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俞天任)(完)

1945年8月6日，廣島市遭到了原子彈的襲擊。
3天后的8月9日，這次是長崎市。
老冰一直覺得日本被原子彈襲擊這件事有點怪怪的：早在1941年石原莞爾就指出了原子炸彈的作用，怎麼日本又被這個原子炸彈給炸了呢？
其實石原莞爾只不過是一介武夫，又不是什麼物理學家。什麼事兒連他都知道了，還能有誰不知道呢？早在30年代，使用核裂變能量製造炸彈的可能性就已經是常識了，和現在差不多。
只是在天然鈾中可以用來製造原子彈的鈾235的比例只有0.7%,如何提煉出這0.7%來才是問題。這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資金。
日本軍隊對鈾炸彈（那時還不叫“原子彈”）真正感興趣是從1940年3月開始的。當時的陸軍航空本部部長安田武雄成立了一個班子研究鈾炸彈，得出的結論是用鈾235製造的炸彈會有巨大的破壞力是事實，安田就報告了當時的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研究的結果。東條英機聽了以後說：“那讓專家們去研究研究看看”。
得了東條的許可，安田就去找“理化學研究所”。這個“理化學研究所”成立於1917年，是一個官辦的研究機構，但也做點研究結果的買賣。從研究釀酒開始，第一次作的買賣是1924年從魚肝油里提煉出來的維生素A。到1930年代已經很有規模了。1929年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狄拉克就已經訪問過這個研究所，當時理化學研究所在高能物理的研究上有了一定的經驗。
受安田的委託，理化學研究所的仁科芳雄教授花了三年時間最後於1943年5月交給安田一份報告。內容大體是：
1．一公斤鈾235的爆炸能量相當於1萬8千噸火藥。
2．分離鈾235最好用熱擴散法。
3．僅僅從技術上來說，製造鈾炸彈是可能的。
這份報告最後還是上交到現在是首相的東條英機手裡去了。
當時日本還有點“大勝”的餘韻在，中途島和瓜達卡納爾島的失利還沒有讓東條聯想到“敗戰”，所以在看完報告以後就是發了個原則性的指示：“這個東西有關戰爭的勝負，趕快去搞”。
和過去一樣，海軍也在搞，而且很保密，不讓陸軍知道。海軍是由海軍省下屬的艦政本部在干，找了一大堆牛人，如後來日本第一位獲諾貝爾獎的京都帝國大學湯川秀樹教授，創立“坂田模型”極獲先帝爺讚賞的名古屋帝國大學的坂田昌一教授等人。
但是那些教授們做的全是理論研究。戰爭期間經費困難，學術研究不容易，正好逮着了肯出錢的主兒，那些教授們可高興了。這就是湯川秀樹教授在1949年拿到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原因，日本即使在戰爭期間物理研究也沒有中斷。
真正想要“鈾炸彈”是在塞班島失守以後，所謂“絕對國防圈”被撕了一個大口子，東條英機急了，找來兵器行政本部部長菅晴次中將，要他趕快拿出所謂“決戰兵器”，也就是鈾炸彈來。扔到塞班島去，讓那些可恨的美國鬼畜們去見上帝。
菅晴次中將把這件事交給了“八研”（兵器行政本部第八研究所）去干，說是“不管用什麼方法，趕快找10公斤鈾來”。
就從這時候開始，所謂“秘密兵器”“決戰兵器”什麼的單詞時不時就會從參謀本部的人嘴裡出來。好像就等着天晴去郊遊一樣，沒幾天就有了那個“鈾炸彈”，往塞班島一扔，像石原所講的一樣：“戰爭就結束了”。
所以一個月以後東條被迫下台，原因很多，但是這個“決戰兵器”好像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扳不回來賭本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可不是沒有希望嘛。首先，原料就沒有。八研動員了本土，滿洲，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全部力量，從1943年夏天開始畫了一年左右的時間終於在馬來半島找到了鈾礦，但是當時已經沒有了制海權，就是挖出來了也運不回來，指望不了。
好像是天無絕人之路。1944年11月末，在福島縣石川郡石川町找到了鈾礦，這一下總算解決了原料問題。有人就開始計算了：要10公斤鈾235，就得有500公斤氧化鈾，就得采五十三萬噸礦石。勞動力呢？
陸軍省想了個辦法，讓文部省出面找中小學生去採礦去，採礦開始已經是1945年4月了。離美國人扔原子彈還有4個月。
仁科芳雄教授不是說了分離用“熱擴散法”嗎？那邊就準備做兩個同心的金屬大圓筒，在裡面加入氣化的鈾，輕的鈾235會浮在上面這樣分離，當時情況已經很困難了，找不到材料。但是陸軍還真是想這個“鈾炸彈”，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找來了能做大圓筒的材料。
美國人就不肯讓日本人過安生日子，1945年3月10日的東京大空襲，把那作圓筒的材料又給炸沒了。這一下，就算有了鈾礦石也玩不轉了。
玩不轉也要玩，於是小孩子在這邊開礦，大人在那邊找圓筒，忙得正歡的時候，6月28日來了一道命令：“不幹了”。
這是怎麼回事？

大本營的參謀們成天往兵器行政本部和理化學研究所跑，態度好點就只是問問:“決戰兵器到底什麼時候才出得來？”，態度要不好的就乾脆扣大帽子了：“外國人要是搶在日本人前面做出來了怎麼辦？”“你們是不是皇國精神太不夠了?”
雖然是財神爺，可這像蒼蠅似的也太討厭了，以為做原子彈像你們這些丘八切腹自殺那麼簡單，把刀往肚子裡一捅就行了？仁科教授膩味透了，就乾脆採取了個釜底抽薪的辦法。
仁科報告中說，按日本目前水平及條件，即使有了礦石和設備每天也只能分離出一毫克鈾235。想湊滿做原子彈所需的10公斤的量需要數萬年時間。但是不要泄氣，日本做不出來，同樣美國也做不出來。就算美國的生產能力是日本的一百倍，也需要幾百年。所以就別去瞎想了。
這就是麥克阿瑟一到日本就把理化學研究所改組成株式會社的原因，也是任命仁科教授為首任社長的原因。這同時也是大本營在廣島遭到了原子彈以後一開始不承認是原子彈的原因，他們當時是懵了。
所謂“病急亂投醫”，當時日本陸海軍這種所謂“決戰武器”的開發還有什麼氣球炸彈什麼的，說是能飄到落基山脈去放火。但那是幌子，實際上是想打生物戰，裝上“石井部隊”（就是那支是中國人都知道的“731部隊”）的鼠疫，霍亂什麼去播灑。
這是陸軍自己開發的，還有些聰明人知道大本營的心思上門去忽悠的。比如有位說他能發明“中子射線”，打飛機一打幾個准。這時候的大本營是不給棒槌都能看成針的，不要說你還說你有棒槌了。趕快就給錢給人給地方，讓他趕快把那個“中子射線高射炮”弄弄出來。
參謀們不懂技術，但是總還有懂技術的吧？怎麼沒有人看得出來？陸軍有懂技術的，來源主要是三種。一種是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中理科成績好的再送到帝國大學去進修，一種是給予民間的技術人員以軍籍，還有一種是直接在帝國大學畢業生中招人。不管哪種人應該說質量都還是不錯的。
但是誰又能對這種“中子線高射炮”說聲不呢？本來科研和忽悠的區別也就只在最後能不能出成果，現在八字還沒有一撇，憑什麼說人家是騙子？萬一人家是天才呢？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自己也沒什麼成果，多幾個混蛋做做伴也不顯得孤單。到挨軍部罵的時候人多不難收。
後來麥克阿瑟聽到了這個研究是又驚又喜，驚的是日本人居然研究到了這一步，喜的是總算上帝保佑阿美利加，這個研究成果要落到美國人手裡了。結果找來一問，發現整個一個騙子，轟出去了。
這邊日本人什麼都拿不出來，那邊美國人在廣島長崎扔的可是如假包換的真原子彈，就算大本營剛開始不承認，馬上也明白了。這次不找理化學研究所了，找八研。讓他們趕快分析一下美國可能有多少原子彈。
八研的山本洋一技術少佐接受了任務以後，用能收集到的資料算了一下，結果嚇了一跳。美國的鈾礦石主要來自加拿大北部，那地方1939年的產量是一萬噸鈾化合物。按鈾235含量0.8%計算的話一年可以弄到30噸鈾235，一個原子彈用30公斤鈾，美國就可以造1000個原子彈！
天哪，這個倒霉的美國鬼畜居然有1000個原子彈？不對，他們粗製濫造，廢品肯定不少，就算廢品率是50%，那也有500個，起碼有250個。
所以山本少佐向大本營作戰指導課提交的報告是美國可能還擁有250到500枚原子彈。大本營也嚇壞了，這個數字太大了，不能提到御前會議上去。大本營就瞞蔽了下來，但是大本營的參謀們都知道了這個數字，所以不敢再提要堅持戰爭，“一億總玉碎”了，繼續戰爭的意志被這個數字完全摧毀了。
戰後GHQ（聯合國占領軍總部）的軍官找到山本調查此事，問山本的計算根據。最後告訴山本：“其實只有5枚。試驗，廣島，長崎是三枚，一枚在運搬過程中被日本潛艇擊沉海底，最後的一枚本來是準備在8月15日中午12時投放在東京大岡山的上空的”。
戰後在日本大學理學部擔任教授，金屬防鏽的世界著名權威的山本洋一回憶說：“不知道那是不是事實”。
其實在美國投下原子彈以前，大本營已經幾乎放棄了本土決戰的構想了。六月初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去滿洲調查如果蘇軍打過來，關東軍能堅持多久。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很明確地表示：“關東軍只能打一次會戰，以後就不行了”，意思就是：關東軍只能堅持一個星期。
海軍的長谷川清大將也在幾乎同時視察了日本國內的海軍。軍艦沒有了，只有纖維板做的摩托舢板叫做“震洋”，堆了炸藥說要去炸美國的航空母艦。水手都是些小孩子，很豪邁地向長谷川大將表示起碼能炸掉大半個美軍艦隊。
長谷川大將可不是小孩。
6月9日和6月11日，梅津大將和長谷川大將分別向天皇報告了所看到一切。可能是第一次吧，如實地報告了。
所以在1945年8月14日的最後的御前會議上天皇裕仁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15日中午的“玉音放送”傳達了大日本帝國臣民，大日本帝國陸軍和大日本帝國海軍的無條件投降。

漢字詞彙是很有趣的，日語裡的漢字詞彙也一樣，有些時候不能僅從字面上去理解。比如“昭和軍閥”這個字很簡單，指的就是這裡說的那些策劃，進行最後輸掉了那場給大半個亞洲也包括日本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的戰爭的那些人。主要就是指那些畢業於陸軍大學校的日本陸軍的參謀們。

而“昭和史”則不能從字面上理解。“昭和史”在日語中指的不是“昭和天皇在位期間的歷史”，而是指的從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開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這段時間的歷史。

昭和軍閥們創造了昭和史，而昭和史也隨着昭和軍閥們的滅亡成為了歷史名詞。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代表大本營陸海軍部在美軍戰列艦“密蘇里號”（USS MISOURI BB-63）的甲板上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

根據聯合國占領軍總部（GHQ）的命令，大本營於9月13日廢止。其中樞部分參謀本部和軍令部於10月30日正式消滅。陸軍省和海軍省也於12月1日被撤消。指導了日本軍隊的戰爭組織退出了歷史的舞台，等待着那些指導者的是歷史的審判。

一般來說，那些參加了戰爭的日本軍人們的命運分為六種：

1．被指定為甲級戰犯的高級軍官。

2．被指定為乙丙級戰犯的高級軍官和士兵。

3．被GHQ重新起用的高中級軍官。

4．回到家鄉重新開始新生活的軍官和士兵。

5．被監禁在國外的軍官和士兵。

6．自殺的軍官和士兵。

這裡已經列舉了一些第一類和第二類的名單。但是坦率地說，真正受到追究的只是一部分，還有很多沒有受到追究。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在遠東軍事法庭起主導地位的美國對日本文化，日本軍制的缺乏了解。應該說，美軍從戰爭開始以後就對於結束戰爭後的戰犯處理作了大量工作，從收集情報到審訊戰俘，列出了一個龐大的清單。但是美國人沒有（起碼當時沒有）理解日軍參謀的這種特殊作用和日本軍隊（特別是陸軍）的“下克上”現象，而受其“政府管理軍隊，軍隊是職業軍人的集團”這種西方固定觀念的影響，在決定甲級戰犯時是以政府關係為主。

因此與陸軍省有關的高級軍官（課長以上）幾乎全部是甲級戰犯嫌疑人。而參謀本部的有關人員卻幾乎沒有受到追究。比如田中新一，服部卓四郎等人根本沒有受到追究，服部卓四郎還幾乎受命組建現在自衛隊的前身警察隊。

第二個原因是不少證據被徹底銷毀，證人被封口。1945年8月14日御前會議決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後，陸軍軍部就命令下屬各部隊，教育機關，附屬機關銷毀一切機密文件，各部隊機關濃煙滾滾達數日之久。因此第一手極為缺乏，現在能看到的有關參謀本部第一手資料幾乎都是幾位反對擴大戰爭的參謀們偷偷留下來的。

甲級戰犯武藤章在菲律賓馬尼拉的戰犯收容所里曾經召集所有戰犯嫌疑人訓話：“諸君要以特攻的精神把審判的被害減少到最低限度。為了日本陸軍和日本的名譽，決不能說是長官或者上司下達的虐殺俘虜和平民的命令。祖國絕不會拋棄你們和你們的家族”。

所以大量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為他們的長官承擔了罪名，默默地死去。

日本人有一個抱團的習慣，而且日本陸軍除近衛師團以外均為“鄉土連隊”所組成。因此各地的“回鄉軍人會”之類的組織多如牛毛。而這些“回鄉軍人會”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時相同的層次構造，因此只要軍官們下了“鉗口令”，就很難指望有人能出來說明事實。

第三類是個怎麼樣的存在呢。

陸軍省和海軍省在1945年12月1日被撤銷後改名為“第一復員省”和“第二復員省”，主管被從朝鮮半島，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各地遣返回來的部隊和國內部隊人員的復員工作。一開始被留用的都是原陸海軍省的事務人員和文官。

但是從1946年年初開始，這兩個復員省不斷有原大本營的佐級參謀進出。那時是追查戰犯風聲正緊的時候，大多數參謀都改名換姓隱蔽了起來，因為聽說是GHQ逮着參謀就槍斃。怎麼這些參謀怎麼如此大搖大擺地出入於光天化日之下？

他們的頭姓“森”，在GHQ總部的第一生命大廈不遠的日本郵船大廈辦公，門口掛的牌子是“復員省戰史編撰室”，但實際上是從G2，參謀二部領取經費。原來這是G2下屬的一個機關，後稱“服部機關”，因為那位“森”不是別人，正是戰敗時駐撫順的步兵第65連隊長，原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大佐。

誰也不知道服部和G2的維羅比少將是怎樣搭上關係的，反正這個服部機關是越來越大。陸軍有服部卓四郎大佐，杉田一次大佐（參謀本部美國課課長），原四郎中佐；海軍有中村勝平少將（航空本部總務部長），大前敏一大佐，大井篤元大佐。顧問是有末精三中將（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河邊虎四郎中將（參謀本部次長）。

他們在幹嘛？表面上是因為軍部的文件全部被燒，因此找來軍部的人憑記憶編寫戰史。確實也是在寫戰史，以後以服部卓四郎一人的名義出版，書名叫《大東亞戰爭全史》。這本書是很有爭議的一本書，因為是在美軍的監督下由舊軍參謀們編寫的，所以除了歌頌美軍之外就是替參謀們開脫。例如服部親自策劃的諾門坎事件居然不見提起。

但是維羅比少將的真正目的還不在於此。維羅比少將是一個狂熱的反共分子，他收羅這批人的真正目的是在於重新武裝日本，為反蘇戰爭作準備。

服部機關有點像秘密幫會，真正的內幕到現在還弄不清楚，也許是永遠的秘密。據說朝鮮戰爭中服部機關的成員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從已知成員的經歷來看，幾乎都有朝鮮半島或中國東北部駐防或作戰的經驗。

1950年12月，朝鮮戰爭爆發後，駐日美軍被編入聯合國軍赴朝參戰。作為重整日本軍備的第一步，麥克阿瑟向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了組建18萬人的警察預備隊的要求。

對這個要求，吉田茂沒有拒絕。但是吉田茂首相堅決拒絕了維羅比少將的建議。

維羅比少將的建議是，這個“警察預備隊”由服部卓四郎原日本陸軍大佐指揮，還提出了另外六個原日本陸軍高級軍官的名單。

本來吉田茂的思想和維羅比接近，但在阻止舊軍閥復活這點上和維羅比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持自由派思想的GHQ民政部長惠特尼准將和吉田茂素來不對，這時候和吉田茂結成了統一戰線，在麥克阿瑟面前拼命反對。

吉田茂在戰時受過軍部排擠，被特高警察和憲兵幾次逮捕，所以對以東條英機為代表的舊軍人深懷戒心。吉田茂推出的人物是原駐英武官的辰已榮一中將，就是那位被廣田派去說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說服了的那位。通過辰已榮一再集合了一批搞教育，兵站工作的舊軍官，作戰參謀佐級以上一個不要。

就是說現在的日本自衛隊，確實流着舊日本軍的血，但不是最壞的那部分血。倒是厚生省繼承了陸軍省和海軍省的一部分衣缽。第一復員省和第二復員省後來成為了厚生省的第一復員局和第二復員局。

現在的甲級戰犯靖國神社合祀問題，就是厚生省一手製造出來的。

第五類主要是指戰後被蘇聯扣留在西伯利亞的那些關東軍官兵，到現在還是一個謎。蘇聯為什麼要冒天下之大不韙違反波茨坦公告，扣留六十萬日軍官兵作苦役。戰犯是一回事，而波茨坦公告的第七條里是白紙黑字保證遣返日軍士兵的。

這是一個謎。有幾個說法，一個是老冰在前文提到過的斯大林對第一次大戰中日本的西伯利亞出兵的報復，這種說法看起來未免有點荒誕無稽，只能作為強調西伯利亞出兵這件事本身的荒唐。但是從後面可以看到，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

而在日本的“西伯利亞歸還者”中一直有另一個一個說法：這六十萬人是日本政府送給蘇聯作為戰爭賠償的，根據是關東軍投降時和蘇聯遠東軍司令華西里列夫斯基元帥接洽投降事宜的關東軍參謀長秦彥三郎中將到底簽了什麼樣的協議誰都不知道，而當時在場的關東軍參謀瀨島龍三也一直不肯回答這個問題。華西里列夫斯基元帥回憶錄里對戰俘的處理說得非常詳細，但對關東軍投降協議則一字未提，這就更加加深了人們的猜疑。

為什麼要賠償呢？戰爭期間最後的內閣首相鈴木貫一郎曾經很認真地和蘇聯進行過交涉，指望蘇聯出面調停。當時許給蘇聯人的好處，是不是就是這60萬關東軍呢？因為一敗塗地的日本再也拿不出東西出來了。

經常有人覺得奇怪，日本人從日俄戰爭開始幾十年裡一直就在和俄國人過不去，怎麼到現在反而想起請俄國人幫忙起來了。這其實沒有什麼奇怪的，首先是病急亂投醫，大難臨頭看誰都是觀音菩薩。其次就更加妙不可言，大正年間的日本人像杉山元們幾十年內老琢磨着要打俄國人，但莫名其妙的同時又對俄國人很有好感。像鈴木貫一郎首相就說得出讓誰聽了都要昏過去的胡言亂語：“斯大林的體格和西鄉隆盛很相像，都是大肚子，肯定都是重情義的好人，會幫日本忙的”！

人家重情義就非得幫你忙？你這幾十年都幹了些什麼？日本的思維方式可不這樣想，日語有一個字叫做“思い込み”，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認為是現實了。像現在的靖國神社問題也是這樣的思維邏輯：“我現在要和你親近了，你怎麼不和我親近呢？”

所以麥克阿瑟元帥有一句是日本人就知道的有名的話：“日本人只有12歲”。

一點不假。

到了現在，根據蘇聯解密的外交文件，人們一般傾向於是在斯大林和杜魯門總統之間曾經就蘇聯的受降區域問題發生過一場激烈的爭吵。斯大林要求將北海道劃歸蘇軍受降，理由是當年的西伯利亞出兵事件（這就是西伯利亞事件報復說的根據），在被杜魯門總統拒絕以後，作為泄憤或者交換，扣留了這六十萬人達十來年。

最後一類就是戰後自殺的，其實這自殺有兩類。一類是戰敗時自殺的，像陸軍大臣阿南唯幾，東部軍管區司令官田中靜壹等。這類自殺還有“謝罪”的意味，不管他是向天皇還是向其他什麼人。另一類自殺就是像東條英機，杉山元等人在宣布為甲級戰犯嫌疑人以後自殺，這種就純粹是“畏罪”的逃避行為了。特別是東條英機的自殺，就像一出活劇。早不自殺晚不自殺，在看見美軍憲兵走進院子敲門時才開槍自殺，使用的還是自己的科爾特22小口徑手槍。就是說他不想死，怕死。

絕大多數的軍人是屬於第四類的。當然這裡面也有各種各樣的人生，有像辻政信那樣還是對政治，對國事有着極大的興趣，甚至競選參議員的，也有像第八方面軍司令官今村均大將（陸大27期首席）那樣回鄉修一間“反省小屋”，終生在此屋反省戰爭罪行的。也有像瀨島龍三那樣投身商界，發揮參謀的才能，把一個原來小小的纖維商社，領導成一個榮據日本五大綜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業。

當然還有一些職業的軍人，離開戰場就無法生活的軍人。他們在戰後還是一直在尋找戰場，亞洲到處都可以看見他們。國共內戰的時候，雙方都有舊日本軍人參戰。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的時候，蘇加諾手下也有2000余名日本兵。

岡村寧次做過蔣介石的顧問是大家都知道的。還有一個叫做“白團”的舊日軍軍官援將組織，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從1949年末到1969年初，有一支名叫“白團”的援蔣日本舊軍人顧問團在台灣活動，總數達83人。領頭的是富田直亮少將（陸大39期，第23軍參謀長），他的中文名字叫“白鴻亮”，因此叫做“白團”，當時舊軍人是處於“公職追放”的時期，沒有行動自由的，更不能出國了，這些人全是坐運香蕉的台灣船隻偷渡去台灣的。

美國占領軍和日本政府其實也只是裝作不知道，處在當時冷戰時期，美國對於從東南亞到日本的防共包圍圈十分重視，不如說“白團”的出現正中美國的下懷。

1989年，最後一名甲級戰犯鈴木貞一在101歲的高齡死去，1955年被釋放後，鈴木貞一幾乎一直深居簡出，也沒有像其他的參謀們一樣著書立說，爭吵不休。只是在1979年2月26日在NHK的關於“2.26”事件的節目中露過一次面，日本媒體評論說鈴木的死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真的結束了嗎？傷痕還沒有完全平復。亞洲，特別是東亞的每一記脈動，都還能讓人感受到舊傷的痙攣。

有過一個國家，在30年內從一個默默無名的小國一躍躋身於列強大國行列；又過了三十年，這個列強大國變成了一片焦土。

可以說是一個傳奇，一個有趣的傳奇。

但是不幸的是，這個國家是我們的近鄰。他的興衰，給我們的先輩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我們不應該糾纏於歷史，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歷史。

現在，中華正以200年來從來沒有過的勢頭在崛起。

在和平崛起。

我們需要學習，向前人學習。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汲取他們的失敗教訓，也包括我們的敵人。

過去的敵人。

這就是老冰寫本篇東西的本意。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的後記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那是一場給幾乎環太平洋的所有國家的人民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的戰爭。為了類似的慘劇永遠不再發生，追查那場戰爭的責任者，弄清那場戰爭的真相，是所有受害國家的責任。
戰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舉行的東京審判，對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但是應該說那場審判是很不徹底的，首先就是戰爭責任不明。東京審判是在美國主導下進行的，由於美國對日本文化的不了解，致使被指名為甲級戰犯的戰爭罪犯都集中在日本軍隊的軍政系統，也就是陸軍省和海軍省內，而二元化系統的日本軍隊的另一系統——軍令系統，即大本營的參謀本部和軍令總部內部則根本沒有受到追究。
當時的日本的天皇，政治家，高級官僚，大眾傳媒，知識分子在戰爭問題上都有責任，但是日本軍部在謀劃，發動和進行那場戰爭中負有最大的責任，這是現在的共識。日本軍部的產生，由來和發展，以及構成日本軍部中最核心的那一群人，也就是陸軍大學校畢業的那些精英參謀的所作所為，是解明戰爭責任的關鍵。不說明這個問題，只是用泛泛的原則論來解釋，並不能對防止未來的戰爭有什麼幫助。
和光在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中人類就打了兩場世界大戰不同，最近的世界大戰離我們也有了六十年。但是這個世界還是個戰爭不斷的世界，我們現在在和平崛起，為了我們在這二百年中受盡苦難的民族，我們需要發展，我們需要在和平的環境中發展，這就是我們要研究歷史的原因。
研究歷史，並不是要單純地糾纏過去，煽動仇恨，而是要立足現在，放眼未來，為了將來不再是過去的重演，這就是筆者的原意。
這些文字，與其說是在敘述歷史，不如說是讀史筆記。筆者試圖從舊日本陸軍產生，發展，暴走和滅亡的過程中尋找這一切發生的原因。是那種脫離社會的精英教育，那種閉眼不看世界的對精神力量的崇拜，那種對歷史不屑一顧的島國意識，製造出了這麼一個無知，狂妄，殘暴而又不受控制的怪物。
這個怪物的歷史，值得所有國家去注意和研究。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後記（第二稿）

日本人喜歡把那些飛揚跋扈，欺上瞞下，自以為是而又昏招迭出的人稱為“大本營參謀”，去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讀賣新聞》發了一組專稿追查戰爭責任。不管追到哪兒，天皇也好，軍部也好，政客也好，字裡行間總要提起“大本營的參謀們”。
筆者和不少戰爭的倖存者談起過那場戰爭，就會咬牙切齒地罵“大本營參謀”。
筆者現在在看有關日本學生運動的資料，對陣的雙方，學生和校方互相攻擊的一個罪名就是“大本營參謀”，或者“日本陸軍參謀”。
在日本，就是極右派，也不敢公開說“大本營參謀”的好話。
這“大本營的參謀們”到底是一群怎樣的人？怎麼會有這麼一群人的出現？這群人又幹了些什麼？確實令人好奇。
仔細研究一下就會知道，那就是一批發動戰爭，指揮戰爭，最後又輸掉了他們發動和指揮的那場戰爭的所謂“皇軍的精英”們。
那是一場給幾乎環太平洋的所有國家的人民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的戰爭。為了類似的慘劇永遠不再發生，追查那場戰爭的責任者，弄清那場戰爭的真相，是所有受害國家的責任。
怎麼會有這麼一群怪物。說他們是怪物，是因為用常識無法理解他們的思維方式。
很有必要追查這種思維方式是怎樣產生的。
戰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舉行的東京審判，對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但是應該說那場審判是很令人失望的，因為它很不徹底，首先就是戰爭責任不明。東京審判是在美國主導下進行的，由於美國對日本文化的不了解，致使被指名為甲級戰犯的戰爭罪犯都集中在日本軍隊的軍政系統，也就是陸軍省和海軍省內，而二元化系統的日本軍隊的另一系統——軍令系統，即大本營的參謀本部和軍令總部內部則根本沒有受到追究。
就是說不少戰犯根本就沒有受到追究，哪怕是作為戰爭犯罪嫌疑犯。
就是說遠東軍事法庭無法追究這種思維方式產生的根源和帶來的災難。
當時的日本的天皇，政治家，高級官僚，大眾傳媒，主流知識界在戰爭問題上都有責任，但是日本軍部在謀劃，發動和進行那場戰爭中負有最大的責任，這是現在的共識。日本軍部的產生，由來和發展，以及構成日本軍部中最核心的那一群人，也就是陸軍大學校畢業的那些精英參謀的所作所為，是解明戰爭責任的關鍵。不說明這個問題，只是用泛泛的原則論來解釋，並不能對防止未來的戰爭有什麼幫助。
和光在上個世紀的頭四十年中人類就打了兩場世界大戰不同，最近的世界大戰離我們也有了六十幾年。但是這個世界還是個戰爭不斷的世界，我們現在在和平崛起，為了我們在這二百年中受盡苦難的民族，我們需要發展，我們需要在和平的環境中發展，這就是我們要研究歷史的原因。
研究歷史，並不是要單純地糾纏過去和煽動仇恨，那是根本於事無補的。而是要立足現在，放眼未來，為了將來不再是過去的重演，這就是筆者的原意。
這些文字，與其說是在敘述歷史，不如說是讀史筆記。筆者試圖從舊日本陸軍產生，發展，暴走和滅亡的過程中尋找這一切發生的原因。是那種脫離社會的精英教育，那種閉眼不看世界的對精神力量的崇拜，那種對歷史不屑一顧的島國意識，製造出了這麼一個無知，狂妄，殘暴而又不受控制的怪物。
這個怪物的歷史，值得所有國家去研究和警惕。因為沒有人能預言下一個怪物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出現或者不出現。
日本帝國滅亡的經過及其原因，遠不是這一本小冊子能夠概括的。在日本討論戰爭的書籍可以說是汗牛充棟，有一本書叫做《太平洋戰爭書籍目錄》，16開的上下兩冊，密密麻麻的小字幾千頁。相形之下，我們是不是做得太少了一些？我們應該走出泛泛的議論，不僅要認真大膽地總結我們在戰爭中的經驗和教訓，還要總結當年的敵人，日本帝國從中興到滅亡的經驗和教訓。我始終認為，學習也包括向敵人學習，雖然已經是過去的敵人。
這本書不是戰史，也沒有選取更多的戰例。有關單純戰略戰術上的討論已經有很多，沒有必要要我這個軍事盲來妄加評註。筆者選取的是另一個側面，一個很重要而又被我們疏忽了的一個側面：舊日本帝國陸軍在組織上的先天缺陷。舊日本陸軍是一個游離於國家目標之外，不受國家政治控制的單純武力集團，從一開始這種組織上的缺陷就決定了不管表面上這個武力集團是多麼強大，構成這個武力集團的成員是如何訓練有素也逃脫不了失敗的下場。古往而來的軍國主義沒有成功了的，近代世界的普魯士帝國和日本帝國的下場莫不如此。
但是這種註定失敗的武力集團卻註定要在武力的打擊下才會消失，也就註定了其要向外擴張，暴走的性質。如何遏制這種無目的的武力集團的擴張是個很大的課題，這就是我認為張學良將軍對於中華民族在那場戰爭中遭受到的災難要負很大的責任的原因，因為他在9.18事變前後太無作為了。而從這本書裡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張學良將軍當時奮起抵抗，即使他失敗了（而看完了以後，大家會同意我的結論，就是這種可能性很小），昭和軍閥們也必須隨之修正他們的策略。不能夠說昭和軍閥們就會打消其侵略中國的野心，但是起碼可以為中國民族爭取幾年寶貴的時間，讓我們對戰爭有所準備，不至於後來在抗戰初期像野草一樣任人宰割。
在中日兩國兩千多年的交往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中華文明是領先於大和文明的。但是從近代以後，由於種種原因，應該承認我們在不少方面落後了。
落後不會永遠，只要你在往前趕。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以歷史上沒有看到過的速度在往前趕，中日的距離在拉近。這很好解釋，因為我們可以吸取別人的經驗。
在吸取經驗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吸取別人的教訓，這樣可以少走彎路，讓前進的步伐更快一些。中日兩國都有儒教文明的傳統，相像的地方不少。所以筆者認為研究日本，尤其是研究近現代日本，對於我們自己會很有益處。
筆者不是專業研究歷史的，這兒只是一點讀史札記和心得。有錯謬之處，歡迎讀者朋友批評指出。沒有大家的批評意見，就不會有讓大家滿意的作品。
同時希望這本書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請真正的專家們來解說那一段已經過去了，但又被多次修改過的歷史。

俞天任
2006．9．12於日本神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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