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會兒，朱仲麗才緩緩地說：“我最佩服的是稼祥同志的忍辱負重、從不爭名利的忘我精神。黨的 [七大] 召開的時候，他正生病，連會都沒參加。當中央委員的名單公布以後，我們才發現沒有他的名字。要知道，他當時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啊！可是他連一句怨言都沒有。他只對我說：[我能當一個好黨員就足夠了，除此再無他求。] 還是毛澤東發現正種不正常的現象後做了工作，大會才選王稼祥為候補中央委員。再比如，1946年他到東北局主持城市工作部的工作，把哈爾濱市的工做搞得很好。全國的城市領導同志都來學習哈爾濱的經驗。這時林彪出來插手，批評他搞右傾。稼祥不和他爭，主動退讓。後來我們就到河北西柏坡去了。稼祥這個人，對權力看得很淡，絕對不像那種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人。”我也知道，一個人走到這個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一種人是從殘酷的現實競爭中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急流勇退，淡泊名利；另一種壓根兒就不去做這方面的追求和努力，他們能夠準確地把握自己而認識自己存在的價值。

我說：“新中國成立以後，稼祥作了我國第一任駐蘇聯大使。像他這樣功勳卓著的人能上能下、能大能小，也不簡單呀。”

“我認為，他考慮問題從來是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當大使是他主動要去的。到了蘇聯後，他把自己的工資定得和一個汽車司機那麼高。”朱仲麗苦笑了一聲，用手捂着自己的胸口說：“連我的供給制他也取消了。被子、衣服，他都拿自己的工資去買。在生活方面，他不好挑揀什麼，只要菜爛、有點油就行了。他從不私人請客、送禮。當我們回國時，連買維生素C的錢，也是自己的。很多的東西應該領，他都自己掏腰包。那時他需要一張很大的世界地圖，他寧可自己掏40多塊錢買也不要公家報銷。國家三機部的新產品 [熊貓牌] 收音機拿來讓我們試聽，他聽說不要錢馬上給人家退了回去。他對我說：[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公私分明。國家和人民的東西，我們一絲一毫也不能多拿]。回國後，稼祥把自己在蘇聯積攢的工資買了一輛大型吉斯牌臥車，帶到中南海交給了中央。當大使，他是肩負重任而去兩袖清風回來。這種為公不為私的情操至今還在激勵着我。”

在談到王稼祥的生活和嗜好的時候，朱仲麗說：“他每天除了看書、寫文章、批閱文件外沒有任何個人的嗜好。我們住在中南海時，離毛澤東僅是一牆之隔。那時禮堂經常有舞會，也經常演戲。可是稼祥從不去跳舞，也不去看戲，整天就是看書，古今中外的各種書他都看。建國後，他把很大的精力用在研究原子彈戰爭上。在這方面，他同林彪的看法不同，明確表示過自己的意見。他會好幾種外語，從蘇聯回來後又擔任了中聯部部長，創業的擔子落在他肩上，每天忙得團團轉，真是一心撲在工作上去了。”

我的錄音機在輕輕地轉動着。為了準確地記下她的見解，我在筆記本上作着記錄。對她講的這些內容，我絲毫不懷疑。那時的中國老共產黨人，用他們自己的實踐，給中國的後代們樹立了光輝的典範。那是一個時代的光榮，是一個歷史的光榮。

朱仲麗莊重地說：“最令我感動的是，王稼祥同志對待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些失誤所採取的正確態度。”我對此，尤其關心，便說：“請你詳細地介紹一下吧。”

“1958年，我國自上而下地颳起一股 [共產風] 、[浮誇風] 。王稼祥經過考察和研究，敏銳地覺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後，他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應該提醒黨，幫助毛澤東認識這種 [左] 的傾向。他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談話，請他轉告毛澤東：[目前的形勢並不象報紙上所講的那麼好，我不贊成在農村搞共產風，不贊成把全黨大辦鋼鐵的指標定得那麼高，也不相信報紙上講的糧食產量有那麼多。我希望全黨應當注重調查研究，千萬不要犯 [左] 的錯誤。他和這位常委談話以後......”

我問：“這位常委是誰？”

朱仲麗笑了笑，說：“還是不要提名吧？”

我說：“這是為了研究歷史嘛，有什麼不方便的呢？”

朱仲麗說：“那麼，你在短時期請不要公開。”我答應她後，她才說：“是鄧小平同志。王稼祥同志的意見經他匯報包毛澤東那裡後，毛澤東說：[ 兩百多中央委員，都贊成中央的意見，就是王稼祥同志一個人反對呀！索性我們就為他開一個會，叫他到會再說說他的意見。] 鄧小平再次向王稼祥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王稼祥說：[ 我不需要在會上談。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有不同的意見應該無條件無保留地向黨提出來，不應該隱瞞自己的觀點。如果認為我的意見對，就採納；如果是我錯了，我堅決該正就是了。不需要專門為我開會。] 我聽了王稼祥的意見後，也對鄧小平說：[ 千萬不要為稼祥開會，那樣會把問題搞複雜的呀！] 事實證明我們對了......”

我靜靜地聽朱仲麗講。這樣的情節，我還沒有接觸到。我很關注類似這樣事件的具體細節，認為這是紀實文學所不可缺少的東西，但前提是必須真實。

朱仲麗繼續回憶當時的情景：“武昌會議沒有接受稼祥的意見，他急得病了，高燒很厲害，但是一句牢騷也沒有。那一段，他總是在走廊里散步，悶悶不樂地嘆氣。那時，我在天橋友誼醫院當中方院長，每天除了給他看病外就是盡力地安慰他。到了1959年4月，黨中央在鄭州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正式提出糾正 [共產風] 等錯誤，並討論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等問題。在將會議的決定形成文件時，毛澤東指示在文件下達之前徵求王稼祥同志的意見。稼祥看後，愁容一掃，高興地對我說：[這下好了，中央文件的下達，證明了我的意見沒有錯，我放心了。] 他沒有絲毫表現自己、炫耀自己的意思，從此再沒有提這件事情。你大概知道彭德懷1959年7月的 [萬言書] 那回事吧？其實稼祥的正確意見要比彭德懷早七個多月，比中央文件也早四個多月。他提意見完全是誠心誠意地幫助黨。”

我們談到彭德懷時，朱仲麗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表現，其實影響是很壞的，王稼祥同志並不贊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歷史上的確幾次反對毛主席，毛主席都沒有和他計較，都容忍了他。彭德懷確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對毛澤東恨得要命。他曾經和王稼祥在1956年講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中國的明天，老毛搞個人迷信比斯大林還要厲害。有些人上升，除了會喊毛主席萬歲外，再沒有別的本事。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就可以扭轉中國的這種不正常狀態。] 我聽到彭德懷這些話，一再地警告稼祥，絕對不能和彭德懷來往。廬山會議前，彭德懷曾經給稼祥打電話，都讓我給回絕了。我曾經對他不客氣地說：[稼祥已經被人利用得夠多了，你們不要再把他往火坑裡推了，你們誰有本事誰去當英雄，稼祥就是願意平平安安地當個老百姓。] 稼祥有時也批評我對彭德懷的態度不好，我對他說：[這可是關繫到我們共同的命運的大事，你得聽我的。在黨內有什麼意見可以正常地提，不要故意和別人鬧彆扭。] 我已經看出，多年來毛主席對彭德懷的態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懷對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罵毛主席，連王稼祥回來都對我說：[老彭太過份了，怎麼能那樣對待毛主席呢？他好象仗着什麼人的勢力這樣做，我沒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 稼祥才是真正地維護毛主席的威望的。廬山會議本來就是要作自我批評的，結果彭德懷那麼一鬧，會議轉向了。王稼祥那時也可以和彭德懷講幾句話，但是他和彭德懷沒有答一個腔。彭德懷勇氣有餘，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三天三夜睡不着覺，終於發動了反彭德壞的鬥爭。我覺得，稼祥同志是守紀律的，也講究工作方法。這件事情，對我啟發很大。他不贊成在國際上傾家蕩產，主張量力而行。把我國的大批外匯無償地給某一個國家，讓他們完全靠我們的支援而過活，這不好。這就是後來批他的那個 [三和一少] 。但是他提意見，完全是抱着對黨負責的態度，是與人為善的。這點，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心裡都很清楚。毛澤東多次說：[稼祥這個人哪，不喜好玩，不愛出風頭，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問題。] 說明他老人家是心明如鏡的。”

我們的交談自然地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課題上。王稼祥一生的歷史，決定了他在這場所謂大革命中的命運。毛澤東和周恩來一開始對他採取了保護性措施，王稼祥也閉門養病，沒遭受什麼衝擊。後來康生點火了，他對中聯部一些人說：“毛澤東思想在哪裡？進了中聯部的門沒有？你們為什麼不集中火力批 [三和一少] ？”

於是，造反派先是往王稼祥家裡送大字報，繼而是要向他調查什麼問題。當神州大地大亂之後，有些不法之徒公然置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而不顧，公然衝擊王稼祥的家裡，要將他拉出去批鬥。

朱仲麗挺身而出：“你們批王稼祥，我去陪綁！”

造反派問道：“你去幹啥？”

“我是醫生，你們提的問題，他記不住，我去了好替他記下問題回答你們呀！”朱仲麗這樣說。

批鬥大會上，每當一些人向王稼祥揮拳動臂的時候，朱仲麗總是不顧一切地護衛着王稼祥，用毛澤東的指示和他們展開辯論。後來，王稼祥被“隔離審查”了。夫妻倆近在咫尺，卻不得相見，王稼祥獨自坐在沙發上高聲喊叫：“我沒有罪，我沒有罪！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是擁護毛主席的呀！”

在王稼祥被審查的日子裡，他還幾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要求給一本《俄華字典》和俄文版《毛澤東選集》，他要求給毛選校對錯字和漏字。他還要求在他有生之年，寫文章駁斥王明對黨和毛澤東的誣衊......

朱仲麗痛心地給我講述了她家的悲劇：

兒子王命先，剛滿42歲的中過人民大學統計系講師，被株連迫害，不甘心忍受侮辱，投河自盡；

王稼祥大姐的兒子吳振華，是北戴河中直機關的工作人員，也被逼得走投無路，跳海而亡；

他的侄女翟新華，阜外醫院的病房護士長，被一連串的“大帽子”壓得精神錯亂，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稼祥年邁的姐姐、姐夫，被趕出北京，一路討飯回到安徽，棲身於破屋，餓死病死......

“你給毛主席寫信報告過嗎？”我問。

朱仲麗搖搖頭：“沒有。我認為這不是我一家的遭遇，寫信也沒用。但是我敢肯定，毛主席是不知道這些的。他被紅牆隔離着，好多的真實情況到不了他那裡。毛主席保護過許多的幹部，但是他能管得了那麼多人的遭遇嗎？王稼祥在他擔任黨中央的高級領導時，也曾經保護過受冤屈的同志。他在接受共產國際領導職務後，給許多被王明打成冤案的同志一一平反。1933年，蕭勁光在一次戰役中打了敗仗，中央說他是 [臨陣脫逃] ，軍事法庭要判他死刑。王稼祥認為勝敗是兵家常事，堅決不予批准，保護了這位戰將。同一年，遭受王明打擊的鄧小平被關押、禁閉，隨時都有被害的危險，還是王稼祥幾次給博古打電話，堅決地說：[我就是要鄧小平，你們把他給我！] 硬是把小平要在他的手下，讓他當了《紅星報》的主編、政治部的副秘書長。鄧小平身邊沒用警衛，王稼祥就把自己的警衛給了他。現在，稼祥遭到了迫害、摧殘，他堅信毛主席是會搭救他的。”

王稼祥的估計沒有錯！

在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後，毛澤東很快地指示周恩來：“要保護王稼祥。及時地解放他，讓他站出來工作。”周恩來和中央的一些領導人曾經讓王稼祥揭發林彪，王稼祥說：“林彪的歷史和表現，毛主席最清楚。他的歷史雖然有過污點，但是那不算什麼大不了的問題，誰也不是聖人，能夠在毛澤東還沒有經過大的風浪時就認為毛澤東註定是我們的領袖。林彪在歷史上反對過毛主席，恰恰說明了他也是一個普通人，而不是什麼天才。我們這些人是在經過實踐證明了毛澤東正確的時候才把偉大的領袖推舉出來的，這符合馬克思主義。至於林彪和陳伯達後來要篡權，要謀殺毛澤東，自然是人、神共憤的壞蛋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揭發、批判他也就是理所當然了。所以，我們都不是神仙，也不要搞太多的事後諸葛亮。”毛澤東聽了周恩來等人的匯報後，呵呵大笑：“還是老實人說得好，我也沒想到林彪會這樣。我們都不是神啊。”

周恩來在召集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座談的時候，也提到了王稼祥的例子，他說：“揭發林彪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違反歷史，也不要把一切壞事都推到林彪身上。王稼祥同志在林彪垮台後給中央寫了一個材料，完全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不了解就是不了解，不要裝扮自己。如果林彪一開始就是大壞蛋，怎麼理解中央又選他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呢？我們誰也不是神仙，不是算命先生。沒有預料到林彪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所以談歷史一定要符合真實的情況。”

1973年夏天，王稼祥當選為中共“十大”代表。正當他準備為黨再盡微薄之力的時候，他那顆共產主義的生命之火熄滅了。那年，他才68歲。朱仲麗對我說：“王稼祥後來的政治態度這樣好，但是為什麼還要要受那麼大的衝擊呢？因為稼祥在歷史上曾經犯過錯誤，這就必然要在歷次運動中成為一些習慣於踩着別人往上爬的人的登天梯。那些總是想討好毛澤東的人，那些總想表示他們是革命，竭力要向毛澤東獻媚的人，就要把王稼祥端出來醜化、誣衊。慶幸的是，毛澤東這個人頭腦非常清楚，他曾經對王稼祥說過：[你放心，我胸中有數，你不要背什麼包袱。歷史問題有人願意提就讓他們提去吧，完全不讓別人講也不可能。但是他們的做法肯定會得到與他們的願望相反的結果的。許多時候，我不願意說得太早，也就是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實面孔，沒有他們對別人的態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壞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遠地做一個老實人，不要動搖。]王稼祥通過長期的鬥爭和考驗，也了解毛澤東的原則和處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義之爭，而絕對沒有什麼個人的恩怨。也就是衝着這一點，我們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放和重用鄧小平，但始終對鄧小平留有餘地。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真正胸懷。當然，我們只是說他的用人和為人，而不是講他的思想和理論的正確與否。”

從朱仲麗的這些談話里，我感覺到作家的一種歷史責任感，那就是乘這些當事人還活着，要趕快地搶救歷史的真相。現在我們的作家已經習慣了所謂的純文學的創作，甚至有人公開提倡坐在家裡胡編亂造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以此來招徠讀者。正好，朱仲麗在這個時刻問道：“你這個作家，為什麼對中央上層的政治鬥爭和政治風雲情有獨鍾？”

我笑道：“不是情有獨鍾，而是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你知道嗎？林彪事件的真相本來在毛澤東活着的時候，已經有了一個很清楚的揭露，現在某些人又在製造混亂。包括林彪集團的當事人也在翻案，把本來已經比較明白的事實又在歷史上搞得糊塗了。這樣，一個真正對歷史和社會負責的作家就有一種天職，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給後代和歷史以真實的經驗和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說，朱大姐，我可以坦率地說：你的那些作品也有把歷史搞糊塗了的地方，說得再明白點，你的作品裡有許多的地方不真實，誇大了你和王稼祥的作用，貶低和侮辱了許多的你的對手，包括大家現在都不喜歡的江青在內。”

我看到她的臉色微微一紅，變得很不自然了，她說：“你能不能說得再具體點，比如說我的書裡有哪些地方不真實？”

我看她的神色並沒有發怒的表示，似乎願意和我繼續交談，也就很不客氣地給她提了幾條。她不住地點點頭，坦白地說：“是的，你說得很對。為了我的書現在能夠出版，我不得不這樣寫，我也知道我現在這樣寫是政治需要，同時我對那幾個人物很反感，我是帶着我對他們的仇恨和我對稼祥同志的不公而寫的。”

我說：“所以我說，你是一個作者，而絕對不是一個作家。作家的寫作雖然要帶自己的感情和觀點寫作，但是根本上他要對歷史負責。在歷史的真實上是不能帶着任何的非歷史因素而寫作的，只有材料和寫作的真實可以在歷史上留下痕跡，而不能僅僅看一個作家究竟寫了多少東西。我要麼就不寫，要寫就要真實地寫。我寫作絕對不取悅任何人，也不能牽就什麼人。在我們黨內，有那麼一些人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表現那麼好，也不是按照他們的編排得那樣是什麼英雄好漢，他們生怕歷史恢復了本來面貌，就千方百計地壓制和打擊秉筆直書的作家和作品。我對那些歪曲歷史和不讓真實地寫作的審查很不以為然，一方面不讓真實再現歷史風雲的作品出版，另一方面卻讓一些公開篡改和歪曲、甚至是偽造歷史的什麼作品大量泛濫。這種對歷史和後人的嘲弄實在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能容忍的。我主張在歷史上必須允許公開討論，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單純的禁書和壓制絕對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態度。”

我的激動和憤怒使朱仲麗大為驚奇，她說：“想不到你的寫作竟有如此專一的信念。那好，我們之間應該定一君子協定，凡是你出的書都要送我一本，我的書也送你。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希望你也寫寫我本人和稼祥同志，我一定給你提供真實的材料。你放心，你剛才講的這些話我從心裡是贊成的，儘管我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我有我的地位和原因。但是，聽了你的意見，我會在今後的再版中，修改一些歷史事實的。我要把你的這些話記下來：歷史絕對不會取悅任何人的，歷史是無情的法官，它可以延期判決，但是它絕對不會永久沉默；它可以被人蒙上各種外衣，但是它絕對不會被人牽着鼻子行走；它能夠對付來自各種強權的壓力，也能夠經受來自任何淚水或鮮血的洗禮；歷史的真相即使是最醜陋的、最猙獰的、最美麗的、最辛辣、最苦澀的，也是永久的財富，它不接受任何美容師的修飾和塗抹......”我沒有想到她對我的這番話竟有如此的興趣，自然感到一種興奮和自豪。

這時，朱仲麗微微閉上眼睛沉思了片刻，低沉地說：“稼祥雖然走了，但留給我們的遺產卻是非常豐富的。我相信，青年一代會從他的足跡中繼承下這筆寶貴財富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拿起筆來寫稼祥、寫許許多多的老革命家的原因。我並不想成為一個傑出的小說家而永垂文壇史冊。我只是想把我真實經歷過的東西藝術地展現出來，啟迪我們的子孫後代。”她把王稼祥生前寫的一些文章和資料複印了一部分送給我，作為永久的留念。這對我自然也是一種信任和鼓勵，我很感激地把東西珍藏起來。

於是，我想到了我寫這篇文章的主題和現在的這個題目。中國文壇從來都有“文若其人”的說法，似乎可以把文章和作者完全地劃上等號。我對這句名言持保留的看法。無論什麼讀者，他的閱歷總是有限的，所接觸的歷史視野和對歷史材料的了解也有限，這就給一些偽造歷史的人提供了市場。我看了現在出版的一些回憶錄和文章，真正忠於歷史的當事人似乎並不多。當初肉麻地吹捧黨內高層人物的人，現在對今天政治的失意者像躲避瘟疫般地洗刷自己，好象他們天生就是大徹大悟的能人。如果歷史的真相是如此，一本歷史的教科書就該重新編寫了......

這篇文章原載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熱門人物》第二期，這次收入本書時，作者按照原來記錄的文字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