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兩個六十年：“之”字形歷史軌跡

劃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本身就意味着既要講歷史的連續性，又要講歷史的曲折性。將過去的一百二十年分為四個三十年（梁、蔣、毛、鄧時代），用它們拼出兩個六十年，理論上有三種拼法：梁和蔣時代拼成一個六十年，毛和鄧時代拼成另一個六十年；梁和毛時代拼成一個六十年，蔣和鄧時代拼成另一個六十年；梁和鄧時代拼成一個六十年，蔣和毛時代拼成另一個六十年。事實上，筆者還沒有發現有人主張第二種拼法。甘陽在《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所說的“六十年”屬於第一種拼法，本文主張的則是第三種拼法。把兩個三十年拼成六十年，就是在承認一百二十年整體歷史的連續性之外，進一步強調這兩個三十年之間的相似性，以及在兩個六十年之間的轉折性。通觀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既有累積性、漸進性的成就的一方面，也有徘徊、走彎路乃至暫時倒退的一方面。

兩種改革觀

甘陽提出“六十年”和“新改革共識”，是為了沖淡“三十年”和“舊改革共識”。他認為，“把改革論述僅僅局限於‘後79’，不僅人為地割裂了新中國前三十年（1949－1979）和後三十年（1979至今）的歷史連續性，而且這種論述往往隱含着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的強烈傾向，這就是很多人在強調中國經濟改革高度成功的時候，總是首先隱含着一個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夠解釋後三十年中國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們在近年來也看到另一種日益強大的論述，這就是在批評目前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時，許多論者往往走向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來否定其後三十年。”既反對用鄧小平時代否定毛澤東時代，也反對用毛澤東時代否定鄧小平時代，其實這並不是一種新的改革觀，正是三十年前鄧小平的改革觀。

鄧小平說，“改革是一場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很多人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其中的潛在含義就是要把鄧小平的改革與毛澤東的革命銜接起來，也就是要強調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與第二代領導核心的歷史連貫性與繼承正統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體制內外都存在着強勁的“非毛化”傾向，體制外是民主牆和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體制內是理論務虛會、四千人討論。正是在鄧小平的主持下，遏止了體制內的“非毛化”呼籲，鎮壓了體制外的“非毛化”分子，制定了模糊歷史是非、強調毛鄧一體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給改革路線披上了革命道統的外衣。

近年來，重新活躍起來的“文革”派對歷史問題決議提出了質疑。他們反對決議中有關“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的區分，認為毛澤東晚年思想才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所在。他們肯定毛澤東去世前夕對鄧小平的政治定性——“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認為鄧小平背叛了毛澤東，復辟了資本主義。這就是甘陽所謂“另一種日益強大的論述”。筆者不贊成“文革”派的理論觀點，但是，如果要在“改革是革命”與“改革是復辟”二者中做一個選擇的話，筆者認為還是後者更符合事實或者說符合常識。

本文不採用“復辟”這個具有強烈否定意味的說法，而採用“改革是回歸”的說法。用顧準的話說，就是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的回歸。從道路選擇的角度來說，是從“反現代化的現代化”向現代化主流模式的回歸。從時代分類的角度來說，鄧小平時代是向梁啓超時代的回歸。

兩個轉折點

如果將鄧小平時代與梁啓超時代前後呼應，將蔣介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銜接在一起，就意味在過去的一百二十年中有兩個歷史的轉折點。前一個轉折點是五四運動，後一個轉折點是四五運動。按照這種思路，1949年共和國成立，並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歷史轉折點。

對於梁啓超時代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思想，胡適在1933年曾有如下概括：“在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對於所謂‘新’，決沒有我們今日這樣的遲疑與矛盾。當日雖然也有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爭論，但在他們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卻沒有多大的疑義。試讀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說》，他那樣熱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獨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險、進步、尚武、愛國、權利思想……無一項不是那十九世紀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最自誇的德性。那時代的中國知識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當時的知識領袖對於西洋文明的認識本來還沒有多大異議，所以當時能有梁先生那樣熱烈的、專一的信仰崇拜。”

胡適在晚年口述自傳時說：“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事實上，五四運動後中國知識界的思想轉向，是在國際大氣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性思想政治轉向——影響下的產物。

1918年底，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寫道：“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頂要緊的是兩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們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不到半年，陳獨秀就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隨感錄中寫道：“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隨後，他對西方列強國際政策的不滿情緒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說：“立憲政治在十九世紀總算是個頂時髦的名詞，在二十世紀的人看來，這種敷衍不徹底的政制，無論在君主國民主國，都不能夠將人民的信仰、集會、言論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過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現在人人都要覺悟起來，立憲政治和政黨，馬上都要成歷史上過去的名詞了，我們從此不要迷信他罷。”這種思想轉向不僅體現在陳獨秀這位“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毛澤東語）身上，也影響到晚年梁啓超、孫中山，中年戴季陶、蔣介石，青年毛澤東、周恩來。這一轉向就是一個甲子。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來越左傾，越來越激進，在“文化大革命”中終於走到極端。於是，出現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第二個轉折點——四五運動。毛澤東去世後的中國開始撥亂反正，逐漸向世界文明主流靠攏。當時舉國上下對“四個現代化”的熱烈期待，明白不過地顯露出國人對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差距擴大的焦慮以及對現代化主流模式能夠帶來安樂和有尊嚴的生活的嚮往。鄧小平當時說過一句大白話：“二戰之後跟着美國跑的國家都富起來了”，尤其是中國周邊的幾個國家和地區，所以中國不改革不行了。

歧路三部曲

筆者認為，甘陽提出“六十年”的概念非常具有啟發性，但當務之急還不是總結1949年後六十年的正面經驗，而是反思1919至1978年這六十年的反面教訓及其對於改革三十年的消極影響。

“中國本位文化派”在1930年代指出，“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目前各種不同的主張正在競走，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在前面只有一條路的時候，可以有梁啓超“那樣熱烈的、專一的信仰崇拜”；而當面臨岔路口的時候，就出現了選擇的困惑。人不是上帝，無法先驗地決定某一條道路的對錯。

從五四運動之後，主張模仿蘇俄的一派，包括國共合作時期的中國國民黨，長期占據着中國學界政界的主導地位。蘇俄模式之所以能夠征服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主要靠兩條，一條是它的理論體系占據了“意識形態的制高點”，尤其是重建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尋覓的可以與傳統天命說銜接的“新的史觀”（曹錦清語）；一條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與蘇聯“五年計劃”成就的對比。僅靠理論上的勝利尚不足以改變歷史的軌跡，在1930年代經濟學界的“計劃經濟辯論”中，市場經濟派就占據了上風。波普在1940年代的著作中便對歷史決定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正如波普所說，歷史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發展的，只有等到蘇俄模式在實踐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弊端，才會被世人所拋棄。由於思維定式與路徑依賴，轉變現代化的模式和道路，通常需要經過代際的更迭。

中國現代化追隨蘇俄模式步入歧途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列寧化、斯大林化和毛澤東化。列寧化階段的主要特徵是：世界革命論、黨國制、黨內集權制、恐怖政治。斯大林化階段的主要特徵是：兩個陣營論、計劃經濟、領袖獨裁制、克格勃與古拉格。毛澤東化階段的主要特徵是：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論、戰時經濟、人身依附制、群眾專政。

1926年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稱：“中國國民革命，實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這就把中國綁上了共產國際推行世界革命的戰車。孫中山還把黨專政即黨國製作為蘇俄模式的主要經驗吸取了過來。他說：“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胡漢民說：“在訓政期間不但黨外無黨”，而且“黨內無派”。國民黨和中共在蘇俄顧問的指導下，熟練地運用了恐怖政治手段。張君勵曾說：“在民國十三年以後，我們感覺孤立，左面俄國鼓吹世界革命與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國民黨正在國共合作時期，名為訓政，實為一黨專政。我們平時認為可寶貴者如思想自由，言論結社自由，一切為兩黨所拋棄。至於民主政治多黨政治也都拋入大海之中。左右兩黨的炮彈互相發來，我們立在火線當中，可算得最危險時期。”當時國民黨北方黨部曾將他所譯著的書收集起來，搭了七個塔，一舉焚之。在北伐軍所到之處，“紅色恐怖”更加厲害。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描寫了當時的種種情景：戴高帽子游鄉，關進縣監獄，驅逐出境，由特別法庭判決槍斃，抄家“殺豬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踏上去滾一滾”……

國共兩黨曾經在列寧化的道路上攜手而行，到了斯大林化的階段，則是由中共獨自擔負了歷史責任。1946年國共合作破裂的幕後背景，是毛澤東不能不追隨斯大林的反美新戰略。1949年，他又拒絕了美國伸過來的橄欖枝，明確表達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路線。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成員，中國軍人在朝鮮和越南戰場上流血犧牲，成為斯大林全球棋局中的馬前卒。中共建政初期曾允諾長期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但中共在徵得斯大林的同意後，從1952年開始單方面撕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搞“全盤蘇化”的計劃經濟。農民吃不飽飯（農產品統購統銷），工人買不到衣褲鞋帽（輕工業品憑票供應）的現象也隨之來到中國。通過一系列的政治清洗，斯大林在排除異己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領袖獨裁制度。一方面是搞個人崇拜，把領袖神話化；一方面是鼓吹“陰謀論”，把政敵妖魔化為“人民公敵”、“外國間諜”。經過“延安整風”，按照《聯共（布）黨史》所提供的套路，毛澤東也在中共黨內確立了“餘一人”、“萬歲”的地位。1949年以後，這種獨裁體制又從黨內延伸至黨外。莫洛托夫曾說：“斯大林熱衷於利用拘禁在集中營里的人大搞建設，熱衷於最大限度地擴大集中營的規模。”在斯大林的計劃經濟體系中，由幾百萬勞改犯組成的“古拉格群島”發揮着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共的黨組織比蘇共更加嚴密和完整，深入到全國每一個車間、生產隊、連隊和研究室（教研室），而且黨務工作人員完全脫產，它本身就構成一個超級龐大的特務情報組織。除了遍布全國的勞改營、勞教營，中國還有一個分散的“古拉格群島”體系。筆者曾在農村插隊，後來又在國營農場當過被管制對象，深知人數多達幾千萬的“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子女在基層生產勞動中發揮着怎樣的突擊隊作用。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多多少少地向世界文明主流有所回歸。毛澤東則反其道而行之，繼續堅持和發展斯大林模式中最反動的東西；與此同時，他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因為從今以後，他本人可以取代斯大林充當世界革命“導師”的角色了。

在與蘇聯徹底決裂後，毛澤東通過林彪的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提出了“世界的農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圍“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歐）”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論。在“文革”中，他又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論名字怎麼叫，實質都一樣，就是要把蘇聯開除出世界革命陣營，組成一個由他領導下的中國“當頭”的世界“新興力量”。以蘇聯為首的陣營好歹還有一些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以中國為首的陣營卻是清一色的不發達國家。承認以蘇聯為首可以得到經濟技術援助的實惠，以自己為首就要大把大把地掏銀子補貼小兄弟。

蘇式計劃經濟在中國的主要推行者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對於蕭規曹隨、按部就班地搞計劃經濟，毛澤東覺得沒味道、不過癮，為了超英趕美（實際上主要目標是趕超蘇聯），毛澤東打造了一種中國式的戰爭經濟。他把“備戰”作為“三五計劃”的首要目標，在規劃“四五計劃”時更提出“軍工第一”的口號。其次，他把戰爭規律運用於經濟工作，反對“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和“綜合平衡”的觀點，主張“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搞什麼“元帥升帳”，讓一切部門都為“大辦鋼鐵”讓路，結果是“砸鍋煉鐵”、“毀林煉（鐵）渣”，不僅血本無歸，而且遺患無窮。再次，他排斥專家，藐視科學，鼓吹“知識無用”論，在經濟建設上打“人民戰爭”，搞“人海戰術”，不惜幾千萬人、幾千億元地“交學費”，還美其名曰“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斯大林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上基本還是追隨世界主流文明的，而毛澤東為了強化對國家的政治控制，不惜以犧牲工業化和城市化為代價，來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動。通過城市的“單位化”和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通過戶籍、檔案和票證購糧購物的控制體系，毛澤東在20世紀的中國重建了人身依附制度。他“全面地繼承和創造性地發展”了法家所打造的“秦政制”。雖然他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但稱之為“斯大林加秦始皇”可能更加貼切。

毛澤東對斯大林模式的另一個發展是“群眾專政”。斯大林更多地依賴“克格勃專政”，抓捕和槍斃“人民公敵”還需要“三人小組”批准。毛澤東則“兩條腿走路”，公檢法是一條腿，群眾專政是另一條腿。他鼓吹階級鬥爭“天天講”，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只要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群眾”，在揪“黑幫”、破“四舊”、批判“資反路線”，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運動中，就可以隨心所欲將運動對象“戴高帽”、“批鬥”、“遊街”、“抄家”、“關牛棚”、“罰苦力”、“用私刑”甚至迫害致死。

現在有些年輕人拿出1949至1978年的官方經濟統計數據來為毛澤東時代評功擺好，把上述種種視為經濟高速發展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些人完全缺乏對那個時代的親身體驗和最起碼的經濟學知識。首先，他們不知道毛澤東時代的統計數據是怎麼來的。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毛澤東親自提倡“兩本賬”、“三本賬”，把中國的統計數字搞成了誰也不相信的糊塗賬。筆者在“文革”期間當過農村生產大隊幹部，填寫過統計報表，知道什麼叫做“官出數字，數字出官”。

其次，當時統計經濟增長率是根據固定價格也就是根據產品數量。現在生活在市場經濟中的人都知道，大屏幕液晶彩電剛推出時的價格是幾萬元，幾年以後就降到了萬元以下。而在毛澤東時代，八管半導體收音機年產量一萬台時和年產量一百萬台時是同樣的價格。所以，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與同時期西方國家的數據不具有可比性。

第三，在蘇聯模式的經濟體系中，生產和銷售是脫節的，只要生產出來了就算產值，而不管有多少傻大黑粗的劣質產品積壓在倉庫里。在目前仍然以國家計劃和國營企業為主渠道的圖書發行行業，賣不出去的庫存圖書總金額已經超過了自有資產總額，也就是新華書店整個系統已經破產，但這些沒有人看的圖書仍然被統計在國民生產總值中。

第四，毛澤東時代始終是一個高積累、高投資的時期，但是，即使是根據官方數據，投資額中的建成部分，也不到70%。即使是已經建成的項目，也不一定真正投產，投產了的項目，有些很快就下馬了，例如大量的“大小三線”項目。也就是說，約有一半的投資，最終是沒有產生效益的。

第五，毛澤東時代一直實行固定資產的超低折舊率，造成了大量的虛假利潤，這些“利潤”都拿去進行新的投資了（其中半數是浪費了），而沒有作為折舊基金留在企業中，結果到了1990年代，“一五”、“二五”時期的設備到達了報廢期，老企業只能以貸款方式來更新設備，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導致大批國營企業倒閉和職工下崗。毛澤東欠下的賬，挨罵的是朱鎔基。()

毛澤東時代後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發展最差的時期。有許多明顯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

第一，根據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中國的經濟總量長期處於世界第一位，一直到19世紀末，才被美國超過。中國失去第二把交椅，是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國內戰剛剛結束的1950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關係顛倒了過來，日本的GDP達到了中國的1.14倍。改革開放之後的1983年，由於農業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中國經濟總量才重新超過了日本。再看與印度的對比：1936年中國人均GDP比印度要高出26.3%，1950年中國人均GDP仍略高於印度，而1962年人均GDP已經低於印度,是兩百年間中國經濟相對於印度而言最糟的時期；進入改革時代後，中印的距離才明顯拉開，到1990年代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印度一倍以上。

第二，在1949年的時候，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僅不能和上海比，也不能和廣州比，到了六七十年代，廣東人才開始大規模地偷渡乃至闖關香港。在毛澤東時代，台灣與大陸的人均GDP差距擴大了四倍；不到二千萬台灣人的GDP總量曾經達到過八九億大陸人的四分之一。

第三，在1955-1980年間，日本家庭恩格爾係數（食品消費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從52%降至29%。同一時期，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僅從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有升無減。進入鄧小平時代，恩格爾係數開始穩步下降。1978年、1992年、2005年，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分別為74.0%、62.8%、45.5%。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於1993年降至50%，2000年降至40%以下，2005年為36.7%。

第四，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1960年的城市化率是19.7%，1976年的城市化率是17.4%。毛澤東時代後期的中國城市化是開倒車的。而在鄧小平時代，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4%升至2005年的43.0%。恩格爾係數和城市化率，這兩個經濟數據是普通人也看得見、摸得着的，比較不容易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