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鋼: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13）（14）

十三. "四清"運動問題

　　關於“四清”運動，學術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國防大學叢進教授的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蕭冬連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國》，都有相當篇幅敘述“四清”運動的歷史。今年，中共中央黨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還寫了一部專著《四清運動實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毛傳、劉傳、周傳也有一些文獻披露和史實敘述。

　　“四清”運動的過程，相關著述的描述還是大體清楚的。一個比較為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是，在“四清”運動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到底有什麼樣的分歧？

　　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毛與劉之間有兩條路線。從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講話開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劉少奇一直有一個跟毛不同的路線，就是沿着原來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延續下來，跟毛是對立的。到“四清”運動時，這種對立終以正面衝突形式表露。

　　這種解釋並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認為，劉沒有一條自己的路線。如果說五十年代初期，劉還是延續新民主主義那一套思路的話，一九五三年以後，劉也改變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上，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認識都是一致的。後來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廬山會議、“反右傾”運動，劉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沒有什麼分歧。

　　那麼，劉是不是在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線呢？六十年代，劉對經濟形勢的估計、對經濟調整所應採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會關係方面調整的政策，毛的確不滿意。但是在“四清”的問題上，在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上，在“四清”運動鬥爭的手段、政策上，劉並不比毛溫和。史料顯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劉的態度也是非常積極的，後來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劉還受命掛帥。劉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比毛還嚴重，毛判斷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手裡，劉認為還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劉還採取了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撇開基層黨政幹部，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等類似對敵鬥爭的做法。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劉少奇的主張明顯彼此牴牾，相互錯位，這怎麼形成一條價值取向相同的路線呢？在大的戰略上，當時的中央並沒有一個什麼劉少奇的戰略、路線，中共領導人從根本上說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來搞社會主義的。針對“文革”中批判“劉少奇路線” 的說法，胡績偉先生八十年代感嘆“可惜沒有一條劉少奇路線”。

　　然而，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毛與劉的分歧越來越發展，以致在中央高層顯露出來。有研究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四清”運動的指向，劉與毛不同。在劉看來，國內問題主要出在地方特別是基層幹部，劉說過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級。那些鬥爭手段，也是對着地方和基層幹部來的。毛則認為，問題出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義”。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毛同外賓談話，多次說中國黨內有修正主義，還說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另外，關於矛盾的性質，劉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叉；毛則認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毛、劉的矛盾在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名稱很特別，在中共歷史上獨此一次）上終於引發了正面衝突。毛捅開了和劉分歧的“窗戶紙”，說出了自己的打算：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次會議，毛下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五年後，斯諾問毛什麼時候開始感覺到必須把劉“從政治上搞掉”，毛說：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

十四. "文.革"發生的原因問題

　　“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原因，是“文.革”歷史研究中最為複雜的問題之一。一九八一年通過的《歷史問題決議》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對“文.革”發生的原因作了解釋：毛做為執政黨領袖，極為關注黨和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但是他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形成了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構想。毛將中共黨內的不同意見視為修正主義或走資本主義道路，認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的努力中受到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嚴重阻礙，黨內形成了獨立王國或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海內外研究者的分析則各不相同。有專家概括了十餘種觀點，包括“階級鬥爭必然說”、“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中西文化衝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等等。此外，還有人從中國政治體制、計劃經濟體制、國際共運的視角分析“文革”發生的背景。不同的詮釋，既有官方公布文獻檔案十分有限而難以還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於相異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學術背景、知識結構乃至生活閱歷而各自解讀的原因。

　　國內著名“文革”史專家、《大動亂的年代》作者、國防大學教授王年一認為，毛髮動“文革”，是要驚天動地、改天換地。因為中共八大以後，特別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對中央一線的工作越來越不滿意。他認為中央一線搞了“修正主義”，他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異常激烈的手段、途徑來實現自己的主張。

　　《“文.化.大.革.命”簡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和金春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認為，“文.革”是在“三個交互作用”下發生的，即“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交互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交互作用。這三個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現實生活中緊密結合，互為條件，互相促進，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這個潮流的帶動者，又受着這股潮流的推動，不斷走向極端。

　　從已經發表的著述看，國內多數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觀點大同小異。而這些看法，差不多是《歷史問題決議》結論的延伸和擴展。

　　國內也有另外的觀點。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贊同《歷史問題決議》的解釋，他以為那種解釋只是批評毛在認識上陷入了一系列“誤區”，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錯誤，它錯得那樣荒唐，那樣離譜，使人難以理解。絕不能說這樣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說這不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開始，毛想當世界共運的領袖。斯大林逝世後，活着的共產黨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與毛比。毛具備充當國際共運領袖的條件，只有一點不夠：蘇聯是超級大國，而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無法與蘇聯相比。因此下了決心，向蘇聯挑戰。但是，“大躍進”失敗了，從此毛有塊心病——“赫魯曉夫的陰影”。闖了這樣一場大禍，將來會不會有人要來算這一筆賬？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斯大林從神壇跌落下來，同樣的命運會不會輪到自己頭上呢？中國黨內會不會有人學着赫魯曉夫的榜樣？這樣的人可能是誰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劉少奇對“三面紅旗”是有不同意見的，從這時起，毛開始想到用林彪換掉劉。所以，支配毛髮動“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魯曉夫情結”。

　　許多人覺得，毛.澤.東那樣好鬥，表現了他非常自信，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王認為不完全這樣。毛是看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結果是很糟的，正因為這樣，他才那樣害怕批評，那樣害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的固執並不是沒有看到自己的錯誤，而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錯誤，為了證明這些沒有錯，他發動了“反右傾”；為了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都是正確的，他發動了“文革”；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發動了“批林批孔”、批《水滸》以及批鄧小平。這就是說，為了證明第一個錯誤不是錯誤，就去犯第二個錯誤，又為了證明第二個錯誤不是錯誤，而去犯第三個錯誤。這樣，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惡性循環，越搞越亂，終於無法收拾。

　　現居美國的高.文.謙先生的看法與王若水先生不謀而合。高認為，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觸發了他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欲望，與蘇聯一爭高低。毛這種急於事功的烏托邦狂想和闖下大禍後，擔心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災難之路。

　　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動因歸於權力之爭，是圍繞毛.澤.東處理繼承人（即接班人）問題而發生和展開的。有的研究者還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權威的變化，認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權威得到完全鞏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為在中共高層引起保留意見，但是沒有遇到嚴重挑戰，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級幹部中引起重大懷疑，毛的權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戰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

　　近些年來，海外出現了另外的解說，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兩個“文.革”的說法。所謂兩個“文.革”，一個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另一個是底層民眾的鬥爭。前一個“文革”起源於中共高層的權力角逐，主要是毛澤東要利用人民奪回最高權力；後一個“文.革”起源於民眾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眾利用前一個“文.革”來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羅德里克•麥克法考爾教授的觀點。麥氏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目標是要解決毛之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有一個說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規劃中國未來的一種嘗試”。毛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一個雖然貧窮但卻保持社會主義純潔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權、更加集體主義、更少官僚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主要的是因為內在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指引着他們奔向真正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所有人像一個人那樣工作着。如何實現這個規劃呢？麥氏認為，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毛首先要解決誰來接班的問題。在毛看來，假如那些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接了班，那麼中國就會“改變顏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領導層，安排一個他能夠絕對信任、會堅持他的路線並繼承下去的新的接班人，這個過程，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以為，“文革”發生原因的問題，應該從兩個層面來梳理。“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因此，直接動因要從毛本身尋找，毛的思想、心態、部署、動作，是打開這把“鎖”的鑰匙，這是一個層面，它回答的是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問題；至於社會的、制度的、歷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識形態的那些因素，都是透過毛這個因素發生作用的，這是另一個層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夠發動起來“文革”，這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這個“怪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