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締造了我們的黨，也幾乎毀滅了黨”

——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李雪峰

有一個哲人這樣說過：“人生的道路充滿了難以捉摸的未知之迷。”你本來想得好好的，要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神使鬼差地溜進那個角落。無數自以為聰明的政治家，都費盡心機地自以為主宰了自己和別人的命運，但是事情的發展變化總是與自己的願望相反，被命運之神無情地給嘲弄了。

我總想揭示其中的奧秘。

寫完長篇紀實文學《山雨欲來》後，我就想續寫《風驟京都》來反映1966年夏天那段驚心動魄的歲月。於是，我訪問了文革前曾擔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彭真被撤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後又兼任一段這個職務的李雪蜂。

早在20多年前，我就見過李雪峰。那是1966年7月，我在北京大學聽過他的講話。那時，他的個子不高，穿着灰色的褲子，白襯衣，手裡拿着一把扇子，不住地搖晃。他說：“我在上學的時候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地下黨。那時參加共產黨是要殺頭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參加黨。我們在太原也鬧學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勢怎麼變化，我們有一條是不變的，那就是跟着共產黨走。離開了這一條就會犯錯誤。這回，我們在打倒彭真黑幫以後，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吳德說的，我們幾個人到北京來就是要言出一場《八大錘》。看我們言得像不像樣，請你們來給我們打分。”他那俏瘦的身材和講話時有力的手勢，永遠地烙在我的記憶中。

20多年過去了，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沒想到82歲的他，身體依然硬朗、結實。那古銅色的臉上，雖然由於歲月流逝增添了不少皺紋，但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靈活而敏捷的思維，豪放但不失穩健的談吐，仍顯出一種剛毅不拔的氣質來。他和我的兩次談話中，一直是邊走邊說，談笑風生，使我感到十分有趣。

他對我說：“我看過你的書，比較尊重事實和歷史。我對那些胡說八道的東西很反感，對專門寫我的傳記一類的東西，不感興趣。很多人想來寫我，都讓我給拒絕了。但是要想反映一個時期的歷史，裡面牽扯到我的一些活動，我還是願意提供的。現在一些人是以一美遮百丑，都是同時代的人，過去經常在一起，誰還不知道誰？搞那麼多的鬼把戲有什麼用。你寫有價值的東西，對後代有利，對吸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有利，我看還是一件好事。”

李雪峰是山西永濟人，中條山的溪水和黃土地養育這個熱血漢子。1937年10月，為了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處創立太行山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冀豫晉省委員會，李雪峰擔任該省委的組織部長。1943年10月，晉冀豫區黨委改名為太行區黨委，他又擔任了區黨委的書記。1966年初，毛澤東委派江青在上海組織姚文元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李雪峰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後補委員、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

他說：“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前，我總覺得北京的許多事情非常複雜，是一個是非之地。1966年2月，劉少奇在他關於 [四清] 的講話里，和林彪的態度明顯不同。劉少奇說：[現在一些地方，搞四清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實際上是用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來代替四清，這是一種概念和實際運用上的錯誤。四清的學習文件首先是黨中央剛剛決定的二十三條，其次是黨中央的有關文件。] 但是，我們只是從積極的方面和好的方面來考慮問題，一點也沒有想到火會燒到劉少奇的頭上。當彭真的匯報提綱遭到毛主席的批判後，劉少奇在和我們一些大局書記談話的時候，就說：[彭真在歷史上就是反對我的，他是對我搞封鎖的。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說過：彭真這個人可是不好領導呀，動不動就以什功臣自居，其實他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這樣，我們也沒有想到劉少奇會出問題。”

於是，他向我講述了他在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上的真實情況。

1966年5月初，中央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剛到北京，葉劍英就跑來對他說：“又發生事情了，你知道嗎？”他一怔說：“不知道啊！” 葉劍英隱隱約約把毛澤東批評彭真的《匯報提綱》的消息給他透露出來。他心裡暗暗叫了一聲：“糟糕！彭真出問題會連累許多人的，因為他那個匯報提綱各大局都貫徹執行了呀！” 他問葉劍英：“彭真和羅瑞卿的問題有沒有關係？”葉劍英說：“彭真實際上是保羅瑞卿的，這一點，我們都看出來了，但是沒有什麼具體的事實。林彪曾經給我打過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緊，沒想到這麼快就出了問題。”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自始至終都是由劉少奇主持。但會議的程序和各種文件的起草，卻都是毛澤東按排的。

彭真在開會時，緊挨着李雪峰。李雪峰看出來，彭真有許多話想和他講。李雪峰故意沒有多搭理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會議一開始，康生、陳伯達、林彪等人就把矛頭指向了彭真，他立刻和那些人頂起來，要求中央進行審查。中央只好停止他參加會議。李雪峰迴憶着當時的情形說：“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準備好的，彭真根本沒有辯護的權利，開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開口，就被康生和陳伯達頂回去了。劉少奇也在會議上說：[你彭真到現在還嘴硬，你的個人主義膨脹我早就看出來了，你為什麼要打着毛主席的旗號來騙我們？你就是一個陽奉陰違的兩面派，中央的修正主義就是你！] 大家看到劉少奇這樣講，都跟起來了。”

李雪峰沒想到，這次會議能撤銷彭真的職務並讓他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他對我說：“當時，全國都在旋渦中，而北京是旋渦的中心。誰都不願意來，但中央既然決定了，我只得硬着頭皮上任。”劉少奇說：“讓吳德當第二書記，你們倆搭班子，要保持團結。現在北京的情況比較複雜，等部隊調動完畢後，公開宣布這個決定。”

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貼出那張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後，學校立刻引起爭論。那天晚上，陳伯達和康生分別給李雪峰打電話，讓他去北京大學處理一下此事。李雪峰說：“我去不好吧，我當市委第一書記的決定還沒有向群眾公布嘛。以什麼身份去呢？”陳伯達說：“你應該去，去了給大家講一講嘛！”於是李雪峰帶了十幾個華北局的幹部在晚上12點左右趕到北大。一到學校，就被師生團團圍住了，他在會上說：“同志們貼大字報是可以的，但要內外有別。大字報無論如果不能上街，這樣影響很不好。你們可以在飯廳門口搭個棚子專門貼大字報嘛。黨有黨規，國有國法，無組織無紀律是不行的！”顯然，他的講話已經流露出對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不滿。所以，6月1日毛澤東批准將大字報向全國廣播後，康生得益地說：“這下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李雪峰卻搖搖欲頭：“沒想到給了我一悶棍！”

大字報公布的當天，王力、關鋒和曹軼歐在釣魚臺14號樓趕寫了《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曹軼歐是康生派到北京大學的觀察員，他們寫評論時的情況是由她提供的。

毛澤東對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這樣評價的：“5月25日聶元梓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中過北京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了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

1966年6月3日，劉少奇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了已經內定的中共北京市容第一書記李雪峰關於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匯報，認為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已經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學生們組織起來，走向正規。劉少奇首先同意了李雪峰提出的開展運動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和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大字報不准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能參加運動；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裡鬧；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誣衊人；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劉少奇主持的會議討論同意了李雪峰代表市委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並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團中央抽調幹部，作為北京新市委總作組的成員派往各學校。李雪峰對劉少奇表示：“我絕對不會辜負黨中央對我的信任，一定要竭盡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劉少奇對李雪峰說：“彭真這個傢伙在歷史上和現實工作中都是反對我的。他總是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對我封鎖，不講真話。這一次把他揪出來也是我們黨多年來爭取黨內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對他的黑幫勢力的清理和鬥爭。”

李雪峰說：“彭真過去是從來看不起我的，多年來我們對北京市的工作無法過問。名義上北京市屬於華北局領導，實際上是北京在指揮我們。”

幾天后，劉少奇又給李雪峰打電話：“我考慮很久，想讓王光美同志到清華大學蹲點，以便取得運動的發言權。最好讓她擔任清華工作組的一個領導職務，給她創造一個提高和學習的條件。你看怎樣？”

“很好，清華大學是北京運動的重點，王光美同志去那裡最好，我很快辦好這件事情。”李雪峰馬上作了部署。於是，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來到清華，正式參加了清華工作組的領導工作。

我說：“劉少奇如果不把王光美早早地抬出來就好了。 毛主席對江青說：[連王光美都如此出頭露面，你比她更有條件站出來工作。既然四清王光美創造了經驗，就給江青在文藝革命上創造新路鋪平了道了。] 你知道這話嗎？”

李雪峰對我說：“我沒有聽說。但是我已感覺到了他倆都把自己的老婆抬出來了。當時，劉少奇問我對聶元梓大字報的評價，我感到很突然，就說：[毛主席不是已經說了嗎？我還有什麼可講的？要是讓我來處理這件事情，我不會把這張大字報公開的。這麼一來，北京的學生基本上無法控制，我耽心這樣下去會波及到工廠和農村。如果權國都這麼折騰，實際上就是天下大亂。] 劉少奇激動地說：[絕對不能亂，亂了毛主席會怪罪於我的。現在北京這個家難當呀。我已經向毛主席說過，請他回來主持工作，他說：你們不是嫌我礙事嗎？你們放手干吧，天不會塌下來的。] 這時，我以為是劉少奇的謙虛。”

經毛澤東批准，《人民日報》於6月4日公布了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還發表了6月3日由周恩來親自寫的新華社的電訊稿《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中共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二）撤銷中共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李雪峰打電話請示劉少奇：“這個決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劉少奇對他說：：“總理請示了主席，主席點頭了。”

三、四兩日，李雪峰連開了兩天會，本着先黨內後黨外的原則，傳達了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他在會上講了北京市委關於進行文革的八條方針，也是經劉少奇修改的。八條的內容，重申了“黨有黨規，國有國法”、“大字報多貼但不要亂貼”、“內外有別”、“不要上街”等他在北大講過的話。這八條，後來被造反派批得一塌糊塗，成為“束縛群眾手腳的條條框框”。

6月6日和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聽取李雪峰關於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匯報，李雪峰提出：“這次運動，應該制定一個決定，明確打擊的重點是什麼？黑幫和黑線的標準是什麼？不然，群眾心裡沒數，我們心裡也沒數。”劉少奇當時還是很有把握的，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還要規模大，意義也深遠。現在還是要放手一些。我們要善於領導和敢於領導這次運動。首先要敢於領導，引火燒身，主動檢查自己的問題和錯誤，自己站在運動的前面；善於領導就是要避免被動，避免領導落後於群眾的那個局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人物，重點應該放在吳含一類人上面，他們就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敵人。不管出現什麼問題，不要轉移了這個目標和視線，也不要分散目標，要讓廣大群眾和吳含、廖沫沙、鄧拓一類的黑幫劃清界限，明確政策。知識分子有左、中、右三類，通過這次運動，要把他們劃出來。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確將來依靠誰，團結和打擊誰了。這樣便於我們對廣大群眾採取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 ”

6月8日上午，工作組集中開會。北京大學一些人就在校園內設立斗鬼台，四處抓人進行批鬥。當時有60多個幹部被戴上高帽罰跪、遊行，連黨支部書記也挨了打。6月9日，劉少奇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李雪峰也馬上派人調查。6月20日，劉少奇又批轉了工作組處理這個事件的報告，即：《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並代表中央擬了批語。批語中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到了8月5日，在毛澤東的斥責和指示下，中共中央下發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發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

但是，在剛剛批發簡報後，劉少奇對李雪峰說：“我和總理、小平、陶鑄、伯達、康生於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匯報了北京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我向主席說明，學校的文化革命可以採取三種辦法，一是奪權，這是少數，也就是像北大那樣把黑幫黑線篡奪的領導權奪回來；而是批判學術權威，如批判像翦伯贊、匡亞明那樣的反動分子；三是搞教學制度的改革，解決考試和教材等一系列的問題。城市和農產品收購價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結合起來搞，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我講話後，主席說：[聽聽群眾的意見吧，我們不忙着下結論，也不要匆匆忙忙地派人下去。吳含這些人搞資本主義復辟，我看也可以。社會很複雜，只搞社會主義而不讓搞資本主義，不是太單純了嗎？不是沒有對立統一，只有片面性了嗎？我看就讓他們猖狂進攻，也可以上街遊行，拿上槍來搞政變、搞叛亂，我都贊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時候這些東西都會出現。出現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們無非退出城市，再到農村打游擊，或者叫我們的後代再搞一次革命罷了。] 所以，大家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沒有明確的結論。主席的這些話，應該是極而言之的，我們不能讓它到了那個地步，所以，該怎麼辦，一定要有決心和辦法。”

6月23日，李雪峰又召開會議，動員大專院校師生抓這種批鬥的壞人和反革命。他說：“毛主席早就說過 [ 一個游魚三尺浪潮 ] ，有幾個反革命分子並不可怕，抓出來就是了。現在我們對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強領導，絕不能讓各種[ 游魚類] 製造混亂。黨員幹部要挺起腰杆來，加強黨的領導。我們不可一日無單方面！黨組織垮了的那些單位，要像救火那樣迅速派出工作隊！”

於是，周恩來親自批准，中央從空軍、海軍及其他單位調來一萬多人進駐北京各大院校組成工作隊，領導文化革命運動。這些工作隊名義上受北京新市委領導，實際上是中央接管的。劉少奇從6月4日到6月28日的一系列會議上反覆講：“對這一場鬥爭，咱們都沒有經驗，工作組也沒有經驗。有的工作組是好的，能和學生們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好的就留在學校，繼續搞革命，不好的就撤回去；在運動中要劃清明確的界限，不要把學校的領導和什麼人都說成是黑幫，當然北京市的黑幫要多一些，但是也不都是；學校的文化革命不要黨的領導和中斷黨的領導是不好的，大部分黨委還是好人嘛，不要來一個洪洞縣裡沒好人，也就是說不要打倒一切嘛。運動的正規過程，要抓生產、抓工作、抓生活，恢復星期日，注意勞逸結合，不要搞得太緊張了，同時注意反革命的破壞和搗亂。我們要用《二十三條》的精神來指導運動，禁止打人、誣辱人和變相的體罰；就是當權派和黑幫，也要允許他們改正錯誤，給出路。”

1966年7月中旬，劉少奇主持黨中央召開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會。會上就派工作隊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會議在懷仁堂舉行，周恩來、鄧小平、康生、謝富治、陶鑄等人都參加了。會上，李雪峰多次發言，表示支持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一系列措施，認為派工作隊進學校是正確的，起了“積極決定作用”。陶鑄和陳毅也全力支持下他的意見。事後，陳毅對他說：“7月會議上除了你外，就數我講得多！”

7月18日，會議開到最後一天時，江青不聲不響地來參加會議。她從李雪峰身後穿過去到記錄旁邊。會議快要散的時候她又不聲不響地走了。一種出事的預感襲上了李雪峰的心頭。

果然，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回到了北京。陳伯達、江青等人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認為6月18日北京大學的亂批亂鬥是革命行動，工作組制止他們是鎮壓革命。毛澤東支持下了他們的意見。

7月24日，毛澤東主持會議，嚴厲批評了劉少奇。第二天，他又召集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的成員開會，連點李雪峰兩次名，批評他的所謂“錯誤”：“你李雪峰說工作組要像救火一樣地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撲滅了，你要幹什麼？你們決定學生放假搞革命，群眾起來了你又往下壓，你安得是什麼心？”李雪峰剛說了兩句“被大進行了四次大辯論[六一八]是否反革命？有的說是，有的說不是”，立刻被毛澤東頂了回來：“你就是想把群眾壓下去嘛，什麼叫反革命？無非殺人、放火、放毒，學校里出現這些了嗎？除了這些人要捕，其餘都不捕！寫反動標語有什麼了不起？就把你們嚇成了那個樣子！”這時，劉少奇站起來，為李雪峰等人承擔責任，說：“如果這個時期北京各大專院校布置運動中有什麼錯誤的話，主要由我來負責。其他同志是沒有責任的。”

於是，毛澤東立刻把矛頭又指向劉少奇，尖銳地說：“工作組對文化革命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一不會批，二不會改，統統驅逐之。”

7月26日，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學開會。他準時到達後，發現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聲問康生：“今天的會是什麼內容的會？”康生不冷不熱地說：“我也不清楚。”但會議開起來後，他發現康生完全清楚。康生在會上說：“張承先最大的錯誤有兩個：一、50天來，他們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不進行階級教育，這一點是很大的錯誤。這就是不相信群眾的問題，是不依靠群眾的問題，是不走群眾路線的問題。二、北大50天來，連一個全校委員會都沒有，系裡有，可選得不好，是工作組包辦代替的，他不是放手發動群眾。因此，他在路線上、組織上都犯了錯誤。國際歌中是怎樣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嗎？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線要在實踐中證明，張承先講的是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同志們，我們講依靠你們，依靠文革委員會，有人說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了呢？張承先走了就沒有黨的領導了嗎？北大是執行新市委的領導，還是執行毛主席的領導？黨的領導就看他執行不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如果執行就是黨的領導，如果不執行，他就不是黨的領導。請問：你們對北大的情況了解，還是工作組張承先了解？陸平、彭佩雲黑幫是張承先了解，還是你們了解？鬥爭陸平不是靠幾個秘書整理材料，而是靠你們來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贊、李世雄、馮定，開展和他們鬥爭是你們了解，還是張承先了解？你們看翦伯贊的書多，還是張承先看他的書多？你們說靠誰斗？靠你們！你們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會議由江青實際上主持。內容是學校的兩大派辯論工作組的錯誤。江青竭力讓一些學生控訴工作組的罪行，發表了一篇傾向性十分鮮明的講話。最後她忽然提議：“歡迎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同志講話！”

面對群眾熱烈的掌聲，李雪峰弄了個措手不及。他毫無準備，真不知該講什麼，他硬着頭批站起來，說：“工作組是黨中央派來的！”江青馬上插話：“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李雪峰又說：“你們對工作組有意見可以提，但應該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來提，因為工作組畢竟不是黑幫嘛。你們不要工作組，工作組可以撤離，也可以留在學校，你們什麼時候要揪去批判，我們奉陪到底！”

沒想到最後這四個字，大大地觸怒了江青，使她耿耿於懷。

講到這裡，李雪峰站到我對面，幽默地對我說：“江青那傢伙的記性也真好。直到1970年底的批陳整風時，她還記得我的那幾句話。她惡狠地地對我說：[你李雪峰不是要跟我們奉陪到底嗎？好，今天我們就和你奉陪到底，看你低不低頭！] 我一聽這話就氣炸了，扭過臉來給了她個屁股。心想，誰不知道你是個什麼東西！一個臭婊子！我這一來，她叫得更凶了：[今天我最後再稱你一聲同志，以後叫不叫你同志還說不定！] 我根本就沒有多搭理她。”

我笑着說：“這下江青不就更恨你了嗎？後來你被開除黨籍，恐怕與江青的活動很有關係。”

李雪峰搖搖頭：“這我就弄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