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復興崛起是一項宏大而長遠的事業。改革開放至今已經三十年，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着現代化進程向縱深挺進，國內各種深層次矛盾也日益浮現出來，而國際上針對中國的誤解、杯葛甚至敵意也日趨嚴重。自古不能謀全局者不能謀一域，不足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此時，稍微冷靜一下頭腦，從世界歷史的角度重新打量當前國家現狀，對於透過喧囂、浮華的表象，認清未來前進方向堅定正確的發展道路，也許有着某種啟示意義。

圖：作者，戴旭，空軍上校.河南民權誕生,山西運城入伍.歷地空導彈，航校等部,導航台長，新聞幹事，秘書等職,畢業於空軍通信學校，空軍政治學院.事理工從政工。

一、什麼是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的字面含義是自高端開始的總體構想。原是指為完成某一大型工程項目，要實現理論一致、功能協調、結構統一、資源共享、部件標準化。其思想內涵主要是，用系統論的方法，以全局視角，對項目建設的各方面、各層次、各種要素素進行統籌考慮，和諧各種關係，確定目標，選擇實現目標的具體路徑，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並適時調整，規避可能導致失敗的風險，提高效益降低成本。這一工程學概念，後來被西方國家廣泛引用於軍事和社會學領域，甚至成為政府統籌內政外交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思維方法。

頂層設計是鋪展在意圖和實踐之間的 “藍圖”，是具有總體明確性和具體可操作性的科學思維的理論結晶，而不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實踐探索性產物。世界上沒有一棟知名建築是不按圖紙設計施工的，世界近代成功崛起的西方大國，也無一不是“頂層設計”的傑作。英國崛起之初弱不禁風。它知道以其微小的陸地和微少的人口，不僅沒有爭雄歐洲大陸的資本，在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盛行的資本主義時代，還有可能成為別人的獵物。深謀遠慮的英國政府以穿透歷史的思維和對時代的透徹理解，在為國家確立了工業化的經濟方向和民主憲政的政治發展方向之後，又以世界的眼光對自身的準確觀照，確定了國家發展的地理方向：立足陸地，爭衡海洋。之後是一系列法律制度建立、海軍發展，和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歐洲陸地爭端等全部內政外交政策的跟進。無論誰執掌王室，英國都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歐洲陸地上的爭端。整個16世紀，英國都在韜光養晦。確保本土無虞之後，英國開始了持之以恆的海上進擊。到19世紀，世界歷史上幅員最廣闊的“日不落帝國”在這個曾經的孤島小國的堅船利炮下，建立起來。

美國僅僅歷經二百餘年便從小不點成長為“巨無霸”的奇蹟，也不是因為上帝保佑給美國帶來的運氣和偶然，而是美國國家大戰略正確制定和實施的豐厚回報。從美國崛起的基本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最初的頂層設計：首先建立當時最先進的注重公平和效率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富國強兵為立國固邦之本；然後牢牢占據科技立國、效益強國制高點，以生生不息的激情和動力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循環和政治事務，不斷開拓“新邊疆”，延展國家利益。正是大戰略的清晰和連貫，美國幾乎抓住了世界歷史上每一個機會。利用兩次世界大戰當漁翁賺得的戰略本錢，美國踏足歐亞，進而控制全球海洋，奠定霸業基矗贏得冷戰後，今日美國正依靠太空和信息技術的絕對優勢，打着反恐名義搶占世界要地和資源，試圖建立全球帝國。美國兩黨執政，各有各的施政綱領，但在涉及民族、國家根本利益方面，從來都是按照既定國策步步為營繼往開來。

二、技術變革決定社會變革是基本規律。

人類走出叢林，從原始社會進入農業文明，再從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直到今天進入信息時代，靠的都是技術力量的推動。世界近代九個強國的相繼崛起中，技術原因功不可沒。荷蘭憑藉平底船成為“海上馬車夫”，英國靠着蒸汽機的發明橫行世界大洋。比較而言，中國的落後，正是錯過工業革命，在整體技術形態上和西方相差一個代次。人們生產生活的方式，就是他們進行戰爭的方式。中國近代史上一切政治和軍事悲劇均由此而來。鴉片戰爭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GDP近 1/3，大大高於英國GDP所占的約1/20，結果中國戰敗；1895年大清帝國的GDP比日本高9倍，但甲午戰爭中仍然落敗。1900年北京八里橋的一場戰鬥，把其中的奧妙血淋淋地展現出來：英法聯軍僅以個位數的傷亡，就以大炮、排槍屠殺5000清軍騎兵。從那時起，世界就不再以GDP，而是以它的科技研發能力和重要產品的製造能力作為衡量國家強弱的標誌了。

俄羅斯解體後，經濟一度跌入二流國家，但由於技術實力特別是軍事技術的強大，西方依然相對待世界強國一樣尊敬俄羅斯。今年中國的GDP超過德國，很多中國人沾沾自喜，甚至很多媒體也喜形於色。鼓舞國民士氣任何時候都需要，但不能自欺欺人。撇開一個13億人的國家超過8000萬人口國家不值得驕傲的現實不說，世界並沒有認為中國GDP名列世界第三，就是世界第三強國。世界經合組織7月17日公布首份對中國環境績效評估，稱雖然中國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中國的環境標準卻更接近某些最貧窮國家。社會綜合指數，甚至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之後。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數得着的產業是煙，酒，紡織品，房地產業，玩具業。而西方國家則是在信息技術、製造業、能源、金融業。本質上這和當年清朝以茶葉、蠶絲為主對外國紡織品、鋼鐵業的情況類似。只要中國在整體技術形態上沒有“現代化”，中國就不會在社會面貌上現代化。

正是因為深諳技術變革的重要，美國近代以來，一直刻意採用重大技術項目拉動社會發展的戰略，無論是“阿波羅登月”、“星球大戰”、“信息高速公路”，現在的 “千艦計劃”“一小時打遍全球”，本質上都是以此搶占世界新技術的制高點。日本、德國以小國之軀在二戰中橫行世界，靠的是在技術基礎上的國家實力，其在戰敗基礎上的復興，也是憑藉現代技術。中國要想實現崛起，也必須走技術立國之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曾經提出過工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等“四個現代化”，其實，這四個現代化說的就是一個科學技術現代化。這個根本抓住了，綱舉目張，其他領域----包括政治，自然就會現代化。黨中央現在提建設創新型國家，是看到了問題的根本。今天的中國再也不能總是在低技術產業的基準線上無限期循環。切望各級執行部門，不要循着習慣性思維，僅僅把它當做一個口號。

三、製造業是製造強國的“車床”。

中國現在被稱為“世界工廠”，幾百年前的英國也曾經被這樣稱呼過。但簡單類比就可以發現，當年英國是以自己的製造業，源源不斷地為世界提供商品，從大型軍艦到布匹零雜，幾乎無所不包。今天中國雖然也在為全世界生產，但大部分卻是來料加工，或是按照對方的圖紙和標準，聯合生產占領國內市常在英國“世界工廠” 的後面，是高度發達、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體系，是雄視全球的強大艦隊；比較而言，今天的中國其實只是“世界加工廠”而已。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製造業，中國與世界都還有着巨大的差距。正是由於這個差距，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分工，是處在利潤食物鏈中的最低端。

“明治維新”之初，日本使節看到英國林立的工廠和礦山，驚嘆道：“經過夢中二千年，今後為國而謀者不可不發感於茲，不可不有所奮為。”這種急起直追的情緒感染了自天皇以下的整個日本。使節團回國後不久，日本便開始了“殖產興業”運動，成為“維新”的第一要務和“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的基矗對比中日在那個年代的不同決策，可以清楚地看出後來兩國不同的命運。早在日本醞釀明治維新之前，被鴉片戰爭打疼的中國已經開始了洋務運動。1876年，日本自造的第一艘裝甲快速炮艦“清輝”號在官立東京石川島船廠下水，排水量只有900噸，而同時期中國的江南製造總局已可建造排水量2800多噸的“海安”號兵輪。應該說中國這時的造船技術是領先於日本的。但是，日本將“清輝”號的下水被看作是日本海軍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之一”，自此開始了自造軍艦。而清朝決策者卻感到造艦耗時費力，不如直接從英德等國購買現成軍艦省事。一個是不惜工本和錢財來扶植自己的造船產業，一個是投機取巧想走捷徑，中國同日本在造船工業方面的差距，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拉大。這一差距很快被放大為雙方工業和社會形態的差距。到20世紀初日本已可以造出媲美歐美的重型航空母艦和無與倫比的7萬噸巡洋艦，而清朝由於在甲午海戰中失敗，被日本釜底抽薪，整個造船工業基礎蕩然無存，連帶地中國近代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體系也胎死腹中。伴隨着清朝的滅亡，中國近代第一次現代化進程就此被斷送。

改革開放30年，我們經濟的確有很大發展，但並沒有達到當初設想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都是人力密集型的低技術領域。今天中國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超級繁榮”，正說明這一點。中國不僅沒有建立起現代工業生產和科研體系，在很多領域也不擁有完全自主的知識產權。一些本應該成為“支柱”的汽車、航空、船舶、計算機等戰略產業，也沒有哪個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反而對國外技術形成越來越深的倚賴。這種狀況讓人憂慮。

製造業是鍛造強國的根本，戰略產業是實現大國崛起的支柱，是基本的歷史常識。作為頂層設計部門，必須始終清醒，買是買不來現代化的，反而有可能落入別人的戰略陷阱，阻滯自己前進的步伐。中國當年停掉自己的運十而改為組裝美國麥道飛機，最後半途而廢大大貽誤航空工業發展，就是例證。美國之所以有今天的工業和經濟成就，與當年美國政府引導鐵路、鋼鐵和軍工產業投資（投機）狂潮直接相關。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濟與合作研究系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大衛科茨教授在對比了俄、美經濟發展狀況後說：“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美國資本家新富，在追逐財富的過程中都是殘酷無情的。他們每個人都有腐敗的記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修建了跨越美國的鐵路，蓋起了現代化的煉油廠和高效率的鋼鐵廠。他們這麼做，是因為通過這樣的生產性投資，可以得到巨額利潤。這是因為美國政府作為一個發展主義國家來運作……使得生產性的投資能有巨額利潤。相反，俄羅斯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以鼓勵生產性的投資，這就是那裡的新私有企業的所有者主要是竊取資源，而不是投資於新的製造設備的真正原因”。在中國支柱產業空心化和經濟領域瘋狂投機的背後，有沒有“俄羅斯化”？建議有關部門，研究一下如何引導社會資金，向戰略製造業傾注的問題。如此，既擠出中國民生產業的泡沫，有利於中國和諧社會構建，又奠定未來中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一舉兩得。

四、富民是富國的基礎和本意。

十七大高度重視民生問題。我認為民生一詞，不應該只從字面上理解。民生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富民。中國歷代改革都有一個詞義相近的提法叫“富國強兵”。國是家的放大，國家的實質是人民。富國的基礎在富民，民富則國富。以前有句口號總是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其實這是違背自然常識的，大河是由小河匯集而成的，小河沒水大河必然斷流----今天的黃河不就是這樣嗎？用在國與民的關係思辨上，也是這樣的。

國家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這一根本目的決定了國家的發展，必須時時注意將社會財富反哺人民。改革開發以來，大量外資進入中國，但只是併購中國企業，占領中國市場或利用中國勞動力低廉的成本，加工產品，並不購買中國的國債。而我們位列世界第二的巨額外匯，卻沒有主要用於購買別國的企業和技術，以發展本國經濟；也沒有用於建立公民社會保障體系，而是大量用於購買外債。外匯儲備是國家財富也是國民財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是硬道理。作為一種理財手段，購買外債並非不可，但在國家發展急需資金，人民整體並不富裕的情形下，顯然還可以有更好的選擇。日本也購買了美國國債，但日本是在國民收入名列世界前袤，社會資金十分充裕的情況下，出於維繫美日同盟的深層動機而實施的戰略舉措。美國對中國購買它的企業資產，十分戒備百倍阻撓，但從不對中國購買它的外債設限。並不富有的中國沒有義務將自己的血汗錢供富有的美國享用。

一些地方在片面政績觀的誤導下，只看GDP數字，而不看這個GDP是怎麼得來的，更不看這個GDP給當地人民帶來了什麼樣的“幸福感”。這才有了山西的黑磚窯、黑煤窯和此起彼伏的礦難。一些領導幹部，分不清富國與富民的概念，簡單地將政府財政充裕等同於社會發展人民富裕。如此，才會出現將本屬民生經濟範疇的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實行“產業化”的情況，以及大賣土地和國有資產的現象。“產業”的概念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就業和增加財富的機會為衡量指標，而不是以單純的經濟收益指標來衡量。如果一切都以眼前的直接收益為目標，殺雞取卵就有了合理性。民生經濟是和諧社會的基矗本應該讓人民得到社會發展實惠的地方，反而使人民繳出更多甚至全部的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謂余不信，看看今天中國家庭消費在GDP中不斷下降的比例就知道了。為什麼不消費？全部的甚至透支未來的錢都用來購買房子了。隨着銀行不斷加息，幾乎整個中國都能聽到房奴背負銀行債務發出的沉重喘息聲。毫無疑問，這與國家發展的終極目標和改革開放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不符合科學發展觀。

還是因為分不清富國與富民的概念，在一些地方，國有經濟等於官有經濟，富國等於富官。由此帶來的一個基本現象是我們的行政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據資料，中國官員一年的吃喝招待費3000 多億元，一年公車開支的成本也3000多億。各級政府豪華樓堂館所屢禁不止，各種公款出國變相旅遊司空見慣。《中國改革》雜誌曾披露：中國現在每年貪官腐敗總金額為1．5萬億人民幣，約占中國一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7。腐敗問題固然各國都有，但成建制、大面積腐敗的現象，國外並不多見。中國改革開放面臨許多挑戰，其中之一就是腐敗，而腐敗在某種思想成因上，又與混淆富國和富民的基本概念有牽連。是聚財於國（官）還是藏富於民，到了應該從理論上予以反思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