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 |
| 送交者: 漫游 2007年12月18日11:42:3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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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情形，到曾国藩时代起了一个变化。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 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 太平军起义，人民响应，声势蓬勃，以咸丰帝为首的满 族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咸丰帝首先向程朱道学求救，令儒臣献上朱熹《大学讲义》，又编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篇讲义。他亲自到孔庙行礼，召集汉满百官听他讲《中庸》致中和一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尚书》四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从这些讲题看来，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无“德”“惠”了。但空谈是无补的，他转向奴 才们求助，大骂群臣道：“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又说：“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样痛骂，还是无济的。他再向士子们讨好，斩舞弊主考柏俊*（蒙族大学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场积弊极深，并不能“为士林维持风气”。他灰心失望，索性懒管政务，专玩女色，宠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阅奏章，嬖臣肃顺替他找美女，同时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热河发病死了。 曾国藩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肃顺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 人而要依靠汉 奸。肃顺公开宣称：“满 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有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武昌，咸丰帝得报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汉军机祁俊藻献媚道：“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被他提醒，从此他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和春（兼统江南江北两大营）等这些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以及盗魁张国栋等人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满清王朝。曾国藩这时候还能够掌握一部分兵权，这就全靠肃顺的竭力保荐。一八六O年，即咸丰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张国栋被李秀成击溃，满军军势大衰，只得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挽危局。咸丰帝死后，西太后亲自执政，她马上改变政策，给曾国藩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让他充分发挥汉 奸作用。 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满清皇帝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国藩的这个“事业”，使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 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一个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国荃、曾国华带兵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在家乡依势横行，无恶不作，谁要是不合他们的意，就被加上会党的罪名，送到县里，教县官立即执行死刑，不许释放或监禁。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隔几天总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县里设立码头，照例杀猪祭神，曾家父子以为不够虔诚，杀十六个人代猪，表示敬意。曾国藩在这一家人里尤为特出，因为他不仅凶恶超人，而且还善于讲道德仁义来掩护超人的凶恶。他在道光十八年应科举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从满 人倭仁、湖南人唐鉴讲习程朱道学，又被与乾隆时和绅*并称满清二大奸相的另一个道学老师穆彰阿认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别快。曾国藩既然一开始就是穆彰阿的门生私党，又是号称理学大师倭仁（官至首席大学士，为西太后所尊重）的讲学后辈，故与满洲贵族有亲密的关系；他的前辈唐鉴在湖南声望也很高，学徒众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资格；这些对他后来的“飞黄腾达”，都是有力的条件。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经学家）当面责备他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曾国藩说，“我生平以诚自信”，专标一个诚字来用人、办事；左宗棠与他因派别冲突，结成深仇，就专标一个伪字来揭穿他。事实上虚伪和残忍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伪乃是残忍的一方面，这两方面正是曾国藩这个***派代表者的特点。没有虚伪就不能表现他反对革命的真诚。 当时的满清统治，内政则残暴贪 污，外 交则丧权卖国，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代为隐讳的。连曾国藩这样一个“诚实”走狗也不能不承认：满清钱粮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于盗贼；“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咸丰元年《备陈民间疾苦疏》）；“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道光三十年《应诏陈言疏》）。这样恶贯满盈的政府，人民还不该革命自救么？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依容闳估计，约二千五百万人死在战争中），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满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 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曾国藩深研程朱理学，熟悉满 清政制，当京官时已显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于一般官僚。带兵以后，虽不断受了革命力量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自称能在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后来一切***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 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 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完全是有理由的。可惜他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活动与满清这一时期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从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为下列四个阶段：（一）办团练；（二）与太平军相持；（三）战胜太平军；（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时***派内部各种分裂表面化。
太平军在广西永安时不超过一万人（上帝会员，老兄弟）入湖南后，因湖南天地会员的加入，人数大增，天地会首领洪大全，曾与洪秀全同称万岁。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惨死后，天地会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响本地会党起事。他们股小而多，力量微弱，这就给当地官绅办团练来对付他们的机会。 团练一方面保护地主官绅的财产，一方面也使他们藉以鱼肉乡民，敛财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暂时武装，没有出县作战的意图，更说不到出省作战。从保甲团练以至编成正式军队，转战全国，这是由于当时满洲反革命军队的腐 败无能，而一切反革命派----从满清皇帝到各种大小汉 奸----却都要求有一个反革命劲旅来和太平天国作战所促成的。曾国藩所以能够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反革命活动，就正因为湖南当时是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冲突的要冲；同时他与满 人关系亲密，善讲满清统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学，有坚决反革命的决心和手腕，这几个条件也帮助了他。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曾国藩丧母在家，咸丰帝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任务只是“搜查土匪”。一八五三年二月（咸丰三年正月），他到长沙办事，首先区别了团与练。他所说的团就是保甲，选择所谓“公正绅士”（事实上是最凶恶的绅士）当团绅，在本地清查户口，捕捉“匪人”（主要是当时的革命分子）；他所说的练则是训练乡兵，集中县城，随时出动镇压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办团，不重在办练，凡是绅士族长来请办团，就发给乡团执照、族团执照，使有约束乡、族，放手办事的权力。办练必需地方官主持，兵数不求多（约四五十人），更不求各县都练。实际上却是授权反革命绅士普遍办团，自己在省城募勇办练，不让地方官绅办练敛钱，既免分他的兵权，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说他办的是官勇不是团丁，足见他开始就有以官勇（临时招募）代官兵（绿营兵）出省作战的野心，不过形式上采取所谓保乡自卫，藉以减轻、避免各方面的阻碍（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视、排斥，邻省的求援，咸丰帝的严令出战，新兵的不愿离乡土）并藉以实现他的训练不完成，准备不充分，决不出省境的主张。 曾国藩办团的方针是大张绅权，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处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像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丰帝大加褒奖，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巡抚们也就不敢公然对立了。这样，曾国藩成为湖南土豪劣绅的首领，同时也得排除某些阻碍，进一步完成他的办练计划。 曾国藩办练的方针是封建团结。练勇与将领全用湘缛耍ㄏ婢⑾嬗掠纱说妹Ａ酚抡心悸浜蟮呐┟癯涞币员阒圃Α＝煅∪≈燎住⒚苡眩约靶悴拧⑼庑┤硕嗍锹拊竽希ㄓ朐В步渤讨斓姥В┑难剑绞苯簿克健爸页稀保圃肝Ｎ馈笆サ馈薄奥壮！倍勒健Ｊ率瞪纤侵饕康幕故俏饲蟾还螅膊辉敢饴拊竽鲜屏Χ朗ⅲ捎檬彰派姆绞剑孤奘涎秸虐菰献隼鲜ΑＯ婢蠼跽洌赐貊危┎环怠拔业睦鲜χ挥新奚剑ㄔ竽希┮蝗恕保笤馑募导桑毡慌湃ィ渚刹亢罄醇葱纬勺笞谔南档南婢Ｔ猛纭⑼А⑶子选⑹ι闹止叵低沤嵯婢斐伤饺司铀心肌⒎铀淖鞣纾庇址钏ㄒ坏亩啦昧煨洹Ｔ谧笙迪婢闪⒅埃鱿婢环釉沉煲蝗耍扛鲇环佑僖蝗恕８鞲鲇懒ⅲ舜瞬幌嗤呈簦釉皇芷渌魏稳私谥啤＝Ь哟釉婢迹詈枵禄淳⒃揽毖缶鹊染Ь右恢奔坛凶牛⑶矣萦业爻晌酃饕宓目芫印?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丰四年二月），湘军水陆两军组织完成，大举出战。陆军五百人为一大营，非湘乡人营官所统乡勇称小营，附属于湘军各大营。陆军凡十三营，五千余人。水师战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营，五千人。官员、练勇、工匠、夫役水陆共一万七千人。湘军将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学作基本的封建主义的武装，在军事上有相当周密的准备，在湖南后方有豪绅地主的拥护，算是当时有力的反革命军队。 湘军出境，曾国藩请求咸丰帝发给他空白执照四千张，内捐虚衔执照、捐监生执照各一半，派专人在湖南（湘军根据地）、江西（湘军进 攻的目标）、四川（湘军饷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规模开捐，筹饷是目的之一，主要还在让那些缺乏社会地位的***分子取得绅士资格，在本地办团。他的主意是“以绅辅官，以民杀贼，庶可佐兵力之不足”。（《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摺》） 曾国藩反革命事业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于争取满洲皇族的信任。他办团设“发审局”，杀人如麻，负责局员二人，其一是满 人裕麟。他练乡勇，遭绿营将领（多是满 人）猛烈反抗（甚至采用兵变方式），乃用色钦额总管营务，保举塔齐布升任湘军大将，二人都是满 人又都是绿营出身的军官，使绿营反抗不成大害。后来出境作战，总是上奏章，夸张塔齐布的忠勇和战功，说他们“二人亲如兄弟，合如胶漆”。塔齐布死后，特别尊崇多隆阿，曾一度推他作统帅，指挥湘军大将攻安徽陈玉成军。曾国藩力求取得满 族统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杀汉族人民，就是小事细节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水陆军准备出战，首先颁布一道叫作《讨粤匪檄》的文字。这篇檄文充分表现湘军将领的封建性、汉 奸性，大意如下： （二）“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谓田皆天王之田”，“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针对太平军之崇奉耶苏与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着重号召读书人反对天 主 教，保卫孔孟圣道。这一号召不仅对当时的读书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当时还散布在民间的守旧观念。 （三）“粤匪焚郴州之学宫（孔庙），毁宣圣（孔子）之木主”；“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关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针对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军宣布的民族大义，曾国藩却一字不敢提到，只说几句“今天子尤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鬼话。在宣传上，太平军在反满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湘军在反对天主、保护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响。在军事上，太平军纪律严明，绝不骚扰，到处受人民欢迎；湘军攻城夺地，尽量烧杀抢掠，将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战也非常凶悍。在政治上，太平军领土内一般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比较改善；湘军实际是曾国藩率领若干股贼匪，出省恣意杀掠，但他代表全国所有***黑暗势力，又以投降主义的方法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汉满矛盾以及中国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种程度的反革命团结，基础也还不弱。太平军和湘军在这些条件下进行十二年战斗，相持阶段占了八年。最后太平军失败了，这却不是因为湘军有什么特别的本领，而是因为太平军一部分领袖到了南京就不图进取，日趋骄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结果。 正当湘军初次出发的时候，太平军攻入湖南，进军长沙附近。曾国藩自率一部分水陆军攻靖港，湘勇溃散，曾国藩三次投水寻死，都被随从人捞起。陆军主力塔齐布，水军主力杨载福、彭玉麟攻湘潭大胜，挽救了他的湘军。他描写这次战功说： “水勇开放大炮，专意射火焚船。是时北风甚劲，顺风纵火，遇船即着，自卯至未，烧贼船六七百只。长发（老兄弟）、短发（新兄弟），逐浪漂流，红巾、黄巾（太平军服装）随波上下，岸赭水温，同归浩劫。水战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摺》） 他把惨杀当作痛快，后来每次战胜，总是用痛快的表情，绘声绘色的写出屠场惨景，宛然一副一副的地狱图，向满洲皇帝报功请赏。他的汉 奸刽子手立场的坚决，真像顽石一般。 靖港、湘潭战后，太平军退回岳州，曾国藩乘机重整水陆军，裁去溃勇五千，补进罗泽南军营。罗营军官全是罗们学徒，战斗力很强。陆军有塔、罗，水军有彭、杨，湘军进一步坚强了。一八五四年八月（咸丰四年七月）湘军攻陷岳州，十月（九月）攻陷武昌、汉阳，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二月）进围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 曾国藩出境作战，感到三个困难： 第一，太平军作战勇敢，“愈剿愈多。愈击愈悍”，湘军死伤极重，锐气挫损。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复泄愤，“振作士气”。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成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迟”；武昌成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崇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国藩兽性示范下，湘军的残忍是从古少有的。例如一八六二年七月（同治元年七月），湘军攻破宁国府，“大呼直入东门，……一律斩剃*无遗”。过了两个月，还是“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片》）。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谭嗣同描绘这个真面貌说：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仁学》卷下）事实上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灭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批示徽州知府刘传祺禀》），就是全城生命财产，顿时化为乌有。 第二，人民拥护太平军，敌视满清。许多记载都说：“民贼合一”，“民不恨贼而恨兵”，“贼如梳（没收富贵人财产），兵如蓖（无所不取）”。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小民蓄发纳贡，习为固然，虽经谕令剃*发，而乡民狐疑观望。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摺》）。又说：官兵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官兵过境，无物可供买办，无人可为向导（《水师小胜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摺》）。派出探兵，多被乡民擒杀（《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曾国华殉难三河镇摺》）。于是曾国藩的兽性发泄到人民身上，纵兵烧杀抢掠，残留的人民强迫剃*发，作为投顺大标记。英人呤俐*《太平天国革命史》称太平军纪律严明，沿途破坏大多为清军所为，责英国援助清军为不义。容闳《西学东渐记》对太平军、“官军”曾作公平的记载，他说：“居民对太平军较为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而太平军对人民，亦未闻有虐待事，相处甚得。”又说：“运河（江南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稻秧麦穗。旅行过此者，设不知其中真象（指清军烧杀破坏），必且以是归咎于太平军之残暴，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极严之军法。”就是曾国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里也承认：太平军“禁止奸淫”，“听民耕种”，“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后，太平军还是“民心未去”（《复陈逆酋李秀成正法片》）。他为要取得胜利，乃大烧大杀，做到“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他见长发人便杀，实际就是见人便杀。强令中国人民当满洲贵族的奴隶。 第三，湘军是贼匪组织,目的在抢掠,抢饱了就“思扬*”，就是说想逃散。咸丰四年，曾国藩对咸丰帝报告攻破武汉以后的情形说：“水师抢船太多，私匿藏货，破城以后，水陆弁勇各获财物，颇有饱则思扬*之意”（《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摺》）。田家镇战斗“各勇夺获贼船至五百余号之多，彭玉麟恐船只太多，争夺贻误，又恐众勇饱则思扬*，遂将夺回之船，一并焚之”（《官军攻破田家镇烧尽逆船收复蕲州摺》）。这还不是强盗争赃的图画？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孔、孟）道”（《讨粤匪檄》）？曾国藩要巩固军队，乃用一暗一明两个办法。暗的办法就是纵兵殃民。例如湘军驻扎石埭城，绅士们间接向他们诉苦说：“兵勇拆毁房屋，以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居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百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石埭绅蓍致在省诸绅书》）。这是平时驻军的情况，战时杀掠算作军功，谁敢向他诉苦呢？他在事情无可掩蔽的时候，训斥军官一顿，表示维持“纪律”和“声誉”。明的办法是虚报战功。凭他善于做文章，把湘军写得战无不胜，一方面取得满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笼络饱则思扬*的军心。湘军保至三品以上的军官，不下数万人（《陆军借补小缺请饬部核议片》），使这些人贪利又贪官，升官无止境，贪利也无止境，继续留在军营当贼匪。也有整营的官和勇，抢饱了不愿打仗，曾国藩只好全营解散，另招一群“深山穷谷寒苦之民”来补充。湘军始终依靠“贪”“残”维持它的“战斗力”。 一八五五年一月（咸丰四年十二月）湘军围九江，至一八五八年五月（八年四月）陷九江，一八五九年七月（九年六月）陷景德镇，江西入湘军手，前后凡四年半。中间经无数次大战，陆军主将塔齐布、罗泽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时毙命）都被太平军击毙，水军战败被分为内湖（鄱阳湖）外江（长江）两部，形势常在危急中。曾国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从浙江方面获得闽浙的饷银、食盐及上海的关税、厘金，湘军不断溃败，终得免于散灭。石达开主持江西军事，曾国藩最怕他，说他“狡悍为诸贼之冠”。一八五六年九月（六年八月），洪、杨、韦内讧，石达开驰回南京，咸丰帝喜出望外，令曾国藩准备石达开来投降。曾国藩到底是老练的，他答复咸丰帝，深怕石达开执朝政，说：“若其石逆胜而洪韦败，则该逆挟诡诈以驭众，假仁义以要民（结民心），方且飞扬自恣，未必遽有投诚之心”（《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摺》）。他又知道即使石败也不会投降，说他曾劝太平军九江守将林启容归顺，伪造文件骗瑞州守将赖裕新离防地，均无成效，还是切实备战要紧。果然，石达开出南京后，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曾国藩大恐慌，急令大将曾国荃、李元度率湘军主力攻石军后路，大将李续宾（罗泽南部统将）出全力攻陷九江，石达开是孤军，不得不退出浙江。 太平天国的内讧当然是此后太平军失败和曾国藩成功的一个决定原因，但太平军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两个健将，并未使曾国藩得到顺利的成功。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咸丰九年十月）曾国藩定四路攻安徽计划，曾国藩、曾国荃任第一路攻安庆。太平军安徽主将陈玉成骁勇善战，联络捻军，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八年十月），三河镇大战，玉成击毙李续宾、曾国华，罗泽南旧部全军歼灭，曾国藩畏惧陈玉成，出全力对抗，才能支持。一八六0年五月（十年闰三月），李秀成、陈玉成合攻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栋败死，大营溃散。秀成军攻取苏州，直入浙江境。满满 清廷感到生命危险，发生空前所未有的慌乱，第一次给曾国藩地方政权，叫他署两江总督，带兵亲往援救，“保全东南大局”。江南大营（向荣自广西率绿营兵尾随太平军到南京，驻兵孝陵卫，号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死后，即用旗人和春为统帅。照咸丰帝的看法，满洲统帅与汉人曾国藩对立，绿营兵与湘勇对立，湘军在外围战胜太平军，满洲统帅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满洲统治者的威信。大营溃散，咸丰帝的计划失败了，曾国藩取得两江总督，表示湘军势力大进了一步。不过曾国藩并未应命赴援，他认为安庆城围一撤，全局败坏，不可收拾，坚决不离开安徽。当时满清的形势确是异常危急，江浙迫于李秀成，鄂豫皖困于陈玉成、张洛行，江西又为李世贤、黄文金所攻入，这种局面，迫使曾国藩也不得不压抑一下曾系湘军独占战功的思想，保荐左宗棠帮办军务，当自己的助手（实际是胡林翼保荐，咸丰帝重用左，分曾军权），保荐沈葆桢（林则徐女婿，不满意穆彰阿派的曾国藩）守江西，保荐李鸿章办淮军。他对李鸿章特别重视，说“该员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挑选长江水师打仗得力的将弁，交李鸿章使用，从此出现了左系湘军和李系淮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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