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漢滿平分，實際上主要權力均在滿員之手。地方政權----各省督撫滿員常占十之六七，總之，滿員掌握軍政大權。例如鴉片戰爭時，首席軍機大臣是穆彰阿，沿海各省，直隸總督琦善、山東巡撫托渾布、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閩浙總督（駐福州）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林則徐，就中除林鄧二人外，全是滿員。帶兵大員奕山、奕經，議和大員耆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滿員。這些滿員都是昏聵貪 污，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愛護的心理，而如林則徐、鄧廷楨這樣的漢員，又為滿員所壓迫嫉視，不但沒有決定的權力，而且還要加以誤國病民的罪名，充軍到新疆去。

但是，這種情形，到曾國藩時代起了一個變化。曾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 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太平軍起義，人民響應，聲勢蓬勃，以咸豐帝為首的滿　族統治集團驚慌失措，束手無策。咸豐帝首先向程朱道學求救，令儒臣獻上朱熹《大學講義》，又編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篇講義。他親自到孔廟行禮，召集漢滿百官聽他講《中庸》致中和一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尚書》四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從這些講題看來，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無“德”“惠”了。但空談是無補的，他轉向奴 才們求助，大罵群臣道：“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又說：“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樣痛罵，還是無濟的。他再向士子們討好，斬舞弊主考柏俊*（蒙族大學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場積弊極深，並不能“為士林維持風氣”。他灰心失望，索性懶管政務，專玩女色，寵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閱奏章，嬖臣肅順替他找美女，同時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熱河發病死了。

曾國藩就在這個時候，由於肅順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滿清統治者壓迫屠殺人民的急先鋒。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裡最有“政治頭腦”的，他們知道了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滿　人而要依靠漢 奸。肅順公開宣稱：“滿　族沒有一個人中用，國家有大事，非重用漢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曾國藩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武昌，咸豐帝得報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說：“不圖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殊勛。”漢軍機祁俊藻獻媚道：“曾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咸豐帝被他提醒，從此他堅守慣例，不敢深信曾國藩，專指望琦善、托明阿、德興阿（江北大營）和春（兼統江南江北兩大營）等這些滿洲將領和綠營將領向榮（江南大營）以及盜魁張國棟等人來維持那迫近滅亡的滿清王朝。曾國藩這時候還能夠掌握一部分兵權，這就全靠肅順的竭力保薦。一八六O年，即咸豐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張國棟被李秀成擊潰，滿軍軍勢大衰，只得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以挽危局。咸豐帝死後，西太后親自執政，她馬上改變政策，給曾國藩兩江總督節制蘇皖贛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讓他充分發揮漢 奸作用。

曾國藩從此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厲行所謂“安內攘外”，終於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焰淹沒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國藩的這個“事業”，使他成為百年來一切出賣民族的漢 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一個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國荃、曾國華帶兵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在家鄉依勢橫行，無惡不作，誰要是不合他們的意，就被加上會黨的罪名，送到縣裡，教縣官立即執行死刑，不許釋放或監禁。縣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對自己不利，隔幾天總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他說：“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縣裡設立碼頭，照例殺豬祭神，曾家父子以為不夠虔誠，殺十六個人代豬，表示敬意。曾國藩在這一家人里尤為特出，因為他不僅兇惡超人，而且還善於講道德仁義來掩護超人的兇惡。他在道光十八年應科舉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從滿　人倭仁、湖南人唐鑒講習程朱道學，又被與乾隆時和紳*並稱滿清二大奸相的另一個道學老師穆彰阿認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別快。曾國藩既然一開始就是穆彰阿的門生私黨，又是號稱理學大師倭仁（官至首席大學士，為西太后所尊重）的講學後輩，故與滿洲貴族有親密的關係；他的前輩唐鑒在湖南聲望也很高，學徒眾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資格；這些對他後來的“飛黃騰達”，都是有力的條件。曾國藩學得道學的虛偽，卻不曾受束縛於道學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經學家）當面責備他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曾國藩說，“我生平以誠自信”，專標一個誠字來用人、辦事；左宗棠與他因派別衝突，結成深仇，就專標一個偽字來揭穿他。事實上虛偽和殘忍是結合在一起的，虛偽乃是殘忍的一方面，這兩方面正是曾國藩這個***派代表者的特點。沒有虛偽就不能表現他反對革命的真誠。

當時的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 污，外 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為隱諱的。連曾國藩這樣一個“誠實”走狗也不能不承認：滿清錢糧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於盜賊；“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咸豐元年《備陳民間疾苦疏》）；“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這樣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麼？曾國藩卻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依容閎估計，約二千五百萬人死在戰爭中），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清政府，除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漢 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群賊匪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的原因。

曾國藩深研程朱理學，熟悉滿 清政制，當京官時已顯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於一般官僚。帶兵以後，雖不斷受了革命力量的打擊，但反革命意志卻極堅決，自稱能在受挫受辱的時候，咬牙立志，毫不氣餒；愈是軍事棘手，眾議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後來一切***統治階級崇奉這個“曾文正公”作模範、作祖師，認他“是我國舊文化（封建文化的***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把他的漢 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協的外 交路線，當作統治人民與麻醉青年的經典，完全是有理由的。可惜他們不懂得曾國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領，只能暫時摧殘太平天國一類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運來用以破壞久經鍛煉的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事業，就決無成功的可能了。

曾國藩的活動與滿清這一時期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從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一）辦團練；（二）與太平軍相持；（三）戰勝太平軍；（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派內部各種分裂表面化。

一 辦團練（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太平軍在廣西永安時不超過一萬人（上帝會員，老兄弟）入湖南後，因湖南天地會員的加入，人數大增，天地會首領洪大全，曾與洪秀全同稱萬歲。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慘死後，天地會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響本地會黨起事。他們股小而多，力量微弱，這就給當地官紳辦團練來對付他們的機會。

團練一方面保護地主官紳的財產，一方面也使他們藉以魚肉鄉民，斂財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暫時武裝，沒有出縣作戰的意圖，更說不到出省作戰。從保甲團練以至編成正式軍隊，轉戰全國，這是由於當時滿洲反革命軍隊的腐 敗無能，而一切反革命派----從滿清皇帝到各種大小漢 奸----卻都要求有一個反革命勁旅來和太平天國作戰所促成的。曾國藩所以能夠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就正因為湖南當時是處在革命與反革命衝突的要衝；同時他與滿　人關係親密，善講滿清統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學，有堅決反革命的決心和手腕，這幾個條件也幫助了他。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曾國藩喪母在家，咸豐帝叫他幫助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任務只是“搜查土匪”。一八五三年二月（咸豐三年正月），他到長沙辦事，首先區別了團與練。他所說的團就是保甲，選擇所謂“公正紳士”（事實上是最兇惡的紳士）當團紳，在本地清查戶口，捕捉“匪人”（主要是當時的革命分子）；他所說的練則是訓練鄉兵，集中縣城，隨時出動鎮壓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辦團，不重在辦練，凡是紳士族長來請辦團，就發給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使有約束鄉、族，放手辦事的權力。辦練必需地方官主持，兵數不求多（約四五十人），更不求各縣都練。實際上卻是授權反革命紳士普遍辦團，自己在省城募勇辦練，不讓地方官紳辦練斂錢，既免分他的兵權，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說他辦的是官勇不是團丁，足見他開始就有以官勇（臨時招募）代官兵（綠營兵）出省作戰的野心，不過形式上採取所謂保鄉自衛，藉以減輕、避免各方面的阻礙（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視、排斥，鄰省的求援，咸豐帝的嚴令出戰，新兵的不願離鄉土）並藉以實現他的訓練不完成，準備不充分，決不出省境的主張。

曾國藩辦團的方針是大張紳權，在省城設“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即處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他竭力提倡團紳捕人，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險境，大家叫他“曾剃頭”，形容他殺人像剃頭髮那樣多。他感覺到公論不容，給咸豐帝上了一個奏章說：“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豐帝大加褒獎，鼓勵他“務期根株淨盡”，巡撫們也就不敢公然對立了。這樣，曾國藩成為湖南土豪劣紳的首領，同時也得排除某些阻礙，進一步完成他的辦練計劃。

曾國藩辦練的方針是封建團結。練勇與將領全用湘縟耍ㄏ婢�、湘勇蛹喺f妹�）。练訏嘈募落后祬醛民硿Z幣員闃圃Α＝�领选取至亲、密友，壹s靶悴擰⑼�生，諒T┤碩嗍鍬拊竽希ㄓ朐�国藩同学，也讲秤憯汤学）惦y�蛣Μ平g苯簿克�谓“猪撓”，声称愿为保勿伆圣叼伇�奧壯！倍�死战。事实衫w�们主要目的还是为溜曮高�螅�曾国藩也草x敢飴拊竽鮮屏Χ朗ⅲ�采用收门生的方g劍�使罗氏学徒争着拜曾诗I隼鮮ΑＯ婢�大将王珍（假n貊危┎環�，说“螛I睦鮮χ揮新奚劍ㄔ竽希┮蝗恕保�大责~�的紝�桑�謿只排去，其緞x亢罄醇蔥緯勺笞諤南檔南婢�。曾国藩用同霞嫝同学、亲舆x⑹ι�唆[止叵低漚嵯婢�，造硞�餃司�垛櫗招募、服粹櫗的作芳偓同时又封A�为唯覊漠�啦昧煨洹Ｔ謐笙迪婢�抽W⒅�前，整隔滄军汁h�从曾统领一人，每个T�汁h�从营官一人。各个T�稇孝，彼此不相统属，除服从曾国藩，不受茰O�任悍�私諡啤＝�代军阀军秵延曾国藩湘军开售E�李鸿盏摯军、袁蕯埈北洋军爹o染�阀军队一直級�凶牛�并且愈芽M�翗I爻晌�帝国主义的傀儡军队�?
太平軍占領土地在長江沿岸，非水師不能決勝負。因此曾國藩用更多的力量籌辦長江水師，大造船艦，尤其重視洋炮，要求咸豐帝向廣州購買千餘尊，裝備戰船，洋炮不到，決不出戰。他崇拜洋炮，讚美備至，認為戰勝的決定因素。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豐四年二月），湘軍水陸兩軍組織完成，大舉出戰。陸軍五百人為一大營，非湘鄉人營官所統鄉勇稱小營，附屬於湘軍各大營。陸軍凡十三營，五千餘人。水師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營，五千人。官員、練勇、工匠、夫役水陸共一萬七千人。湘軍將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學作基本的封建主義的武裝，在軍事上有相當周密的準備，在湖南後方有豪紳地主的擁護，算是當時有力的反革命軍隊。

湘軍出境，曾國藩請求咸豐帝發給他空白執照四千張，內捐虛銜執照、捐監生執照各一半，派專人在湖南（湘軍根據地）、江西（湘軍進 攻的目標）、四川（湘軍餉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規模開捐，籌餉是目的之一，主要還在讓那些缺乏社會地位的***分子取得紳士資格，在本地辦團。他的主意是“以紳輔官，以民殺賊，庶可佐兵力之不足”。（《奏參江西巡撫陳啟邁摺》）

曾國藩反革命事業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於爭取滿洲皇族的信任。他辦團設“發審局”，殺人如麻，負責局員二人，其一是滿　人裕麟。他練鄉勇，遭綠營將領（多是滿　人）猛烈反抗（甚至採用兵變方式），乃用色欽額總管營務，保舉塔齊布升任湘軍大將，二人都是滿　人又都是綠營出身的軍官，使綠營反抗不成大害。後來出境作戰，總是上奏章，誇張塔齊布的忠勇和戰功，說他們“二人親如兄弟，合如膠漆”。塔齊布死後，特別尊崇多隆阿，曾一度推他作統帥，指揮湘軍大將攻安徽陳玉成軍。曾國藩力求取得滿　族統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殺漢族人民，就是小事細節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 與太平軍相持（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水陸軍準備出戰，首先頒布一道叫作《討粵匪檄》的文字。這篇檄文充分表現湘軍將領的封建性、漢 奸性，大意如下：
（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蘇）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針對太平軍老兄弟新兄弟的區分，挑撥內部分裂。

（二）“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謂田皆天王之田”，“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蘇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針對太平軍之崇奉耶蘇與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着重號召讀書人反對天 主 教，保衛孔孟聖道。這一號召不僅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當時還散布在民間的守舊觀念。

（三）“粵匪焚郴州之學宮（孔廟），毀宣聖（孔子）之木主”；“所過郡縣，先毀廟宇”，“關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針對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軍宣布的民族大義，曾國藩卻一字不敢提到，只說幾句“今天子尤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連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鬼話。在宣傳上，太平軍在反滿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得廣大人民的擁護，湘軍在反對天主、保護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響。在軍事上，太平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到處受人民歡迎；湘軍攻城奪地，儘量燒殺搶掠，將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戰也非常兇悍。在政治上，太平軍領土內一般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比較改善；湘軍實際是曾國藩率領若乾股賊匪，出省恣意殺掠，但他代表全國所有***黑暗勢力，又以投降主義的方法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漢滿矛盾以及中國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種程度的反革命團結，基礎也還不弱。太平軍和湘軍在這些條件下進行十二年戰鬥，相持階段占了八年。最後太平軍失敗了，這卻不是因為湘軍有什麼特別的本領，而是因為太平軍一部分領袖到了南京就不圖進取，日趨驕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結果。

正當湘軍初次出發的時候，太平軍攻入湖南，進軍長沙附近。曾國藩自率一部分水陸軍攻靖港，湘勇潰散，曾國藩三次投水尋死，都被隨從人撈起。陸軍主力塔齊布，水軍主力楊載福、彭玉麟攻湘潭大勝，挽救了他的湘軍。他描寫這次戰功說：

“水勇開放大炮，專意射火焚船。是時北風甚勁，順風縱火，遇船即着，自卯至未，燒賊船六七百隻。長發（老兄弟）、短髮（新兄弟），逐浪漂流，紅巾、黃巾（太平軍服裝）隨波上下，岸赭水溫，同歸浩劫。水戰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

他把慘殺當作痛快，後來每次戰勝，總是用痛快的表情，繪聲繪色的寫出屠場慘景，宛然一副一副的地獄圖，向滿洲皇帝報功請賞。他的漢 奸劊子手立場的堅決，真像頑石一般。

靖港、湘潭戰後，太平軍退回岳州，曾國藩乘機重整水陸軍，裁去潰勇五千，補進羅澤南軍營。羅營軍官全是羅們學徒，戰鬥力很強。陸軍有塔、羅，水軍有彭、楊，湘軍進一步堅強了。一八五四年八月（咸豐四年七月）湘軍攻陷岳州，十月（九月）攻陷武昌、漢陽，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二月）進圍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

曾國藩出境作戰，感到三個困難：

第一，太平軍作戰勇敢，“愈剿愈多。愈擊愈悍”，湘軍死傷極重，銳氣挫損。曾國藩乃提倡獸性來報復泄憤，“振作士氣”。例如興國、大冶戰鬥，獲俘虜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遲”；九江成外獲俘虜十二人，立即“凌遲梟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遲”；武昌成外太平軍新兵戰敗，“帶回七百餘人，全數斬決”。崇陽戰鬥擒獲七十餘人，殺死祭陣亡將士，祭畢，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國藩獸性示範下，湘軍的殘忍是從古少有的。例如一八六二年七月（同治元年七月），湘軍攻破寧國府，“大呼直入東門，……一律斬剃*無遺”。過了兩個月，還是“城內外屍骸狼藉，無人收埋”（《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賊匪遜湘軍的殘暴，野獸遜湘軍的貪婪，賊匪兼野獸，才是湘軍的真面貌。譚嗣同描繪這個真面貌說：湘軍以戮民為義，城邑“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捕匪為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卷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仁學》卷下）事實上湘軍攻破一城，就是屠滅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謂“城破時，百物同歸於盡”（《批示徽州知府劉傳祺稟》），就是全城生命財產，頓時化為烏有。

第二，人民擁護太平軍，敵視滿清。許多記載都說：“民賊合一”，“民不恨賊而恨兵”，“賊如梳（沒收富貴人財產），兵如蓖（無所不取）”。曾國藩自己也說：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數千里，小民蓄髮納貢，習為固然，雖經諭令剃*發，而鄉民狐疑觀望。官軍稍有挫衄，則四面皆賊，餉道易斷（《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又說：官兵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術，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且有甘心從逆者。官兵過境，無物可供買辦，無人可為嚮導（《水師小勝並陳近日剿辦情形摺》）。派出探兵，多被鄉民擒殺（《陳明鄰省援兵協餉片》、《曾國華殉難三河鎮摺》）。於是曾國藩的獸性發泄到人民身上，縱兵燒殺搶掠，殘留的人民強迫剃*發，作為投順大標記。英人呤俐*《太平天國革命史》稱太平軍紀律嚴明，沿途破壞大多為清軍所為，責英國援助清軍為不義。容閎《西學東漸記》對太平軍、“官軍”曾作公平的記載，他說：“居民對太平軍較為信用，商不輟業，農不輟耕，無荒涼景象。而太平軍對人民，亦未聞有虐待事，相處甚得。”又說：“運河（江南運河）兩旁之田，皆已荒蕪，草長盈尺，滿目蒿萊，絕不見稻秧麥穗。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真象（指清軍燒殺破壞），必且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官軍之殘暴實無以愈於太平軍。以予等沿途所見，太平軍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極嚴之軍法。”就是曾國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裡也承認：太平軍“禁止姦淫”，“聽民耕種”，“民間耕穫，與賊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後，太平軍還是“民心未去”（《復陳逆酋李秀成正法片》）。他為要取得勝利，乃大燒大殺，做到“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使太平軍“行無民之境，猶魚游無水之池”，“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他見長發人便殺，實際就是見人便殺。強令中國人民當滿洲貴族的奴隸。

第三，湘軍是賊匪組織,目的在搶掠,搶飽了就“思揚*”，就是說想逃散。咸豐四年，曾國藩對咸豐帝報告攻破武漢以後的情形說：“水師搶船太多，私匿藏貨，破城以後，水陸弁勇各獲財物，頗有飽則思揚*之意”（《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田家鎮戰鬥“各勇奪獲賊船至五百餘號之多，彭玉麟恐船隻太多，爭奪貽誤，又恐眾勇飽則思揚*，遂將奪回之船，一併焚之”（《官軍攻破田家鎮燒盡逆船收復蘄州摺》）。這還不是強盜爭贓的圖畫？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奮怒以衛吾（孔、孟）道”（《討粵匪檄》）？曾國藩要鞏固軍隊，乃用一暗一明兩個辦法。暗的辦法就是縱兵殃民。例如湘軍駐紮石埭城，紳士們間接向他們訴苦說：“兵勇拆毀房屋，以作柴薪；捉去歸民，為伊搬運；所有店鋪，被兵勇輩占居買賣；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實攫取室中器物；城鄉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致歸民有官兵不如長毛之嘆”（《石埭紳蓍致在省諸紳書》）。這是平時駐軍的情況，戰時殺掠算作軍功，誰敢向他訴苦呢？他在事情無可掩蔽的時候，訓斥軍官一頓，表示維持“紀律”和“聲譽”。明的辦法是虛報戰功。憑他善於做文章，把湘軍寫得戰無不勝，一方面取得滿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籠絡飽則思揚*的軍心。湘軍保至三品以上的軍官，不下數萬人（《陸軍借補小缺請飭部核議片》），使這些人貪利又貪官，升官無止境，貪利也無止境，繼續留在軍營當賊匪。也有整營的官和勇，搶飽了不願打仗，曾國藩只好全營解散，另招一群“深山窮谷寒苦之民”來補充。湘軍始終依靠“貪”“殘”維持它的“戰鬥力”。

一八五五年一月（咸豐四年十二月）湘軍圍九江，至一八五八年五月（八年四月）陷九江，一八五九年七月（九年六月）陷景德鎮，江西入湘軍手，前後凡四年半。中間經無數次大戰，陸軍主將塔齊布、羅澤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時斃命）都被太平軍擊斃，水軍戰敗被分為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部，形勢常在危急中。曾國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從浙江方面獲得閩浙的餉銀、食鹽及上海的關稅、厘金，湘軍不斷潰敗，終得免於散滅。石達開主持江西軍事，曾國藩最怕他，說他“狡悍為諸賊之冠”。一八五六年九月（六年八月），洪、楊、韋內訌，石達開馳回南京，咸豐帝喜出望外，令曾國藩準備石達開來投降。曾國藩到底是老練的，他答覆咸豐帝，深怕石達開執朝政，說：“若其石逆勝而洪韋敗，則該逆挾詭詐以馭眾，假仁義以要民（結民心），方且飛揚自恣，未必遽有投誠之心”（《江西近日軍情據實復奏摺》）。他又知道即使石敗也不會投降，說他曾勸太平軍九江守將林啟容歸順，偽造文件騙瑞州守將賴裕新離防地，均無成效，還是切實備戰要緊。果然，石達開出南京後，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曾國藩大恐慌，急令大將曾國荃、李元度率湘軍主力攻石軍後路，大將李續賓（羅澤南部統將）出全力攻陷九江，石達開是孤軍，不得不退出浙江。

太平天國的內訌當然是此後太平軍失敗和曾國藩成功的一個決定原因，但太平軍後期的陳玉成、李秀成兩個健將，並未使曾國藩得到順利的成功。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咸豐九年十月）曾國藩定四路攻安徽計劃，曾國藩、曾國荃任第一路攻安慶。太平軍安徽主將陳玉成驍勇善戰，聯絡捻軍，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八年十月），三河鎮大戰，玉成擊斃李續賓、曾國華，羅澤南舊部全軍殲滅，曾國藩畏懼陳玉成，出全力對抗，才能支持。一八六0年五月（十年閏三月），李秀成、陳玉成合攻江南大營，和春、張國棟敗死，大營潰散。秀成軍攻取蘇州，直入浙江境。滿滿 清廷感到生命危險，發生空前所未有的慌亂，第一次給曾國藩地方政權，叫他署兩江總督，帶兵親往援救，“保全東南大局”。江南大營（向榮自廣西率綠營兵尾隨太平軍到南京，駐兵孝陵衛，號江南大營）統帥向榮死後，即用旗人和春為統帥。照咸豐帝的看法，滿洲統帥與漢人曾國藩對立，綠營兵與湘勇對立，湘軍在外圍戰勝太平軍，滿洲統帥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滿洲統治者的威信。大營潰散，咸豐帝的計劃失敗了，曾國藩取得兩江總督，表示湘軍勢力大進了一步。不過曾國藩並未應命赴援，他認為安慶城圍一撤，全局敗壞，不可收拾，堅決不離開安徽。當時滿清的形勢確是異常危急，江浙迫於李秀成，鄂豫皖困於陳玉成、張洛行，江西又為李世賢、黃文金所攻入，這種局面，迫使曾國藩也不得不壓抑一下曾系湘軍獨占戰功的思想，保薦左宗棠幫辦軍務，當自己的助手（實際是胡林翼保薦，咸豐帝重用左，分曾軍權），保薦沈葆楨（林則徐女婿，不滿意穆彰阿派的曾國藩）守江西，保薦李鴻章辦淮軍。他對李鴻章特別重視，說“該員勁氣內斂，才大心細”，挑選長江水師打仗得力的將弁，交李鴻章使用，從此出現了左系湘軍和李系淮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