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他們沒有你在文化大革命升得快呀，這也是正常的嘛。”

李作鵬說：“我是在黨的就大以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後，才數得上。一直到1968年5月20日，毛主席和林彪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兩萬多什麼革命戰士的時候，我的名字在哪裡？你看看這張報紙。”他取出一張當年的報紙，上面有被接見和陪同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在這樣的順序內：“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和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粟裕、李作鵬、邱會作、劉賢全、王樹聲、李天佑、王新亭、溫玉成、張池明、張令彬、譚甫仁、蕭力、羅舜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各軍種各兵種的負責同志蕭勁光、王宏坤、張秀川、羅元發、鄺任農、王輝球、曹懷裡、陳仁麒、吳烈、陳士渠......”

“你再看看當時的流行提法是什麼？”他指着同樣的這張報紙讓我看，上面寫道：“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滿面笑容，健步來到接見會場，同大家親切見面。這時全場一片歡騰。毛主席十分高興地從接見會場主席台的一段走到另一段，向大家頻頻招手，熱烈鼓掌。”大家一致表示：“我們永遠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堅決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他等我看完這些後，得意地問我：“你以為這些怎麼樣？當時的報紙都是這樣講的，毛主席又不是看不見，為什麼後來要把一切推到我們的腦袋上呢？難道這些話在當時我李作鵬能夠決定了嗎？這裡，我還要告訴你，我在中央的幾年裡，始終沒有得到過江青對我的信任。在當時，沒有江青的信任你是可想而知的。我記得幾次開會時，江青都說過：[李作鵬知道個什麼？他沒有在這些問題上發言權。你說我能在他們的問題上承擔什麼責任嗎？] ”

我說：“這都是歷史了，可以使我們回憶到當年我們黨的幼稚和許多人的不成熟。這些並不能說明有些人的正確不正確，也不能對你後來的錯誤有任何的解脫。你說我說得對嗎？”他眨巴眨巴眼睛，沒有再說別的，只是把話題轉移了。

提到廬山會議的時候，李作鵬說：“林彪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講話，那完全是針對張春橋和江青這些人的，毫無疑義。但是，毛主席把這次廬山會議和1959年夏天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意見書》相比，我認為毛主席實在是不高明。現在這個話就可以講了，當時不行呀。當時中央的文件里這樣說：[林彪上了廬山，不去請示毛主席，在8月22日下午的常委會議上，也沒有表示要在大會上講話。在事先沒有向毛主席、黨中央親請示報告的情況下，8月23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會議上，第一個跳出來，發表了突然襲擊，製造謠言，欺騙同志的講話。他繼8月22日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反黨綱領之後，在這次講話中又打出《天才》的反黨綱領，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瘋狂叫嚷：我還是堅持天才這個觀點。他的講話，是一個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他向黨突然襲擊，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這實際上就是說：反江青和張春橋就是反黨，就是要搞政變。當時林彪在講話中反反覆覆地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要擁護毛主席的嘛，怎麼能說成是反黨呢？文件里還這樣講：[在林彪的指揮下，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一面連夜加工炮製稱天才的材料，私擬了國家主席一節的憲法條文；一面四出活動，多方串聯，組織力量，部署進攻。吳法憲接連找王秉璋、王維國、陳勵耘等人談話，指名道姓地惡毒攻擊中央某些負責同志，鼓勵他們在小組會議上向黨發動進攻，要他們講設國家主席和《天才》兩個問題。李作鵬、邱會作也分別聯絡人，進行了布置。] 不錯，我是作了布置。我對海軍的一些人和我所熟悉的人說：[張春橋算老幾？他想取代林副主席的地位，那是根本沒門的，他要當黨中央副主席，我們就起來造他的反！]......”

我馬上問道：“你當時說過這樣的話嗎？”

他說：“說過，現在你可以調查一些當事人。但是，好象沒有人揭發過我說的這句話。因為有人也附和了我的話，大概怕連累了他們自己吧，這樣的話就始終包了起來了。我還說：[江青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時候了，黨的九大已經召開，整個國家已經走向了正規，現在她是應該聽林副主席的，而不是讓林副主席聽她的。江青有什麼了不起，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林副主席早把她轟出去了。] 這些話，都作為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現在誰給我們平反？這些總不是我們造謠吧？這些總不該否定吧？至於林彪多年來對毛主席怎樣？究竟是誰虧了誰？我看你還是看看這些事實吧。”

他不知道從哪裡搞來了文化大革命中印發的關於彭德懷的所謂罪行材料給我看，上面有彭德懷的一些言論：

彭德懷在1958年夏天說：“毛澤東所說的大辦民兵師和人民公社，兩個東西總有一天要垮掉一個。”

彭德懷在1959年7月14日《意見書》裡對毛主席進行攻擊，說“他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作風置諸腦後。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彭德懷在廬山會議西北小組上，極端惡毒地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說“從1957年7月整風反右以來，我們黨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威信高了，所以得意忘形，造成幹部和群眾性的頭腦發熱。”他在《意見書》裡，還反對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散布折衷主義，胡說什麼政治掛帥和經濟工作“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

彭德懷同劉少奇一唱一和，散布階級鬥爭熄滅論，1957年4月12日他在南京軍區幹部大會上胡說什麼“階級對抗性的矛盾不存在了”。他在廬山會議西北小組會上說“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的錯誤，我們黨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價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1957年5月31日，彭德懷對某兄弟黨同志說：“革命時最大的可能是右傾，對敵人妥協。取得政權後，主要是[左]傾，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是污專政的陰暗面，害死人”......

李作鵬說：“我們再看看林彪自從1959年彭德懷垮台以來是怎樣地堅持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擁護他的領袖地位的吧！這些評價絕大多數都是經過毛主席親眼看，親自修改的，但是毛主席並沒有說過要取消這些話，怎麼解釋後來他講的那些都是陰謀呢？”他同樣給我提供了一份他自己所說是由海軍整理的一個材料：

早在1949年7月，林彪在中共中央華東局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8周年大會上講話的時候，就這樣說過：“單純的工作經驗，不能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認識今天，預見明天。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就能提高。打起仗來，就能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少打敗仗。做經濟工作，就能很快地使經濟繁榮。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銳利的武器。在紀念黨的生日的時候，對我們具有重大意義的就是努力學習，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把自己的頭腦武裝起來。這樣，我們不但可以迅速取得全國勝利，而且能夠鞏固這個勝利，建設一個新中國。不學習，我們就會在勝利之後不能繼續前進。”

1951年11月，林彪在全軍宣教文化工作會議上講話的時候，又說：“對於各種政治問題，都應該給予科學的回答。什麼是科學的回答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回答。因此，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提高我們的政治理論水平。”

1959年9月，也就是中央剛剛召開批判了彭德懷的廬山會議後不久，林彪
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講話中提出：“全世界是發展的，反映世界規律的理論也在發展。認識就是從低級往高級發展的。毛澤東同志全面的、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綜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內容。”

1960年10月，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說得更加突出了：“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

1965年9月，林彪在以他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篇文章里，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功勳：“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在於，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且根據中國人民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加以高度的概括和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指針。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不但是中國革命的產物，而且帶有時代的特徵。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人民的新經驗不斷證明，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國際意義。”

1966年1月，林彪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再次指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業交通戰線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封信中指出：“毛澤東思想，反映了國內國際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反映了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思想並不是勞動人民自發地產生的，而是毛主席在偉大革命實踐的基礎上天才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是綜合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經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1966年8月18日，林彪陪同身穿軍裝的毛澤東在首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講話時，這樣講：“毛主席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傑出的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眾，最關心群眾，最支持群眾的革命運動，和革命群眾心連心！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一個嶄新階段，是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當代改造人民靈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最強大的思想武器。”

同年10月，林彪對全軍的指示中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科學，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無產階級的真理，是最現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統一的行動綱領。”

等我看完這些林彪的語錄後，李作鵬才滔滔不絕地講起來：“林彪的這些話，並不是他一年、兩年這樣講，而是整整講了十多年，稱毛澤東為天才，有的是在百萬人的大會上當着毛澤東的面講的。毛澤東為什麼在那個時候不站出來給林彪提意見，說你林彪講得不對，是唯心論的先驗論，是反黨的綱領，我毛澤東不贊成，是討嫌的。如果你毛澤東那時就反對林彪這樣講，我李作鵬保證不會跟着林彪那樣再講，我相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不會跟着林彪跑了。偏偏毛澤東不講，不但不講，他還欣賞，他還得意，他還要把一切不跟着林彪講的人打成牛鬼蛇神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這些不能說你毛澤東不知道吧？正因為你毛澤東需要這些，所以才那麼器重地重用了林彪，把他作為你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而且寫進了黨的決議和黨章。例如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權會的公報中曾這樣寫到：[ 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到了毛澤東不需要的時候，他就可以把當初的一切都作為林彪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罪狀來批判。這樣，哪裡還有什麼是非標準？哪裡還能夠使全黨全軍跟得上你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所謂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在什麼稱天才問題上反黨，大概除了汪東興一類的別有用心之徒外，我們誰也分不清什麼原因。都說上了陳伯達的當，實際上是上了毛澤東的當。”說到這時，李作鵬顯得十分激動起來了。他站起來打着手勢說：“你毛澤東手握生殺大權，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講，朝令夕改，忽東忽西，誰也摸不着頭腦，怎麼能不犯錯誤？就是到了今天，我也沒有真正總結出什麼能夠辯別什麼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驗和教訓，我如果再碰到類似中央副主席的話和全黨的主席的指示，我還會跟着走。我沒有那個本事辯別！”

這就是李作鵬此時此刻的真實心態。

我說：“你也不能完全這樣講，1971年9月12日，你已經明明知道毛澤東批判了林彪的一系列錯誤，已經給全黨高級幹部再三打招呼，你還是要死硬地跟着林彪走，拒不檢查自己在廬山的錯誤，這也是分不清誰是誰非嗎？”

李作鵬又回到了那個令他再三再四地解釋不清的問題上來了：
“19719月12日晚上，周恩來得到了情報，讓我查問山海關機場上有沒有停留一架256號飛機的事，我查問了後告訴周總理：[ 有！] 過了大約半個小時的樣子，周恩來對我說：[ 你通知山海關機場，停留的這架256專機，不能輕易放飛，他的飛行要有我和黃總長、吳司令和你的批准才能起飛。] 我問道：[ 是否我們聯合批准才能放飛？] 周總理說是的。這時我就感覺到問題越來越嚴重了。到了9月13日凌晨零點6分，我通知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我記得告訴了他們必須是四個首長指示後才能放飛。但是神差鬼使，到了機場調度室的記錄里成了[ 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飛才放飛，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天大的亂子。但是，到了二十多分鐘後，我接到了機場調度室的電話，說林彪一家要乘256專機強行起飛。這時，我的思想已經亂了，我知道可怕的情況已經發生，可是我的確不知道林彪的這架飛機要到什麼地方去。”李作鵬的眼睛轉向我，我從他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一種難以啟齒的悲哀。

是的，那是一個令任何人都難以估透的時刻，命運老人給所有的生命都規定了自己的歸宿和走向這個歸宿的軌跡。但是這個軌跡在最後一刻始終是保密的。林彪走向自己歸宿的那條小路，不僅他自己在最後的一刻毫無覺察，就連親眼看到他倉促逃跑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要走向何處。那時的李作鵬聽到林彪的專機已經飛翔在天空的時候，說了一句：“就這樣吧！”究竟會怎麼樣呢？他的腦海里肯定已經有了他自己的設想......

在林彪摔死後的一個月，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和別人談到了李作鵬的這段歷史：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後，打亂了林表一夥的政變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聽取了我的匯報後，對我說：[ 要注意林彪坐飛機離開北京，不要讓他走。現在他手裡的王牌就是空軍，空軍的整個指揮權不在我們手裡，但是要撤換吳法憲。今後，空軍的調動要直接由你和吳法憲、黃永勝聯合下令，並報告我知道。] 聽了這話，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經胸有成竹了。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經在山海關機場調動了一架256專機。我分別向吳法憲、李作鵬和黃永勝了解此事，他們都證實有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調用這架專機的用途。為了防止出現意外事件，我請示了毛主席，決定啟動這架飛機必須要有我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聯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這就是說：毛主席決定要對林彪動手了。這點，林彪的估計是不錯的。但是怎樣動手是另一回事，並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來。林彪、葉群他們早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時候就組織力量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點，進行政變。林彪、葉群指使周宇馳，從空軍司令部竊取了我國三北地區雷達兵部署圖，可作導航用的我國周圍各國廣播電台頻率和時間表，港澳航線圖以及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圖、機場位置、呼號、頻率表，華東、中南幾個省一、二、三級機場資料等。林立果、劉沛豐等還串到廣東深圳、沙頭角，拍攝了大量地形照片。他們還乘坐飛機，越過規定的航線，查看了九龍的地形。林立果說：[ 萬一情況緊急了，可以讓首長到香港指揮、遙控。] 但是，我沒有想到李作鵬竟然對山海關機場調度室傳達命令時，篡改了我的指示內容，把四人聯合下令改為四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這就說明了他是有準備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計劃才有鬼呢！特別是當林彪逃跑的時候，李作鵬已經得到了林彪一夥逃跑的報告，他不去採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讓機場的人直接向我報告，這不等於故意放虎歸山嗎？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鵬的這些表現後，對我說：[ 看來這個李作鵬也是不可救藥了，他和那幾個大將是一模一樣的人，你們要注意和警惕呀！] 這樣，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徹底地捆到一起了！”

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據監獄裡看守過他的人講：“李作鵬在監獄裡曾經脫口說過：[ 我不能作忘恩負義的任何事情！對林彪我要生前夠朋友，死後夠義氣！] 這一點，也是李作鵬的實際表現。他多次對專案組的人講：[ 我李作鵬的肩膀是硬的，只要是我的事實，我絕不賴賬。但是不是我的問題，我也絕對不會承認！] 他幾次對審訊他的人拍桌子，發脾氣，故意在監獄裡唱戲，表現他的膽量和滿不在乎。實際上，這些都是他掩飾自己心虛的假象。”

我曾經問過李作鵬：“你在1971年9月23日被捕之前，是否向毛主席和黨中央揭發過康生？具體揭發了一些什麼？你是怎樣認識康生這個人的？”

李作鵬笑了笑，說：“我揭發康生是認為他在林彪的問題上耍了兩面派，早在黨的九大召開之前，他就是一直吹捧林彪的，九大之後，他在1969年9月13日接見外賓的時候，說得非常明白：[ 林彪同志無論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他是我們的黨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範。確定他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計。] 他在廬山會議上的問題也很突出。林彪最初提出設國家主席的時候，他並沒有提出反對。他曾經對我說：[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能林副主席來擔任，毛主席是不會再擔任這個職務的。毛主席已經當過國家主席，他畢竟老了，沒有這個精力了。林副主席的身體也不是太好，如果林副主席身體允許當然可以擔任這個職務。] 當陳伯達搞出那份稱天才的語錄後，曾經送過康生，康生並沒有表示反對。但是，陳伯達出了問題以後，他卻來了個大罵陳伯達。這些，不但我，連江青和張春橋也是清楚的。在1971年華北的批陳整風的座談會上，周恩來鼓勵我站出來揭發問題，他對我說：[到現在你還不揭發問題，對你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有什麼問題就揭發什麼問題，該揭發誰你就揭發誰。你寫出來，如果覺得需要保密，你可以把材料交給我，我保證給你交到毛主席手裡，什麼人我都不會告訴的。] 我認為，康生在我的問題上一直起了最壞的作用。因為康生這個人也和江青一樣，是最善於打擊報復的人。”我問道：“你還有什麼覺得冤枉的地方嗎？”

“我認為，不能全盤地否定我們的工作和成績。”李作鵬儘量顯得很坦誠地說：“在過去的歲月里，我在批判葉劍英、徐向前、陳毅等老同志的時候，我對他們個人並沒有採取任何的過火行為，有許多的問題上我是明批暗保的。這一點，他們自己心裡也有數。比如我在1968年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完陳毅後，陳毅拉着我的手說：[ 謝謝你對我的幫助，聽了這麼多的人批評，就是數你對我不錯，沒有任何失實之處。另外，你對我的人身也採取了保護，和那些對共產黨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說完，他還緊緊地和我握了手。這也說明了我的為人。在蘇振華的問題上，我更是想方設法地給他們通風報信，竭力為他們作點事情。沒有我的保護，我敢說，蘇振華是絕對活不到現在的。所有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希望別因為我們今天有了這樣的問題，就把我們過去的一切都否定了，這絕對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法。”

對於李作鵬的這番話，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但是我相信，一切總會有一個必然的歸宿和結論的。歷史和人民決不會冤枉一個真正的無辜者，但是也絕對不會因為遷就一個人的過錯就歪曲了他自己走過的道路。歷史是不會輕易開口說話的，但是一旦它開了口，將是永遠推不翻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