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歷程的連續性與曲折性

陳子明/（本文發表於《領導者》雜誌第十九期）甘陽在《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中說：“今天已經很有必要從新中國六十年的整體歷程來重新認識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而不宜再像歷來那樣把改革論述僅僅局限於‘後79’的近三十年。”筆者則認為，還要進一步從中國現代化一百二十年的整體歷程來重新認識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成敗。對歷史的認識不同，對現狀和未來的看法也會有所差異。

一、四個時代：各領風騷

本文以1888年作為一百二十年歷史回顧的起點。在這一年，劉銘傳啟用台灣巡撫關防，台灣省正式成立；中國第一條運營鐵路唐山胥各莊鐵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為水師提督，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法。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經過鴉片戰爭後渾渾噩噩的二十年（蔣廷黻語），新舊兩派（分別以恭親王、文祥和醇親王、倭仁為代表）激烈鬥爭的二十年，至此，中國現代化的車輪已經啟動。再經過甲午戰敗、庚子拳亂、日俄戰爭的刺激，到20世紀初，中國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此後的爭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速度、步驟和方法，以及出現多種現代化模式時的選擇問題。

甘陽說：“‘新改革共識’實際首先帶有調和共和國前三十年歷史與後三十年歷史之張力的傾向。”“對於共和國六十年來的整體歷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筆者認為，當前需要形成的不是“新改革共識”而是“新憲政共識”。這種共識所尋求的“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應當把1888年以來的傳統都整合進來，同時分清精華與糟粕。甘陽把1949年以後的六十年分為“前79”（1949—1978，毛澤東時代）和“後79”（1979—2007，鄧小平時代）兩段，本文把1949年以前的六十年分為“前19”（1888—1919，梁啓超時代）和“後19”（1919—1949，蔣介石時代）兩段。從一百二十年整體歷史的連續性來看這四個時代，不僅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有其成就，梁啓超時代和蔣介石時代也有各自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梁啓超時代

以人名來命名時代，肯定有種種不妥之處，但既然有許多人已經這樣用了，也就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用法。對於後三個時代，相信不會有太大的爭議，對於梁啓超時代的命名，或許會有一些異議。

本來，袁世凱作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為以逼宮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後推手，作為民國的首任正式大總統，是有資格與蔣、毛、鄧等人平起平坐的。但是，他最後上演的一幕“登基”醜劇，徹底毀掉了他的聲譽。不論是民國還是共和國的史家，對於他都評價不高。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寫道：“我們在二十世紀所需要的，是一個認識新時代而又能領導我們向近代化那條路走的偉大領袖。袁世凱絕不是個這樣的人，他不過是我國舊環境產生的一個超級大政客。”

孫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領袖，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國民黨統治時期將其尊為國父，中共的官方歷史編纂者也常常將孫中山時代與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相提並論。但是，由於孫中山在下面將要談到的重大問題上與歷史潮流背道而馳，筆者不主張採用孫中山時代的提法。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梁啓超在《變法通議》中援引經典來為新時代鳴鑼開道。正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中，中國實現了從“舊邦”向“新邦”的“蛻變”。“新邦”的涵義有二：一是在實體意義上的“新邦”，即從由本部和周邊番屬混合而成的傳統王朝到具有明確邊界和領土範圍並獲得國際承認的現代國家；二是在價值取向上的“新邦”，即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新思潮、新道統的進步國家。在這兩個方面，梁啓超作出的貢獻是其他任何人無法比擬的。

19世紀末的時候，全球共有五個多民族、多宗教混合的軍事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英國人統治下的）印度帝國和大清帝國。到20世紀末，只剩下大清帝國的繼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而這個底子是在梁啓超的時代打下的。

20世紀初，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鼓吹“驅逐韃虜”的“漢民族主義”。梁啓超則認為，基於現代“民族—國家”基礎之上的民族主義，應當是一種“國族主義”。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國族主義勢必是一種“大民族主義”。“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崛起在世界的東方，多元一體的新國族——中華民族（與“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中的“中華”含義不同）開始形成，這是梁啓超“大民族主義”對於孫中山“小民族主義”的一個勝利。

孫中山為了一黨一派的利益，多次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與外國政府做交易。他為了運動海軍脫離北京政府，南下幫助他建立廣州政府，拿了德國政府一大筆錢，作為回報，他力倡中國在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梁啓超則一手促成了中國站在協約國方面參戰，從而使中國躋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與中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中站錯了隊，俄羅斯帝國沒能堅持到戰爭結束，它們在戰後都難以避免被戰勝國宰割的命運。有人說“弱國無外交”，事實上，弱國最需要外交。1949年以前，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站在了勝利者一邊，得以保持除外蒙古之外的領土基本完整，這正是外交的成果。而外蒙古得以脫離中國，其中也有孫中山的一份“功勞”。他在最初與蘇聯政府交易時，就已經把外蒙古列入籌碼。

羅志田說，在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和整個社會逐漸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稱作“新的崇拜”。“沿此趨勢發展，新舊和進步與保守漸成價值判斷的依據，新即是善，舊即是惡；對‘新’的崇拜既因傳統的崩散而起，又同時助長了為重建新中國、新文化而破壞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張。同時，由於西方文化優越觀在中國士人心目中已經確立，‘新’也成為西方式現代化的代名詞。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譯作‘現代主義(或近代主義)’的，在那時卻譯為‘從新主義’，極具象徵意義。對‘新’的歌頌在‘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啓超之《新民說》和《少年中國說》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但更為簡單明了的，則是《杭州白話報》1902年6月的一段話：‘因為是舊學問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學問；因為是舊知識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知識。千句話並一句話，因為是舊中國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中國。’”梁啓超作為“新的崇拜”的開山祖師，這是陳獨秀、胡適、毛澤東等人一致承認的。也正是由於他的鼓吹過於成功，導致他自己在五四運動後成為“新的崇拜”的最新犧牲品。綜上所述，如果我們要為“新中國”的最初發展階段選擇一位象徵性人物，梁啓超還是最有資格的。把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創始人，是用一朝一代的“國史”取代梁啓超所開創的“新史學”，是御用史家在政治上“媚權”、在學術上“復舊”的產物，“批判的知識分子”不應沿用這種在1949年以後形成的思維定勢。

蔣介石時代

蔣介石統治時期即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是從1928年至1949年。為了湊個整數，本文把之前的八年也算作蔣介石時代。從本質上說，蔣介石與他之前的軍閥統治者是同一類型的人，即具有一定的現代化導向但又沒有擺脫傳統價值觀束縛的新式軍人（接受過現代軍事教育的軍人）。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特使在與國民黨接觸的同時，也與吳佩孚聯繫過，並曾積極推動“孫（中山）吳（佩孚）聯盟”；蔣介石的前長官陳炯明，在孫中山、蔣介石“容共”之前，就與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合作過。

凡是強調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連續性而忽略“前49”與“後49”連續性的人，通常對於蔣介石時代的評價都很低，只有國民黨下級軍官出身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將蔣、毛、鄧所推動的運動“視作中國長期革命之三個段落”。“這三項運動既相聯繫也相衝突。分拆看來有更換朝代之色彩；接連看去卻又完成了中國的長期革命。”“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上講卻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運動。”國民黨與蔣介石因着抗戰替中國創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包括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統一軍令下的國軍，全國通行之幣制，數百年來未及施行之徵兵法等，從茲獲得外強承認。中共和毛澤東則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轉了大陸農村的低層機構。於今鄧小平等人則因着經濟改革，有重新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繫之趨向。黃仁宇認為，蔣“領導國民黨創建了新國家與社會的高層機構”，乃是中共後來創建“下層機構”的前提。

黃仁宇所列舉“高層機構”的項目，還不夠全面，創立這些“高層機構”的時間，也不僅局限於抗戰時期。簡單概括蔣介石時代的功績，主要是開創了兩個新紀元——城市紀元和大國紀元。

中國的建制市（包括直轄市、省轄市等）誕生於蔣介石時代。建立城市基礎設施，不僅包括物質的基礎設施——現代交通、上下水、電力電話等，而且包括社會的基礎設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衛生防疫等。黃仁宇所謂“新的高層機構”都是設置在現代城市中的——行政機構、司法機構、考試與現代文官系統、軍政軍令軍工機構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聞、出版機構等。在蔣介石時代，中國內亂頻仍，外患不斷，但仍然出現了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十年中增長一倍，師範教育增長三倍。如果說五四前後是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抗戰前的十幾年可以算是“白銀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胡適、魯迅、陳寅恪等一批大師得以產生和存活。在1936年“雙十二事變”至1937年“七七事變”之間，受到市民階層擁戴的蔣介石差一點就實現了統一中國的目標。

中國的大國紀元，不是發端於1972年毛澤東—尼克松的北京會談，也不是發端於1950年斯大林—毛澤東的莫斯科會談，而是發端於1943年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的開羅會議。中國的世界“四強”、“五強”地位，不是哪個外國人恩賜的，而是在最高統帥蔣介石的領導下，中國軍民八年浴血抗戰（尤其是前四年的獨自抗日）打拼出來的。國軍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都為打敗日寇作出了貢獻，但是前者在正面戰場發揮了抗日主力軍的作用，這一事實不容繼續隱瞞下去。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是一次貨真價實的勝利，不僅收復了“滿洲國”和台灣省，還把國旗插到了南海諸島。毛、鄧在1949年以後雖然打過幾場硬仗，但都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戰勝者——朝鮮戰爭以回歸三八線而告停戰；中印邊界戰爭雖然消滅了印軍的有生力量卻最終丟失了領土；中越邊界戰爭中國軍隊傷亡慘重而沒有達到戰略目標。如果實行蔣介石的外交路線而不向蘇聯“一面倒”，中國既可以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左右逢源，從兩邊拿到好處，又可以成為第三世界無可爭議的領袖，尼赫魯本來是沒有機會扮演這個歷史角色的。

然而，長期以來，中國的掌權者就有一個抹殺前人成就、誇大自己政績的惡習，這種做法割裂了歷史，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變成了“史盲”。現在的青年人，連鄧小平時代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譬如中共的兩任主席、兩任總書記）都搞不清楚了，又焉能了解蔣介石時代。

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成就是實現和保持了中國大陸地區的政治統一，以及在前兩個時代“創建了新國家與社會的高層機構”的基礎上，將政府行政組織延伸到城鄉基層，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國家機器。

在民國初年，袁世凱政府的統治權力達不到國民黨掌控的幾個省份，在他死後，又形成了南北兩個政府對立的局面。在國民政府的所謂“黃金十年”，蔣介石的實際控制地區只有江浙及其周邊的幾個省份；抗戰軍興，又形成了國統區、共統區、淪陷區三分天下的局面。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才在滿清王朝覆滅之後，再次建立起對於滿、蒙、回、藏地區的有效治理，實現了除台、澎、金、馬之外的中國大陸地區的政治統一。歷史經驗反覆證明，只要中國走出一個“治亂循環”，它的深厚的“人文基值”的潛力就會發揮出來，推動人口和經濟的大發展，出現一個所謂的“盛世”。但長期戰亂之後的首個統一王朝往往不能長久，秦朝和隋朝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因為這樣的王朝之君通常自視過高，好大喜功，濫用民力。毛澤東是把自己看作超越秦皇漢武的“風流人物”，因而他的“盛世”也不長久，只有1950年代前期的短短幾年。

在中國皇權統治後期（從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機構只到縣一級。清季民初，就已經開啟了“政府下鄉”的進程，但直到毛澤東時代，才完成了這一浩大的基層政府構建工程。筆者曾經指出，由國庫供養的中共組織系統是“第二行政網”。1949年以後，“中共的組織從縣到區再到鄉，最後在村一級普遍建立了黨支部，形成了比第一行政網（政權組織網）更稠密的第二行政網（黨群組織網）”。對於毛澤東在國家構建方面的功過評價，現在與1980年代的認識已經有所不同。

近年來，英國學者羅伯特•庫珀與美國學者羅伯特•羅特博格等人提出了一種新的國家分類方法：後現代國家；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前現代國家，或者“失敗國家”和“崩潰國家”（即“失敗國家”的最後階段）。從政府—社會分析的角度來看，後現代國家是強政府、強社會；“失敗國家”是弱政府（極端形式是像索馬里那樣的無政府狀態）、弱社會；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則有兩種形態：早期西方國家的弱政府、強社會和20世紀後半葉發展中國家的強政府、弱社會。相對“失敗國家”而言，強政府、弱社會也可以算是一種過渡期的次優選擇。

佛朗西斯•福山在2004年出版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中提出，要從多種維度——即政府職能的範圍、治理能力的強度以及合法性基礎——來理解“國家概念”。在過去一些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擊‘大政府’，力圖把國家部門的事務交給自由市場或公民社會。但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政府軟弱、無能或者無政府狀態，卻是嚴重問題的禍根。”所以，不應當混淆職能範圍的“寬窄”與治理能力的“強弱”。目前，發展中國家在調整政府職能的範圍和重點——譬如說從直接組織生產轉向提供社會保障和福利——的同時，不但不應當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且還應當進一步強化治理能力。對於毛澤東式的“強政府”，人們一方面深惡痛絕其肆意侵犯人權的專橫，一方面又懷念其維護社會治安、打擊刑事犯罪的有效性。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排斥“強政府”。

有些人把毛澤東的制度選擇描繪成所謂“歷史必然性”或者“唯一可能性”，這是一種決定論的思維習慣。毛澤東在建設強政府的時候，本來沒有必要摧毀已見雛形的公民社會和自治團體（例如民間商會、工會、農會、教育會等），羅斯福在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新政時，就沒有傷及美國傳統的強社會。毛澤東在構建“下層機構”的時候，本來沒有必要拋棄和削弱初具規模的“高層機構”（例如立法、司法、考試機構，包括民法典在內的“六法全書”，教授治校等），也沒有必要廢除中華民國的國號而另起爐灶。每一個歷史關頭都存在着多種多樣的選擇可能性，歷史決定論是一種懶惰的思維。諱言前人的選擇失誤，並以種種方式加以掩蓋和美化，最大的危害是貽誤後人、一錯再錯。

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沒有當過名義上的中國黨政一把手，而且他已經去世十年了，但是，把剛剛過去的三十年以他的名字來命名，還是最恰當的。不論是他之前的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還是他之後的領導人（第三代、第四代“核心”），都沒有他的眼光和魄力。鄧小平時代的成就集中體現為兩句話：“和平與發展”，“改革與開放”。

毛澤東的外交雖然是“東倒西歪”，先後經歷了對蘇“一面倒”與聯美“一條線”，但他的外交戰略的理論基礎——對於時代的基本認識——始終沒有變。斯大林與丘吉爾握手，毛澤東與尼克松握手，這些都是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的權宜之計。根據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只要帝國主義還沒有消滅，“戰爭與革命”就始終是時代的主題。不存在所謂和平年代，存在的只是戰爭與新的戰爭的間隔與準備。“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革命意味着帝國主義國家爆發國內戰爭，所謂“革命制止戰爭”，就是以國內戰爭取代國際戰爭。基於戰爭不可避免的認識，毛澤東所構建的經濟體制是一種“戰時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心是“備戰第一”、“軍工第一”。所謂“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所謂“省自為戰、縣自為戰”——各省建立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各縣建立“五小工業”，都是着眼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

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是對於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顛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折。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不再是基辛格所謂的“世界革命者”，而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參與者、維護者，或者如佐力克所說的“利益攸關者”。中國領導人不再像毛澤東那樣不惜“打破罈罈罐罐”，天天期盼世界“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而是要考慮本國出口商品的進口國政府標準和消費者意願，石油、天然氣、鐵礦石、木材……來源國的政局穩定、投資環境、價格變化，以及世界航運的暢通與否。1990年代初，陳雲及其支持者曾經重提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被鄧小平拒絕，使中國避免成為世界反美國家的“頭”。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政府接受了“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的口號，採取了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經濟體系的舉措。

目前，中國、印度、俄羅斯的發展最牽動世人的目光，並決定着世界未來的走向。從政治體制來看，印度自獨立以來就是一個基本上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來成為一個半民主國家，中國則還沒有邁出民主化的步伐；從經濟體制來看，這三個國家則有更多的共同點：過去都是非市場經濟國家，現在都是向市場經濟轉型國家。在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方面，1980年代中國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體制比印度和前蘇聯的領導集團起步早，決心大，動作快，因而，中國現在暫時處於領先的地位，俄羅斯至今尚未加入WTO。但是，印度、俄羅斯正在奮起直追，中國不能有絲毫的懈怠，否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就會制約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鄧小平時代的經濟體制改革也並非無可挑剔。就“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而言，前者滯後於後者。“改革不夠，開放來湊”，造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的現象。目前中國大陸的GDP總量，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各占三分之一，外國資本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分量，遠遠超過了在其他東亞經濟體中的分量。“胳膊肘向外拐”，“超國民待遇”，這種情況在日本、韓國、台灣、香港都是不存在的。國有資本與外國資本聯手夾擊民營資本，在汽車工業和其他許多產業中，已經是國人見怪不怪的現象。筆者曾指出：各行各業中的壟斷企業是妨礙中國建立統一市場的一個因素。現在，這些壟斷企業正在從“官商勾結”走向“中外勾結”。有人經常講“買辦化”，其實，“買辦”本身是一個中性詞，歷史上的“買辦”就是現在的外企白領。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多數民族工業的開拓者都有過“買辦”的經歷。我們不應當泛泛地反對“買辦”，而是要反對沒出息的“萬年買辦”和無恥的“官買辦”。民間“買辦”常常把“買辦”生涯作為學習的過程，作為自己當老闆的一個過渡，而“官買辦”卻沒有自己將來當老闆的可能性，他們的利益就在“買辦化”之中。現代慈禧“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心態的再現，可能有兩個原因。首先，外國資本只攫取利益，對於政權不構成直接威脅，而民營資本的成長，將會伴隨民主化要求的增加與能量的積聚。其次，外國資本中有大量的“假外資”，優待外資，可以為國有資本蛻變為官員資本提供一條迂迴的道路。 對於鄧小平時代進行全面的剖析和反思，是當前一個迫在眉睫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