至河南西南部淮河上游一帶。颱風帶來了超強降雨，從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的短短三天時間裡，降雨量竟然達一千六百毫米，超過了該地區年均降雨量的兩倍。
　　這次暴雨發生之前的幾個月，恰逢當地持續乾旱，因此當八月四日下雨時，各大小水庫都開始蓄水。由於雨量太大，水庫又只蓄水不放水，導致水位轉眼就超過了警戒線。當水庫的人們驚慌失措地去開啟泄洪閘時，卻發現鐵閘早已鏽死，無法泄洪。結果，到了八月八日凌晨，當下游的人們還處於睡夢之中時，板橋水庫等幾十座大中型水庫相繼發生漫頂、潰堤。霎時間，滔天洪水如萬馬奔騰般傾瀉而下，幾十米高的水牆將沿途的村莊、房屋、人畜一掃而光，漯河、西平、遂平、臨泉、新蔡、汝南、平興等七個市縣被水淹達數米深，共有二十九個縣市受災，涉及一千二百萬人，造成了慘重的人員和經濟損失。垮壩後，在炸開下游蓄洪區堤壩分洪時，也因時間倉促沒有通知蓄洪區內的群眾轉移，再次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
　　然而，當時全國在一片“鶯歌燕舞”的形勢下，對這次特大洪災的詳細情況卻沒有給予公開報導。查找當年的報紙，也只能發現幾段關於《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慰問河南省軍民》和《河南省軍民奮力抵抗洪水災害》之類的報導，給人的感覺是似乎那裡有水災，但沒什麼大不了的。至於死亡人數，現場慘狀，則一律絕口不提。這就是那個年代的慣例：報喜不報憂，掩蓋真相；可以對別的國家發生的災難或幸災樂禍，或慷慨解囊，獨獨見不到自己國度里的災難。
　　我的大姑父作為《解放軍報》的工作人員，乘坐河南省軍區派遣的直升飛機飛到了災區上空。當時洪水已漸漸退去，飛機飛行的幾個小時之內的範圍之內，大地上所見滿目瘡痍，村莊蕩然無存；水面上漂浮着人畜的屍體，以及箱子、木板等家什；在一窪一窪如同湖泊大的水邊上，則密密麻麻地擠滿了白花花的、淹歿者的屍體，浸泡在水裡；那些露出水面的大樹上，全都爬滿了綠頭蒼蠅，黑壓壓的，把樹枝都壓彎了。
　　如今，“七五·八”事件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死於滔天的洪水，至今卻還是一個迷。民間對死亡人數的爭論從未停息，從一萬人、十萬人到三十萬人的說法都有，彼此誰也說服不了誰。因為，從來沒有什麼官方機構，去認真地調查一下當時究竟死了多少人。
　　　　　　　　　　　　　　　　　　　　九、公物還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伴隨着對政權的厭惡和失望，鐵Z局的工人階級已經不再那麼大公無私了。那時，車間裡偶爾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着給自己添置家當。好在車間裡木料、鋼鐵這些東西應有盡有，於是大家每天打柜子的打柜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發的做沙發。連那些做沙發用的彈簧，都是心靈手巧的工人們自製的。
　　當時我到小朋友們家去玩，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大堆的齒輪、儀表等東西。當時也沒多想，現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把“屬於自己”的國家財產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賣破爛掙點錢。後來才知道，這種現象在當時居然還有個專門的名詞叫“公物還家”。鐵Z局內普遍的枕木、鐵軌、各類工具就不必說了，幾乎家家都有；有幾家東西特別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幾百個上海產的“電磁繼電器”，只是為了把它拆開拿出銅絲去賣；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鏟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鏽鋼板做的，我們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動；還有一家，則用無縫鋼管當柱子蓋棚子。這些偷來的東西就在領導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沒人管，因為領導們自己也並不乾淨。
　　盜竊公共財物的風氣，逐漸地成為了一種人們看來非常正常的事情，在文革結束以後也沒有被剎住。領導蠶食鯨吞，工人小偷小摸。無論是多大的家業，也經不起這樣的蛀蝕。無數國有企業，就這樣被慢慢地被偷盜一空，千瘡百孔。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企業需要自己找市場，講效益利潤。於是乎這些空殼企業的問題終於大面積地暴露出來，形成了洶湧澎湃的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和工人下崗失業大潮。統治者前面搞即興試驗，成功了算人家的功勞，失敗了算人家交了學費，釀成的苦酒卻要老百姓來吞下。
　　假如不考慮一貧如洗、物資匱乏、吃不飽飯這幾條，那麼當時工人們上班倒也還是很悠閒自在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四歲剛記事的時候，常隨父親一起去單位上班。通常在點個名以後，就看到工人們三三兩兩地躲在樹陰下乘涼，把報紙撕成細條，卷進散煙葉抽。要麼海闊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麼用石頭子在地上畫個格子，下“十八子圍老虎”棋。還沒到下班，工人們就三三兩兩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裝着從單位偷回家的各種物品。
　　　　　　　　　　　　　　　　　　十、為希望活着
　　儘管我們的家庭一貧如洗，甚至連個安身之所都沒有，但看着兩個孩子茁壯成長，我的父親母親卻充滿了希望。那時糧食不夠吃，我的父親母親都省下自己的口糧保證兩個孩子的發育。飢餓是如此難以忍受，以至於我的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離家近，越是感到飢餓，經常要扶着牆才能勉強走回家。由於父母的悉心照料和為下代的無私奉獻，我和姐姐除了少數特別困難的情況外，都是又胖又壯。對，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長，一切痛苦和磨難自己都可以忍受。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思想的真實寫照。
　　剛到太谷時，單位也蓋了集體宿舍，但是必須要夫妻兩個都是城市戶口的才分房子。我母親是農村戶口，就只好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時對農民的戶口歧視簡直是令人髮指，不但沒有口糧供應，找不到工作，甚至連房子都分不上。本來家裡生活就困難，還要額外負擔房租。我們家最早租住的房子在太谷縣手工業管理局對面小巷裡。手工業管理局大院裡住着一對大學畢業的夫婦，男的叫劉雲龍，當時任手工業管理局副局長；女的叫王梅玉，當時任太谷縣婦聯主任。我們住的老式房子裡沒有自來水，於是我母親天天要到手工業管理局門前的公共自來水房去挑水。時間長了，經常與王梅玉打照面。按照太谷當地的風俗，女人一般是不干挑水這樣的重活的。當時我的母親年輕漂亮，但衣着破舊，王梅玉與我母親打照面次數多了，便產生了好奇心。於是她向周圍人打聽，了解到我的母親沒有工作，家裡十分困難。
　　王梅玉夫婦當時有兩個孩子，一個叫剛剛，一個叫強強。由於王梅玉夫婦都有工作，孩子放在家裡沒人管，經常生病。於是有一天，王梅玉在我母親挑水時叫住她，問她願不願意看孩子，兩個孩子每個月十八塊。我母親一聽，正求之不得，於是答應了。
　　和今天那些給孩子吃安眠藥的小保姆們不同，我的母親誠實、心地善良，對人家的孩子跟對自己的孩子一樣悉心照顧，無微不至。後來甚至出現了這種情形：每個星期六王梅玉來接孩子的時候，小孩就又哭又鬧不願意回家，回去了不是感冒就是發燒拉肚子，一來我們家就好了。王梅玉兩口子見我的母親為她看孩子如此盡心盡力，既驚奇，又感動。後來有一天，王梅玉找我母親嘮嗑，打聽我母親的身世，我的母親就把家裡成分不好挨批鬥，嫁了男人卻受到婆婆虐待，自己沒有工作生活困頓的情況，跟王梅玉講了一遍。言者聲淚俱下，聞者泣不成聲。於是，王梅玉在感動之餘，下決心幫一幫我的母親，在一家縣辦集體企業——太谷線材廠找了一份臨時工作。當時，太谷線材廠革命委員會有一個頭頭叫鄔××，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風光時腰裡別了兩把盒子炮，人稱“雙槍鄔司令”。王梅玉跟鄔××一起住院時認識了，王梅玉跟他一說，鄔××就同意了。
　　由於當時的政策不許農民自由流動，即使是當臨時工，也必須要有城市戶口。可我的母親是農村戶口，於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義父王鳳剛就把自己妻子的戶口本借給母親冒名頂替，才得到這份工作。所以直到現在母親身份證上的姓名都還是別人的名字——張雲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張秀菊，這就是那個年代給我們家留下的一個特殊烙印。雖然用“張雲霞”這個名字已經三十年了，可我的母親總是感覺這個名字很陌生，仿佛不是自己的名字。
　　當時的太谷線材廠位於太谷縣城東大街六十六號，是一家生產鐵絲、鐵釘等線材的企業，共有職工二百多名，後來漸漸增加到三百多名，在太谷縣也算一個比較大的企業了。我母親初來乍到，自然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用豬血糊一種可以盛酒和豆瓣醬的簍子，每天干十二個小時，工錢七毛錢。編織這種簍子是太谷線材廠的前身“織籮社”的一項業務，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種傳統工藝。由於製作工藝複雜，加工過程又髒又累，現在大概已經淘汰失傳了。當時，不要說年輕的婦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願意幹這樣的髒活、苦活，因此當時全廠生產這個的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師傅，人員不夠，才有了這個臨時工作。可是，我的母親對這個工作激動不已，因為這畢竟是她的第一個相對固定的收入來源。
　　我的母親是吃苦長大的，人非常勤勞厚道，還特別要強。我的母親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說自己“不行”。因此，她干起活來特別塌實，不但不偷懶，而且還特別有眼色，總是替老師傅把很多活都搶着幹了，每天下班時還把那個幹活的小屋收拾得一塵不染。我的母親非常好學，就連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的這種編織簍子的技術，她也要研究透徹。即使是大冬天，零下十幾度、甚至二十多度的情況下，她也照樣來上班，渾身沾滿骯髒、惡臭的豬血，雙手被冰冷的豬血，拔出條條血絲。因此，老師傅對我的母親讚不絕口，逢人便夸；而凡是跟我母親打過交道、看到過她幹活的人，也都無不敬佩於她的勤勞、肯干、要強。直到我考上大學，放假回太谷的時候，無論是遇到哪個太谷線材廠的老工友，沒有一個不對我讚嘆我母親吃苦、能幹、誠實的美德的。
　　沒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來的。我母親的吃苦和能幹，日益贏得了線材廠領導和工友們普遍的尊重。於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我的母親得到通知：到單位食堂去當炊事員，工資也升了。其實，當炊事員在物資匱乏的當時來說，應該算一樣美差，自己可以吃飽，甚至還可以往家帶點糧食。但是，那時的太谷人愛面子，總是覺得當炊事員是伺候人的活，沒幾個人願意干炊事員。太谷縣城小，一般人都中午回家吃飯，只有十幾個人在線材廠食堂就餐，俗話說“眾口難調”，這十幾個人口味不一，反而比一般大單位的食堂更難辦。食堂里原來那位老炊事員就是因為跟吃飯的人大吵了一架，一氣之下退休不幹了，廠里沒一個人願意當炊事員，於是就找到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無論在什麼崗位上，都是一個非常敬業的人，她的這種態度也影響到了我。即使是在炊事員的崗位上，她也勤勤懇懇。我的母親就讓我的父親，找來鐵Z局單位食堂內部印製的一本《烹調知識》認真學習，很快學會了燒一手好菜，時不時給工人們換換口味。即便是因各種原因誤了吃飯時間的工人，我的母親也不辭辛苦，單獨給他們做飯。當時是粗糧居多，山西人吃飯多為麵食，對菜的要求比較簡單，但要求麵食的品種卻很多，一個人一個樣子，反而不好伺候。我的母親就為這些人每人都做他們喜歡吃的品種，愛吃什麼就做什麼，削麵、拉麵、剔尖（【注】剔尖是山西一種麵食，做的時候把高粱面和成約半厘米厚、半本書大小的一塊，放在木板上用筷子之類的尖銳工具一點點剔到鍋里，煮好後澆上滷水食用）、包皮面、貓耳朵、擦糟子、皮帶面、高粱麵糊糊……經常一頓要做七、八個花樣。
　　我母親不但勤快，而且幹活利索，一頓飯做這麼多花樣居然也能應付自如，不禁令這些就餐的工人刮目相看。不僅如此，母親還經常做一些諸如麻葉、撈麵、面托、涼粉之類等河南的風味小吃給工人們換換口味。在食堂吃飯的那十幾個人從來沒有吃過如此好味道的飯菜，個個都非常滿意。人的關係都是互相尊重處出來的，我母親對他們好，他們也反過來對我母親好，後來連碗都不用我母親刷，他們吃完後自己就主動把碗給刷了。這些就餐的工人跑出去一說，上至領導、下至工人，全廠的人都慕名來食堂吃飯。雖然當時我的家裡還很窮，當炊事員也有條件往家裡拿東西，但我的母親珍惜自己的名聲，公家的東西一分都不拿。
　　當時，太谷線材廠與天津外貿公司有業務聯繫，天津外貿的業務員經常到太谷線材廠來洽談業務，吃飯時就在食堂招待他們。我的母親做菜功夫一流，用不多的肉、菜就可以做出各種口味的美味佳餚，吃得天津的客人們嘖嘖稱奇。同時，我母親雖文化不高，但腦子聰明，總是暗中揣摩別人的言談舉止，學習如何待人接物，故在天津客人面前顯得不卑不亢、頗有風度。太谷人比較老實，不太會說客套話，飯桌上常常出現冷場的情況。每到此時，我的母親就經常主動替單位領導打圓場。天津外貿公司的客人們每次來，不但吃得好，而且情緒也好，都對我的母親讚不絕口。在這批天津客人里有一個主管山西地區業務的徐處長，跟線材廠的主管部門太谷縣手工業管理局的頭頭們很熟，見面時常常誇獎我母親，說人才難得，當臨時工做飯真太可惜了。
　　轉眼到了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我的母親吃苦耐勞、為人厚道的好名聲不僅在太谷線材廠，而且在那個不大的太谷縣城也已經不脛而走，廠里的工人們要求給我母親轉正的呼聲越來越高。當時，臨時工轉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太谷縣手工業管理局甚至專門召開辦公會研究了我母親轉正的問題，並派出了手工業管理局辦公室主任王進來線材廠考察。王進到廠里轉悠了一圈，找幹部職工談話，結果所有的職工都眾口一詞地誇我母親人品好，又能幹，強烈要求給我母親轉正。王進一聽，心裡暗暗稱奇，因為這麼多年以來，即使是考察幹部時他也沒遇見過如此口碑好、上上下下都滿意的人。王進回去以後，如實向局領導做了匯報。這樣，我的母親轉正問題就一錘定音了。
　　這時遇到了一個難題：我母親當臨時工時就是借用別人的假戶口，真實戶口遠在千里之外的河南農村，而且因為出嫁以後十多年不回家，戶口已經被註銷了。沒有城市戶口，是不能轉正當工人的。幸運的是，當時我父親在宣傳隊有個好朋友，叫吳運生，是鐵Z局公安處的政治處主任，算是個不小的官，有點面子。那時鐵Z局是個流動單位，流動到哪裡，戶口就落到哪裡；每次轉移，戶口都要遷走。戶口遷移的次數多了，難免有遷錯和漏掉的情況，好在鐵Z局單位大，級別高，一般小縣城的公安局也就通融了。鐵Z局在山西黎城縣（【注】今屬山西省長治市管轄）有個基地，其中有位工人家屬叫“段雲霞”，本人的戶口已經遷走了，但當地公安局銷戶時卻漏掉了。吳伯伯在公安系統內部工作，知道這是一個機會，於是派了局公安處的兩個同志到黎城縣啟“段雲霞”的戶口。我的父親、母親招待那兩位公安同志到家裡吃了一頓飯，當晚，兩位公安同志就開着吉普車奔赴黎城縣，兩天后就把戶口給起回來了。吳伯伯又出面找了自己的一個朋友，太谷縣公安局的一位股長李××幫忙，把“段雲霞”改成“張雲霞”，在太谷縣落了戶。落戶時李股長還納悶，說光聽說過改名的，怎麼還有改姓的？吳伯伯一笑，嘻嘻哈哈地說當時寫錯了，李股長也就沒有深究。就這麼着，我的母親在忍受了二十六年的戶口歧視之後，算是當上了城裡人。當時我已經記事了，起戶口時請客的情景，還有那兩位穿着藍色公安服的叔叔，我還依稀記得。
　　不過，我母親剛轉正時，引起了很多臨時工的嫉妒。當時廠里還有不少臨時工，有些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在線材廠的前身“織籮社”干臨時工了，二十年了還沒轉正；有些是線材廠職工的家屬，自認為更應當轉正。我母親深知自己的轉正肯定會引起他們的嫉妒，故而轉正後一點架子也不擺，對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和氣，還經常不辭辛苦地替他們幹活。等我母親到了財務以後，由於廠里經營形勢不錯，母親就在廠辦公會議上為這些臨時工說話，提出廠里有錢了，臨時工幹活也很辛苦，最好也能享受公費醫療、勞保福利、工傷補助、副食補貼等等。當時誰都沒把臨時工的福利當成回事，我母親這麼一說，大家也都點頭稱是。經我母親的努力，線材廠的臨時工除了退休待遇這一條以外，其餘的一切待遇都和正式工一樣了。這件事以後，那些原本對我母親有意見的臨時工都非常感激我母親，把我母親看成能夠為他們說話的貼心人。
　　我的母親轉正以後，我們家便成了令人羨慕的“雙職工”家庭，並且家中只有兩個孩子，因此家庭條件明顯改善，在當時工人家庭中已經算好的了。母親還把我的外婆從農村接來，一是享幾天福，二是帶我和姐姐。由於鐵Z局是流動單位，職工的家屬大多是沒工作的。那時也不怎麼太提倡計劃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兩個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個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個工友有十四個孩子，吃飯時全家在用枕木釘成的大桌子旁，排成兩列，像開公共食堂，他們的生活更為艱難。
　　大概在此前後，我們家還通過別人介紹，認識了住在農學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學機電的，本來在南京機場任工程師，一九五七年“反右”時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來改造，在太谷縣農機廠當技術員。他的妻子是個好人，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學教書，丈夫出事時兩人剛結婚不久，也沒有跟他劃清界限，反而跟着他來到太谷，就在山西農學院當老師。他們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個男孩，就叫小三。當時小京已經十四五歲了，喜歡拉小提琴，通過熟人介紹找着我父親，於是兩家人便如親戚一樣來往起來。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實政策，搬走了。臨走前領着老婆孩子到我們家道別，恰好我和姐姐都在農村，母親也出差去了，只有父親一個人在家。當時我父親剛買了一本《三毛流浪記》，見小三在那裡看得挺帶勁，就對他說，也沒什麼好送給你，這本書就拿着吧！小三一聽，高興得要命。他們家搬走以後，還經常來信，得知小京這孩子挺有出息，考上了大學，後來還到美國留學去了。
　　一九七四年，我們家原來的房東因兒子成家，下了逐客令，於是我們只好搬到了太谷縣城東關大隊。我們家的新房東叫王二小，成分是貧農，即便是這個“貧農”家裡，房子也是氣派的四合院。當時沒有自來水，我父親每天晚上下班都推着汽油桶改裝的水車到幾華里以外的火車站打水，水裡總有一股濃濃的汽油味。當時在那個大院裡住着四家子人：我們家，房東一家，山西大學的老師一家，還有一家太谷縣農業機械廠的工人。山西大學位於太原市，那位老師夫婦兩地分居，當時也非常困難，他的老婆沒有工作，靠在地里幫人家干點零活，並且在家裡餵兩口豬過活。他們有兩兒兩女，大女兒紅紅年紀比姐姐大一兩歲，常和我和姐姐一起玩。紅紅他們幾個小的時候窮得大冬天都沒有襪子，腳後跟總是凍得如同胡蘿蔔。白天紅紅的媽媽要到地里幹活，叉豬食的活全部落到七八歲的紅紅肩上。每次我母親看到紅紅叉豬食，都跑去給她幫忙。紅紅的媽媽因為生活艱難，幹完活以後回來看到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總是又急又氣，經常一邊哭一邊把這幾個孩子挨個打一遍。當時我才三四歲，剛剛學會說話，看到紅紅她媽打紅紅姐姐心裡很是生氣，於是跑過去教訓紅紅媽媽。紅紅媽媽看到這個跟凳子一般高，連話都說不利索的小人兒也居然一板一眼地來跟自己講道理，哭着哭着，忍不住笑了，也就不打孩子了。紅紅家裡幾個孩子都挺爭氣，後來都考上了大學，其中紅紅考上了北大。當時還在“批林批孔”，地方上對人們的管束比鐵Z局要緊得多，那個農機廠工人每天晚上要學習、批判、開會到晚上十點多快十一點才回來，回家時老婆孩子都睡了，自己喝兩口冰涼的紅薯小米稀飯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這就是那時中國老百姓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