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退出政壇以後，幾乎是閉門不出了。但是是，作為一段歷史的參與人和見證人，他始終是人們議論的話題。在歷史的風浪中，有時不是人們選擇了生活，而是生活選擇了人。吳德的沉浮，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這一點。

當我和他坐下來回憶那段歷史時，我們的話題竟是從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談起的。

“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講話，是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我出面宣讀的。但是並不是出自我的手筆。當時，政治局會議研究的時候，我匯報了從1976年三月下旬以來，天安門廣場出現的群眾悼念周恩來的情況，當時王洪文就問我：[你認為是什麼性質的活動？] 我說：[ 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後挑動，但是目前我們還缺乏證據。] 華國鋒連說：[是反革命在搗亂，是鄧小平在背後操縱。] 政治局討論的時候，七言八語，就形成了我的講話稿大綱。”吳德絲毫不掩飾他當時的觀點，說：那時儘管大家對張春橋、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門事件上的態度是一致的，華國鋒尤其積極。”

吳德4月5日的廣播講話已成為一篇歷史的文獻，特錄如下：
“同志們！進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吳德等我看完這篇當年的講稿後，笑道：“就是這篇東西，就成了後來一些人不能容忍的理由。你看政治鬥爭是多麼的殘酷。”

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吳德說：“那時我剛剛從東北來京，對整個運動的情況並不十分了解。劉少奇在和我談話的時候，說：[ 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書記，是協助李雪峰同志公作的。希望你們來演一出現代的《八大錘》。] 因為我和李雪峰調京的時候，從山西和華北局還調來了另外六個主要負責同志，包括《山西日報》的吳象和山西團省委書記李立功等人。那時北京新市委也沒有多少真正的權威，北京的運動直接受中央的領導，我們動不動就會陷入政治漩渦里去。李雪峰對我這樣說過：[ ????，這個官兒可不是好坐的，放個屁也會讓最高層聞見，我們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會栽進黑洞裡了。] 這話，我至今記得清楚。”

吳德第一次單獨出面，是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市大專院校革命組織代表會議上和紅衛兵們談話，他是奉了周恩來之命給學生們做工作的，但是他見了他們卻說自己 [ 今天同大家商量一些問題來的 ] 。謙謙之詞，可見一斑。

他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糾正了前階段的錯誤，扭轉了方向，引向了正確的道路。現在是熱火朝天，群眾起來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勢，衝破各種阻力，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義把持下，有許多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一直沒有收拾，腐蝕着人們的靈魂。這次來了一個大掃除，把隱蔽在陰暗角落裡的寄生蟲都揪出來，把金銀財寶、變天帳、武器、地契、委任狀、國民黨旗幟等都拿出來示眾，這件事做得很好。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滿了革命的景象，這是紅衛兵的功勞。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

吳德在談到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條件的時候，說得再明白不過了：“現在形勢很好，能不能把運動搞好呢？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堅決不做。我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當前是學好十六條。十六條是主席親自製定的，我們要用十六條來統一認識，統一行動。毛主席號召我們學習解放軍，革命師生、特別是紅衛兵要向解放軍學習。總理說紅衛兵是解放軍的後盾，要像解放軍那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忠於黨，忠於人民，很好地團結群眾，聯繫群眾，以解放軍為榜樣，做人民忠實服務員。學習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這也許就是他的經驗之談。

他在談到要和紅衛兵商量的幾個問題時，這樣說：“最近一些地方出現了打人的現象，個別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們認為群眾起來，這是出於氣憤，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敵人向我們實行了階級報復，殺了我們八個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堅決保護紅衛兵。但是，因為我們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們打壞了，打死了，把鬥爭對象沒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來算去還是我們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會引起中間群眾的誤會。在這個問題上，要堅決執行十六條。另外，關於給黑幫黑線剃頭，掛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這樣搞。我們主要採取擺事實、講道理，這是最厲害的，表明我們有力量。”

1966年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和紅衛兵在工人體育場舉行的“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誓師大會”上，吳德發表了實際上是他站出來的講話。他說：“首先，我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的敬禮！今天，大家懷着萬分憤怒的心情聲討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這個有重大意義的革命大會，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團結廣大革命群眾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猛烈開火的英雄行為，我們決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鬥爭進行到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講到這裡時，吳德似乎表現出了強烈的氣憤，他用當時流行的語言來說明了眼前這場鬥爭的性質：“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這一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是黨的敗類，國家的敗類，人民的敗類。他們勾結在一起，陰謀篡黨、篡軍、篡政，實行反革命政變，復辟資本主義。我們同他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把這一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出來，把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一件大好事。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儘管這些都是應景的官樣舉動，但是反映了吳德適應潮流的本領。

1977年7月2日，吳德和紀登奎、陳永貴三人一起和擔任中央候補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姚連蔚談話的時候，吳德說得很清楚：“現在，陝西省有人在告你的狀。如果再讓你繼續工作，中央怕群眾有更大的反映，中央也不好解釋。因為事情還沒有弄清楚。我們考慮再三，決定讓你回去，接受中央和陝西省委審查。”這時，先後經過他手和他參與，宣布一些人停職審查的，還有吳桂賢、孫健、莊則棟、孫玉國等人。

但是，他沒有想到，不久，他也和這些人一樣，享受了同樣的待遇。與他們不同的地方是，他和陳永貴、陳錫聯、汪東興、紀登奎是被迫辭職罷了。

在談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對我說：“政治這碗飯，可不是那麼好吃的呀。從我調到北京後，我就知道自己已經陷入全國的漩渦了，要想不翻船，只有虛心一些，處處事事都謹慎，多請示，多匯報，自己儘量少擔責任。從一開始，我就下定決心，決不捲入到哪一派里去，就是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走，跟着黨中央走。這是保證我自己沒有在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栽跟頭，和後來的粉碎林彪、四人幫中沒有陷入進去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整個黨中央集體犯了錯誤的時候，我作為中央里的一個成員，沒有能力，也不可能糾正這和集體的錯誤，這不能怪我。這是整個時代和歷史的錯誤。”

我問道：“你擔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後，到什麼時候就感覺到再也無法工作了呢？”

他說：“我從1966年5月下旬到北京，參加了首都的文化大革命，到這年的11月份，北京市批判新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李雪峰已經無法工作了，我名義上也在工作，實際上只是應付一下生產和抓具體的事情罷了。”

他給我講了當時的整個形勢：

1966年底，林彪等人支持《解放軍報》社的負責人胡痴和關鋒、王力在一些部隊運動的調查報告上，提出了“軍內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提法，甚至提出要在軍以下直至連隊開展“四大”等建議。到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軍報》社論《堅決把我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裡，提出了“在我們的軍隊裡，確實有那麼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他們兩面三刀，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等論斷，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應。就在此的前一天，即1月13日晚上，毛澤東的女兒蕭力親自帶人查封了《快報》的辦公室及其全部的材料，並下令這個機構停止一切活動。

吳德得到消息：“1967年元旦剛過，林彪秘密地支持唐平鑄、胡痴親自帶領一些人，到北京軍區貼大字報，要揪出司令員楊勇和政委廖漢生。大字報有唐平鑄和胡痴親自執筆簽名，唐平鑄曾經指着簽名說：[這個小名單後面還有大名單呢。] 他們去的時候，不是公開一起走，而是約定了暗號及匯合地點，夜間到軍報外頭分批上了汽車到了北京軍區。在那兒，邵一海動手張貼大字報，其他人觀察動態。整個行動，十分保密。”

1967年1月19日，軍委常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會議，當提到軍內要搞“四大”時，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陳毅等人立刻跳起來：“黨政機關已經夠亂了，難道還要把軍隊也弄亂嗎？”

葉劍英拍着桌子喊叫：“警告想要把軍隊搞亂的野心家，他們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的！”

徐向前站起來也吼：“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難道能允許他們就這樣給毀掉嗎？”

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大鬧京西賓館”的問題。緊接着的，就是2月16日陳毅、譚振林、李富春、余秋里等人大鬧懷仁堂的事件。兩者聯繫起來，是所謂的二月逆流。吳德那時雖然不在矛盾的中心，但是他對中央發生的這一系列鬥爭，始終是關注着的。他認為，關心這些大事，便於他在今後的風浪中明辯是非。他幾乎是一一地給我講述了當時的大事：

1967年2月5日，上海市工總司等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的支持下，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當時，江青和陳伯達就找吳德等人談話，江青說：“上海市的工人階級奪了走資派的黨政財文大權，毛主席給了高度評價，張春橋受毛主席對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書 ]的影響，將新成立的權力機構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這個提法不一定好，將來可以改。但是意義是具有普遍性的，吳德你也要考慮和李雪峰劃清界限，站出來革命呀！”

陳伯達說：“吳德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能讓吳德負主要責任，責任是應該由李雪峰來負的。”

2月8日，戚本禹在清華附中與中學造反派代表座談時，提出：“你們紅衛兵要準備經受嚴重的考驗，保持造節，徹底革命。”吳德對他的秘書指示：“凡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和紅衛兵小報上刊登的有關他們的內容，統統給我找來，我要認真地學習。”於是，他仔細地推敲了戚本禹的這個講話。這天，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批準的八條命令精神，作出了兩條規定：一、海軍和空軍的飛行航校和軍以下單位，一律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而、海軍艦隊，領導機關和軍區領導機關暫不開展四大。吳德聽到了反映：“這個決定是經過林彪批準的。”他當時脫口而出：“我要是能到了軍隊，那可就謝天謝地了。”

同天，山西省十六個革命造反派組織向全國發出了節約鬧革命的緊急倡議，提出：“至今在一些革命組成和個人中還存在着講排場、擺闊氣，揮霍浪費國家財產的現象。為了徹底清除反革命經濟主義的餘毒，徹底擊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永保江山不變色，喲堅決抵制一切不符合節約鬧革除的做法。”這個倡議書立刻受到了鐵道工人內部的好評。

2月9日，這天，北京市新華書店出售橫排本《毛澤東選集》20完套，吳德在會議上講話時強調：“這是全國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們一定要把這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搞好。”這個會後，他和謝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眾組織的代表會議，謝富治在講話中指出：“北京市大聯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農民搞農民的，學生搞學生的，不准搞跨行業的聯合，也不要成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毛主席強調奪權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否則中央一概不承認。”吳德聽到這些，已經預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是以謝富治為核心的。回到家裡，他從秘書送來的材料中，得知戚本禹今天在一次講話中說：“劉鄧陶的影響根深蒂固，劉鄧至今沒有認罪，我們始終不要忘記，不要放棄同劉鄧陶的鬥爭。”

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紅色造反者奪權鬥爭的基本經驗》，同時發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一個好範例》。這兩篇文章都強調了一個基本的經驗：“革命造反派必須團結省委內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的主要負責人和人民解放軍的主要負責人，三位一體，聯合奪權。”吳德和許多領導幹部一樣，毫無例外地認真地學習了這篇文章。當時，周恩來給他打招呼：“你要有思想準備，和廣大紅衛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組織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吳德心中有數了，他不會因為李雪峰的錯誤而倒下去。這大半的原因在於，他始終擔任的是副職，畢竟要比正職領導幹部要超脫一些，不在鬥爭的第一線，所以不會先中彈。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掀起一個反修高潮，這個高潮要壓倒一切工作。”根據這個指示，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歡迎從蘇聯回來的所謂反修戰士，並抗議蘇聯當局對他們採取的法西斯暴行。這是連日來，近200萬群眾在蘇聯大使館門前遊行抗議的最高潮。

吳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團貼出的揭發、批判謝富治的大字報和各種傳單，他立刻批示：“這是在全國奪權鬥爭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敵人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公安部隊的司令員，完全是有預謀的，建議查清。”

下午，吳德陪同陳伯達、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50多位中學所謂革命師生的代表，桌子上擺滿了聯動組織破壞的東西。江青指着這些東西氣憤地說：“你們看看，這叫革命嗎？可以辦一個展覽，讓他們看看。”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關於黨員黨籍問題的處理通知》，指出：“群眾組織無權對黨員實行黨紀處分，黨員的黨籍問題要等到運動後期集中處理。”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公布了《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知》，列舉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冒出來的所謂群眾組織的名字，指出：“這些組織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國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聯合的基礎上產生的，而是少數人臨時湊合成的，有的帶有行會色彩，還有的是少數地富反壞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堅決取締。”

2月14日，李富春在黨中央的會議上講：“胡耀邦必須徹底批判，17年來，他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的。”這天凌晨，北京衛戍區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梁膺庸，給他扣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務”。當天晚上，《光明日報》的群眾再次鬥爭了穆欣。

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發動政治攻勢，瓦解反動組織——黑龍江省軍區部隊鎮壓反革命的幾點經驗》的文章。

這天，吳德研究了農口奪權的一些情況：

2月4日在譚震林的支持下，“農大紅旗”砸了被稱為反動組織的“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和“農大東方紅”廣播站，開始抓“扒手”和“黑手”。譚震林提出：“他們搞我們的白色恐怖，我們就搞他們的紅色恐怖。”於是，他下令解散了“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和“農大東方紅”，把頭頭打成了“反革命”。這時，陳正人貼出《我的立場》的大字報，反擊農大東方紅和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等組織。農業部副部長朱榮，經過部黨組研究，在大會上控訴了“農科院紅旗”等組織對他“實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領導江一真提出“必須加強領導，實行革命的三結合，來打退反革命勢力的進攻！”到2月11日，譚震林領着周恩來接見了“農紅總”組織所屬的五個奪權組織的代表，譚震林指出：“這就意味着我們的奪權得到了黨中央的肯定。”

2月16日，周恩來在接見內蒙軍區和內蒙三司的代表時，指出：“不要把矛頭對準解放軍。沒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揮的人民解放軍，能有今天嗎？帝修反只是罵罵而已，不敢動手，就是因為有了解放軍。”

同天下午，周恩來接見財貿造反派的時候，指出：“中央信得過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協助我把財政上的外債還完了，把內債也還剩下很少一點了。67年、68年就還光了。財政系統有陳雲的思想，但並沒有占統治地位，只有一兩個月就被我們反對了，毛主席路線就又勝利了。”

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規定指出：“文藝團體的文化大革命必須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藝界的鬥爭重點是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徹底揭發和清算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的罪行，肅清以周揚、夏衍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毒害，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

同日，中共中央頒發了《關於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進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地開展下去的設想，

2月18日，毛澤東從2月12日到2月18日，連續三次接見了張春橋和姚文元，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毛澤東說：“奪權一定要搞三結合，福建的問題不大，貴州、內蒙的問題也不大，亂就亂一些。現在山西省奪權的機構里53%是革命群眾，27%是部隊，20%是機關幹部。你們上海應該向他們學習。1月革命勝利了，2、3、4月更關鍵，更重要。你們要往下傳達：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的。陶鑄鼓吹這個口號，完全是別有用心的，姚文元要寫文章批判他。”吳德得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幹部說：“毛主席的話是針對上海的局勢講的，我們北京到底怎麼辦？還要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奪權，是奪李雪峰的權還是奪我的權？我還沒有吃透這個精神。”

這天的《文匯報》，發表了《造反不分先後》的社論，指出：“熱烈歡迎一切革命幹部起來反戈一擊，任何歧視、排斥幹部起來造反的論調都是錯誤的。”

2月19日，毛澤東看了北京衛戍區2月18日寫的兩個報告後，即《關於五所高等院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報告》和《關於兩個中學軍訓試點工作總結報告》，作出批示：“一、此兩件立即轉發全國。二、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20天。上課以後，在軍訓的20天中軍訓時間不超過4小時，同時學校原課程每天應減少4小時。三、黨、政、軍在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年20天。”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和其他會議上強調：“毛主席這個批示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加強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對於促進大聯合，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正軌，對加強戰備，保衛國防都有極大的好處。這次軍訓的中心內容是進行文化大革命兩條路線的教育。”

戚本禹針對農口出現的問題，在接見農口的群眾組織時，說：“我還是要保一下農大東方紅，他們很有戰鬥力。”消息傳出，農口再次掀起軒然大波。

中央廣播事業局和廣播學院對北京電台的奪權問題展開大論戰，常發生武鬥。中央文革小組為此事寫了兩封信，要求雙方停止論戰，協商解決。

2月20日，戚本禹給整理了《劉少奇對抗毛澤東思想言論一百例》、《鄧
小平對抗毛澤東思想一百例》、《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等材料的譚浩回信，指出：“ 你過去受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類書的毒害，在工作中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現在經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紅旗》雜誌社論，認識錯誤，決心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徹底批判和清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修正主義，同其他同志一起寫了批判文章，這都是好的。 我們熱烈地歡迎你這種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行動，熱烈地歡迎你歸隊，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來。”

1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的信》，指出：“貧下中農同志們，毛主席號召你們，黨中央號召你們，希望你們認真地抓革命、促生產，動員一切力量，立即為做好春耕生產而積極工作。”“黨中央相信，農村人民公社各級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過錯誤的幹部也應該努力在春耕生產中將功補過；只要這樣做，貧下中農應該諒解他們，支持他們工作。”

這天，北京召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領導人出席會議。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熱烈祝賀紅衛兵的大聯合、大團結、大會師。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會上講了話。

2月23日，《紅旗》雜誌第四期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發表。社論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幹部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必須按照毛主席一貫提倡的黨的幹部政策，正確對待幹部，成立一個真正有領導能力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才能健全地領導文化革命和領導生產。經過半年多以來文化大革命的考驗，證明我們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必須清醒地看到，確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門，篡奪了黨政的領導權，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同時也應看到，犯錯誤的幹部，在黨和群眾的教育下，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

吳德知道，這篇社論是由王力起草的。社論的討論稿在2月中旬由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徵求意見和討論的時候，陳毅曾經長時間地握住王力的手說：“社論寫得好極了！照這樣做，大家沒有意見了！”

2月24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上海臨時權力機構正式定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在全市群眾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對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讚揚和支持的指示，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大會通過了《當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草案。

消息傳到北京後，陳伯達、康生和謝富治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吳德談話，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陳伯達明確地告訴吳德：“中央文革小組和周總理的意見都是建議你擔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協助謝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這個崗位上繼續作出成績。”

2月26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刊登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魯迅兵團東方紅戰鬥隊的一張大字報《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同時還刊登上海《體育戰線》評論員的文章《為[東方紅]小將的一張大字報叫好》。《紅旗》雜誌還發表短評《推薦兩篇好文章》。短評說：“這兩篇文章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新階段的時候，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內部帶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決的、關繫到革命事業繼續前進的極其重要的問題，即邊戰鬥，邊整風，向自己頭腦中的[私]字開火的問題。”這以後，在一些造反派組織和紅衛兵組織內部，實行了一段時間的所謂閉門整風。當時吳德就對謝富治說：“這些措施，在北京的學生組織內部，不會起多大的效果。”

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好形式》，介紹貴陽棉紡廠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創造了自下而上按部門大聯合的經驗。社論說：“貴陽棉紡廠創造了大聯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門把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在統一的革命組織里，對革命和生產都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目前運動發展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決戰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派隊伍的組織形式必須適應新的戰鬥任務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消息，並發表了社論，題為〈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高度讚揚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執行毛澤東的革命的三結合方針，粉碎了階級敵人的假奪權陰謀，終於獲得了奪權鬥爭的勝利。社論指出：“山東的經驗充分證明：只有革命的三結合，才能及時識破階級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實現軍民配合，粉碎他們的假奪權、反奪權的罪惡陰謀。”

3月7日，毛澤東看了《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報告後，作了批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與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構和實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還要說服學生，實行馬克思所說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在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所有這些，只要認真去做，問題並不難解決。”

這天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論革命的三結合》的社論，引用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社論強調：“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要由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視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錯誤的。”

3月8日，農口和首都部分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召開了“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大會”，公開把矛頭指向了譚震林。他們重點批判譚震林策劃的《全國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和所謂鎮壓群眾的罪行。提出了“打倒譚震林，解放農林口”的口號。

吳德談到這一點的時候，對我說：“當時我自己也感到突然，譚震林怎麼會一下子要打倒呢？前幾天江青、周恩來不是還要保他嗎？後來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在這年的2月26日的懷仁堂會議上，譚震林、陳毅、李富春等人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譚震林和張春橋幾乎要拍桌子了。這就是後來被稱之為[二月逆流]的由來。造反派已經從中央文革內部得到了消息，所以即接着就開始打倒譚震林行動了。你別以為北京的學生組織有什麼高的路線鬥爭覺悟，他們每一個行動都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在背後給他們通風報信。沒有消息，他們是絕對不敢造反的。當然，如果他們受壓也會反抗的，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3月14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三論提倡一個[公]字》，提出這樣的觀點：“離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離開兩條路線的鬥爭，去談破私立公，就會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最大的公。”

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自首叛變材料》上作了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店內部，都混入少數反革命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與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