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全國工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號召人民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信中說：“希望你們在這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這個新的條件下，更加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成為現階段全國勞動群眾抓革命、促生產的最出色的模範。黨中央決定，人民解放軍大力協助地方，支持工業生產工作。你們應該很好地同人民解放軍的同志們合作。”

這天，北京市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勝利召開，吳德陪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到會祝賀。周恩來和陳伯達在會上作了講話。吳德說：“這是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最為重要的一步。”

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大會上“圍繞階級、階級鬥爭、階級觀點”“主流和支流”“軍隊支援地方”等三個問題作了講話，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最大”的觀點。

這天下午，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徹底擊潰譚震林資本主義反革命逆流大會，發言的人紛紛批判所謂譚震林的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同時提出了“反擊二月逆流”的口號。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領導人出席了會議，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林彪，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國務院講話，表示最堅決地支持革命群眾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

3月22日，繼北京貧下中農代表會議召開的三天，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大會又勝利召開。照例又是吳德陪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人參加大會祝賀，周恩來和陳伯達作了講話。

3月23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堅決執行和捍衛革命的[三結合]方針》，指出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

3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根據毛澤東和林彪3月21日對《青海問題的調查報告》的批示，作出了《處理青海問題的決定》，提出：青海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篡奪了軍權，對青海“八一八”等革命派進行了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300餘人，逮捕近萬人。中央軍委決定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有關青海問題。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組織，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眾予以平反和釋放，並着手建立以劉賢權同志為首的軍管會。中央決定，將趙永夫隔離審查，將與此事有直接關係的張秀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3月25日，首都中等學校紅代會成立，周恩來、江青到會祝賀並講話。

3月28日，周恩來在晚間接見水電、煤炭、冶金、物資、林業、計委、紡織等國家機關21個單位的代表，講話時指出：“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缺乏經驗。現在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經驗多了。這次奪權是1949年奪權的繼續，這次奪權是最徹底的。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有個估計，原說在二、三、四月看出眉目，現在還得加上個五月才能看出個眉目，明年二、三、四月或更長一些時間要看出結果。對幹部不要揪來揪去。你們可以約好時間批判他們，批判完了讓他們回去，他們還要抓業務。如余秋里、谷牧同志，國務院需要他們工作，中央現在沒幾個人抓業務。全國正值農忙，工業處於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面的審幹，要排排隊解放一些幹部到業務生產崗位上去。”

3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評論員的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指出：“[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實現革命的三結合的過程中，必須徹底批判在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群眾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宣揚唯心主義的修養論，拐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對這本書的大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同時，報紙上還發表了王力和關鋒以紅旗雜誌編輯部調查員名義的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1966年6、7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毛澤東親自批發了這個調查，批文：“此件很好，可以公開發表，並予廣播。還應調查一、二個學校，一、二個機關的情況。”

4月1日，中共中央下達117號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文件強調：“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 強迫群眾請罪的作法，是極其錯誤的，嚴禁假借[鎮反]的名義，鎮壓革命群眾。”毛澤東在這個文件里，特意加上了這樣一段話：“許多外地學生幾次沖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請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

江青對這份文件特別感興趣，她在幾次會議上都這樣講：“毛主席親自指示制定的這個文件，十分明確地體現了毛主席對革命群眾的愛護和保護，徹底糾正了今年2月和3月間全國各地出現的鎮壓學生和群眾革命的錯誤傾向，這就保證了我們的五光十色文化大革命能夠順利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下去。同志們，你們在底下斗，我們也在上面斗呀，這些文件來得不容易呀。我們的鬥爭只是沒有武鬥就是了。”

4月6日，中央軍委頒發十條命令，強調愛民。連同以前頒發的八條，體現了毛澤東“擁軍愛民”的思想。毛澤東這樣說：“過去的八條，現在的十條，結合起來就是對的。左派起來了，對立面也起來了，這不要緊。有點反覆有好處。”

這一天，所謂中南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第一次揪鬥了劉少奇。劉少奇被揪出來以後，幾次提出：“你們可以文斗，為什麼要武鬥？”

在此之前，吳德幾次給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寫了揭發材料，系統地把文化大革命以來，他所參與的和他所知道的劉少奇、鄧小平對北京市運動的指示作了揭發和批判，表示：“我決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刀兩斷，徹底決裂，同時我也要批判以李雪峰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廣大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團結在一起，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於是，用陳伯達和康生的話來說：“吳德新生了！”

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的社論，歡欣鼓舞地宣布：“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的凱歌聲中，一個新的偉大的戰役開始了。”

陳伯達在軍委召開的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對該書的批判：“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10日，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召開大會，把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都拉出來批鬥。首都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萬人都參加了大會。

4月中旬。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部署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大批判。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在會議上都作了長篇講話，系統地掀起了批判劉鄧路路線的熱潮。這一切都是為中共九大的召開做準備的。

4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指出：“內蒙軍區的個別領導人2月5日以來，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內矇事件主要由王逸倫、王鐸負責，其次由內蒙軍區某些領導人負責。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問題，要在內蒙公開揭露。中央決定成立以劉賢權、吳濤（內蒙軍區黨委書記、副政委）二同志為首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本月的17日，中央文革小組和全軍文革小組又發布《給內蒙人民的一封信》，再次聲明了這些觀點。

4月20日，在北京四代會的基礎上，中央決定正式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由謝富治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擔任第一副主任。毛澤東這天接見謝富治的時候，高興地握着他的手說：“我祝賀你，祝賀大會成功。請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賀。”他還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們說：“青年人要參加你們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脫離群眾，使青年人得到鍛煉。青年人不能脫離生產，這樣不會造成脫離群眾，要半官半民。”

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隆重舉行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領導人出席大會。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林彪，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表示熱烈祝賀，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在大會上作了引人注目的講話。

吳德回憶這段歷史時，感慨地說：“如果從北京這個角度上講，我是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的見證人，也是一段歷史時期的參與人。北京，作為10年政治漩渦的中心，我始終是身居這個中心的領導人之一。我覺得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的講話，把這個漩渦中心的意義和作用都概括的十分清楚了。”

周恩來在講話中是這樣說的：
“北京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住地，是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中心。字從姚文元同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來，北京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舊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黑幕和陰謀，這就勝利地揭開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學聶元梓七同志寫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着這張大字報之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北京，毛主席在親自主持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出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 一張大字報，制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會議並發表公報，從此宣告姿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失敗。

“北京的中學是震撼世界的偉大的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在毛主席的熱情支持下，紅衛兵運動迅速席捲全國。特別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以後，紅衛兵小將從學校走向社會，從北京走向全國，到處串聯，大破剝削階級的四舊，大立無產階級的四新，在無產階級問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從去年8月到11月，毛主席接見了120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師生，軍民一體，老少一堂，使我們偉大的首都成為全國嚮往和全世界注視的中心。

“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積極響應林彪同志去年國慶節在天安門上的號召，展開了兩條路線的鬥爭。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你們堅決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邊，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你們不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優勢，在組織上也取得優勢。上海的一月革命風暴，把無文化大革命推進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奪權鬥爭的新階段。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也立即行動上起來，自下而上地展開奪權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

“正是在這一系列偉大鬥爭和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紅衛兵小將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通過工人、貧下中農和大中學校紅衛兵的代表會議，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無產階級革命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說到這裡，周恩來話鋒一轉，顯得十分語重心長地說：“你們奪了權，但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沒有結束。必須認識到，奪權不容易，當權也不容易，要鞏固這一五光十色專政更不容易。”

4月23日，毛澤東在《陝西省駐軍負責同志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改進工作的報告》上批示：“軍隊這樣做是很正確的，希望全軍都採取此種做法。”同日，毛澤東在四川的報告上批示：“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些人說：他們那裡軍隊做的事情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實事求是的向群眾公開承認錯誤並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上正軌。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

從這天起，吳德又名正言順地當起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不久擔任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開始了他仕途上新的一頁。

吳德說：“在北京這個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心，我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與我不是一把手有很大的關係。我要是一把手，也肯定栽下去了。因為北京的政治鬥爭太複雜了，你根本弄不清下一步的潮流要向哪個方向發展。實際上，大家全都是看毛主席的眼色行事，那時叫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但是，老人家本身就很神秘，一般人根本無法和他溝通思想，他到晚年後，精力不佳但思想活躍，在政治力量上搞平衡，有意識地要給人們樹立一些對立面，以此來制約和控制各方面的勢力，同時顯示着他的胸懷和力量。他的領導方法，只有他自己和特定的條件下才能使用，其他人是根本行不通的。這也是後來華國鋒必然要走向垮台的一個原因。我記得斯大林在說到托洛茨基的時候，有這樣一句話：[與其說他象個英雄，不如說他象個戲子，把戲子與英雄混為一談，無論如果是不行的。] 我看華國鋒與毛主席相比，就是一個戲子。”

我說：“後來毛澤東在同林彪鬥爭的時候，你雖然擔任北京市委第而書記，但是謝富治已經生病，你實際上已經主持了北京市的工作。你能否講講那時你的感受？”

吳德笑了笑說：“是的，在我們黨內你別看這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差距，可是大得很呢！李雪峰剛離開北京先是到了天津，後來又到了河北。我就一直在北京，謝富治這個人很受毛澤東的器重，江青對他很信任，總是有事和他商量，我在北京主要是抓具體的經濟工作，是個典型的執行上級指示的人，和誰也是正常的組織關係。所以一直到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央委員。九大以後，江青他們同陳伯達、林彪鬥爭上升為主要的地位，一般人根本覺察不到。但是，謝富治好象知道了一些什麼。他生病的時候，我去醫院看他，他悄悄地對我說：[ 北京市的工作，你不要向陳伯達講什麼，這個人的思想意識不怎麼樣，和江青同志的關係弄得不好，他嫉妒上海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但是又沒有人家那兩下子，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就要栽跟頭了。] 我感覺到中央的鬥爭依然激烈，說話做事就更加注意了。所以，在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當陳伯達、林彪他們鬧得要設國家主席的時候，我採取了低調子，即設也沒有意見，不設也可以。謝富治生病修養，沒有參加九屆二中全會，不存在什麼問題了。當時，李雪峰是華北組的組長，我就不是什麼主要領導了。8月20日，刊登有陳伯達、汪東興等人發言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全會第六號簡報）印發全會後，各小組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要求設國家主席和揪出反對稱毛主席為天才的呼聲空前激烈了，到處是一片打倒和千刀萬剮的叫罵聲。我在外面散步的時候，看見張春橋過來，他鐵青着臉，見了我只是點點頭沒有吱聲。我以為他覺察到不妙了，誰知道他已經胸有成竹，已經開始向陳伯達和林彪反擊了。我突然想起了謝富治對我講的那段話，馬上給周恩來打了個電話，說：[ 我覺得陳伯達在華北組的活動很可疑，要求中央注意他要揪出的人是誰。] 這個電話顯然對我後來是產生了作用的。那些天，幾乎時時刻刻都在緊張之中。”

我問到：“毛主席1971年9月12日回到北京後，在豐臺車站找人談話，就有你，你當時有什麼感覺嗎？”

吳德說：“毛主席那時已經把話點透了！我怎麼能不知道呢？毛主席在濟南的時候，就讓汪東興通知我們到豐臺站等待毛主席，那時我已經得知毛主席要在國慶節之前召開黨的九屆三中全會，全會上將補選張春橋等人進常委和當副主席。這也是謝富治悄悄地告訴我的。所以，我心中有數。9月12日中午1點10分，毛主席的專列進站，隨後我們上了他的專列車廂，毛主席簡單地詢問了北京的情況，對我和紀登奎、李德生、吳盅說：[ 這次回來要下決心解決廬山會議上還沒有處理的一些問題。你們不要替為只有一個陳伯達，這個黑手後面還有黑手。幾次廬山會議，去年這次是最凶的一次。他們的氣勢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他們要分裂中央，搞掉張春橋、江青這些人。為什麼要搞他們呢？無非他們堅持聽我的話，沒有按照他們的意志行事，這就使陳伯達及其後台懷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後快。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出簡報煽風點火。彭德懷搞我還要下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都不如，可見這些人的風格之低！] 當時，毛主席幾次提到張春橋，稱讚他和姚文元。當時張春橋為了表示謙虛，不讓在傳達毛主席指示時提他，後來華國鋒把他們抓起來以後，有關他們的東西都成了禁區，這不符合歷史。所以，我和你談的時後，儘量都是毛主席的原意。”講到這裡，我詢問毛澤東對汪東興的態度時，吳德說：“毛主席對汪東興並不滿意，但是為了團結多數嘛。在我和張春橋一次談話時，張春橋對我說過：[ 汪東興在毛主席身邊，可以穩住許多人的心。他的問題以後慢慢解決，並不着急。他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他沒有想到汪東興在抓他們的問題上可是起了大作用了。”

我說：“請你能談談林彪事件以後，弄在中央所看到和所幹的事情。這樣，便於我們研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嘛。”

吳德想了想說：“我看毛主席也沒有預料到林彪事件會是一個這樣的結局。林彪之死對毛主席的威信是有損傷的，出了林彪後，人們對毛主席的神話破滅了。加上他已經是快80歲的人了，身體明顯地惡化着。中央所有的領導人的思想已經在產生着變化。這種變化從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只有從私底下的談話里感覺到人們的擔心和考慮的問題。人們希望國家能夠逐步地平穩，對政治的興趣在漸漸地淡化。什麼路線鬥爭的覺悟，什麼區分馬列主義的界限，都已失去了信仰的支柱。你怎麼敢在林彪活着的時候反他呢？他是黨章上規定的接班人呀！所有這些，毛澤東也看出來了，提出批判路線鬥爭的不可知論，其實解釋這些問題的人本身也是解釋不清楚的。林彪死後，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周恩來想糾正林彪的極左錯誤，這自然又和江青、張春橋的做法，其實也是毛澤東的主張產生一定的矛盾。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在具體的做法上微妙的差距，人們都注意到了。好在周恩來和毛澤東都能顧全大局，都不會把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暴露得不可收拾。中央里抓經濟工作和具體工作的本來就少，新上任的文革派，政治局裡一些人私下把張春橋、姚文元說成是文革派，他們畢竟在管理國家機器這一點上生疏，不象經過長期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老同志那樣精煉。毛主席雖然有計劃地在培養他們，但是那畢竟不是一日之功。毛主席天天講路線鬥爭，講理論指引，使他們真正產生了誤區和錯覺，以為那就是一切，就是戰無不勝的靈丹妙藥。”

我說道：“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改變了中國的整個進程。我認為毛主席的本意，是想在中國和世界的歷史上樹立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對象包括善於團結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這樣一些人的形象。另外，他認為，越是犯過錯誤的人，象鄧小平、汪東興等等，他和他所選擇的接班人更能控制住他們，便於為他們所用。但是，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反證了他自己的失策。這一點，是政治家的大忌。”

吳德不住地點點頭：“你在看毛澤東的心思上把握的比較准。這一點，毛澤東實際上已經在和他身邊的人談話時，說得很清楚了。有人說鄧小平站出來是周恩來起的作用，實際上是毛澤東提出他的想法後，周恩來摸准了毛澤東的思想，及時地提出了他的建議。林彪死後，一切被林彪打倒和林彪所反對過的人紛紛站出來，客觀上也就給毛澤東的危機創造了條件。人們並不認為是他們自己錯了，而是認為毛澤東在糾正自己的錯誤。”

我問：“粉碎林彪集團以後不久，謝富治也死了，你擔任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參與了後來黨中央的一系列重要的決策，你認為毛澤東的主要思想和舉措究竟怎樣？”

吳德斟酌着字句，慢慢地說：“林彪死後，應該說黨內的高層內部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整個過程產生了懷疑和不滿，特別是一些被打倒的領導幹部紛紛站出來，如羅瑞卿、楊成武等人出來工作，引起了國內外的注意。那時人們看報紙，並不是首先看中央的新精神，而是看報上哪些被打倒的站出來了，這些成了新聞。周恩來是熱衷於解放幹部的，許多站出來的人也以受林彪的迫害為名揭露林彪集團，即使是對毛主席不滿的人，也只是把氣往林彪身上發泄。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也只能是在心裡嘀咕，並拿不到桌面上來。這時的人心，已經很難再有凝聚力了。林彪一倒，整個林彪宣傳的理論體系也產生了動搖，批判林彪的路線，不可避免地要動搖毛澤東多年來依靠此建立起來的威信。儘管黨中央和毛澤東竭力避免這種局面，但是這種根基的動搖是任何人所不可扭轉的。這就產生了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們要占優勢的社會基礎。我記得1974年初，那時黨的十大已經開過了，我當選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曾經找我談話，詢問了北京市的情況，她對我說：[ 現在自上而下都有一股要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逆流，如果現在不引起重視，將來非受害不可。我覺得這股風是一些人有意識地推波助瀾搞起來的。] 我問道：[ 這個情況要是向毛主席反映，要拿出事實來才行呀。抽象地談，只會使毛主席反感。] 江青自己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但是，你要佩服，江青那個女人的腦子確實好使，她在那個時候已經感覺將來非有麻煩不可了。”

我身旁的一位同志問：“那她為什麼不採取措施呢？”

吳德說：“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到了1974年和1975年那個時候，打倒一個領導人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了，不但要有事實，而且非要毛主席點頭不可。我認為，從林彪事件起，毛主席對幹部的政策就採取了特別審慎的態度。他知道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頭露面很多，許多幹部的打倒都和江青有一定的關係，所以積怨很深，毛主席不願意讓她再衝到第一線發號施令了。在我參加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幾次說：[ 江青哪，你也要注意學習呢，你不好好地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也是要吃虧的。我們黨的幹部的成長，除了一定的理論學習外，主要的還是總結經驗和教訓，包括歷史的和現實的。江青你如果把這些經驗和教訓總結好了，你就擁有了黨內最寶貴的財富。] 他還這樣說：[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內戰，你江青是打頭陣的，功勞大，也必然缺點多。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你的積怨，與這個很有關係。] 這寫話，江青並沒有很好地聽進去，加上毛主席年事已高，許多幹部已經在給自己留後路了，他們對毛主席明顯地採取了應付和敷衍的態度，更有甚者，是在哄騙毛主席，得過且過，根本無心好好地為黨工作。再說，毛主席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明顯有病了。雖然老人家的身體健康在當時是黨內的最高機密，但是畢竟人們會從電影和電視裡看到毛主席越來越老，這個已經保不住密了。”他打了半個手勢對我說：“那時江青拼命地想掩飾這一點，說毛主席的身體如何如何健康，不敢正視毛主席有病的現實，但是這怎麼能瞞得住呢？毛主席幾次發病，江青悄悄地跟我說：[ 我懷疑汪東興和那個李志綏有名堂，他們有勾結，過去都和林彪、葉群那些人眉來眼去，上過賊船，會不會是林彪的特務呢？] 我說：[ 這要有事實呀，沒有事實怎麼能讓政治局的同志相信呢？] 江青也發愁，說：[ 毛主席的身體讓他們越治越壞就是最好的事實呀。] 她拿出不久前毛主席的照片讓我看：[ 幾天前還是這樣的，怎麼吃了他們的藥後變成這樣了？這裡有問題呀。] 她請教了許多人，大家都認為不可能，江青這才不吱聲了。但是，她對醫生們的建議總是不放心，總是和張春橋、王洪文這些人到上海確診才同意毛主席的治療方案。實事求是地說，江青並不是壞心，他的許多話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人建議要給毛主席輸液和打針的時候，江青和張春橋再三地說：[ 要儘量減少藥的負作用，儘可能地不吃藥，不打針，儘量用先進的方法和傳統的按摩來治療。] 但是，毛主席患的是運動神經元病呀！這個病基本上是不治之症，醫生偷偷地預言，頂多能活兩年的時間。儘管是絕密消息，但是周總理和鄧小平、葉劍英這些人當然能夠知道呀。江青和張春橋也不得不正視這個現實了，但是他們顯然對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估計不足。當時的政治力量都在爭取時間，爭取力量。那個時候的政治鬥爭，非常複雜。我在當時也看不清楚鬥爭的實質和雙方，甚至是幾方鬥爭用的策略。”

我說：“當時毛澤東採用的態度是靜觀動態，不露聲色，暗中部署力量。”

“對！”吳德拍着大腿說，“毛主席當然知道他的身體狀況，先是眼睛看不見，再就是癱瘓，腿根本站不起來了。睡也睡不着，氣喘、胸悶，都是不好的兆頭。他心明如鏡，知道鄧小平在和江青、張春橋爭，是要否定他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有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支持，他沒有想到鄧小平會迅速和周恩來、葉劍英搞到了一起，因為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打倒他的問題上是採取堅決的態度的。毛主席在和鄧小平談話的時候提到了這一點，但是鄧小平已經對毛主席深知其人了。毛主席在沒有部署好自己的戰略行動的時候，總是千方百計地做掩飾工作，他決不輕易地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意圖。毛主席在湖南長沙治病，根本不想和周恩來、鄧小平灘牌，他採取了他一貫的策略：誘敵深入，放開長線，充分暴露鄧小平的力量和黨內究竟有多少支持江青、張春橋的勢力。他的後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四屆人大可以讓鄧小平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馬都可以拉出來，黨的副主席給他，他要什麼都可以給他什麼，我就不相信他能反了天！] 但是不到一年，毛主席發覺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抓住一個清華大學的問題，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終於把鄧小平打下去了，剩下一個葉劍英，毛主席也讓他請病假休息，其實是讓他靠邊站。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的爆發，促使毛主席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鄧小平和他的支持勢力全部打下去。他曾經對王洪文、張春橋和華國鋒說：[ 按既定方針辦，這是關鍵性的一仗。] 當時誰也不理解毛主席的話，現在就看得十分清楚了吧？”

我問：“毛澤東的那個[按既定方針辦]的臨終矚咐究竟有沒有？”

“有！”吳德說：“而且還是華國鋒在1976年7月底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親口傳達的。當時我們都在。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這些人抓了起來以後，他說什麼誰還敢再說半個不字！？當時把四人幫說得比任何敵人都壞，這就封殺了任何說真話的可能。現在黨內有人說華國鋒才是真正的政治騙子，指的就是類似這樣的事情。大概是政治鬥爭的需要吧，我也說不清楚這些了。不過，就拿江青、張春橋這些人的話來說：[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並沒有他們自己的其他目的，所以不存在他們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陰謀問題。但是，直到現在是否到了能夠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的時候，我還沒有把握。我只是想把這些事實擺出來，對歷史負責吧！”

“你對華國鋒的印象如何？”我最後問。

“朝令夕改，出爾反爾，說話辦事沒有什麼原則，他基本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吳德說：“認識一個人需要一個歷史的沉澱和反思的時間，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許多人還可以得出更為準確的結論。我辭職的時候，華國鋒找我談話，我說：[ 你什麼話也不要多說了，你說什麼也未必頂用。你這個人是從來不把你說過的話當回事情的，連中央的決議都可以當作一陣風，這還有什麼可講的呢？] 我這樣講，也是不得不說的話。後來我就把一切政治看得比較淡了。”

吳德說完這話，坐在沙發里兩眼紅紅的，好長時間沒有吱聲。對這樣一位有豐富的文化大革命資歷的人，我多麼希望他能夠提供更多的材料，來說明那個“史無前例”的運動的詳細內容呢。為此，我作了最大的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