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李雪峰主持了大會。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講了話。李雪峰在會上宣布撤銷所有的工作組，並作了幾句檢討。劉少奇則說：“工作組這個方式現在看來不適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決定撤銷。文化革命要靠你們來搞。靠我們不行，你不曉得來問我們，我老實告訴你們，我也不曉得。現在看來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會議即將結束時，毛澤東與出現大會的代表見了面，並告訴劉少奇等人：“你們都要到前線去看大字報。不然，沒有資格領導運動。”

會議幾天裡，李雪峰陪着劉少奇、陶鑄陪着鄧小平去到一些學校看大字報。

李雪峰對我說：“這年的8月2日和3日，我陪劉少奇到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搞調查、看大字報的時候，劉少奇還在為工作組辯護，說：[工作組還是有成績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們可以繼續辯論。歷史和實踐將會繼續地檢驗這個問題。] 當時我一聽就為他着急：到現在這個時後，你講這個話，傳到毛主席的耳朵里還不是繼續在堅持錯誤嗎？這在當時就是不得了的問題，我曾經勸劉少奇先別談什麼工作組的功過問題，但劉少奇似乎聽不進去。他還說：[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有不同意見可以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誤，對的就堅持，錯了就改。希望你們要團結。] 3日到學校的時候，他和兩派都談了話，也是要求他們講究政策，等等。其實這時他的一切活動都顯得多餘了。到這個月初，他的兒子劉允斌回家來，向劉少奇匯報工廠的情況，他竟然問到：[你們廠沒派工作組，為什麼也鎮壓了群眾？把一些群眾基礎定為反革命，有沒有死人呀？] 實際上，他從心裡是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壓得他不能公開說話，只好悶悶不樂。在那種氣氛下，他在清華大學的女兒劉濤，只好在賀龍的兒子賀鵬飛等人的一張批評工作隊的大字報上也簽了名，劉少奇氣壞了。他激動地從客廳的這頭走到那頭，一個勁地說：[你們出賣了我，你們出賣了我！] 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劉少奇開會的時候，把我叫到休息廳，悄悄地說：[在工作組問題上，我看你們都檢查吧，能夠認識到多少錯誤就檢查多少錯誤，不要違心地說什麼，但是也不要公開地頂他們。連我的女兒都要和我劃清界限，何況你們呢？等黨內的這場風波平息下來以後，也可能我們會重新認識這個問題的。] 我對他說：[ 我只認識新市委主持工作時的錯誤，我不會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的。這點，請少奇同志放心。] ”

就在這段時間裡，即8月1日至11日，毛澤東主持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毛澤東又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會議便轉向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毛主席發表大字報的前一天，劉少奇還在中南組參加討論，他發言時這樣說：“主席不在家的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絕對不逃避責任。我的錯誤的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的一來，我們就同意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毛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我們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你決心讓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讓人家革，非讓你下台不可。”這天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主席對劉少奇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判，他說：“你們出爾反爾，自己下令讓學生停課搞半年革命，群眾起來以後又鎮壓，說輕一點是方向問題，說重了就是路線性的錯誤，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劉少奇再次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承擔了責任，在會上表示：“犯了錯誤也沒有什麼可怕的，無非下台，我不怕下台，我有五個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撤職更不怕；老婆離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這個思想準備。”從那時候起，李雪峰也被迫開始檢查所謂執行資反路線的錯誤。他對我說：“但是這個錯誤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我們實在不好下結論。毛主席和我談話的時候，一個勁地追問劉少奇的表現，我知道他是在啟發我揭發劉少奇和鄧小平，但是我實在不能往他們身上推呀。良心上講不過去。所以，我只是講自己的錯誤，講自己沒有調查研究，就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閉口不談。毛主席對我說：[直到8月22日，少奇還對我的大字報上揭露的問題缺乏認識，認為他推行那條錯誤路線是無意的，沒有什麼別有用心的動機，是認識上的錯誤而不是立場上錯誤。他說他在這些問題上從來沒有搞背後活動。我一直讓他聯繫歷史上的一些錯誤作自我批評，但是他的覺悟上不去。你是怎樣認為呢？] 我說了這麼一句話：[反革命也會講出自己的一大堆理由的。] 毛主席把我的話理解成為我對劉少奇的批判了，說我的認識有了進步，其實才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呢。到了這年的12月22日，劉少奇被迫交出了他的檢查。他是這樣寫的：[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其他領導同志，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裡，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作出了一些錯誤的決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毛主席當時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反擊的力量還沒有組織好，所以採取了穩住劉少奇，再層曾剝皮的辦法，說他的檢查還可以，讓他繼續檢查，聯繫歷史問題檢查。比如：1966年9月14日，毛主席給劉少奇的《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檢討提綱（草案）》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情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 這裡，毛主席實際上是要他承認自己在歷史上就一貫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者。但是劉少奇似乎沒有感覺到毛主席的部署，他總認為他還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不一定會把他一下子怎麼樣。所以，他掉以輕心了，他採取了主動後撤的辦法。就在劉少奇檢查的時候，也就是9月16日，康生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絕密的信件，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有些人本來就已經或企圖〈叛黨保命〉，少奇的決定，就使這些人的反共叛黨合法化了。] 毛主席一直在考慮這件事情，但是在當時並沒有公布出來。到了這年的11月，劉少奇換到處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我不參加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決不過問了，怎麼還會出現那麼多問題呀？] 王光美也到處說：[毛主席對少奇同志的檢查還是很滿意的，是經過了主席批准和審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卻犯了錯誤。毛主席那時經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來決定。] 王光美還對一些工作人員說：[就算我們過去有錯誤，現在也輪不到這樣來對待我們呀。這樣對待我們，還不是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嗎？] 而聽到這些就覺得他們的頭腦已經不清醒了。這樣下去，毛主席能對你不採取措施嗎？到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清華大學井崗山所謂智擒，連劉少奇聽到女兒被車撞了也趕來了。王光美押回清華大學接受批判，我就感覺到他們的問題是一定會升級的。到劉少奇在中南海受到造反派的批鬥，我就感覺到毛主席對他的態度正發生重大的改變。”

我笑着問李雪峰：“你後來揭發沒揭發劉少奇，我可是看到了你寫的材料了。”

李雪峰怔了一下，似乎很子然地說：“我那時不揭發不行嘛。我一直在華北局主持工作，許多問題比如劉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桃園大隊蹲點等問題，實在是推不過去呀。你看了我的揭發，你可以感覺到我完全是在應付。我揭發劉少奇在1964年8月1日談到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時，提出用紮根串聯來進行五反、四清，這實際上是把農村看得連白區都不如了，完全搞成封建王朝的微服私訪，不是共產黨搞革命。這是毛主席對他的批判。他提出要消滅三大差別，說：[全日制不能不要，但不能再增加，甚至要縮小，半耕辦讀，半工半讀要增加。要減少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增加臨時工。] 我說他這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實際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雙軌制是一脈相承的。這也不是什麼新批判，人家早就這樣說他了。我當時認為劉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現在他總是時時都在和毛主席爭地位。毛主席對四清已經搞了一個前十條，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園，搞了一個所謂紮根串聯的經驗，就是毛主席所說的是一個形左實右的東西，誇大敵情，把農村說得一團漆黑，在此基礎上劉少奇非要搞一個後十條。主張四不清的幹部要傾家蕩產地搞退賠，胡說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的前提。這實質上是要包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毛主席給他定的性，我不過是根據大家的批判，做了一些加工和補充而已。如果我當時不這樣做，我也過不了關嘛。”

我問：“那時劉少奇還經常出來嗎？他在幹什麼呢？”

李雪峰說：“劉少奇當然還經常出來。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劉少奇和鄧小平都穿上軍裝出來呀。他們只是不過問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了，但是經常出來看大字報，正常的活動和會議都照樣參加。比如：1966年11月12日，劉少奇就出席了首都群眾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的紀念大會。劉少奇和一些朋友交談的時候，還開了個玩笑：[將來我當個孫中山總可以了吧？] 有人馬上把這話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對那個人說：[哼，我們這些人哪個能比上孫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勞要比現在一些共產黨人大得多。他是一個千秋永在的偉大人物。有些人呢，連根草都不如。] 我們一聽，就知道他是在說劉少奇，都不敢再說什麼了。到了12月6日，林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工交企業如果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林彪當着劉少奇的面就說：[你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決不僅僅是什麼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來始終沒有好好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問題。工交戰線上長期以來就是在受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影響，整個問題要大得多，錯誤也嚴重得多。你不檢討，叫誰來檢討？] 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被迫又在這次會議上作檢討。我看到他的時候，發現他臉上的皺紋突然多了，說話也沒多少精神了。但是，他的檢討很恰如其分，絕不承認自己是反對毛主席的，也絕不承認自己是野心家和對毛主席是搞了陰謀的。他就像一個時時刻刻躲避瘟疫那樣地躲避那幾個詞兒。那時我就覺得劉少奇的虛榮和愛面子會要他的命......”

我問道：“你參加了所謂薄一波六十一個叛徒集團的揭發了沒有？”

李雪峰迴答：“我當時沒有被捕過，所以在薄一波這些人的問題上我沒有發言權。但是，康生我談話的時候，是在引誘我對這個問題進行表態。他把戚本禹在1963年寫的一篇《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批給我看，裡面他故意劃出了幾段，讓我深思。”

我一聽，就知道他們對李雪峰和劉格平及其他的大局和地區領導人，幾乎用的是同一個策略和手法，就感到有點好笑。我又問道：“記得是哪一段嗎？”
他給我簡單地講了一些內容，我對戚本禹的那篇文章記得很熟，就知道用的是文章中“李秀成投降變節是不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那一段：

有人用“歷史局限性”的觀點來為李秀成這投降變節行為辯護。他們說，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夾雜着一些對敵人過份對待的話語”，是因為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如果這種說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變節作為舊式農民革命中常常會出現的現象之一，這是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的一種表現，這是對的。但是，如果認為因為舊式農民革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投降變節行為對於李秀成來說是難以避免的，是不必要加以責備的，是可以原諒的，那就完全錯了。

農民群眾的英勇鬥爭在新的社會階級形成以前是歷史唯一的動力，沒有這種鬥爭，歷史就不能前進一步。自己放棄鬥爭，還以策劃投降的辦法來協助封建統治者瓦解這種鬥爭，着不是歷史對他的限制，而是他對歷史的反動。

舊式農民革命打擊了封建統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會。農民群眾認不清封建制度本質，他們常常反對舊日的壞皇帝，而擁護所謂的新的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卻不是這樣，他是去擁護壞皇帝，而誣衊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圖去幫助當時農民群眾正在反對的壞政權，而出賣自己的太平天國。這不是農民階級的意識局限了他，而是他對農民階級的背叛，是他對農民階級的罪行......

李雪峰說：“我看了這篇文章，就覺得戚本禹的觀點實在是左，左就左在把沒有辦到的事情說成是辦到了，把寫在紙上東西說成是已經形成的事實。寫的東西和已經形成為事實的東西還有一定的區別的吧。但是，文章還是寫得好的。如果寫的不好，毛主席不會贊成的。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啟事》，和叛徒出賣了組織和同志，帶領敵人去抓我們的同志這樣的叛徒還是有區別的吧。我在戰爭年代裡處理叛變革命的人，是要區別兩種情況的：一是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而寫了自首書，但是沒有出賣組織，沒有殺人；二是經不起敵人的利誘和拷打，出賣泄露了黨的機密後，又用同志的鮮血來換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敵人處死，這樣的人是堅決要鎮壓的。總之，要有區別，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就沒有黨的規矩。關於薄一波和劉少奇他們被捕以後的情況，我沒有發言權。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們或他們派來的人都找過我，我都是這麼回答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說什麼。但是，讓薄一波他們寫這種《反共啟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讓他談談這些看法時，他巧妙地迴避了......

新市委正常的工作，基本上無法進行，以後，李雪峰又到天津和河北擔任了一段革委會主任，同樣和那些造反派頂得不可開交。用他自己的話講：“我有缺點，也有成績。整了一些專搞極左路線不好好搞生產的人，說明我和那幫造反派根本不一樣。”

我們的話題字然地轉到了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的廬山會議，即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話題上。因為正是這次會議，導致了李雪峰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成為所謂“上了林彪賊船的人”。我問道：“聽說你在後來的批陳整風的匯報會上，見了周恩來以後，你說：[總理，我這次又跟錯了，跟陳伯達和其他的人，犯了錯誤。] 周恩來很生氣地對你說：[你跟這個，跟那個，就是不跟毛主席！] 有這回事嗎？”

李雪峰說：“事情和你說的差不多吧。到了那個時候，我不這樣說也是沒有辦法的。根本過不了關嘛。誰能想到毛主席的接班人會出問題呢？”於是，他向我講了廬山會議上的一些情況：

會議一開始，林彪突然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毛主席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把毛主席的偉大領袖、過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說法，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非常好，是憲法的靈魂。”並就天才問題和設國家主席問題提出了他的意見。他說：“有人利用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問題來反對毛主席，這是不允許的。”

於是，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陳伯達等人先後開炮，要求重放林彪的講話錄音，並組織討論。在分組討論林彪講話的時候，陳伯達跑到李雪峰當組長的華北組會上，要求發言。李雪峰怎麼能阻擋一個政治局常委的發言呢？陳伯達便以憲法起草小組成員的身份，說有人反對毛主席是天才，反對在憲法上寫毛澤東思想等等，頃刻會場群情激憤。許多人紛紛要求，把反對毛澤東是天才的人揪出來。李雪峰也和一些人串聯，要求給毛澤東寫信，強烈要求毛澤東繼續擔任國家主席、林彪擔任國家副主席。

很快，有人整理了華北組的第六號簡報，簡報只是反映會議討論的一些情況。這份簡報稱林彪的講話“非常重要、非常好、語重心長”，“代表了全黨的心願，代表了全軍的心願，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願。”並且“強烈要求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參加華北組會議的中央委員們對陳伯達講話中談到的所謂“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說對這種人“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刮”。

那時，李雪峰的秘書兼華北組的秘書把副組長們都簽了字的這份簡報送到他手裡，李雪峰看畢覺得只是如實反映了討論的情況，而且他在會上並沒有發言，就也簽了字。正是這份簡報引出了大禍，被毛澤東稱之為“反革命簡報”。

簡報發出後，李雪峰感到不妙。但大家都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那幾天上午開會，下午開會，晚上吃完夜宵到了半夜12點多了，大家都聚在一起聽候消息，誰也不肯散去。直到毛澤東公開講話批評了陳伯達後，大家才知道第六號簡報出了問題。

周恩來很嚴肅地對李雪峰說：“批准印第六號簡報的時候，你怎麼也不和我講一下？”

李雪峰說：“當時我警覺了一下。但想到這也是向中央反映問題的一種方式，就簽發了。”

直到1970年12月底，周恩來主持召開華北會議，在提問題時向李雪峰流露出毛澤東要繼續保他的意思。但是李雪峰提出要將第六號簡報公開，並根據事實對自己作了許多辯解，更引起江青、張春橋等人的仇視。導致了他和鄭位山被開除了黨籍。我問道：“你清楚是誰建議開除你的黨籍的嗎？”他搖搖頭：“不清楚。”

於是，我根據我採訪得到的消息，告訴他：“是周總理建議毛主席對你和鄭位山採取開除黨籍的處理的。周恩來對毛主席和康生、張春橋說：[李雪峰對他的錯誤並沒有實質性的認識，他自己已是兩次跟錯人了，其實就是故意在他們那裡投機，是送上門去的。李雪峰在廬山會議上惡毒攻擊春橋同志和康生同志的錯誤，他至今隻字不提，說明了他沒有認識。他在林彪未死之前對林彪始終有幻想，這樣的人逮捕法辦太重了，可以開除他的黨籍，讓他繼續交代錯誤。] 江青表示贊成，張春橋說：[被這樣的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我才不在乎他的反對呢。] 於是，他被決定開除了黨籍了。”

李雪峰在回憶那次解決華北問題的會議時，微笑着對我說：“會議的氣氛緊張極了！600多高級幹部參加，一開會時都爭先恐後地報名：[我揭發！]、[我揭發！] 其實能揭發出個啥呢？充其量不過是不了解情況罷了。事後，有些揭發過我的人跑來向我道歉，我說：[算了，咱們一筆勾銷了，有這個態度就行了。]”

李雪峰在和我的談話中，依然表示出他對毛澤東的尊敬和熱愛之情。他說：“是毛主席締造了我們的黨，也是他老人家幾乎毀滅了黨。他的錯誤放在一般人身上不得了。但是對他來說，錯誤只是第二位的。現在有一種傾向值得警惕，就是有人全盤否定毛主席，這是極其錯誤的。還有些刊物上發表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東西，甚至說冷戰是蘇聯挑起來的。這純粹是賣國賊的論調！是放他*的臭屁！這種不談階級，不談時代的論調，建議你能批一下！”

我說：“歷史是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寫下來的，但一成為歷史則不容任何人篡改。後人是會客觀地而又科學地總結、分析歷史的。”他非常同意我這種觀點，補充說：“我很欣賞[水落石出]這句話。運動高潮來了後，無論你怎樣走群眾路線也不行。因為人們的頭腦已經熱了。有些人內心有話也不敢講。只有在高潮之後關閘，然後複查、糾偏。這樣才能恢復事物的本來面貌。這也是一條歷史背景的經驗吧！”

告別這位飽經風霜的老共產黨人後，我反覆琢磨他的一些話，有領悟到好多新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