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30日下午3點，中央文革召開了批判王力、關鋒的內部會議。會議的主要發言人是康生。他給王力定的主要罪狀是：反軍亂軍，毀我長城；反對周總理、反對江青、陳伯達，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還說王力是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幹將。

這是一個以生活會的名義召開的絕密會議。事前王力毫無所知。到會議開始的時候，他還在那裡考慮文章，陳伯達沉下臉來說：“現在不是你考慮文章的時候了，是考慮你的問題的時候了。你想一想，你們最近在幹什麼？你們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別提報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簡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這是在丟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這個化身！你已經昏了頭腦！”

當吳法憲發言說王力是“火燒英代辦的罪魁”時，周恩來插話說：“火燒英代辦處沒有王力的事。”他還對其他爭先恐後發言的人說：“你們讓王力講講，聽聽他本人的意見嘛。”那時，人們一聽是批判王力，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發言，竭力要和他劃清界限。謝富治嚴肅地說：“王力是個投機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壞事，他把許多的情報偷偷地給一些有問題的人透露，這裡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還有什麼要狡辯的呢？”

王力當時已心灰意冷，搖搖頭說：“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最後江青作總結說：“根據大量的事實，充分證明王力是鄧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線上的人。”她當即宣布叫王力“請假檢討”，實際上從此關了起來。

這個會一直開到8月31日凌晨2時半。

會議剛散，有關人員就叫王力搬家，先是搬到釣魚臺一號樓，切斷了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繫。10月16日，又把他關到西山一座別墅里，交給衛戍區看管。1968年1月26日，正式將他送到秦城監獄，直到1982年1月28日釋放，整整14年之久。

王力被關押後，毛澤東明確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審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擋着，也沒人知道他的真實名子。

講到這裡，王力的雙手激動得微微顫抖，他聲音有些哽咽地說：“因為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康生一夥就想殺人滅口。五年多把我關得死死的，不讓我放風，不給我任何帶字的東西看，連《毛主席語錄》本也不給。飯不讓我吃飽，一天只給三小杯水，24小時不時地用喇叭宣布要槍斃王力，我就高聲喊：[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高唱《國際歌》。他們每天搞這麼幾次，目的就是想把我王力折磨死。”

王力站起來，從書案上找出幾頁紙，遞給我說：“每到黨的生日這天，我都要默默地紀念黨。這是我在1981年7月1日寫的一首《哀情寄給黨》。”說着，他又深有感觸地朗誦起來：“尺尺天涯青鳥忙，蓬山日夜在心房。黃鐘樂奏鳴宵漢，瓦釜刑宣棄大荒。殘驥但求征路險，病蠹嘔願吐絲亡。白頭未悔相思志，越是多磨情越長。”

早就聽說王力善詞工詩，文章寫得漂亮。今日拜讀他的詩詞，果然名不虛傳。應我之求，他信手將這首詩抄寫下送給我。第二天，他又揮毫將他另一舊作用宣紙寫出來贈送於我。詩是這樣的：“驚雷發出囹千根，風雨如磐我自春。出土初生先有節，凌雲直上永無心。風霜百折柔堅骨，山石千磨申屈身。夭折飛升回首笑，龍孫擇約又成林。”

我對詩詞恰好也有一定的研究和愛好，但是詩詞並不等於作詩人。這個我已經有了許多的例子。但是對王力這個人，我還是很同情他的。畢竟是一個運動的犧牲品。有些真正罪行比他大千百倍的人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這個搖動筆桿子的秀才，卻被兩個截然相反的時代所不容。這也是王力無法挽回的悲劇，就是說什麼也太晚了，只好留下深沉的教訓啟示後人吧。我們一邊讀他的詩詞，一邊談論那個很難一下子說透的崢嶸歲月，話題又回到了文學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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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人物：王力沉浮錄
霞　飛
在中國,有兩個王力：一個是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學家、原籍廣西的王力，一個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聯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原籍江蘇的王力。此文所說的王力，是指後一個王力。這個王力，曾經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紅極一時的人物。
曾經是黨內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薦

王力原名王光賓，1921年8月出生於江蘇省淮安縣，14歲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9年3月由谷牧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王先是在學校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後被黨組織派往東北軍六六八團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據中央決定撤出東北軍。不久，調往山東《大眾日報》工作，由記者、編輯做到編輯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東分局黨刊《鬥爭生活》主編。在此期間，他寫過一本小說《晴天》，始用筆名“王力”。抗日戰爭勝利後，王力先後擔任了山東分局駐渤海區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土改幹部訓練班主任、中共山東渤海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兼區黨委委員。

在當時，王力可以說是共產黨內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幹部。中央下發的帶有一定理論性的文件，他都能讀懂，而且理解較快、較深，常常還能談出自己的見解。在平時，他經常接受上級指派的任務，給一些基層幹部談一些理論問題。王力口才出眾，常能深入淺出地剖析理論問題，分析當前形勢，使聽眾很是信服。幹部們有什麼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請教王力。

此外，王力還是個筆桿子。早在做黨的地下工作時，他就能結合自己的工作寫一些有分析、有說服力的報告，受到上級的好評。後來，王力在黨的內部刊物上經常發表文章。這些文章，有材料、有觀點，文筆也比較好，讀後總能讓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東分局工作後，在任《大眾日報》記者時，寫文章更多了。他寫的報道稿、評論稿，以及發表的一些帶有理論性的文章，是這份報紙上的重頭文章。王力的小說《晴天》發表後，在解放區流傳很廣。當時，在山東分局中工作的有點文化的幹部，都把王力視為楷模。

青年時期的王力能在共產黨內嶄露頭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較高、文筆好、聰明能幹、工作努力的因素，但還有一個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經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王力調到山東根據地工作後，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康生通過讀報紙和在工作中接觸，很快就發現了王力。

當時的康生，以理論家自居。在黨內發表講話時，也喜歡一套一套地搬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擺出一副“黨內理論家”的架勢。康生也讀過一些書，愛好舞文弄墨。這樣，王力與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種共同點。兩人的接觸也就多了起來。王力經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閒下來也願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兩個人談詩論文，常常一談就談到深夜。這樣，康生和王力雖然是上下級，但卻有一種特殊的關係。

康生在他的下屬中，是比較垂青於王力的，經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讓他執行一些重要任務。當時山東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給中央的報告，康生都安排王力執筆，或者參與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東分局的“文膽”，成了山東分局離不開的人物。

解放戰爭後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軍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廣州等南方城市和廣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強、有培養前途的幹部南下去建立政權。這時，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東分局向中央推薦的幾個幹部名單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見。全國解放不久，中央將王力調往上海，擔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秘書長兼宣傳處處長。

中共華東局宣傳部秘書長兼宣傳處處長，在當時已經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職務了。那時，中央對華東局的工作十分重視，配備的幹部也很精幹。像王力這樣資歷的幹部，能夠擔任這樣的職務，已屬鳳毛麟角。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對華東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導作用，也對全國產生重要影響的《解放日報》的社論，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派一批幹部到越南。當時確定選擇去越南的幹部的標準：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強；三是要有為國際主義獻身的精神。同時，中央還有一個考慮，就是：選一些年紀輕、能力強的幹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鍛煉和考驗，以後回國後要重用這些幹部。此時，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親自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名，建議派王力去越南。由於康生的舉薦，王力被列為赴越工作人員之一。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當時，王力是以正司局級幹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員中，職務是比較高的。在越南，當然也受到重視。他一到越南，就擔任了越南勞動黨的宣傳文教顧問組組長，同時，還做組織和訓練民兵的工作。

對王力的一生來說，這至關重要的兩步，全賴康生的提拔和舉薦，因此可以說，康生是王力的“恩師”。

一炮走紅，進入中央文革小組

1955年10月，王力被調回國內，任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秘書長。1958年《紅旗》雜誌創刊，王力被任命為編委，後來又擔任副總編輯。在紅旗雜誌社，王力寫了不少國際評論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層領導人的賞識。從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1963年，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從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當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經常給中央寫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看到過，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層領導人心中掛上了號。50年代後期，中共中央有一個打算，就是要選一些年紀輕，有實際工作經驗，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幹部到中央擔任部一級的領導職務，以後作為“苗子”來進一步培養，其中的優秀者，還可以再提拔擔任更重要的領導職務。在考慮這類人選時，由於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面前替王力說好話，加上王力工作確有成績，因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同意把王力選拔上來。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擔任中聯部副部長。這是一個重要的崗位。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擔負着了解世界政治動向，分析國際問題，幫助中共中央制定國際戰略的任務。它實際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國際問題的部門。

王力調到中聯部，特別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之後，受命參加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談判，曾經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層領導人的重視。中蘇兩黨辯論時，我黨發表的“十評”文章，王力曾參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決定以林彪的名義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並且讓康生當這篇文章的組織者和審稿人。康生在選執筆人時，選擇了王力。王力深知寫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於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導下，他查閱了中國共產黨的大量歷史文獻，研讀了一些毛澤東的有關重要著作，然後下筆寫作。寫作期間，王力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寫出了草稿。康生看後，提了一些修改意見。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見又修改了一遍，然後由康生轉呈林彪。林彪看後，基本上認可。林彪還問康生起草人是誰，並讓康生約王力到他住的地方來面談一次。當王力如約來到林彪住的毛家灣一號時，身體不好、一般不見客的林彪親自接見了他，與他談了很長時間。林彪問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況後說，你的文章寫得很好，你要繼續努力，好好工作。同時，林彪也對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此次見面，王力給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於寫作這篇文章，王力與林彪之間便有了一種親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20周年》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紹了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之後，着重強調該理論：“對於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特別是對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新的論斷：毛澤東思想具有國際的普遍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很快就看到了這篇文章。他對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觀點讚賞有加，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很深刻，文筆也很活潑，是一篇好文章。毛澤東讚賞這篇文章的話，很快就在中央高層中傳開了，中央高級領導幹部們更加賞識年輕的中聯部副部長王力了。可以說，王力通過寫這篇文章而“一炮走紅”。

1966年，毛澤東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並在黨內公布了小組人員名單：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從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隊高級領導幹部謝鏜忠和著名歷史學家尹達之後。另外，王力還擔任着該小組辦公室主任的職務。此後不久，謝、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組之外，這樣，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組中地位僅次於組長和副組長的“大員”了。

王力進入中央文革小組後，很快就與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賞王力頭腦清楚，文筆好。不過，江青最欣賞王力的，是王力與她一樣有極“左”的頭腦。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組中，江青把王力當做第一號大員使用，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議，有什麼重要文章，也讓王力執筆。而此後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實際“當家人”。1967年1月，陶鑄被打倒。1月8日，毛澤東決定成立中央宣傳組，由江青提名，王力擔任了組長。

當時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因為早已經是王力的恩師，對王力更是關愛有加。他經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處，向他面授機宜，有時還長談至深夜。王力則進一步向自己的恩師靠攏，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慮不透的事情，總要跑去請教康生。康生的話，他最信服，康生給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進入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實際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幹將。他的眼裡只有江青、康生二人。

想在武漢“露一手”，結果捅了“大漏子”

1967年初上海發生一月奪權事件之後，全國的局勢處在更加動盪之中。為了穩定局勢，毛澤東決定派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經毛澤東批準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為了落實毛澤東依靠人民解放軍穩定局勢的決定，1月25日，林彪、徐向前、陳伯達、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等共同商議，擬出了七條規定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之後，十分重視。在對文字進行了修改之後，加上了一條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作為中央軍委命令（簡稱“軍委八條”）發出。“軍委八條”發出後，軍隊立即行動，全國局勢一度穩定了許多。

在“軍委八條”發布後，武漢軍區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但沒有得到軍隊支持的造反派組織不高興了，他們和軍隊內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結起來，把矛頭指向了武漢軍區。2月初，這些造反派組織強占了紅旗大樓，接管了長江日報社。3月，武漢造反派貼出了“打倒陳再道”、“槍斃鍾漢華”的標語。武漢動盪的局勢，使王力意識到“露一手”的機會來了。他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要到武漢去“一試身手”。

1967年7月，毛澤東決定親自去武漢了解情況。王力聽說後，直接找到負責安排毛澤東行程的周恩來，要求到武漢去向毛澤東匯報情況，還說，江青已經同意了。周恩來考慮，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澤東匯報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來同時向王力提出：到武漢後，不能公開露面，不能公開表態支持一派，反對另一派。王力答應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剛到武漢就違背了周恩來不准他公開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報，並有意在湖北大學的校門口下車，與造反派談話，公開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漢的造反派舉行大規模遊行，稱王力是中央派來的親人，歡迎他到武漢來解決問題。隨後，王力便以中央“大員”的身份，陪謝富治同陳再道等人談話，向陳再道和武漢軍區其他領導人施壓。7月17日，王力還跑到受到武漢軍區支持的“左派”組織“百萬雄師”的總部去，把“百萬雄師”頭頭的名單弄到手，並公開指責“百萬雄師”搞武鬥，要求“百萬雄師”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別人。這一下，把“百萬雄師”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萬雄師”2萬餘人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分乘27輛大卡車和8輛消防車湧進武漢軍區大院，高呼口號，並質問王力為什麼說“百萬雄師”不是革命組織，如不答覆，明天全市罷工，“百萬雄師”要在軍區呆一個月。7月21日、22日、23日，又連續舉行示威遊行。遊行群眾在後幾天還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邊站”等口號，貼出了類似標語，矛頭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眾也舉行示威遊行，支持武漢的“百萬雄師”。這件事，史稱“七二○”事件。這個事件，純粹是王力捅的“大婁子”。

王力在武漢支持一派壓一派，攪亂了毛澤東、周恩來要安定武漢大局的思想。而此時王力在哪裡呢？原來，他被群眾抓走之後不久，就被軍隊要了回來。後來，按周恩來的指示，他被武漢空軍的劉豐保護起來，於7月22日派飛機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時，江青等人為了表示對王力的支持，也為了樹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組織了許多人到機場迎接王力。此時的王力，腿上誇張地打着石膏和繃帶。走下飛機時，在武漢被嚇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擺出了一副英雄的樣子，向在機場歡迎他的人揮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凱旋者”的身份，乘車回到了釣魚臺中央文革小組辦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個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大集會，“熱烈歡迎”王力等人從武漢“勝利地、光榮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後並沒有安分。他多次接見紅衛兵和各地造反派組織，介紹“七二○”事件，把責任都推到陳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紅衛兵和各地造反派組織對陳再道的義憤。他和關鋒、戚本禹還一同去向江青匯報，要在北京找陳再道辯論。江青聽後，馬上去找周恩來，逼周恩來召開一次會議，與陳再道面對面辯論。周恩來沒有辦法，只好在7月26日召開了一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請陳再道和鍾漢華在會上談一談。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沒有讓王、關、戚參加這次會議，而實際上他們已經沒有必要參加這次會議了。經過他們造謠、鼓動，北京的許多造反派組織和一些部隊都認為陳再道要搞兵變，陳再道已是有口難辯，處於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這次會議上，大家對陳再道的質問集中在兵變問題上。有的軍隊高級領導人還把陳再道指責為鑽進革命隊伍中的蔣介石，說武漢軍區是漢奸窩，“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叛亂。當陳再道進行辯解時，他的領章、帽徽被撕掉，討論會變成了批鬥會。第二天，陳再道、鍾漢華被撤銷軍區司令員和軍區政委職務。

王力並不只是搞亂軍隊就罷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製造動亂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們覺得由周恩來直接領導、陳毅任部長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時，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關、戚的策劃下，組成了千人的“揪陳大軍”，要揪斗陳毅，並且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8月7日，王力約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動他們奪外交部的權。王力在談話中說，要打倒陳毅，封閉外交部黨委、政治部。他說：“外交部嚇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你這外交部就這麼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威風。”在王力的煽動下，外交部的造反派衝擊並砸了外交部，宣布奪了外交部黨委的大權。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紅衛兵衝擊並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引起了英國的抗議，造成極壞的國際影響。毛澤東親自下令將王力“抓起來”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來對王力並無惡感。毛澤東賞識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來面前說王力的好話。在他們的推薦下，周恩來也認為王力年輕，頭腦靈活，有能力，能寫。因此，當時周恩來對王力也曾經抱有很大期望。“七二○”事件中王力被群眾抓住扣押時，周恩來對王力的處境很關心，想方設法打聽到了王力的下落，讓武漢空軍設法保護王力，並派飛機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舉行的歡迎王力的“百萬軍民集會”，周恩來也參加了。但此時周恩來對王力的行為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會上沒有講話。

王力鼓動造反派衝擊外交部，鼓動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使周恩來看透了王力，認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來單獨找楊成武談話，談了他對近來全國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還特別談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談話，談了關鋒起草的《紅旗》雜誌社論中所提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他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後來說過，他當時已經認定王、關、戚是壞人，他們這些“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周恩來還把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稿交給楊成武，要他送給毛澤東看。

本來，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薦下，毛澤東對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現也是很有好感的。“七二○”事件之前，毛澤東也沒有看透王力，他當時只是認為王力過左，對群眾的態度很兇，不聽他的話。當時，毛澤東曾經批評過王力，但也沒有認為他是壞人。後來他說過，王力“沒有先做好部隊的工作，然後再去做好兩派的工作。沒有好好進行調查研究，下車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這種人沒有不犯錯誤的”。他在一次談話中又說：“前一次王力他們解決'百萬雄師’就是不聽我的，不先同部隊講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眾中去表態，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個馬蜂窩，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們搞得太兇了。”毛澤東那時只是認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對，並沒有認識到王力是壞人。

“七二○”事件後，王力等人向毛澤東、黨中央匯報時，都說陳再道要搞兵變，要發動反革命暴亂。他們向林彪寫了一個材料，說武漢有發生兵變的危險。林彪聽後也相信這一說法。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派邱會作飛往武漢，讓毛澤東迅速離開武漢。

毛澤東到達上海後，越想越不對頭。他經過兩天的獨立思考，認定陳再道不是搞兵變。7月24日，毛澤東在同楊成武談話時問：你過去認識不認識陳再道？這個人怎樣？楊成武回答說：以前不認識，解放後才認識的。這個人不錯，我們關係也很好。毛澤東又問：你對武漢的事情有什麼看法？他會反對我嗎？楊成武回答：主席，誰也不會反對你，老紅軍、老幹部、老黨員、老百姓，都把你當成大救星，軍隊裡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幹革命的。毛澤東說：是啊，我也是這樣想啊。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如果陳再道、鍾漢華要整我，我們從武漢也出不來啊。

王力在北京鼓動造反派衝擊外交部，並鼓動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情況，在上海的毛澤東也知道了。此時，毛澤東認識到：王力這樣鬧，其動機是有問題的。

8月25日，周恩來同楊成武談話之後的當天上午，楊成武即飛赴上海，向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的意見，並把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稿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聽了楊成武的匯報之後，雙眉緊鎖。他讓楊成武去休息，說自己要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澤東讓身邊工作人員把楊成武找來，對他說：“你馬上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楊成武安排好飛機後，回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楊成武準備好筆和紙後，毛澤東說：“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毛澤東說完，把楊成武的記錄拿過來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當楊成武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這就是毛澤東親自做出的對王、關、戚“抓兩個、看一個”的重大決策。

被關押之後的王力

8月26日中午，楊成武即乘飛機飛往北京。到北京後，立即趕赴釣魚臺，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聽後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他當時的考慮是：王、關、戚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抓他們不是一件小事；同時，王、關、戚深受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信任，他們會保護王、關、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單獨行動抓王、關、戚，江青、康生、陳伯達會鬧事。只有通過開會的辦法，在會上把毛澤東的指示說清楚，才能動手抓王、關二人，並讓戚停職檢查。周恩來預先在釣魚臺單獨和陳伯達談了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表示擁護毛主席的決策。這樣，就把江、康、陳三人分化出一個，處理王、關、戚就會順利一些。

做好這些事情後，周恩來讓秘書通知：中央要開一個小型碰頭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參加。然後，周恩來讓秘書在釣魚臺安排十幾名中央警衛局的警衛守候在會場外，準備執行帶走王、關二人的任務。

準備停當後，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頭會在釣魚臺召開，周恩來主持會議。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都來參加會議了。王力他們走進會場時，仍然是往常那種趾高氣揚的樣子。會議開始後，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定。接着，周恩來照楊成武記錄的毛澤東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讀。隨後，周恩來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讓他們“請假檢討”，戚本禹停職寫檢查。“請假檢討”，是周恩來經過考慮之後發明的一個詞。周恩來考慮了各方面的關係，特別是王、關、戚的特殊身份，用這個詞來代替“隔離審查”或者“關押”，比較合適。聽到周恩來的宣布之後，王、關、戚臉色大變，江青、康生的臉色也大變。他們都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但是，由於周恩來宣布的是毛澤東的指示，他們誰也不敢反對。此時，在會場外的中央警衛局的戰士走進屋子，把王力、關鋒帶到他們“請假檢討”的地方去了。

“請假檢討”後的王力與關鋒，被軟禁在釣魚臺2號樓不同的樓層。他們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間不能見面。因此，王力和關鋒實際上是被限制行動的。

王力被軟禁在釣魚臺2號樓後，生活待遇還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標準還和他在台上一樣，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報紙，還允許聽收音機，在規定的範圍內還可以自由活動。在那裡，每天都有專人給他打掃衛生，還有醫生定期來給他檢查身體。他並沒有勞動任務，只有“寫檢討”的任務，因此，他在2號樓過了一段輕閒的日子。使他難受的是，他不能打電話或以其他方式與外界聯繫。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別墅里，由北京衛戍區看管。在西山這座別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沒有變，還允許他帶一些書籍在那裡看，但同樣不允許他同外界聯繫。這座別墅的四周環境很好。王力在那裡，每日的活動也很有規律。他每天起床洗漱後，就在規定的地方鍛煉身體。活動一會兒後，去吃早飯，然後是看書、看報、聽廣播。午飯後再小睡一會兒，下午繼續看書、看報、寫檢討。晚飯後還可以活動一會兒，散散步，然後就早早睡下了。由於條件好，加上生活有規律，王力的身體反而比被軟禁前強健了許多。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節前夕，按照中央的決定，王力被關進秦城監獄。在這裡，不允許他看報紙和書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與眾不同的是，毛澤東曾發話“不准提審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時間裡，他沒有被提審過，也沒有被宣判犯有什麼罪，但黨籍被開除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在決定對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重新進行審理時，對王力的問題也進行了審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來。剛出來時，組織上把他安排到北京萬壽路的部長樓里居住。住了一段時間後，他感到不滿意，說是門口有人站崗，提出要遷居。1984年，組織上把他安排到一個清靜的居民小區里，供給他兩套房子，很寬敞。他和老伴，還有一個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組織上還發給他足夠的生活費用。平時，他喜歡讀書，還不時寫點兒小文章。1982年4月《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他關於糾正引用古文時誤用兩字的信，還為他的信加了編者按，編者按中稱王力為同志。但是，那時乃至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為此王力是彼語言學家王力，沒有太注意此事。

自1982年1月以後，王力過着普通市民的生活。雖然有保姆照顧，但他還是願意和老伴一起上街買東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書店裡，常常能看見他的身影。一些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學者去訪問他，他總是比較客觀地介紹那時的情況。他的口才仍很好，頭腦也清楚，記憶力很強。2003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發現患有胰腺癌，並且已經擴散。後雖經醫生多方治療，還是沒有留住他的生命，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腫瘤醫院病逝，終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